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新中國軍事戰略方針的確立和調整及其啟示

袁德金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不僅確立了積極防御軍事戰略方針，而且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根據不同的戰略對象、戰爭樣式和敵我力量對比的分析，及時調整這一軍事戰略方針。認真回顧和總結這一歷史，對于不斷充實和完善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深化中國特色軍事變革，做好軍事斗爭準備，開創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新局面具有重要的啟示。

一、新中國積極防御軍事戰略方針的確立

新中國成立以前，中國人民解放軍在20多年的革命戰爭實踐中一直堅持積極防御軍事戰略方針。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雖然在政治上、外交上明確提出并實行一邊倒的政策，加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共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以保衛遠東和世界和平。但對應當采取什么軍事戰略方針的問題，并沒有明確的思考。1952年4月4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總參謀長粟裕針對當時國防工事構筑、軍兵種建設都是各自行事，尚未能全盤結合起來的情況，向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呈送了確定戰略方針制訂國防建設計劃的報告，提出必須首先確定國家的整個戰略方針，而后根據戰略方針擬訂國防部署和協調各方面的計劃。當時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周恩來曾先后擬請林彪、劉伯承來主持商談戰略方針問題，提出意見供中央討論決定，后因故并沒有落實。1953年底1954年初召開的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干部會議，明確了軍事建設的總方針、總任務和建設現代化軍隊的道路，但對軍事戰略方針仍沒有深入討論和明確表述。從當時的現實看，由于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為新中國贏得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和平時期，但美帝國主義卻更加敵視新中國，并構筑起針對新中國的“新月形”包圍圈。為了在整體和平條件下保證國家安全，確立新中國軍事戰略方針已成為必須加以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因此，毛澤東提出新中國要有一個軍事戰略方針。1955年4月底，國防部長彭德懷向毛澤東匯報，擬乘以觀察員身份參加在華沙召開的歐洲國家保障和平安全會議的第二次會議之機，與蘇聯方面討論新中國國防建設和軍事戰略部署等問題，首先必須解決軍事戰略方針問題。他說：“為了切實執行憲法賦予我軍的光榮任務：保衛人民革命和國家建設成果，保衛國家的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在我們武裝力量統帥部機關面前，就首先提出必須解決戰略方針問題。”毛澤東表示同意，并指出：我國的戰略方針是積極防御，決不先發制人。這是對新中國軍事戰略方針最早的表述，為完整確立新中國軍事戰略方針奠定了基礎。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同年5月下旬，彭德懷離開華沙到蘇聯進行訪問。在莫斯科與蘇聯國防部、蘇軍總參謀部就未來反侵略戰爭兩軍作戰協同問題交換意見時，彭德懷弄清了蘇聯在軍事戰略方針上的新變化，即已由公開宣布的“加強積極防御，防止敵人侵略”的戰略方針，轉變為實際上已在奉行火箭核戰略方針，強調首次突擊的作用，強調現代戰爭在幾分鐘內決定勝負的觀點。根據蘇聯軍事戰略方針已由積極防御轉變為積極進攻的變化，彭德懷闡述了新中國成立后，一貫奉行的積極防御、后發制人、軍事服從政治、決不首先動手的戰略方針。

回國后，彭德懷將同蘇聯軍方會談情況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作了匯報。為了統一軍隊高級干部的思想，中央軍委和毛澤東決定召開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以確定新中國軍事戰略方針。1955年12月1日，中央軍委給毛澤東呈送了關于召開軍委擴大會議的報告。報告中說：幾年來，全國的軍事建設工作，基本上是按照“積極防御”的戰略方針進行和布置的。但是由于這一方針還沒有在全軍高級干部進行深入的討論，所以大家對這一方針的認識和理解尚不一致。因此深入討論一次，以在全軍最主要的干部中統一認識，使大家能夠在統一的作戰方針指導下進行工作，是很需要的。毛澤東在報告上批示：“同意。”

