首次提出黨內生活政治化科學化的重要文獻

——重讀毛澤東的《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

沈傳亮

《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第一次提出了“黨內生活政治化科學化”的著名論斷。在全面從嚴治黨的大形勢下，重溫毛澤東的這一經典著作，對于我們系統了解從嚴治黨的歷史、深化全面從嚴治黨認識都有重要意義。

《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是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古田會議）寫的決議的第一部分。寫作時間是1929年12月，收錄在《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當時，毛澤東撰寫古田會議決議，有著比較復雜的革命背景。雖然這篇文獻著眼于糾正軍隊內黨存在的錯誤思想，實際上也是在糾正黨內生活中存在的各種錯誤。毛澤東在文章里提出“教育黨員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這在黨的文獻中是第一次。

寫作緣起

文章開門見山地指出：“紅軍第四軍的共產黨內存在著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這對于執行黨的正確路線，妨礙極大。若不徹底糾正，則中國偉大革命斗爭給予紅軍第四軍的任務，是必然擔負不起來的�！憋@然，這是寫作這篇文章的主要背景。

實際上還有更為廣泛的背景和深層次原因。從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后，毛澤東對紅軍中黨組織的建設進行了艱辛探索和深入思考。毛澤東領導了三灣改編，朱德、陳毅在南昌起義后也對部隊進行了整編，黨和部隊的紀律性、團結性、戰斗力等方面都有明顯進步。但黨內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未得到徹底肅清，反而隨著形勢和環境的變化更加突出，甚至在一些重大原則問題上存有嚴重分歧。爭論焦點是紅四軍黨內要不要設立軍委，表面看是組織機構設置，實質上涉及黨和軍隊的關系問題。這與軍隊內和黨內思想不純、組織紀律性不夠有較大關系。1929年6月14日，毛澤東寫了長篇文章就此開展探討，提出：“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這是紅四軍黨的主要問題�！彼�指出，紅四軍黨內顯然有一種建立于農民、游民、小資產階級之上的不正確的思想，這種思想是不利于黨的團結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離開無產階級革命立場的危險。我們必須去克服這種思想�？上�毛澤東的這些正確觀點并未得到多數同志認同。6月22日，在紅四軍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前委書記一職落選。9月下旬，前委在上杭城召開了紅四軍黨的八大，繼續就建軍原則問題進行討論。但由于實行所謂“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權制”，爭論三天依然毫無結果。

在紅四軍黨的七大上當選為前委書記的陳毅到上海匯報工作時，把紅四軍的情況向中央做了實事求是的說明。這一情況得到中央重視，周恩來、李立三、陳毅三人共同研究這一問題。在反復研究討論取得一致意見基礎上，1929年9月28日周恩來簽發了《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簡稱《九月來信》），充分肯定了紅四軍的斗爭經驗并指出：“集權制問題。黨的一切權力集中于前委指導機關，這是正確的，絕不能動搖。不能機械地引用‘家長制’這個名詞來削弱指導機關的權力，來作極端民主化的掩護�！�11月26日，毛澤東回到前委的領導崗位。隨后，毛澤東開始著力解決軍隊內黨存在的錯誤思想。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寫作這篇大文章，實際是要對紅軍建立以來軍內和黨內存在的錯誤思想進行系統梳理并謀求統籌解決。

寫作思路

毛澤東寫的這篇文章，特別講究謀篇布局，圍繞問題層層展開，主要針對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盲動主義等八種錯誤思想進行了簡要而深入的分析。

文章首先對這些錯誤思想的來源進行了總體判斷，認為紅四軍黨內種種不正確思想的來源，自然是由于黨的組織基礎的最大部分是由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分所構成的，但是黨的領導機關對于這些不正確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堅決的斗爭，缺乏對黨員作正確路線的教育，也是使這些不正確思想存在和發展的重要原因。這實際上明確了紅四軍黨內錯誤思想的階級基礎以及領導弱化的原因。展開論述時，毛澤東就每個錯誤觀點進行了單獨分析，既指出錯誤觀點的表現，又分析錯誤觀點的來源，更有解決和糾正的方法，邏輯清晰，方法得當。

例如，對極端民主化的分析，毛澤東首先對極端民主化的現象進行了分析，接著提出了糾正極端民主化的方法。一是從理論上鏟除極端民主化的根苗。毛澤東認為，首先要指出極端民主化的危險，在于損傷以致完全破壞黨的組織，削弱以致完全毀滅黨的戰斗力。其次要指出極端民主化的來源，在于小資產階級的自由散漫性，這種散漫性帶到黨內，就成了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極端民主化思想。二是在組織上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毛澤東的思路是：黨的領導機關要有正確的指導路線，遇事要拿出辦法，以建立領導中樞。上級機關要明了下級機關和群眾生活的情況，成為正確指導的基礎。黨的各級機關解決問題，不要太隨便。一旦形成決議，就須堅決執行。上級機關的決議，凡屬重要一點的，必須迅速地傳達到下級機關和黨員群眾中去。這種分析，不僅有可操作性還具有很強的思想性，對今天我們嚴肅黨內生活、加強組織紀律性都很有啟發。

另如，對非組織觀點的分析，毛澤東分析了非組織觀點的兩種現象，一是少數不服從多數，二是非組織的批評。對第一種現象，糾正的方法是：開會時要使到會的人盡量發表意見，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調和敷衍；黨的紀律之一就是少數服從多數，少數人意見被否決后，必須擁護多數人所通過的決議。除非必要時下一次會議再討論，不得在行動上有任何反對的表示。第二種現象，毛澤東認為要讓黨員明白批評的目的是增強黨的戰斗力。針對許多黨員不在黨內批評而在黨外去批評，毛澤東認為，對黨委或同志有所批評應在黨的會議上提出。這一分析同樣體現在他對主觀主義的分析上，毛澤東認為批評不能僅僅注意小的方面，要明白批評的主要任務是指出政治上和組織上的錯誤，批評要防止主觀武斷和庸俗化。說話要講證據，批評要注意政治。

再如，對于個人主義的分析，毛澤東首先對個人主義的表現，從報復主義、小團體主義、雇傭思想、享樂主義、消極怠工、離隊思想等六個方面進行了介紹，批評了有人只注重小團體的利益，不注意集體的利益，表面上不是為個人，實際上包含了狹隘的個人主義。糾正的方法，毛澤東認為主要是加強教育，從思想上糾正。

主要特點

關于糾正黨內各種錯誤的方法，毛澤東特別注重思想和制度緊密結合。無論是在分析個人主義、盲動主義，還是在分析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時，他都強調要加強黨員教育、著重從思想上肅清錯誤。在分析如何糾正主觀主義時，毛澤東在黨內第一次提出了“黨內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的重要論斷，并提出要教育黨員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勢的分析。同時，毛澤東還特別強調從制度上糾正錯誤，如他提出要從古田會議舊址

制度上和政策上糾正盲動行為；要編制紅軍法規，明白地規定紅軍的任務，軍事工作系統和政治工作系統的關系，紅軍和人民群眾的關系等。

此外，這篇重要文獻不僅從方法論角度告訴我們如何分析和解決問題，還有一些重要思想值得思考和堅持。比如，毛澤東指出，紅軍絕不是單純地打仗，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等重要任務。這實際上明確指出了紅軍的任務，影響了以后的革命實踐。再如，毛澤東特別強調批評時不要攻擊個人、盯住小的方面，要著眼從政治上和組織上批評。這對當下我們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都有很強的指導性。

（來源：《學習時報》2016年1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