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面上直觀傳播思想簡論

鄭良勤

在數十年的政治生涯中，毛澤東非常重視輿論宣傳工作，他結合不同時期革命與建設形勢發展的需要以及客觀物質條件，創造性地開展宣傳教育活動。他不但重視和善用報紙、廣播等大眾傳播媒介，也重視和充分利用板報、壁報以及布告、標語、對聯等面上直觀傳播媒介。①他在晚年對大字報這種特殊的面上直觀傳播工具的推介和利用，更是在一定程度上給當時的中國社會帶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可以說，作為一個政治家、一個善于調動群眾積極性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無疑是推動20世紀50-70年代中國面上直觀傳播尤其是大字報傳播活動的行家里手。對毛澤東的面上直觀傳播實踐與理論進行研究，對其中的經驗和教訓給以總結，在今天和今后更長的一個時期里都有著多方面的意義。

一、毛澤東的面上直觀傳播實踐活動

客觀地看，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新中國成立后，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不可能更多地從事具體的板報、壁報、標語等面上直觀傳播活動，而主要是給予關注和指導。綜觀毛澤東的一生，他對板報與壁報以及后來的大字報等面上直觀傳播媒介的關注和重視是執著的。

1．毛澤東早年與面上直觀傳播媒介的接觸

毛澤東的面上直觀傳播媒介的感知始于青少年時代。早在他8歲剛入私塾時，每天都要按塾師的要求誦讀拜孔臺上鐫刻的“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的對聯。而距其家幾公里遠的一座著名的清真寺，更是毛澤東學生時代常去的地方。寺內滿壁滿柱的詩詞、對聯和匾額，對毛澤東有著重要的影響［1］（P22-25）。進入東山學堂后，因為寫得一手好文章，毛澤東的作文《救國圖存論》《宋襄公論》還被教員安排抄貼在學堂的“揭示欄”里，讓全校同學欣賞，有的學生還將文章抄錄、背誦下來。直到多年以后，毛澤東仍引以為豪地說，因為作文優秀，學校里的教員“都喜歡我”。后來在湖南一師學習時，他的文章也被國文老師批上“傳觀”，并張貼于學監室對面的走廊墻上，讓同學們觀看［2］（P25-27）。在一師期間，毛澤東還經常到岳麓山漫游，云麓宮墻壁上“一魚懸江白，孤城隔岸青”等詩句和望江亭柱壁上的對聯“西南云氣來衡岳，日夜江聲下洞庭”常引得他駐足沉思，以至于三十多年后舊地重游時，他還記憶猶新［3］（P260-261）。

毛澤東最早公開發表政見采取的就是把文章貼在墻壁上的形式。約在1911年，他進入長沙的中學讀書后接觸到民族主義派主辦的《民立報》關于反清和革命的報道，以及對于孫中山和同盟會綱領的介紹，讀后異常激動，于是就寫了一篇文章，貼在學校大門口的墻壁上。在文章中，他主張應由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組織新的政府［4］（P28）。

毛澤東還曾在墻壁上張貼啟事征求“同道”。1915年夏，毛澤東在擔任湖南一師學生會總務兼研究部長時，為了讓同學們強健體魄，用仿《離騷》語式寫了一則《游泳啟事》，張貼在學校的“揭示處”，最終組織起百余人的游泳隊［5］（P15）。同年秋，毛澤東自己刻蠟版油印《二十八畫生征友啟事》，寄給長沙各重要學校，信封上注明“請張貼在大家看得見的地方”。1915年11月9日，毛澤東在寫給黎錦熙的信中說：“兩年以來，求友之心日熾，夏假后，乃作一啟事，張之各校，應者亦五六人。”［6］（P29）毛澤東當年的好友蕭三回憶說，這個啟事在長沙的幾個城門口和照壁上也張貼了，在報紙上也登了出來，幾十個熱情的青年響應了這個號召。經過了兩年多的醞釀，結果組織了一個“新民學會”［4］（P66）。

毛澤東對貼報也極為重視。1917年至1918年，他在擔任湖南第一師范學友會負責人期間，特意訂了兩份受大眾歡迎的《通俗教育報》，學生看完后就張貼在校側的貼報欄內，以便夜校學生和附近的工人閱讀［7］（P77）。1920年9月，毛澤東應湖南通俗教育館館長何叔衡的邀請任《通俗教育報》參謀，在出席第一次編輯會時就幫助出主意、定計劃。該報隨后即派人到市民居住區四處張貼，并在報上刊登啟事稱：“本報想各街坊的人民都有閱著本報的便利，張貼的處所尚嫌太小。特請各街團總，擇定便于張貼的地方，來本報接洽，本報即當如命張貼。”［8］（P33）

