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輿論、國際政治與毛澤東人民內部矛盾理論
國際輿論、國際政治與毛澤東人民內部矛盾理論
周 兵
人民內部矛盾理論是毛澤東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重要理論探索。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作題為《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系統闡述了這一理論。在此基礎上,毛澤東修改完成《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一著作(以下簡稱《正處》)。對于人民內部矛盾理論,學術界長期偏向于從中國國內政治的角度對其進行分析,極少觸及其國際輿論反響,也缺乏從國際政治角度對其進行審視。筆者經過多年的文獻積累,現結合《紐約時報》等英文報刊和新華社編印的《參考資料》、《內部參考》等史料,詳細梳理人民內部矛盾理論的國際傳播過程,并在分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對它的評論的基礎上,結合國際政治對其進行分析。
一、國際輿論對人民內部矛盾理論的關注和報道
以《正處》公開發表為界,國際輿論對人民內部矛盾理論的關注和報道可以分為前后兩個階段。
(一)公開發表前國際輿論對人民內部矛盾理論感到神秘和好奇
為了系統闡述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毛澤東于1957年2月27日下午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作題為《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的講話。[1]80在此以前,毛澤東在1956年底指導寫作《人民日報》社論——《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時,就已經明確提出了人民內部矛盾這一概念。該社論雖然引起了很大的國際反響,但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大多數國際輿論都將報道的焦點集中在“波匈事件”和“蘇南論爭”上,很少有國家關注到這篇社論所提及的人民內部矛盾。
毛澤東本人對“講話”非常重視,但是以《人民日報》為代表的官方媒體并沒有積極響應。最高國務會議之后,《人民日報》并沒有進行深入報道,只是在3月3日刊發了一篇僅224字的簡訊和一張毛澤東在大會上的照片。
雖然官方媒體對“講話”的宣傳不多,但是它卻引起了國際輿論的密切關注和強烈興趣。“講話”當天下午,德意志通訊社總社就獲悉報告消息,要求該社駐布拉格記者向新華社記者詢問報告是否已經發表。[2]103月4日,捷克斯洛伐克《紅色權利報》國際部主任梅思納對新華社記者說:“我們對這個報告非常感興趣,已經電告我們駐北京的記者,要他問問中國方面是否可以取得報告原文”。[2]10與此同時,資本主義國家的記者和通訊社也對“講話”非常關注。3月4日,路透社駐京記者漆德衛寫道:“今晨在這里獲悉,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上星期三在最高國務會議的一次會議上以‘人民內部的矛盾’為題作了一次重要的講話……除了毛先生講話的題目以外,這里并沒有發表其他東西”。[3]23-24此后,漆德衛進行了追蹤報道。而法新社、美聯社和《泰晤士報》也發表了關于“講話”的訊息。
由于當時我國官方媒體沒有及時對“講話”進行報道,因此毛澤東的“講話”被國際輿論視為繼赫魯曉夫之后的又一“秘密報告”。英國《外事報道》在4月11日說:“環繞著這篇演說的神秘氣氛引起了一個問題,就是這是不是中國國內相當于赫魯曉夫那篇轟動一時的報告的那種東西”。[4]3《紐約時報》在5月底還寫道:“雖然這篇演說已經在中國以外的各國共產黨之間引起反響,但是這里研究過關于這篇演說的報道的人強調說,這是一篇秘密演說”。[5]3,[6]10荷蘭電臺在毛澤東報告公開發表以后還提出:“這篇演說遲遲不公布使人聯想起了赫魯曉夫的著名演說,那篇演講詞也在冷藏庫里儲存了相當長的時間以后才加以公布”。[7]22
由于外國記者無從知曉“講話”的內容,因而引起了輿論對“講話”的錯誤解釋。比如,有國際輿論在3月份認為,“講話”“可能意味著要中止政府在過去十二個月以來顯然進行著的某種程度的自由主義化趨勢,而恢復到四、五年以前進行幾項運動時以及1955年攻擊作家胡風及其他一些知識分子時的那種使國內處于緊張狀態和嚴格控制的局面”。[4]3這個觀點與毛澤東的“講話”精神顯然背道而馳。
雖然大多數國外媒體只能通過《人民日報》等公開渠道來了解“講話”,但有個別媒體通過秘密渠道打探到了更為詳細的消息。在此值得特別提一下的是《紐約時報》。
