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紀律性”：“目前工作的中心一環”

—— 毛澤東和 1948年中國共產黨的紀律建設

呂臻

[摘要]1947年底中國革命面貌發生質的變化，中國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歷史達到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為了保證解放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毛澤東選擇加強紀律建設為核心環節，以推動全局工作。從 1948年 1月 7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并發出《關于建立報告制度》的黨內指示，到城南莊會議前后提出一系列新概念，充分顯現政治紀律涵義，再到 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對紀律建設全面總結提升，中國共產黨開展了一場持續深入的紀律建設。通過不間斷地探索創新，中國共產黨對紀律工作的認識及實踐在1948年達到一個空前的高度，取得極為豐碩的成果，為確保解放戰爭最后階段的勝利發揮了關鍵作用。

加強紀律性是中國共產黨實現團結統一、達到步調一致的保障，也是應對困難挑戰、克敵制勝的法寶。1948年黨的紀律建設的歷史經過及巨大成就，充分彰顯出紀律建設的重要性。

對中國共產黨來說，1948年是一個重要年份，國共兩黨兩軍在這一年展開了規模宏大的戰略決戰。決戰關頭，中共中央的工作千頭萬緒，然而毛澤東卻在當年 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捋出最重要的一條線索，明確提出黨“目前工作的中心一環”（《西柏坡檔案》第 1卷，中國檔案出版社 2012年版，第 453—454頁。）是加強紀律性。會議前夕，毛澤東提出一個極其鮮明的口號——“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這個口號完整提出的時間應該是在九月會議召開前夕。會前的 9月 5日，鄧小平在一份電報里說到：毛主席在幾次會議及談話中，提出全黨當前任務仍為“部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四句話。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9年版，第 761頁。）。因為是“中心一環”的緣故，這個口號在當時又被簡稱為“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

從 1948年 1月 7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發出《關于建立報告制度》的黨內指示，到這年 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對紀律建設進行全面總結提升，中國共產黨開展了一場持續深入的紀律建設，取得豐碩成果。事實證明，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當初作出這一決策是高瞻遠矚的，對解放戰爭的最后勝利發揮了關鍵作用。回顧這段歷史，總結期間的經驗，對于全黨在前進中繼續保持自制自律、謙虛謹慎的工作作風，具有重要意義。

一、轉折之際毛澤東對紀律問題的深入考量

1947年底中國革命面貌發生質的變化，中國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這一年年中劉鄧大軍跨過黃泛區千里挺進大別山的舉動，標志著人民解放軍開始轉入戰略反攻，解放戰爭進入關鍵的下半場。）面對這一情況，毛澤東在 12月 25日中共中央會議上作出重要判斷：“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

這是蔣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毛澤東選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243—1244頁。）

歷經二十幾年的艱難困苦，中國共產黨人全面掌握了全國戰場的主導權。在這一歷史機遇面前，能不能制定出正確的戰略方針，實現建立新中國的夙愿，考驗著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智慧。接下來全黨的努力方向是什么？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客觀分析國內外形勢的基礎上，接連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以求全勝”、“將革命進行到底”等戰略目標，這些目標的實質就是“中國人民革命戰爭應該力爭不間斷地發展到完全勝利，應該不讓敵人用緩兵之計（和談）獲得休整時間，然后再來打人民”（《毛澤東選集》第 4卷，第 1244頁。）。

人間正道是滄桑。毛澤東深知“全勝”之路不會平坦，1947年底，他從三個方面提出了極具針對性的戰略謀劃：政治上，要有適當的政策，團結朋友，孤立敵人；要廣泛宣傳，揭露第三條道路的反動本質，不為所惑。軍事上，要干脆利落殲滅敵軍有生力量，不能久拖不決。外交上，既要對帝國主義干涉有準備，不懼怕，同時也要盡量避免造成口實，引起不必要的麻煩，“不去挑戰，只應戰”。（《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第 274—275頁。）

