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學哲學真正用哲學

——從毛主席的五篇文章談學哲學

陳元

毛澤東哲學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產物，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學習和運用毛澤東哲學思想，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具有重大意義。

陳云同志非常注重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延安時期毛澤東同志曾三次與他談學哲學的問題。他不僅自己一生沒有停止過學哲學，而且特別關心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學哲學，并多次就如何學哲學進行指導。陳云同志說過，讀《毛澤東選集》，先從五篇富有哲學思想的文章看起。因為這五篇文章主要是分析中國革命戰爭中的問題和教訓，在理論分析上更加鞭辟入里。他認為，學習毛澤東哲學思想是理論基本功，是一個打理論基礎的問題。他說的毛澤東同志的五篇文章，是指《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戰爭和戰略問題》，均寫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它們充滿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哲學思想，充分說明毛澤東同志是一位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大家，毛澤東哲學思想是永遠值得學習和運用的。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的哲學思想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1936年毛澤東同志為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經驗寫的，在毛澤東同志的著作中處于重要地位，是幫助人們讀懂毛澤東哲學思想的一把“金鑰匙”。

為何把這篇講革命戰爭的軍事著作當成哲學著作？這要結合文章的內容來回答。毛澤東同志從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高度，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經驗，批判“左”傾教條主義者在軍事上的錯誤，揭示了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和規律；結合中國革命戰爭的經驗教訓，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論述主觀和客觀、一般規律和特殊規律、戰爭的攻守和進退等辯證關系，提出了關于戰爭和戰略戰術方面的許多精辟見解。同時，他強調既要研究一般的戰爭規律，也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戰爭規律，更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國革命戰爭規律，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懂得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顯然，這篇文章論述的雖是軍事科學，但包含豐富的哲學思想，具有認識論和方法論意義，是一篇由軍事科學而深入到哲學領域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

毛澤東同志為什么撰寫這篇文章？這要從當時的歷史背景談起。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斗爭失利，中央紅軍被迫放棄根據地開始長征。紅軍為什么會打敗仗？今后怎么能夠不打或少打敗仗？未來何去何從？這是當時全黨全軍上下都在思考和關心的問題，是關系黨和紅軍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迫切需要作出回答。毛澤東同志對中國革命戰爭問題的思考，應該說從領導秋收起義和井岡山斗爭時就開始了，但當時不可能思考得那么全面深入。后來，黨內發生第三次“左”傾錯誤路線，毛澤東同志被排擠出黨和紅軍領導核心層，這反而讓他有比較充裕的時間系統考慮中國革命戰爭這個大問題。長征出發后，毛澤東同志邊走邊思考紅軍失敗的原因。博古、李德等人沒有中國革命戰爭經驗，以為學了些軍事上的理論名詞和抽象原理，有共產國際的支持，就能領導紅軍進行中國革命戰爭，結果用錯誤的軍事指導思想指揮作戰。這是導致紅軍作戰失敗的根本原因。

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毛澤東同志一直在思考如何解決全黨全軍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對黨的思想政治路線及軍事指導思想的認識問題。1935年他寫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解決了黨在政治路線上的問題。第二年他寫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目的是從理論上政治上解決對中國革命戰爭戰略的認識問題。經過長征，紅軍戰斗減員和病傷損失慘重，部隊的力量很弱，中國革命面臨嚴重的危險。正確解決對中國革命戰爭戰略的認識問題，是關系黨和紅軍存亡的頭等大事。要扭轉困難局面，在全黨全軍進一步統一思想，樹立革命必勝信心，必須從思想上理論上包括軍事理論上說服大家，使人們真正認識到博古、李德的軍事指導思想是錯誤的。然而，當時黨和紅軍的領導骨干絕大部分是知識分子，且大都留學過德國、法國、蘇聯，有人覺得自己很有理論造詣，能講出一大篇道理，要說服他們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要說服這些“理論家”，就必須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認識論、方法論高度講清和回答一些基本問題，特別是關于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軍事斗爭的核心問題是軍事戰略問題，只講軍事戰術問題說服不了人。而戰略思維問題，其實是哲學思維問題。從戰略上看問題，就是從世界觀和方法論上看問題。要講清楚軍事戰略問題，必須有足夠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分析能力和概括能力。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系統分析中國革命戰爭實踐、總結形成一套新的理論認識，是一項艱巨而重大的任務，只能由毛澤東同志來完成。毛澤東同志寫這篇文章花了相當大的精力，可以說是殫精竭慮。文章對此前10年的革命戰爭經驗進行了全面總結，系統論述了有關中國革命戰爭戰略方面的諸多問題，最精彩的是哲學分析、哲學論證。這篇文章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唯物辯證法分析具體實際問題而得出科學認識和結論的經典之作，也是體現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經典之作。