1956年3月6日，彭德懷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作了關于保衛祖國的戰略方針和國防建設問題的報告，第一次完整、系統地闡述了積極防御軍事戰略方針。他指出：戰略方針，是關系到制定作戰計劃、訓練計劃和進行戰爭準備工作的先決問題，也是關系到各軍種、兵種的建設和各業務部門的工作規劃的先決問題，而且還是關系到我國經濟建設的規劃和部署的問題。因此，確定我軍的戰略方針，就成為當前軍事工作方面的一項迫切任務。為了有效地防止帝國主義的突然襲擊，保衛人民革命和國家建設的成果，保衛國家的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在未來反侵略戰爭中，應采取積極防御的戰略方針。對此，毛澤東表示同意。4月2日，他對這個報告作了批示：“退彭德懷同志。此件看過，可用。”1957年7月16日，彭德懷在國防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所作的軍事建設概況!匯報中，又對新中國為什么要確立積極防御軍事戰略方針以及積極防御戰略方針的基本含義是什么等問題作了系統闡述。他指出：“我國在軍事上應當是戰略防御的方針，而不是發動戰略進攻的方針。但是，這種防御，不應當是消極防御，而應當是積極防御的戰略方針。”這一戰略方針，就是“在戰爭爆發之前，我們要不斷加強我國的軍事力量，繼續擴大我國的國際統一戰線活動，從軍事上和政治上來制止或推遲戰爭的爆發。當帝國主義不顧一切后果向我國發動侵略戰爭的時候，我們要能夠立即給予有力的還擊，并在預定設防地區阻止敵人的進攻。”他進一步指出：“在實施這一戰略方針的時候，就是要在沿海重要地區構筑堅固的工事，要制定殲滅敵人的戰役和戰略空降的計劃，要加強偵察手段，爭取能夠預先發現敵人發動戰爭和使用大規模殺人武器的征候，以便減少敵人突然襲擊所加于我們的各種破壞和損失，并且保證我軍第一線和縱深的部隊能夠適時的進入戰斗，掩護全國由平時迅速轉入戰時狀態。就是要在戰略部署上掌握強大的戰略機動部隊，能夠在戰役和戰術上適時地組織反攻和進攻，配合沿海守備部隊消滅和消耗敵人，殲滅敵人的空降部隊，完成戰略防御的任務。只要在戰爭開始時期的三至六個月內，我們能夠頂住敵人的幾個連續進攻，能夠將敵人的進攻限制在預定地區，把戰局穩定下來，迫使敵人改變速戰速決的戰略方針，同我們進行持久作戰，我們就可以逐漸剝奪敵人在戰略上的主動權，使我軍逐漸掌握戰略上的主動，然后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的進攻。”這表明新中國積極防御軍事戰略方針的完整確立。

上述可見，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確定的新中國積極防御軍事戰略方針的主要精神是：第一，在戰爭爆發前，綜合運用政治、外交、軍事等手段，制止或推遲戰爭的爆發，特別是必須建設強大的軍事力量，以維護和平建設環境；第二，即使在面臨明顯的戰爭威脅的情況下，中國也決不先發制人，不會以任何借口主動發起進攻，即“不打第一槍”；第三，如果帝國主義不顧一切后果敢于向中國發動侵略戰爭，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堅決給予有力的還擊，在預定設防地區阻止敵人的進攻，把戰線穩定下來以后，通過持久作戰，逐漸消耗敵人，以便剝奪其在戰略上的主動權，逐漸轉入戰略上的主動，從而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這一軍事戰略方針明確了主要作戰對象是美帝國主義，戰爭形態是全面大戰，主要戰略方向可能是在東南沿海地區，戰爭樣式是持久作戰，戰爭過程是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