與此同時，革命形勢由老區向新區、由農村向城市、由局部向全局的迅猛發展給黨的工作轉變也提出了緊迫要求。為確保這些目標實現，毛澤東敏銳地找到一把鑰匙，即紀律建設。他認為：取得新的更大的勝利，最后和最有決定性的重要任務，就是要加強中國共產黨，就是要使黨的干部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就是要使黨的政策在全黨更能統一貫徹，就是要克服黨內思想上的經驗主義傾向和組織上的無政府無紀律傾向。（參見《人民解放戰爭兩周年的總結和第三年的任務》，《人民日報》1948年 8月 1日。這篇社論是由毛澤東審閱修改的。）正是站在這樣的歷史高度和政治高度，毛澤東強調，加強紀律建設是“許多環節在目前時期的一個中心環節，這一個環節問題解決了，其他環節就可以順利解決”（《毛澤東文集》第 5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 125頁。）。

客觀上，全黨此時加強紀律建設也迎來一個好的時機。首先是經過一年多艱苦轉戰陜北，到 1947年年中，中央駐地終于穩定下來，能夠更方便地與各地加強溝通。此外，“由于我黨我軍在過去長時期內是處于被敵人分割的、游擊戰爭的并且是農村的環境之下”，使得“各地方黨的和軍事的領導機關保持著很大的自治權”。（《毛澤東選集》第 4卷，第 1346頁。）1948年這種境況發生根本改觀，“革命形勢已經有了極大的進展，許多解放區已經連成一片，許多城市已經解放或者即將解放”，中央和中央工委也即將會合。（《毛澤東選集》第 4卷，第 1264頁。）形勢的發展給全黨加強集中統一創造了新的條件。

戰局的迅速進展不斷給予中國共產黨更大空間去調整自身的政治格局。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急需盡早布局，加強自身建設，增進團結統一，鞏固自身權威，為下一步建政奠定基礎，這是歷史所賦予的一個寶貴機遇。通過不間斷地探索創新，中國共產黨對紀律工作的認識及實踐在 1948年達到一個空前的高度。紀律建設隨著客觀條件的變化逐步深入，取得了巨大成就。

二、1948年黨的紀律建設的開端——毛澤東發出 “子虞電”，建立報告制度

1947年 12月 25日至 28日，毛澤東在米脂縣楊家溝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以下簡稱“十二月會議”），著重研究部署了黨內反對錯誤傾向問題，提出必須“反對黨內‘左’、右傾向”（《毛澤東選集》第 4卷，第 1267—1268頁。）。1948年黨的紀律建設之開端——《關于建立報告制度》，即著名的“子虞電”，就是在這一背景下提出的。

所謂“錯誤傾向”，重要表現就是違反政策和紀律。這個傾向在當時很突出。如在土改中提出“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群眾要怎么辦就怎么辦”的錯誤口號；亂定成分，亂斗亂打亂捕亂殺；在干部中搞唯成分論；從政治上組織上打擊“三三制”中的黨外人士；有的地方竟然村有殺人權，一個干事可以把一個廠長（資本家）搞死；將成分不好的烈屬掃地出門；對出身不好的黨員干部一律采取不信任態度，不要開明紳士，個別地區在土改中打擊面高達25%；入城后沒收工商業者財物，破壞工商業政策；職工運動工人發雙薪、待遇過高，嚴重“左”傾，甚至造成生產停滯；哄搶破壞城市物資，把清算惡霸地主那一套帶進城，有的地方還使用了肉刑；個別單位不請示不報告擅自處理外事問題，發生嚴重錯誤。

對這些行為，毛澤東最擔心的就是造成黨在政治上新的孤立。十二月會議上，他用了大量篇幅闡述黨的歷史上關于“孤立”問題的經驗教訓，從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一直講到當時的解放戰爭，得出結論：我們現在“既要反右，又要反‘左’，以便劃清界限，避免造成自己的孤立和失敗”（《毛澤東文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 331頁。）。毛澤東告誡全黨：“這是一個極端重大的問題，必須引起全黨同志的注意。”（《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下卷，第 265頁。）“如果我們的政策不正確，……共產黨會由越來越多變成越來越少，蔣介石的孤立會變成國共兩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歡蔣介石，也不喜歡共產黨。這個可能性是有的，在理論上不是不存在的。 ”（《毛澤東文集》第 5卷，第 23頁。）“全黨同志須知，現在敵人已經徹底孤立了，但是敵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們的勝利。我們如果在政策上犯錯誤，還是不能取得勝利。”（《毛澤東選集》第 4卷，第 1286頁。）當解放軍“不久就要打出去”（《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25冊，第 26頁。）、“即將向蔣區進攻”（習仲勛給賀龍并報中共中央的電報，1948年 1月 2日。），“在中國革命戰爭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上，已發展到了最后奪取大城市的新時期”（《粟裕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 2007年版，第 461頁。），當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到來之際，如果不能徹底糾正錯誤傾向，任其發展蔓延，造成黨在政治上新的孤立，遲滯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這將犯下歷史性錯誤。

