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鄧小平方法論思想共同性及其當代啟示

劉明芝

作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毛澤東思想與鄧小平理論，包含著豐富的方法論思想，對指導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揮過重大作用。它們雖然產生于不同時代，而且各有特色，但仔細研究便會發現，毛澤東鄧小平的方法論有一脈相承的共同之處。本文通過對毛澤東鄧小平方法論的發生等方面對比，認為毛澤東鄧小平方法論在理論來源和理論基礎、實踐基礎、思想內容方面有共同的一致性。比較研究毛澤東鄧小平的方法論對我們當前做好工作有重要的啟發作用。

一、毛澤東鄧小平方法論理論來源和理論基礎的共同性

毛澤東鄧小平方法論在理論來源和理論基礎上的一致性，可以從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中國傳統文化兩個方面來考察。

首先，二者都是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具體方法化。把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具體方法化，既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和尋找其生長點的一種內在必然，也是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的內在要求。毛澤東是最早認識到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中國杰出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他認為，對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革命究竟應當怎樣做，革命成功后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只有靠我們自己根據中國情況去探索、創造，而不能照搬外國的經驗。毛澤東指出，中國共產黨人研究馬列主義的理論，就是“為著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的。”[1](P801) 他主張學習外國一切優秀的東西，特別是馬列主義理論。但“不應當把他們的理論當作教條看待，而應當看作行動的指南，但不應當只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詞句，而應當把它當成革命的科學來學習。不但應當了解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他們研究廣泛的真實生活和革命經驗所得出的關于一般規律的結論，而且應當學習他們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立場和方法。”[2](P533) 亦即是說，毛澤東非常重視把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轉化為方法論的問題。

繼毛澤東之后，鄧小平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方面，也注重方法的研究。他進一步指出，不以新的思想、觀點去繼承、發展馬克思主義，就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鄧小平哲學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它的哲學基礎。鄧小平哲學主要不是以抽象理論形態出現的“純哲學”，而是以方法論形態出現的“應用哲學”、“實踐哲學”，它表現在鄧小平關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一系列問題的論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重要文獻之中。

毛澤東的哲學思想不僅具有科學的深刻的理論內涵，把西方哲學、中國哲學加以融合，而且還有著十分鮮明的方法論特征即“實事求是”。鄧小平深刻領會了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精髓，并加以繼承和發展。他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突出的方法論思想就是圍繞實事求是這一根本的思想方法來展開的。他提出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開創了中國新時期的發展道路。

其次，中國傳統哲學方法論的影響。毛澤東鄧小平方法論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具體方法化，揭示了毛澤東鄧小平思想方法論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淵源關系，說明毛澤東鄧小平方法論思想的直接理論來源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是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具體方法化。但這僅僅是一個方面，要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鄧小平的方法論，必須同時了解毛澤東鄧小平對中國傳統哲學的批判繼承和革命創新。

毛澤東歷來重視和研究中國的文化遺產，善于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內容和中國文化的民族形式緊密結合起來，認為馬克思主義必須和中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3] 毛澤東對先秦哲學、楚辭漢賦、唐宋古文、宋明理學、清代學術和歷代史都有精湛的造詣。正是由于其在中國傳統文化和古典哲學方面的深厚根基，使他得以能夠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同中國民族文化結合起來，對中國古代樸素唯物論、樸素認識論、樸素辯證法進行繼承、改造、運用，創立具有自己特色的方法論體系。內容不僅涉及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還有哲學、經濟、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倫理和外交、認識國情和指導戰爭等方法。比如，用“一分為二”說明從統一中把握對立，用“胸中有數”說明把握事物質和量的統一，這些形象生動、多樣化的傳統文化表達形式，使得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內容具有了中國民族風格和中國氣派，易于為廣大人民群眾學習、掌握和運用。

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條件下，學界們認為鄧小平方法論也承接了毛澤東弘揚傳統文化的優良傳統。

第一，作為深層次的文化繼承，鄧小平理論的精神氣質，鄧小平理論的基本范疇、基本理論，鄧小平理論所表現的語境，無一不表現出真正的中國文化特征。像“摸著石頭過河”與“白貓、黑貓”之說，本來就是中國民間大眾俗語。還有鄧小平的務實風格以及“實事求是”精神，是對中國農業傳統的歷史延續性、過渡性的認真注意。“一國兩制”的構想則體現了東方思維方式的包容性。

第二，從學術品格、思維方式、思想內容方面，鄧小平理論與以儒家思想為主干的傳統文化有著不可割裂的淵源關系。鄧小平理論中的務實品格或“實踐”理論，與中國傳統文化積極用世的價值取向有著直接的承接關系。鄧小平理論反對片面性和極端性，善于全面辯證地分析認識事物，在對立中把握統一，是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執兩用中”思想方法的繼承和發展。鄧小平理論重視順應民意、重視致富于民、重視發展教育、重視選賢任能、重視祖國統一思想，是對傳統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富民思想、興教勵學主張、大一統思想合理內核的繼承和弘揚。