《紐約時報》駐華沙記者格魯遜通過私人關系從波蘭共產黨官員那里拿到了“講話”摘要。[8]34據此,格魯遜連續發出了多篇有關“講話”的報道。1957年5月1日,格魯遜發表了有關“講話”的第一篇報道,題為《紅色中國的主義影響了波蘭人——毛澤東關于黨利用說服辦法的意見受到華沙領袖的歡迎》。[9]3[10]4格魯遜的報道很快引起了外界的注意。臺北“中央社”駐美國記者在5月18日指出:“美國報紙本星期經常報道有關毛澤東對共產主義思想理論所作修改的消息。這些消息的主要來源是華沙”。[11]9格魯遜系列報道中影響最大的是6月13日的電訊。[12]1-2這則電訊公布了從波蘭內部獲得的“講話”要點,在全世界范圍內引起了很大轟動。路透社、合眾社等通訊社都對這則電訊進行了報道,新華社編印的《參考資料》也發表專電,刊載了這則電訊。
(二)公開發表后對人民內部矛盾理論的報道熱潮
對于《正處》這一著作而言,一個特別值得紀念的時間是1957年6月19日。這一天,《人民日報》對其進行了全文刊載,這也是國際輿論了解《正處》的主要渠道,現在學界一般也將這一刊載視為《正處》公開發表的標志。
事實上,《正處》在此以前就已經公開面世。6月18日北京電臺對其進行了全文廣播。廣播當天,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和合眾社等各大通訊社就轉播了這一消息。[13]2其中,合眾社寫道:“毛澤東在2月27日舉行的一個秘密會議上概述的這個共產黨新理論,今天由北平電臺廣播了”。[14]10
根據《參考資料》和《內部參考》等新華社編印資料的統計,世界上主要的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都對《正處》進行了報道。就社會主義國家而言,報道《正處》最為積極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波蘭。波蘭除統一工人黨機關刊物《人民論壇報》外,其他很多媒體也全文轉載了《正處》,并發表了評論文章。蘇聯報刊雖然全文刊載了《正處》,但是并沒有公開發表評論文章。而從資本主義陣營來看,美、英、法等國在6月18日就根據北京電臺進行了報道,大部分國家在6月19日、20日也刊發了一些評論文章。比較而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媒體對《正處》的關注度和敏感度,大大強于主要的社會主義國家。
毛澤東為什么要公開發表《正處》?有研究者認為正是因為《紐約時報》的搶先報道,所以毛澤東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將其公開發表。[15]414從毛澤東對《正處》的修改過程可以得知,這一觀點基本上是臆測。現在學界一般認為,毛澤東修改發表“講話”是為了指導國內的整風反右運動。事實上結合國際輿論對“講話”的關注情況來看,《正處》的公開發表也是為了順應國際社會的要求。比如,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副委員長金昌滿5月9日曾向中國大使館參贊表示朝鮮方面很關心報告內容,詢問毛澤東的報告是否有正式文件。[16]19同一時期,新華社布拉格分社新華社幾乎每天都要接到詢問這一報告有沒有發表的電話。[4]11蘇聯報刊的編輯也不只一次地問新華社記者,毛澤東的講話會不會發表。[17]31印度共產黨黨內也有人說:“如果能看到毛主席的報告,一定會有很大的興趣,目前,中國全國正在討論這個報告,討論后也許會發表這個報告,這在印共同志來說是不太習慣的”。[18]37
二、國際輿論對人民內部矛盾理論的評價與分析
(一)社會主義國家對人民內部矛盾理論的不同態度
由于當時社會主義陣營政治傾向有所不同,各社會主義國家對待《正處》的態度出現了分化,其中較為明顯的是蘇聯和波蘭這兩個國家。
1.波蘭等國對人民內部矛盾理論的積極響應
社會主義陣營中對人民內部矛盾理論反映最熱烈的國家是波蘭。5月底,波蘭記協和《青年旗幟報》編輯部聯合主辦了關于中國的“百花齊放”政策的討論會。[19]16會議主持人認為:“百花齊放”政策在理論上的巨大意義遠遠超出中國的國界,雖然不能盲目搬用,但根本否認對波蘭的意義也是錯誤的。[20]2中國公開發表《正處》以后,華沙四種主要日報全文刊載了《正處》,《青年旗幟報》還轉載了各國報刊對《正處》的好評。波蘭各大報紙發表了評論文章。其中,《人民論壇報》寫道:“我們以很大興趣研究毛澤東同志報告。這是二十次大會后,第一個在如此廣泛的范圍內試圖在最近幾年的經驗中來發展社會主義理論。這首先是,從中國的經驗中得出的這個事實并不減少其意義”。[21]20在波蘭媒體的宣傳下,波蘭稍微關心政治的人都知道《正處》。波蘭領導人不僅基本上同意和支持《正處》的論點,而且認為這些論點基本上適合波蘭情況,并可在波蘭加以運用。