新中國積極防御軍事戰略方針確定之后，圍繞貫徹和落實這一軍事戰略方針，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又提出了一些具體的作戰方針。如在20世紀50年代初中期至末期，彭德懷提出了在沿海地區重點設防的軍事戰略部署方針，即在沿海主要戰役方向上和戰略縱深腹地有重點有計劃地構筑以坑道為骨干的防御工事，形成重要島嶼和要點的環形防御以及主要戰役方向上的第一防御地帶。在60年代初期，林彪主持中央軍委工作，在否定了彭德懷的上述方針后，又提出了“北頂南放”的方針，將全國沿海岸線劃分為死守地區和固守地區，大體上以長江為界，其北死守，其南可以放敵人進來，將敵消耗到一定程度后視情或從北面或從南面首先轉入反攻，最后進行戰略追擊，其主要作戰形式，“北頂”地區以陣地戰為主，“南放”地區以運動戰為主。但毛澤東卻不同意林彪的這一方針。他說：戰略問題我考慮了很久。所謂“北頂南放”，我看不一定。敵人不一定走日本老路，主戰場不一定在朝鮮、東北。敵人進攻最可能從天津、青島、連云港、上海打進來，中間突破，割斷南北。兩翼來不怕，如果它占了東北，還有關內，所以這一翼不怕。日本人從這里來過，把中國人由北向南趕，還是解決不了問題。占領了廣東這一翼也不怕。中間突破最危險，切斷我南北，把我們分成兩半，這對我們威脅比較大。

二、由“積極防御”向“積極防御，誘敵深入”的調整

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美國入侵越南的戰爭升級，特別是中蘇兩黨關系破裂，蘇聯在北部對中國的威脅日趨嚴重。毛澤東把防備蘇聯從北部入侵中國的問題提上議事日程，多次提出“要準備打仗”。1964年7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明確指出：我們不能只注意東邊，不注意北邊；只注意帝國主義，不注意修正主義，要有兩面作戰的準備。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對“誘敵深入”思想逐漸重視起來，推動了軍事戰略方針由“積極防御”向“積極防御，誘敵深入”的調整。

所謂“誘敵深入”，又叫戰略退卻。在中國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極其重視“誘敵深入”在積極防御戰略中的地位和作用，認為這是造成戰略反攻的一個重要條件。他指出：“戰略退卻，是劣勢軍隊在優勢軍隊進攻面前，因為顧到不能迅速擊破其進攻，為了保存軍力，待機破敵，而采取的一個有計劃的戰略步驟。”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對這一成功的戰爭歷史經驗一直沒有忘記。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面對美國和蔣介石的軍隊聯合對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的侵擾和可能的登陸入侵，他主張在若干戰略要點需要確保和堅守的同時，強調不要死守海岸線，提出了“敵來誘其深入，聚而殲之”的想法。他明確指出：到處修建邊防工事計劃，根本不適合我軍的作戰要求。如敵來攻，海上者應當讓其登陸，不論從海上來，從越南來，均應當讓其深入內地。他甚至設想，不要怕失掉欽州、廉州、防城、龍州，南寧及其他城市，而應當讓它進攻這些城市。我軍應當位于縱深機動地區，待敵深入，然后包圍殲滅之[4]285。60年代中期以后，美國在越南的戰爭擴大化，中國南大門形勢嚴峻，加之中蘇關系惡化，中國面臨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的夾擊。毛澤東設想用“誘敵深入”的辦法取得反侵略戰爭的勝利。1965年6月16日，在杭州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他指出：有人說要把敵人完全頂住，不準它進來，在沿海把它打光，這并不是好的辦法。你不給敵人點好處，不使它感覺到有點味道，這不成。那樣它就不來了。要使它感覺到有一點味道。這樣，才會給我們機會打大勝仗。我看就是怕敵人不進來，它只在邊沿上搞一下。因此，還是要誘敵深入才好打。敵人得不到好處，你就不能誘敵深入。御敵于國門之外，我從來就說不是好辦法。敵人進來之后，也要集中兵力打殲滅戰，不要包圍太多，太多就殲滅不了。這次會議后，誘敵深入開始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未來作戰的重要指導思想。在隨后的一年時間里，毛澤東多次說過：我們的軍事方針是誘敵深入。還是讓敵人進來，嘗點甜頭，誘敵深入，好消滅它。他總結戰爭歷史經驗認為：凡是誘敵深入的，就把敵人殲滅了；凡是開始打了勝仗，興高采烈，深入敵境的，就打敗仗。誘敵深入，我們搞了幾十年。第五次反“圍剿”就是吃了沒有誘敵深入的虧，現在大家都相信了，因為再沒有其他辦法。因此，他要求研究用什么辦法才能夠把敵人放進來。1966年2月，毛澤東在聽取葉劍英、楊成武有關小型作戰會議的情況匯報時，贊成將預想誘敵的第一個深度定在天津、濟南、徐州以東及上海附近地區，第二個深度定在北京、石家莊、鄭州、大別山北麓及南京以東地區，主要是在華北和中原平原大量殲滅敵人。