二、毛澤東鄧小平方法論實踐基礎的一致性

強烈的實踐性，是毛澤東和鄧小平哲學方法論的最顯著特點。二者的實踐性，歸納起來主要表現在它們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緊密結合以及黨和人民集體實踐智慧結晶兩個方面。

第一，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緊密結合。毛澤東的哲學思想之所以具有強烈的實踐性特點是與他所處的歷史條件和面臨的歷史任務分不開的。與馬、恩、列相比，毛澤東哲學是在革命實踐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是在革命實踐中實現馬克思主義哲學現實化的。當時的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貧窮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國。對內沒有民主，對外沒有民族獨立，資本主義雖有一定程度發展，但封建主義仍占明顯優勢，政治經濟發展很不平衡。革命的對象、革命的性質、革命的斗爭形式等問題具有特殊性和復雜性。這種特殊的國情既不同于馬克思主義的故鄉西歐，也不同于列寧主義的故鄉俄國。解決問題的惟一出路是尋找一種能指導中國的理論，再把理論化為具體的方法指導實踐。歷史賦予毛澤東和其他共產主義者的任務，不是去另起爐灶創立新的革命理論和新的哲學，而是去怎樣面對革命隊伍內出現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即從抽象的定義、公式、“本本”出發的教條主義和從狹隘的經驗出發的經驗主義兩種主觀主義給中國革命帶來的損害。當時緊迫的革命形勢也不允許毛澤東過多的理論研究和著述的。盡管他對理論特別是對哲學有著特殊的興趣，但卻沒有可能進入“書齋”去從事系統的全面的理論研究，撰寫大部頭專門的哲學著作，只能根據革命實踐的需要研究解決某些哲學理論問題，把革命斗爭經驗加以哲學概括。此外，革命初期中國共產黨的干部文化素質偏低，絕大部分出身于工農，具有學歷的人極少。但革命需要他們做好工作，要求他們掌握馬列主義基本理論。解決問題的最好的辦法是理解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盡管馬列著作中的不少具體概念、知識、材料一時搞不清楚，但是掌握了觀察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思路與方法，同樣能夠達到搞好工作的目的。所以，由于客觀條件所迫，毛澤東一開始就特別重視把理論和實踐相結合，注意在實踐中運用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極為注意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方法論功能，像《反對本本主義》、《實踐論》、《矛盾論》和《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等著作，是毛澤東在異常艱苦的環境中寫成的方法論方面的代表作。

鄧小平理論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緊密相關。其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在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勝利和曲折的歷史經驗并借鑒其他國家社會主義興衰成敗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其過程凸現出“探索試驗——循序漸進——總結經驗——理論創造”的認識發展軌跡和基本方法。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本質上講，是個“行”的問題，即實踐的問題。鄧小平重實踐，倡導“探索”、“試驗”、“走一步，看一步”的重要觀點與做法，把“感性”的“走”與“理性”的“看”有機結合起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得以形成與發展的重要認識前提。改革的問題最初議論紛紛，但他沒有退卻，而是經過實踐取得了全國上下認識上的一致，找準了方向和原則。對于改革中出現的差錯不妥當的地方，通過“看”即總結經驗，加以糾正，把總結借鑒經驗作為制定黨和國家大政方針基礎，形成科學的方法，再進一步貫穿于擬定黨的重要文件及改進工作作風、工作方法等方面中去。這是鄧小平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之所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就是在實踐的探索、求新、研究過程中不斷深入和完善的。

第二，中國共產黨集體實踐智慧的結晶。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高度評價了毛澤東的偉大歷史功績的基礎上明確指出，毛澤東思想不僅“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而且“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4](P47) 這是對毛澤東思想及其方法論凝聚集體智慧而形成與發展的最科學、最全面、最深刻的闡述。毛澤東方法論是黨和人民集體智慧結晶的含義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毛澤東思想及其方法論產生于黨和人民的集體奮斗中。這是我們黨和毛澤東本人一貫堅持的觀點。早在40年代初期，當一些理論工作者和黨的其他領導人提出“毛澤東思想”或毛澤東的“思想體系”概念時，毛澤東就及時而明確地指出，毛澤東思想是全黨集體智慧的結晶，自己不過是一個代表。另外，說毛澤東思想及其方法論是以實踐活動為基礎形成的，這里的實踐決不是毛澤東的個人奮斗或個人行為，也是黨領導的千百萬人民群眾的歷史性實踐。