產生這些錯誤傾向的原因，既是地方對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理解不到位，沿用在農村環境下長期形成的某些舊思維舊做法，也是未經請示報告的擅自行動。由此，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認識到領導方式必須及時作出調整。以往只管大事的溝通方式已不適應新的形勢，中央工作重心需要進一步下沉，及時了解并指導地方工作，如土改、城市、新區等，及時糾正各類錯誤傾向，以便“依據具體情況決定方針”（《毛澤東選集》第 4卷，第 1267—1268頁。）。

綜合上述考慮，1948年 1月 7日，也就是十二月會議剛剛閉幕十天，毛澤東便為中央起草并發出了題為《關于建立報告制度》的黨內指示。

除繼續以往臨時性事務性請示報告外，指示最大的新意是要求各地黨政軍一把手每兩個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綜合報告，內容側重于政策性——匯報該地各項活動動態，各類問題、傾向及解決辦法。指示這樣解釋設計這項制度的原因：七大以后，仍有一些同志“不認識事先或事后向中央作報告并請求指示的必要和重要性，或僅僅作了一些技術性的報告和請示”，中央“不充分明了他們重要的（不是次要的或技術性的）活動和政策的內容”，因而發生了一些難以挽救的損失，現在必須改變這種“事前不請示、事后不報告的不良習慣”；同時，革命進入新的高潮時期，各地各機關必須要和上級和中央“發生最密切的聯系”。（《毛澤東選集》第 4卷，第 1264—1266頁。）

值得一提的是，報告制度還有一層獨特而重大的歷史作用——能夠促進各地黨政軍主要領導干部開動腦筋、思考問題。這項制度推出半年后，毛澤東談到這一點：“此種綜合報告和各個具體問題的個別報告，不但不相沖突，而且必須有此種報告，并要有多次此種報告之后，才能使我們看得出一個大戰略區的全貌。對于寫作此種報告的同志亦有一種好處，就是他必須在寫作時既要聯系又要超脫各項具體問題、各項事務工作，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會。而這種思索則是一個領導同志所不可缺少的，缺少了此種思索，領導工作就會失敗。”（《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下卷，第 337—338頁。）

3月 25日，毛澤東又為中央起草并下發《關于建立報告制度的補充指示》。這是毛澤東對黨的政策與策略加強研究的需要。因為他這時已經提出糾正錯誤傾向不能停留在批評警告上，而要“從領導方針和領導方法兩方面認真地進行檢查”（《毛澤東選集》第 4卷，第 1285頁。），把工作再向前推進一步，讓“黨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軌”（《毛澤東選集》第 4卷，第 1298頁。）。于是給剛剛建立起來的報告制度提出新的要求。3月 14日，毛澤東在轉發鄧小平寅齊電（鄧小平對進入大別山后發生的“左”的錯誤問題的分析報告，1948年 3月 8日。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第 722—723頁。）時指出：“沒有全般的策略觀點與政策觀點，中國革命是永遠不能勝利的。”我們要求你們做綜合報告，“就是要求你們將這種策略與政策的規定、策略與政策在實行后的結果及根據這種結果而作出的你們的自我檢討（這些就是你們日常工作的主要工作）向我們作報告。”（《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下卷，第 295—296頁。）這正是出臺補充指示的初衷。

指示強調“除已規定的報告制度務須嚴格遵守外”，還要執行另外三項制度：（一）你們對于下級發出的一切有關政策及策略性質的指示及答復，不論是屬于何項問題（軍事，土改，財政，經濟，整黨，政權，外交，工青婦運，宣傳，組織，文教，城工，肅反，打人殺人及對待中間人士等），不論是用電報發出的或用書面發出的，均須同時發給中央一份。（二）下級向你們所作政策及策略性的報告，其內容重要者，亦須同時告知我們，文長者摘要電告或函告。（三）每一個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均有單獨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隨時反映情況及陳述意見的義務及權利。（參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25冊，第 240頁。）這份指示進一步拓展了報告制度的深度和廣度，對其作出重要補充。