此外,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兩國也高度評價《正處》,認為人民內部矛盾理論對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有意義。匈牙利《人民自由報》又將人民內部矛盾理論視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并認為:“在解決我們目前的實際任務中,毛澤東同志在其講話中關于兩種不同類型的矛盾,肅反斗爭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非對抗性矛盾的指導,有其特別的作用”。[22]21南共機關刊物《共產主義者》指出:“雖然毛澤東的報告主要根據的是對中國社會的分析并且針對的是中國共產黨人,但是由于它的重大意義和它所提出的問題,它已經超越出中國的范圍,因為,每個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都必然要遇到若干這類問題”。[23]8
當然,波蘭等國家在贊成人民內部矛盾理論的同時,也提出了一些疑問。比如,關于如何準確無誤地劃分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24]36
2.蘇聯官方和民間對人民內部矛盾理論態度迥異
與波蘭等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蘇聯官方在傳播人民內部矛盾理論時并不積極。最能反映蘇聯官方對人民內部矛盾理論觀點的是赫魯曉夫的表態。1957年5月底,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記者在采訪赫魯曉夫時,追問蘇聯是否存在人民內部矛盾。赫魯曉夫回答說:“我們認為,我們沒有這種性質的矛盾”。[25]3同樣,正因為蘇聯官方態度冷淡,官方媒體報道不足,因此,當時蘇聯大部分干部、群眾對中國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等政策不太了解,完全不知道的也大有人在,了解人民內部矛盾理論的人就更少了。[17]31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出于政治跟隨的考慮,其官方態度與蘇聯較為接近。
蘇聯官方對人民內部矛盾理論態度冷淡,存在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從思想理論上來看,蘇聯共產黨認為人民內部矛盾理論在蘇聯已經過時。二是蘇聯的冷淡態度也有國際政治的考量。人民內部矛盾理論不僅降低了蘇聯的理論影響力,而且成為東歐國家批評蘇聯的理論工具。英國《新聞紀事報》寫道:“毛澤東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已經成為攻擊盲目屈從莫斯科的利器”。[26]28
雖然蘇聯官方對人民內部矛盾理論態度冷淡,但是蘇聯民間對其反應卻很不一樣。《正處》發表后,蘇聯一些學者對毛澤東報告表達“來自心坎的支持”。[27]17一些知識分子用人民內部矛盾理論來分析蘇聯社會中的矛盾。同時莫斯科等城市的大學馬列主義講師普遍自發地把《正處》列為試題之一。
(二)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局勢的不同判斷
1.講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反映了中國的困難還是自信?
毛澤東為什么要講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對此,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媒體認為,這是因為中國局勢尤其是經濟形勢發生了困難。這一觀點在英國尤為盛行。3月5日,英國《泰晤士報》的電訊寫道:“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表官方的演辭。但是大家知道,已經發生了困難,特別是在共產黨和非黨人士的關系、工業和農業方面”。[28]6著名的毛澤東研究者史華茲當時在解讀《正處》時提出:“毛先生的講話和他的官方報紙和電臺發表的材料透露,現在中共同時面臨著政治和經濟的不滿。經濟的不滿大概是比較重要的因素,并且反過來加劇了政治的不滿”。[29]3,[30]4當然,也有輿論認為毛澤東提出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表明中國的力量和信心在不斷增長。美國國際新聞社在4月底指出:“共產黨人自己所發表的關于中國內部有困難的消息,可能表明共產黨人的力量和信心正在不斷增長,而不是相反的意思”。[31]2
《正處》講話以前,中國社會的確發生了一些困難,也發生了一些群體性事件。但是資本主義國家媒體將這些因素夸大,宣傳中國發生了嚴重的困難尤其是嚴重的經濟困難,這既與事實不符,也不乏反華的用意。
2.中國是否出現了“自由化”的萌芽?