《實踐論》《矛盾論》中的哲學思想

回答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不是就解決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問題？應該說，這只是解決了黨和紅軍面臨的一個最緊迫的現實問題，而黨的思想路線問題還沒有從理論上加以解決。思想路線問題必然涉及世界觀和方法論問題，因為世界觀和方法論是思想路線的根本基礎。當時，中國革命面臨一系列新的問題，對這些新的問題應該怎樣認識、分析，進而得出正確的結論，全黨全軍還缺乏一個共同的正確認識方法和思想基礎。毛澤東同志說：“馬克思主義有幾門學問……但基礎的東西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這個東西沒有學通，我們就沒有共同的語言，沒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許多皮，還扯不清楚。有了辯證唯物論的思想，就省得許多事，也少犯許多錯誤。”也就是說，應該如何立足中國的具體實際，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來觀察與處理中國革命中的各種問題；應該掌握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哪些基本觀點與方法，這兩個根本問題在黨內還沒有解決。這兩個問題不解決，全黨同志就不可能確立正確的認識論和方法論，黨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也不可能建立在正確的思想基礎之上。基于這一考慮，毛澤東同志著手撰寫《實踐論》《矛盾論》兩篇哲學理論文章。

1937年，毛澤東同志寫出了《實踐論》《矛盾論》。這兩篇文章的誕生，標志著毛澤東哲學思想即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基本形成。毛澤東同志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觀點和方法，對中國革命戰爭的經驗教訓作了深刻總結和哲學概括，揭露了黨內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錯誤產生的思想根源，從根本上確立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這兩篇文章運用通俗易懂的語言，深入淺出、全面系統地闡釋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辯證法以及認識論方法論的基本原理，并對中國革命中應該怎樣運用其去分析和處理問題作了一系列創新性論述。這兩篇文章雖然也以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歷史及其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為論述素材，但論述問題的重點與《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不同。《實踐論》《矛盾論》是通過對中國革命整體實踐的研究，重點闡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理論，回答什么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的基本原理、基本規律，什么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方法論。

《論持久戰》中的哲學思想

抗日戰爭爆發后，首要的仍是軍事斗爭問題。日本侵略者打進來了，中國未來將是一個什么局面？中國會不會速亡、能不能速勝？戰爭的結局將會如何？應該如何應對？在《論持久戰》寫成之前，毛澤東同志對抗戰形勢及其走向、前途等問題在小范圍的中央會議上講過兩三次。陳云同志感覺講得很有道理，建議在大范圍給更多干部講一下。毛澤東同志采納了這個建議。《論持久戰》一文就是根據毛澤東同志1938年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的講演記錄整理而成的。這篇講話對抗日戰爭面臨的形勢和問題進行了全面分析，對抗日戰爭的特點、進程和結果作了預測，分析問題的方法論與前三篇文章一樣，仍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唯物辯證思想方法。毛澤東同志為寫作這篇文章夜以繼日、廢寢忘食，飲食起居都顛倒了，飯菜熱了又涼、涼了再熱。由于勞累過度，文章一寫完他就暈倒了。

《論持久戰》是毛澤東同志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方法論，精辟分析中國緊迫現實問題的又一經典之作。他批判了當時在認識抗日戰爭前途問題上的唯心論和機械論，指出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不可能使中國滅亡，中國人民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取得反侵略戰爭的勝利，抗日戰爭將會經歷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大階段，并對每個階段的特點、中國人民的勝利結局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形勢及走向作出了具體而透徹的分析與判斷。毛澤東同志創造性地提出“兵民乃勝利之本”、廣泛發動和依靠人民群眾、積極開展人民戰爭的思想，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指明正確道路，極大地鼓舞和堅定了中國人民奪取抗戰勝利的信心和決心，對于取得全國抗戰勝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戰略指導作用。