報告制度的建立是中共中央在糾正黨內錯誤傾向、提高黨內政策水平背景下的一項重大制度創新，順應了新的形勢特點對黨提出的迫切要求，為全黨上下加強聯系溝通、及時糾正各類錯誤傾向、積極應對新問題新挑戰、制定出符合客觀實際的政策策略，奠定了關鍵的制度基礎。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他的選集中談到：“這個問題在這時之所以特別重要，是因為革命形勢已經有了極大的進展，許多解放區已經連成一片，許多城市已經解放或者即將解放，人民解放軍和人民解放戰爭的正規性程度大為提高，全國勝利已經在望。這種情況，要求黨迅速克服存在于黨內和軍隊內的任何無紀律無政府狀態，把一切必須和可能集中的權力集中于中央。建立嚴格的報告制度，就是黨為此目的而采取的一個重要步驟。”（這段話出自人民出版社 1960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 4卷《關于建立報告制度》一文題注。）

三、城南莊會議前后政治紀律涵義的顯現

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也稱“城南莊會議”）。會議討論了這樣一些內容：把戰爭引向國民黨地區；發展生產，減輕人民負擔；反對無政府無紀律狀態，縮小地方權力問題。會議認為這三條都是戰略性的，之后被概括為“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三項任務。（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下卷，第 307—308頁。）會議還解決了一系列具體問題，主要有：華東野戰軍陳、粟兵團暫緩南下，留在中原集中兵力和劉鄧、陳謝、許譚等軍配合打大仗；晉冀魯豫和晉察冀兩大解放區合并為華北解放區，組建華北中央局；明確中原解放區所轄地域，組建中原中央局；中央和中央工委會合，撤銷中央工委等。會前很長一段時間這些重大問題就已經在醞釀謀劃了，亟待在會上拍板決定。對紀律建設而言，城南莊會議的意義有兩點：一是會議議題大都事關集中統一，可以說形勢的發展推動著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把對紀律重要性的認識提升到新的層面。“今年華北等逐漸統一，今天集權的要求，集中的要求，統一的要求更強烈了”（周恩來在中直機關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48年 5月 21日。），周恩來的這段話道出了其中緣由。二是會議因應這種要求，明確提出“反對無政府無紀律狀態，縮小地方權力問題”，政治紀律涵義得以顯現。

從建立報告制度強調嚴格執行中央路線和政策，到此時突出政治紀律涵義，這一轉變是如何發生的呢？ 4月 10日，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致華東局轉許譚謝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前委電是一個重要過渡。電報起因于華東有關方面未經請示就對昌濰地區之敵宣布過于寬大的政策。毛澤東也是借此向全黨提出問題。電報先后從政策、作風、政治三個層面提出問題，首先剖析違背中央路線和政策的情況，進而嚴肅批評、列舉出五種惡劣的作風，最后落腳到統一權力問題，強調“將全國一切可能和必須統一的權力統一于中央”，解決各地區各部分與中央之間存在著的“極大的極不正常的和極有害的不統一狀態”。（《毛澤東文集》第 5卷，第 87頁。）“權力統一于中央”的提法是一個極強的信號——加強政治紀律的要求呼之欲出。當時，陳云在 4月 21日東北局會議上就指出：對中央這份電報東北局也要提高重視，“遵守、請示、報告、老實，黨內老實一條不夠。現同志覺悟到這種情況不適合形勢的發展，如不改變危害工作很大”。（東北局會議記錄，1948年 4月 21日。）“老實”二字可謂一語中的。