毛澤東在作出“講話”以后,一些西方媒體根據人民內部矛盾理論認為中國將出現自由化。路透社記者漆德衛寫道:“這里的觀察家們認為,這次運動一點也不會限制在過去一年中明顯存在的實現某種程度的自由化和使內部緊張狀態得到某種程度的緩和的趨向”。[32]1巴黎《人民報》在6月14日則直接指出:“共產黨中國在自由主義化。這種演變已經經歷了一年多的時間”。[33]22
《正處》發表以后,西方媒體的態度出現了分化。一部分媒體繼續堅持認為中國將自由化,并提出西方國家應該幫助中國自由化。《約克郡郵報》寫道:“西方的政策應當是用各種方法鼓勵目前已經在中國出現的比較自由的趨勢”。[34]4也有一部分西方媒體則持相反的觀點。英國《時與潮》雜志指出:毛澤東的人民內部矛盾理論只是為了要消除那些在整個共產主義世界中表現出來的內部不和的緊張氣氛,不能據此認為毛澤東支持中國的自由化。[35]3
西方媒體在這里所講的“自由化”指的是民眾可以自由地批評政府。事實上,無論是當時的西方媒體,還是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對“雙百”方針和人民內部矛盾理論都存在一定誤解。毛澤東提出“雙百”方針和人民內部矛盾理論的一個重要考慮就是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來進行經濟建設。
3.從人民內部矛盾理論如何分析中蘇關系?
毛澤東的人民內部矛盾理論與蘇共的有關理論主張確實存在分歧,這也為資本國家的媒體所捕捉到。美國《時代》周刊認為:“毛澤東否認了蘇聯政治理論的兩個基本方面:一是共產黨的國家仍然存在階級斗爭,直到社會主義完全建成;二是在一個共產黨國家里,人民和他們的統治者之間不可能有真正的矛盾,因為黨自動地體現了群眾的意愿”。[36]33,[37]9合眾社認為,毛澤東的講話“對俄國所運用的馬克思主義學說,作了重要的和基本的修改”。[38]9個別媒體根據這一理論分歧,認為中蘇之間存在政治分歧,社會主義陣營出現了分裂。《紐約先驅論壇報》提出:“現在的共產主義世界已經不像共產國際和國際共產黨情報局時代那樣,它已經不是統一領導之下的一個整體了”。[39]2
此時中蘇之間的理論分歧還是存在的,但是當時的理論分歧還沒有走到政治分歧的地步。當然,毛澤東本人當時在中蘇關系上的心態也是矛盾的:一方面,當時的國內外形勢逼迫毛澤東需要維護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保持與蘇聯的良好關系,以便獲得經濟援助;另一方面,毛澤東希望擺脫蘇聯的限制,走出一條不同于蘇聯的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
三、人民內部矛盾理論對國際政治的推動和影響
(一)人民內部矛盾理論與非斯大林化運動
人民內部矛盾理論提出的國際背景,直接來源應該是波蘭、匈牙利事件,而深層次來源是當時風行的非斯大林化運動。無論是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波匈事件,還是蘇南論戰,這些事件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如何看待斯大林主義,如何根據本國情況來建設社會主義。如果說赫魯曉夫和南斯拉夫是以一種政治批判的態度來批評斯大林主義,那么波蘭和匈牙利則是以政局動蕩的方式來表達對斯大林主義的抗議。當時,中國雖然沒有走到非斯大林化這一地步,但是的確開始公開反思斯大林主義。1956年4月,毛澤東提出:“現在感謝赫魯曉夫揭開了蓋子,我們應該從各方面考慮如何按照中國的情況辦事,不要再像過去那樣迷信了”。[40]557
從“破”與“立”的角度來看,1956年下半年爆發的波匈事件和蘇南論爭雖然對斯大林主義進行了“破”,但沒有“立”起什么來。比較而言,人民內部矛盾理論在當時非斯大林化運動中的確起到了“立”的作用。這一作用得到了來自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認可。波蘭學者伊薩克·多伊徹指出:“赫魯曉夫盡管言詞激烈,盡管作出可怕的揭發,只是提出了一種否定性的批評而已。他斥責了斯大林的錯誤和濫用權力,卻沒有攻擊斯大林獨裁制度的政治經濟基礎”。[41]47波蘭統一農民黨中央機關報《綠旗報》總編輯格臘德對新華社記者說“如果說赫魯曉夫僅僅是從道義上批判了斯大林的話,那么毛澤東才真正是從理論上批判了斯大林”。[42]35英國《曼徹斯特衛報》認為:這篇講話對世界共產主義的影響可能比赫魯曉夫的秘密演說來得大,因為“毛澤東的講話完全是在積極地提出新的思想和政策,而赫魯曉夫主要是在消極地貶斥過去”。[43]2印度《閃電周報》指出:“中國的這個文件是至今為止最徹底的申斥斯大林主義的文件。事實上,毛主席為馬克思主義思想提供了唯一可能代替斯大林主義的思想,這樣把赫魯曉夫同志對斯大林元帥的揭露引導到它的明智的、哲學性的合乎邏輯的結論”。[44]8