其二，說毛澤東思想方法論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不僅是指它產生于集體奮斗和共同的歷史實踐活動之中，還有黨的其他領導人的理論活動對毛澤東思想方法論形成的影響。一個偉大思想的誕生總是有其思想資料作為前提的。毛澤東思想及其方法論的形成不僅與黨和人民的集體奮斗緊密聯系在一起，也同黨的其他領導人的理論活動和黨的理論工作者的研究成果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在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的報告中，毛澤東明確地說，決議案上把好事都掛在我的賬上，所以我對此要發表點意見。寫成代表，那還可以，如果只有我一個人，那就不成其為黨了。

其三，毛澤東思想方法論作為體系也應包括其他領導人的理論成果。在毛澤東思想及其方法論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黨的許多領導人和理論工作者以多種形式參與了其創造工作。有的領導人和理論工作者參與了毛澤東重要著作的寫作，有的則對某些著作的修改、完善提供了中肯的意見，還有的則在整理、宣傳、普及毛澤東的重要哲學著作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貢獻。除此之外，黨的其他領導人的許多理論著作同樣也是毛澤東思想方法論體系的重要概括和闡述。關于這一點，毛澤東本人有過多次申明。在毛澤東的心目中，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毛澤東思想體系和他個人的思想是有區別的。他始終認為，作為指導思想的毛澤東思想是全黨集體智慧的結晶，他個人只是這個領導集體的代表。

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鄧小平對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提煉、豐富和發展，功勛卓著。它不僅明確指出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把實踐標準引入了黨的思想路線，而且鮮明地提出要堅持實事求是，必須解放思想。[5](P337) 這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以鄧小平為首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對毛澤東思想的豐富、完善和發展，鄧小平理論和所蘊含的方法論同樣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是億萬人民實踐的產物。也正因此，才使得它不因鄧小平本人的逝世而終結，才保證了它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及其所蘊涵的方法論同樣也是其發展延續的產物。

毛澤東鄧小平方法論思想僅就其發生而言，我們分析了其共同的理論來源和實踐基礎。而就其思想內容來看，則在實事求是、思維方式、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矛盾分析、調查研究等方面存在著一致性。對此，因篇幅有限，本文將不再贅述。

三、毛澤東鄧小平方法論統一性的當代啟示

首先，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毛澤東、鄧小平方法論思想的指導。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和諧社會，是對我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進一步探討和升華。以胡錦濤總書記為首的黨中央，不僅堅持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而且結合我國新時期發展的戰略任務提出科學發展觀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思想。這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與馬克思主義特別是中國馬克思主義一脈相承，是毛澤東、鄧小平結合中國實際來堅持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傳統在新時期的延續。所以，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不但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政治制度，堅持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而且要認真學習和領會毛澤東、鄧小平等人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問題上所采取的重要方法，把實現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想化為中國百姓所能接受的具體工作方法真正落到實處。

其次，新形勢下黨的重大方針政策的制定必須立足于各項實踐，樹立尊重實踐、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毛澤東鄧小平考慮問題的出發點，都從實際出發，強調實踐的重要性，鄧小平更是求真務實的典范。他一再告誡人們要不滿足于現狀，要盡快改變現狀。他不斷要求大家要講求實效，不尚空談，少說空話，多干實事。指出“四個現代化靠空談是化不出來的”，[6](P181) 提出開會要開小會、開短會，開會、講話都要解決問題，學馬列要精要管用，等等。概括起來，正是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高度體現出尊重實踐、求真務實的精神才被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所接受與認同，正是毛澤東、鄧小平自身自覺踐行實事求是、求真務實，才被億萬百姓所愛戴。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思想，是立足實踐、求真務實的產物，現階段各級領導在貫徹和組織落實中央精神時更應領會內涵，注意方法，使我們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保持在正確的軌道。

再次，增強黨的執政能力，提高領導干部的領導水平，必須探索科學的方法。科學執政，是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的重要內容。毛澤東鄧小平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不同時代不同執政方式的重要體現，曾經正確地指導了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而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其方法論已有很大變化，所以我們今天的執政方式，也必須要實現轉變。過去的戰爭年代，共產黨要靠開會來推進工作，發動群眾，統一思想。現在是和平年代，客觀環境和條件與戰爭年代相差很大，與改革開放的初期也不同。網絡及通訊技術都很發達，有各種各樣的溝通渠道，與此相應執政方式也要與時俱進。如果再用天天開會的方式布置工作，搞像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所批評過的黨八股和形式主義是行不通的。在執政過程中，領導干部只有把握時代脈搏，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切實代表人民利益，符合事物發展規律，才能真正樹立起黨的威信，才能使自己的地位得到鞏固。

（來源: 《青年工作論壇（山東省青年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