對于違反政策和紀律的種種表現，毛澤東始終在考慮如何用合適的概念來表述。他嘗試過從作風層面提出問題，自“子虞電”起，他不斷加重語氣來形容“事前不請示事后不報告”行為，如“不良習慣”（《關于建立報告制度》，1948年 1月 7日。引自《毛澤東選集》第 4卷，第 1265頁。）、“極端惡劣的習慣”（《關于各地應注意總結城市工作經驗》，1948年 2月 25日。引自《毛澤東文集》第 5卷，第 72頁。）、“極端惡劣的不能容忍的作風”（《中共中央關于處理外僑及外國教士犯罪分子方針的指示》，1948年 3月 4日。這份指示是周恩來起草的，毛澤東在審閱時特意加上了這段文字。）等。4月 10日致華東局電里，毛澤東一口氣提出五種惡劣作風，即“地方主義的和經驗主義的惡劣作風，事前不請示事后不報告的惡劣作風，多報功績少報（甚至不報）錯誤缺點的惡劣作風，對于原則性問題粗枝大葉缺乏反復考慮慎重處置態度的惡劣作風，不愿精心研究中央文件以致往往直接違反這些文件中的某些規定的惡劣作風”（《毛澤東文集》第 5卷，第 86頁。）。但作風層面的嚴厲批評可能在他看來還不足以解決問題，正如前面談到的，這份電報“權力統一于中央”的提法，意味著毛澤東已經從政治高度提出問題，應當是受此啟發，他開始從政治層面概括上述嚴重問題。毛澤東重新翻閱了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4月 21日，這一思考達到重要節點，當日他在該書封面寫下一段批語：“請同志們看此書的第二章，使同志們懂得必須消滅現在我們工作中的某些嚴重的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下卷，第 304頁。）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提到“雙無”概念。這是一個重要的理論貢獻。“無紀律無政府狀態”（毛澤東對“雙無”的表述前后有過變化，如：“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1948年 4月 21日）、“無紀律和無政府狀態”（1948年 9月 8日）、“無紀律狀態和無政府狀態”（1948年 10月 10日）、“無紀律無政府狀態”（1949年 1月 8日）。新中國成立后，統一規范為“無紀律無政府狀態”，見《關于建立報告制度》一文題注。），是對各種違反政策和紀律行為表現及本質的準確概括。

5月 25日，毛澤東起草的《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專列第六條集中陳述紀律問題。這份指示全文發表于同年 6月 1日《人民日報》，在黨內則下發到基層，影響廣泛。指示中，毛澤東對城南莊會議前后的紀律思考作了小結。首先，使用“集中”代替“統一”一詞，更加準確地提出“將一切可能和必須集中的權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機關”這一論斷。同時，將“許多地方存在著的某些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區分為兩類，一類是“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級黨委的政策和策略，執行他們自以為是的違背統一意志和統一紀律的極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另一類是“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請示事后不報告的錯誤態度，將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個獨立國”。前一類講的是政策層面的“各行其是”（《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25冊，第 328頁。），后一類則直指政治層面的“各自為政”（《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25冊，第 328頁。）。

這件文件里，毛澤東第一次提到“獨立國”概念，他把不執行請示報告上升為政治原則問題。8月 14日，他在《中央、軍委關于各野戰兵團、各后方軍區嚴格執行請示報告制度的指示》中再次嚴肅指出“獨立國”問題：軍隊一些同志“仍然將自己所指揮的野戰兵團或軍區機關部隊看成好像一個獨立國”，“我們現在向一切兵團及軍區的負責同志們提出警告”。（《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25冊，第 422—423頁。）

從這些新提出的概念可以看到，毛澤東此時已經不是一般地批評違反群眾紀律、政策紀律、財經紀律、軍隊紀律等具體紀律，而是從政治紀律的高度提出問題。在隨后的全黨紀律檢討活動中，“雙無”和“獨立國”成為核心概念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焦點。由此，政治紀律這條主線得以充分突出，紀律建設內涵更加深化。

從建立報告制度，到要求“權力統一于中央”，再到提出“雙無”和“獨立國”，不斷突出并貫穿始終的，實際上就是加強政治紀律、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這條主線。綱舉才能目張。抓住政治紀律這條綱，確保全黨在政治上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實現集中統一和政令通暢，其他具體的紀律建設就容易展開了，這是一條寶貴經驗。自此，經過不懈探索，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新時期紀律工作的理解已經極其透徹。

四、以批評東北局為突破口，強化紀律的落實

毛澤東做事向來雷厲風行，不抓則已，一抓到底。為讓報告制度在黨內扎根，他付出巨大艱辛，一面極其繁忙地指揮解放戰爭，一面自始至終地親自抓這項工作。1948年 8月以后，他著重強化了報告制度的落實，批評東北局就是一個突出事例。東北解放區是當時我黨面積最大、實力最強的一塊根據地，各方面工作都走在全國前列，為解放事業作出了突出貢獻。但當東北局未按要求作綜合報告時，毛澤東照樣提出嚴厲批評。