人民內部矛盾理論在非斯大林化運動中不僅進行了價值引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英國《觀察家報》寫道:“跡象表明,中國共產黨的外交手腕也有助于促進俄國和南斯拉夫關系最近的和解”。[45]3印度共產黨總書記阿約艾·高士指出:“這個文件充滿了國際主義精神,特別強調無產階級運動的團結。因此,它是加強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的有力武器”。[46]8
(二)人民內部矛盾理論與中國對外交往
人民內部矛盾理論既是中共理論崛起的重要標志,同時也是中國人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成果。英國《觀察家報》指出:“現在大家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有跡象表明:從去年秋天毛澤東居于共產主義陣營內所有主要的理論上和政治上爭論的仲裁者的地位以后,他在中國的古老的歷史中第一次使中國成為一個過問歐洲事務的國家”。[45]3值得強調的是,毛澤東此時對歐洲事務的過問贏得了資本主義國家的認同,同時還改善了中國的外交空間。
在毛澤東提出人民內部矛盾理論這一時期,蘇聯出兵匈牙利,對匈牙利進行了武裝干預。毛澤東在人民內部矛盾理論中所提出的說服教育、大鳴大放與斯大林的專制統治和蘇聯的軍事干預行為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對此,資本主義國家的媒體和學者進行了熱議,他們認為人民內部矛盾理論成功地把共產黨的專政與民主自由結合起來。[47]22,[48]12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在分析《正處》時指出:“它表明,不論在什么地方有了進化,而不是革命,共產黨的領袖們已經被他們自己的人民所迫,避免進行斯大林時代那種粗暴的法制”。[49]2史華慈在評價人民內部矛盾理論時寫道:“毛先生現在認為,一個國家愈接近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內部敵人也愈少起來,因此應該實行寬大的辦法”。[50]2,[51]23
資本主義國家的這些觀點雖然值得商榷,但是不得不承認的是,毛澤東的相關論述,在當時的確改良了西方世界對于共產黨的外部形象。當時,南斯拉夫總統鐵托也明確指出:《正處》“多少緩和了西方對共產主義這一社會形態的恐懼”。[52]5
馬克思主義外部形象的改良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善了中國的外交環境。《蘇格蘭人報》認為,《正處》的主旨就是:“中國對西方說來應該是比較容易交往的”。[53]21《正處》也引起了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的外交官的注意。一些國家也重新審視自己的對華封鎖政策。[54]21
(三)人民內部矛盾理論與毛澤東和中國的崛起
不管人們是否贊成人民內部矛盾理論,有一點不能否認的是:這個理論的確讓毛澤東在社會主義陣營樹立了理論權威的形象。匈牙利通訊社社長在評價《正處》時提出:“毛澤東同志是現在世界上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偉大的思想家”。[55]31新華社華沙分社的波蘭籍助理說:“我所認識的同志都認為:今天社會主義陣營中的經濟中心在莫斯科,但政治、理論甚至道義中心卻在北京”。[24]37羅馬尼亞一位記者在同新華社記者談話時說:“羅馬尼亞的一般人,包括記者和我個人,是把毛主席列在馬、恩、列以及斯大林(除去他的錯誤不算)的后面的,是被公認為一個馬列主義經典理論家和思想家,當代最偉大的共產黨領袖,最偉大的革命思想家和實踐家的”。[56]15一些蘇聯學者在看到《正處》以后對毛澤東大為贊賞。蘇聯歷史學通訊院士在讀了《正處》后說:“許多人都認為毛澤東同志是今天世界工人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最杰出的領袖。別人也講理論與實踐的統一,都沒有他做得好。共產主義者從這篇演講得到鼓舞”。[27]19莫斯科一位對外貿易學院講師說:“蘇聯人忙忙碌碌,在理論方面落后了,對實際問題沒有作分析。毛澤東同志的演講使蘇聯人開了眼界。這說明蘇聯人應該學習毛澤東同志那樣創造性地運用馬列主義”。[27]19