1969年3月，珍寶島自衛反擊作戰后，中蘇大戰一觸即發，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已經將積極防御的立足點放在誘敵深入上。3月15日，他在聽取珍寶島作戰情況匯報時指出：我們國家這么大，蘇美一口都吃不下，我們給它一點面子，讓它占一些地方，它打到我們這里來了，打進來幾百公里，幾千公里，讓給它東北、華北、西北，讓它都去占領，給它一點面子，要它多進來一點，多占領一些地方，進來就好打了，然后慢慢地把它吃掉。又說，蘇軍的炮彈打進7公里有什么要緊，最好是打進70公里、700公里、7000公里。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明確指出：“看你是小打還是大打。小打就在邊界上打。大打，我主張讓出點地方來。”根據毛澤東的這些指示，到了70年代后期，“誘敵深入”與“積極防御”并稱，成為統攬全局的軍事戰略方針。1977年12月中央軍委明確把“積極防御”軍事戰略方針調整為“積極防御，誘敵深入”。

新中國軍事戰略方針的這一調整，重點是“誘敵深入”，其基本精神是：戰爭初期，最主要的是粉碎敵人戰略空襲，保存我們的有生力量；制止敵人長驅直入，掩護國家轉入戰時體制。隨后，有計劃地誘敵深入到預設戰場，視情況通過規模不等的運動戰，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這就是，既不消極保守某些點、線；又要有放有頂，不讓敵人長驅直入。毛澤東曾指出，長城從來沒有起到防御的作用。馬其諾防線也沒有起什么作用。把許多兵力陷進去了，機動兵力減少了。我們打仗從來不頂，要來就來，要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第五次反“圍剿”頂了，頂掉了一個中央蘇區。但是，毛澤東又反對攤開兩手，讓敵人長驅直入。他在一次談到國防問題時，就曾據此批評斯大林在衛國戰爭初期的錯誤：“由于戰略指導思想是要御敵于國門之外，國內不修工事，有攻無守，結果希特勒打進來，抵抗不住，只好按照諸葛亮的辦法，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一直退下來。”1965年4月，他再次指出：我們不要學蔣介石那樣，讓日本人長驅直入，很快就打到南京、武漢、長沙；不要學斯大林那樣，讓希特勒長驅直入，一下就逼到莫斯科、列寧格勒城下。要防止敵人向縱深空降，不能讓敵人長驅直入。1966年2月21日、22日，他在聽取葉劍英和楊成武匯報時說：“誘敵深入，要作兩手準備。它不深入怎么辦?朝鮮戰爭，誘敵深入第一階段靈，第二階段就不靈了。”又說：“今后誘敵深入，可能不靈。不管怎樣，我們在第一線總得頂幾個月，半年的時間，使后方有所準備。”可見，“積極防御，誘敵深入”軍事戰略方針是把“頂”與“放”結合起來。