1948年3月25日和8月9日毛澤東兩次電催東北局，指出中央規定的報告制度，各中央局、分局的負責同志“均已嚴格遵照實行，惟獨東北局沒有實行”，“三月，五月，七月三次報告均未做亦未聲明理由。前已電催一次，你們亦承認應當作報告，但仍未實行，是何原因，究竟你們何時間開始作第一次綜合性的報告，望復。”

8月 15日，毛澤東第三次去電，語氣相當嚴厲，對東北局 8月 13日復電中的“敷衍態度”提出批評，質疑電報所提之理由：東北局“常委各同志均極忙碌”，深陷具體事務，“故對各部門的工作難求得全部了解，對作全貌的報告遂感困難”。他還拿關內和東北局作比較，指出“關內各中央局領導同志所處環境，均不如你們好”，“像大別山那樣嚴重的環境，鄧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規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綜合性報告”，“何以你們反不能做此項報告”。我們認為“主要理由并不是你們所說的一切，而是在這件事上，在你們心中存在著一種無紀律思想”。

在如此嚴厲批評下，東北局立即開會檢討。林彪和東北局分別于 8月 15日和 19日向中央提交了綜合報告和檢討報告，深刻剖析錯誤原因在于“對于按期給中央作報告，沒有提到政治的組織的原則高度去認識”，“沒有完全自覺的意識到不按期向中央作報告，就是一種政治上的錯誤與組織上的違犯紀律的行為，這是主要的一方面”。“今后保證定期向中央作報告”，“與各種無紀律觀念繼續作斗爭”。8月22日，毛澤東復電東北局表示“你們這次檢討是有益的”，這樣才能“取得主動”。電報中，紀律建設第一次被定位為“許多環節在目前時期的一個中心環節”。（《毛澤東文集》第 5卷，第 125頁。）

事情到此并未結束，毛澤東決定趁熱打鐵，借批評東北局一事推動全黨紀律落實再進一步。8月 23日，他為中央起草指示向全黨轉發了同東北局的這些往來電報，要求關內各局不能自滿，“不能因為做幾次綜合報告，就不檢討這個長期在黨內首先在各高級領導機關內存在著尚未解決僅在近來才開始認真解決的關系重大的問題”，要求他們在“克服自己及自己屬下的經驗主義、游擊主義、無紀律狀態和無政府狀態”方面，也要“依照東北局辦法”，在“一次至幾次會議上加以認真檢討，實行自我批評，規定克服辦法”。（《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下卷，第 338頁。）對其他未嚴格執行報告制度的單位和個人，毛澤東也同樣嚴加督促和批評。此前，中央和軍委發出一系列指示，強調各中央局、分局、前委不僅自己要執行好報告制度，還要嚴格督促所屬執行。中宣部發出關于重印《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新華社組織撰寫宣傳文章。中央要求各地將這些指示和材料結合起來深入學習，開展反對“雙無”的黨內斗爭，切實避免“獨立國”傾向。在中央的直接推動下，全黨迅速行動起來，加強學習，深入討論，各地紛紛檢討前一段紀律落實執行情況，并制定出具體的整改辦法。再經過九月會議的總結和夯實，紀律建設不斷深入人心。

對東北局的嚴厲批評在黨內引起很大震動。9月 5日，在西柏坡準備參加九月會議的鄧小平向劉伯承、陳毅等通報有關情況時，就說過：毛主席幾次談到加強紀律性系目前工作之中心環節。此種精神，從最近中央對東北局的批評和幾個電示可以看到。中原局及中原軍區對此應迅速檢討，成立一個正式的決議報告中央，同時發給各區委、各縱隊。（參見《鄧小平軍事文集》第 2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年版，第 127頁。）9月 6日中原局即討論通過《關于克服無紀律無政府狀態并建立報告制度的決定》，其中談到：“中央一月七日規定報告制度后，于八月五日、十四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連電系統的說明克服無紀律和反無政府狀態及報告制度的重要，又連續將各中央局討論中央對報告制度的指示轉給各地。此種嚴格的、有系統的、堅持原則的領導作風，……給我們樹立了一個榜樣”，“一年來毛主席和中央的領導路線，抓住中心環節，以推動全局。此種馬列主義的領導方法，必能有保證的領導大革命走向勝利”。（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 18冊，1986年內部版，第481—482頁。）劉少奇在七屆二中全會上也回顧說：土地改革中，各地犯了錯誤，“看到了些無政府、無紀律狀態，也提出了批評，但直到毛主席系統地提出批評并規定了糾正辦法，才得到糾正”（《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 419頁。）。毛澤東借批評東北局所表達出的加強紀律落實的決心魄力，令全黨印象深刻，他用自己的嚴格換來了全黨對紀律工作的高度重視。