資本主義陣營基于《正處》尤其是人民內部矛盾理論,也給予了毛澤東很高的評價。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認為,《正處》“無疑是近代共產主義運動史中的一項極其重要的政治文件”,并認為毛澤東在《正處》中“再次表現他的眾所公認的政治天才,在著重處理國內問題(其中有些是嚴重和急待解決的)的時候,他為整個共產黨世界樹立了滿懷信心、充滿力量和現實主義的榜樣”。[57]24路透社在7月初指出:“今天,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問題的宣言受到歐洲每個共產黨國家全神貫注的傾聽,西方國家也懷著相當大的興趣傾聽……在這篇文件中有許多是使莫斯科派的正統共產黨人感到吃驚的。特別是,毛澤東的關于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矛盾’——包括一國的領導者與其人民之間的矛盾在內——的學說”。[58]45
毛澤東的理論貢獻的確打破了當時社會主義陣營的平衡。資本主義陣營甚至有人將毛澤東當時的理論探索視為爭強好勝,是力圖與赫魯曉夫搶奪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權。有英國專家則直接提出,毛澤東的《正處》是在于要求得到世界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領導權。[59]1,[60]22奪權論確實影響深遠,直至今日中國學界仍有很多人接受這一觀點。事實上,奪權并非毛澤東理論創造的目的,而是結果,其效應也遠非僅此一項。正因為如此,毛澤東的理論創造也會得到蘇聯學界的認可。
人民內部矛盾理論對于中國自身的發展,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如果說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的“毛澤東思想”只是代表毛澤東作為政黨性領袖,那么《正處》尤其是人民內部矛盾理論的國際影響力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說明毛澤東開始成為世界性的政治家。《紐約時報》認為:“毛澤東最近對共產黨理論作出的貢獻表明,他可能成為現代共產主義理論家中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繼承者”。[61]2,[62]17英國《曼徹斯特衛報》認為:“這篇講話將影響其他亞洲國家的共產黨領袖。也許,這篇講話將最后使毛在亞洲成為無可爭辯的世界共產主義領袖”。[43]2雖然資本主義國家媒體的這些評論不乏離間中蘇關系方面的考慮,但是近代以來,中國的政治領導人中很少有人能夠獲此殊榮。
如果說近代中國的衰落首先表現在軍事上的話,那么現代中國的崛起也最先表現在軍事上。朝鮮戰爭讓全世界對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刮目相看。但是大國的崛起除了軍事,還需要政治、經濟、文化等多重因素作為支撐。在筆者看來,人民內部矛盾理論是現代中國在思想和文化上影響世界的一套重量級理論。政治理論作為思想和文化的重要部分,在近代以來時常與政治家緊密相連。因此,我們可以鮮明地感受到,一個優秀政治家的出現往往能夠提升該國在世界的思想與文化領域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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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周兵(1982- ),男,湖南衡陽人,廣東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專業博士,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廣東 廣州 510090
(來源:《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