這一階段，與“積極防御，誘敵深入”軍事戰略方針相聯系的是“早打、大打、打核戰爭”和“對付四面八方”兩個方針的提出。1964年10月，毛澤東指出，必須立足于戰爭，從準備大打、早打出發，積極備戰，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戰爭。20世紀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中國處于四面包圍之中：東北、東南有美、日、蔣，南有東南亞條約組織集團，西有印度，北到西北有蘇聯和蒙古。毛澤東甚至作過最困難估計：我們是準備蘇聯占領黃河以北，跟美國人瓜分，美國人占領長江以南，淮海流域作為美國、蘇聯的緩沖地帶。黃河以北呢，王明建立政府，長江以南呢，蔣介石回來。在這種情況下，提出了“對付四面八方”的方針。這一方針同“早打、大打、打核戰爭”方針是一致的。“大打”便是指應付“四面八方”。“積極防御，誘敵深入”軍事戰略方針，正是建立在“早打、大打、打核戰爭”和“對付四面八方”兩個方針基礎之上的，主要應對的是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對中國發動的全面侵略戰爭。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積極防御，誘敵深入”軍事戰略方針是否需要調整，如何調整?這一問題，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受到了黨和軍隊的許多領導人的高度關注。1980年，軍事科學院院長宋時輪致信中共中央軍委，指出軍事戰略方針是統管戰爭全局，指導戰爭全過程和各個戰略方向的，不宜以“誘敵深入”作為軍事戰略方針，建議仍改為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積極防御”軍事戰略方針。1980年9月，中央軍委決定仍以“積極防御”作為軍事戰略方針。

三、幾點啟示

回顧毛澤東確立和調整新中國軍事戰略方針的過程，從中可以得到以下的啟示：

啟示之一：軍事戰略方針的確立和調整是適應客觀條件變化的結果。從毛澤東確立和調整新中國軍事戰略方針的過程中，可以看出：軍事戰略方針的調整不單純是由人們的主觀愿望所決定的，而是由客觀條件的變化決定的。正確認識客觀條件的變化，主動做出反應是實現軍事戰略方針調整的關鍵。只有對客觀形勢與條件的變化加以正確的認識，并且積極主動實現轉變，才能使軍事戰略方針得到及時的調整。

啟示之二：服從服務于國家大戰略是實現軍事戰略方針調整的基本前提。軍事是國家宏觀系統的一個子系統，軍事戰略是國家大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必須把服從服務于國家大戰略作為軍事戰略方針確立和調整的基本前提。毛澤東對新中國軍事戰略方針的確立和調整，都不單純是由軍事這一要素所決定的，而是由國家大戰略所決定的。新中國成立以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面臨來自外部強敵的全面武裝入侵的威脅，因此，國家大戰略的重心在于首先確保國家的生存，確保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權的穩固，確保全體人民的和平勞動。正是依據國家大戰略，軍事戰略方針實現了從“積極防御”到“積極防御，誘敵深入”的調整。

啟示之三：軍事戰略方針要有一整套操作性較強的具體方針作為補充和支撐。毛澤東在確立和調整新中國軍事戰略方針的同時，總要提出一整套操作性較強的具體方針作為其補充和支撐，不僅解決了“是什么”的問題，又解決了“怎么做”的問題，從而使新中國軍事戰略方針的確立和調整落到實處。

啟示之四：必須把握好軍事戰略方針的穩定性和靈活性的統一。軍事戰略方針具有全局性和穩定性，但是，它又必然隨著客觀條件的變化而變化，又具有靈活性。因此，把握好軍事戰略方針的穩定性和靈活性的統一，對于正確實現軍事戰略方針的調整是十分重要的。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始終堅持積極防御軍事戰略方針，并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和軍事斗爭的需要不斷進行新的調整，充分體現了正確把握其穩定性和靈活性的統一。

啟示之五：軍事戰略方針的主動調整是牽引軍事領域發生全面變革的杠桿。軍事戰略方針具有著巨大的指導和引領作用。自覺地利用軍事戰略方針的指導和引領功能，可以主動地推進軍事領域的全面變革。新中國成立初期，積極防御軍事戰略方針的確立，除加強了東南沿海的防御工事建設外，還引領了軍隊正規化和現代化建設的步伐。因此，在軍事領域變革活躍的新時代，要充分認識到軍事戰略方針的調整對推動軍事變革的杠桿作用，并自覺、主動地運用這種杠桿作用，積極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

（來源：《軍事歷史研究》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