五、紀律建設全面總結提升——九月會議

1948年 9月 8日至 13日，為迎接中國革命勝利，毛澤東在平山縣西柏坡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也稱“九月會議”）。這是中央撤離延安后第一次政治局會議。在國共雙方軍隊即將展開決戰之際，九月會議全面部署了黨政軍各方面工作，并著重強調了全黨加強紀律性和統一集中問題。9月 12日，也正是九月會議召開期間，遼沈戰役打響。

會議召開前后，中共中央對紀律問題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經驗上都有了充分積累，亟待進行總結提升。毛澤東在會上重申了紀律問題的重要性：“上面說了許多條，還必須有這一條，沒有這一條，那許多條實行起來都不會順暢。”“中央同志要以全力來做這件事，要在戰爭的第三年內，在全黨全軍克服無政府、無紀律狀態”（《毛澤東文集》第 5卷，第 138—139頁。）。會議基本決議明確指出：“目前工作的中心一環是加強紀律性，克服黨內某些嚴重地存在著的無紀律無政府狀態。”（《西柏坡檔案》第 1卷，第 453—454頁。）

會議在紀律建設上有三方面突出成就。

一是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各中央局、分局、軍區、軍委分會及前委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的決議》，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議的形式，要求全黨切實強化請示報告制度的落實執行。決議充分肯定了請示報告制度對加強紀律性的關鍵作用，強調：執行請示報告制度就是為了“保證全黨全軍所執行的各種政策的完全統一、及軍事計劃的完滿實施，克服目前黨內軍內存在著的某些嚴重的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25冊，第 520頁。）。一言以蔽之，“整頓紀律的鑰匙，就是嚴格執行報告請示制度”（《葉劍英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 1997年版，第 189頁。）。

決議對請示報告的內容、方式作出系統規范，全面超越并涵蓋了此前的綜合報告制度。中共中央通過這一決議系統梳理了各方面的工作，明確劃分了中央和地方在各類重大及具體事項上的“決定權”，進一步確立了黨內健康高效的政治格局，為 1949年的建政打下基礎。

二是提出“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口號。自城南莊會議提出反對“雙無”后，毛澤東還在繼續尋找一個更加準確、鮮明而有號召力的口號來表述紀律的重要性。九月會議前夕他提出“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才解決了這個問題。這個口號如此朗朗上口、深入人心，自一產生就在黨內外產生巨大影響，以至成為后人理解那段歷史的標志性口號。“加強紀律性”不是孤立的，它是“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的一部分，這二十字口號是決戰之際中國共產黨全部戰略部署之精煉概括，而“加強紀律性”是其“中心一環”。從建立報告制度，到召開九月會議，在這段不長的時間里，中國共產黨的詞庫中涌現出一系列關于紀律問題的新概念，如綜合性報告、請示報告制度、統一權力、集中權力、無紀律無政府狀態、獨立國，等等。這些各有側重的紀律概念，代表著一個個重要的探索節點及理論成果，是 1948年黨的紀律建設持續走向深入的集中體現。

三是從民主集中制的角度審視紀律問題。

任弼時在會上提出：“加強紀律性絕不是減弱地方的積極性，而是去掉盲動的積極性，發揚有條理有系統的積極性”；“強制應該是在民主基礎上的”；“黨內缺乏基層組織生活，應加強組織部。基層組織生活不健全，就不能加強紀律性”。（《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25冊，第 471—472頁。）此前毛澤東對“權力統一”于中央之前特意加上“全國一切可能和必須統一的”這一限制性定語，反映了類似思考，“統一”并不是無限制條件的，要尊重客觀條件——“可能的”，也要保護地方積極性——“必須的”。“不是一切都統一，而是可能的又必要的就統一，可能而不必要的不統一，必要而不可能的也暫時不統一。”（《毛澤東文集》第 5卷，第 137頁。）毛澤東起草的《關于九月會議的通知》提出把“提高干部的理論水平，擴大黨內的民主生活”視為“完成上述任務的重要環節”。（《毛澤東選集》第 4卷，第 1349頁。）這些基于 1948年紀律實踐所進行的寶貴理論思索，將黨對紀律問題的討論帶到民主集中制這一更深的層面，隨后關于健全黨委制的系列指示精神就是這些思索的延續。