《論持久戰》一發表，不僅在我們黨內，而且在全國各個政黨和廣大民眾中，如同撥云見日，使人們豁然開朗。當時，國內各界都非常關心抗日戰爭的形勢問題，但對形勢的認識莫衷一是，各種奇談怪論都有。毛澤東同志在文章中對此給予了澄清和回答。因此，文章的發表震動全國，在世界上也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一些影視劇中說蔣介石對《論持久戰》不以為然，這是不對的。事實上，蔣介石看完《論持久戰》后十分佩服，覺得分析得非常好。他曾對周恩來說毛澤東的辯證法用得好。這實際上是承認共產黨的理論分析和政治判斷能力超出國民黨很多，國民黨內沒有人能達到這個高度。

抗日戰爭的過程和結果同毛澤東同志在《論持久戰》中的分析與預測基本一致。《論持久戰》提出的思想、觀點及其蘊含的方法論，不僅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戰爭和戰略問題》中的哲學思想

《戰爭和戰略問題》是1938年毛澤東同志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所作結論的一部分。他先是講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獨立自主問題，批評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路線，接著又講了革命戰爭和戰略問題。王明回國后主持中央長江局工作，他以為蔣介石真的愿意與我黨共同抗日，到武漢不久就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錯誤思想。所謂“一切經過”“一切服從”就是一切聽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反對和否定我們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必須堅持的獨立自主原則。毛澤東同志批評王明的錯誤思想和路線后，接著講戰爭和戰略問題，就是給他再上一課。這既是給王明講道理，更是為了進一步統一全黨思想，包括說服那些對革命戰爭和戰略問題認識不清的人，對他們進行一次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認識論、方法論教育。所以說，這篇文章也是高度哲學化的。

為了批評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毛澤東同志重新回顧了10年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教訓及其應該采取的正確戰略，講得有理有據。王明自認為是大理論家，如果不從哲學認識論、方法論的高度把道理講清楚，他是不會服氣的。毛澤東同志通過擺事實、講道理，既批評了王明的錯誤及其實質所在，又澄清了其錯誤帶來的思想分歧和混亂，有利于進一步統一全黨全軍的思想。

學習毛澤東哲學思想關鍵在運用

這五篇文章雖然針對的問題和重點闡述的內容各不相同，但它們有一個共同特點：分析和解決中國革命中出現的問題。因此，這五篇文章比其他文章更深刻、更全面地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更徹底、更有說服力地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學習的目的全在于運用。這五篇文章分析問題的立場、觀點、方法具有普遍指導意義，我們要真心學好、真正用好。

日常工作中要處理好三個關系。一是全局與局部的關系。學習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要學會從實際看問題、從全局看問題，懂得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善于從全局看局部、從大局看小局、從長期看短期。想問題、辦事情，都要考慮什么是全局、什么是局部，自覺把工作放到全局中去考慮。只有這樣，才能把工作做好。二是形勢與任務的關系。古人云，“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審勢就是分析形勢。形勢決定任務，形勢講不清，就很難說清任務。講清形勢和任務，工作就好開展了。三是學習經濟思想與學習哲學思想的關系。從事經濟金融工作，要取得成績，多讀經濟專業書籍是必要的；但要做得更好，還必須學習哲學，掌握哲學思想。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是管總的，如果能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問題，找到工作中的關鍵和問題所在，并把它們解決好，就會取得很大進步。

觀察分析問題要有前瞻性和全局性。無論在戰場上還是市場上，都是要問成敗的。只有以正確的哲學思想為指導，觀察分析問題才會有前瞻性和全局性，才有可能成功。如果沒有哲學的認識和考慮，對問題的分析理解程度不深，就很難取得成功。時下人們熱心學習經濟思想，但學習經濟思想代替不了對哲學思想的學習。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經濟工作，只懂得經濟思想是不夠的。不僅要掌握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思想，而且要掌握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尤其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思想和哲學思想。只有這樣，看問題才能高一籌、深一層。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的源頭，就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當然，西方的經濟學、哲學，中國古代的經濟學、哲學，都可以而且應該加以借鑒，但不能照搬照抄。

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要突出重點。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需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各種重要典籍以及參考讀物，更需要結合實際，有針對性、有重點地學。其中，毛澤東同志的這五篇文章是最需要讀的。真正把它們讀懂讀通，就會受用終身。

（作者為全國政協副主席）

（來源：《人民日報》2016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