六、歷史的評價及啟示

1948年，中國共產黨所取得的進步和成就舉世矚目，人民解放軍擴軍百萬，消滅了長江以北絕大多數國民黨軍主力，解放了石家莊、洛陽、濟南、沈陽、長春等數十座大中城市，初步掌握了城市工作經驗，培養了數萬名各類新區干部。這是奠定勝局的一年，取得這樣的成就，黨的紀律工作發揮了巨大的保障作用。

蔣介石在總結失敗原因時，曾這樣對比國共兩黨：“感知國軍失敗，不是因為外敵，而是因為內亂”，“共匪之優點，一、組織嚴密。二、紀律嚴厲。三、精神緊張。四、手段徹底。五、軍政公開方式。六、辦事方法：調查、立案、報告、審查、批準、執行、工作檢討。七、組織內容：干部領導、由下而上、縱橫聯系、互相節制、糾察徹底（情況）、審判迅速、執行紀律、主義第一（革命利益與思想錯誤為定罪標準）。”（蔣介石日記，1949年 6月 8日。轉引自《重慶日報》2010年 5月 12日。）而國軍“都養成自保自足的惡習，只看到帶領的一部的利害，對于友軍的危難、整個戰局的成敗，幾乎漠不關心……紀律如此廢弛、精神如此低落，要與兇頑狡猾的匪軍作戰，絕無幸免于消滅的道理”（蔣介石關于孟良崮戰役七十四師失敗教訓的講話，1947年 6月。轉引自《蔣介石評傳》下冊，中國友誼出版社 2000年版，第 550頁。）。作為這場戰爭的失敗者——蔣介石的評價恰從反面印證了我們黨加強紀律建設的重要意義。

關于這段歷史，1949年 6月時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安子文曾回顧說：“自中央提出關于反對無紀律無政府的狀態一年多以來，黨的集中、統一、組織性和紀律性是大大地加強了，沒有這，黨在軍事上就不可能取得這樣大的勝利，黨的各種政策，特別是城市政策就不可能貫徹，各種工作，就不可能像現在這樣的走上正軌，這是一個最偉大和最根本的勝利。”（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向毛澤東和中央書記處的綜合報告，1949年 6月 27日。）這是一位歷史當事者的切身感受，處在新中國成立前夜，在中國共產黨無數耀眼光環的背后，1948年黨的紀律建設這條隱線值得銘記。

1949年 6月，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總結概括了 28年革命斗爭戰勝敵人的三件武器，其中第一件就是“一個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裝的，采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系人民群眾的黨”。他把紀律放在最前面，是總結了黨的整個歷史，而最直接的背景應該就是 1948年黨的紀律建設實踐。它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又一個杰出成果，也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深入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應對新的形勢挑戰加強自身建設的又一次成功實踐。

歷史的發展證明了這一點，經過 1948年那場持久深入的紀律建設，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更加成熟穩健，在組織上更加健全完善，在軍事上取得了大決戰的勝利，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成就。毛澤東 1948年加強黨的紀律建設，其歷史進程及經驗，其理論探索及成果等等，為中國共產黨長久的紀律建設留下一筆豐厚的歷史遺產。他的這段工作有許多方法啟示。例如：制度建設是加強紀律性的關鍵抓手，是紀律建設發揮長效的堅實保證；抓紀律落實要發揮嚴格的、有系統的、堅持原則的領導作風，一抓到底，讓制度真正生根；綱舉才能目張，對全黨工作來說，緊緊抓住“加強紀律性”這一中心環節，以推動全局，對紀律工作來說，緊緊抓住政治紀律這條綱，具體的紀律建設就容易展開了；紀律建設要注重理論創新，加強宣傳教育，及時總結提升，讓紀律意識深入人心；“加強紀律性”要和“提高干部的理論水平，擴大黨內的民主生活”結合起來；等等。這些都值得我們繼續去思考和總結。

〔作者呂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助理研究員，北京 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