1920年9月至1921年夏，毛澤東擔任湖南第一師范附屬小學主事，并被一師校友會推舉為會長，他利用工作之便引導學生開展進步活動，對學生有進步思想的作品，無一例外地頂批“傳觀”并寫上評語，裝在教務處公布欄的玻璃框內［4］（P93）。他還題寫“世界是我們的，做事要大家來”的對聯掛在附小禮堂的墻上，以勉勵學生［9］（P67）。在他的指導下，一師充滿了革命朝氣，學生不但辦刊物，還用大字壁報作為爭論的園地［7］（P294）。

2．戰爭年代和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對面上直觀傳播媒介的重視與推介

革命戰爭年代，在緊張的軍事斗爭之余，毛澤東對利用板報和壁報等面上直觀傳播媒介進行宣傳教育活動仍然給予大力支持和指導。在國共合作時期，他曾主持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工作，1926年4月他在《政治周報》發表宣傳工作報告時特別提出“圖畫宣傳的重要”，肯定國民政府軍隊在戰斗時所到之處張貼“圖畫很多”，“于民眾的影響很大”［10］（P30）。

壁報是紅軍早期經常采用的一種宣傳形式。毛澤東在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斗爭時，曾親自編輯新聞簡訊壁報，并多次擬寫紅軍宣傳布告，對紅軍和根據地群眾進行時事政策教育。1929年12月，毛澤東在為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寫的決議（即《古田會議決議》）第四部分《紅軍宣傳工作問題》中，指出紅軍宣傳工作存在“傳單、布告、宣言等陳舊不新鮮”“壁報出得很少”［11］（P97）等問題，要求“軍及縱隊各為一單位辦一壁報”，名字均叫做《時事簡報》［11］（P100）。1931年3月，時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的毛澤東又簽發了一份要求紅軍各政治部、地方各級蘇維埃政府普遍地舉辦《時事簡報》的通令，并附《怎樣辦〈時事簡報〉》的小冊子［11］（P259）。隨后各根據地黨政軍組織普遍辦起了壁報。

毛澤東對利用墻壁開展宣傳工作服務于根據地和邊區群眾給予充分肯定。1933年6月，他在《查田運動的群眾工作》一文中指出，查田運動要做宣傳，宣傳的幾種方法中“第二貼布告”“第三寫標語”“第六墻報上做文章”［11］（P271）。1934年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曾將毛澤東撰寫的《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油印單行本發給參加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代表，毛澤東在調查中對這兩個模范“鄉蘇”在“路旁屋壁”“通路處”設置“識字牌”，在“日校門外”“列寧小學”辦墻報等文化教育工作都給予了肯定，號召“每個鄉蘇維埃都要學習”［11］（P309）。1941年4月28日，毛澤東在給任弼時并轉陜甘寧邊區中央局的一封信中指出，邊區施政綱領不但要在邊區刊物上發表，還要印多張廣為散布于邊區境內及境外。在群眾報上，須為之逐條加以通俗解釋，并張貼于通衢。與此綱領發布同時，須由邊區中央局發一通知，亦同樣在報上發表，在通衢張貼［12］（P291）。

在對敵斗爭和爭取友軍時，毛澤東也重視充分利用墻壁媒介這種直觀宣傳工具。1938年3月22日，毛澤東、劉少奇致電八路軍總部、各師和北方局并轉各省委、特委，指出：在華北對瓦解敵軍的宣傳工作異常不夠，許多地區看不見一句向敵軍進行宣傳的標語口號。為在政治上瓦解敵軍，教育群眾，影響友軍，各部隊、各地黨部及群眾團體應用中、蒙、日三種文字大量書寫對日軍及偽蒙軍進行宣傳的標語口號和材料［12］（P57）。1940年11月4日，毛澤東在給前線將領的一封電文中說：“如發生磨擦戰爭時，望將這些口號，在我軍駐地周圍及友軍駐地境內，到處書寫和張貼，尤其要設法動員民眾和同情分子在湯恩伯、李品仙等部所經過的一切地帶，遍貼遍寫這類標語口號。”［13］（P308）

毛澤東還把觀看群眾辦的板報和壁報作為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途徑。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新中國成立后，他每到一地都很關注并觀看群眾辦的板報和壁報。他在七大做口頭報告時提到：“一九四二年春季中央研究院整風時出了墻報，那墻報受到歡迎，橋兒溝、南門外很多人都到研究院去看墻報，引得我也去看了一次。”［14］（P337）新中國成立以后他雖然一度比較重視大字報，但在各地視察工作時也仍然留意觀看當地的板報和壁報。據有關傳記記載，毛澤東在1958年2月13日視察沈陽松陵機械廠、3月5日視察成都量具刃具廠、9月16日視察安慶一中時，都特意觀看工人和學生所辦的墻報和黑板報，并給予充分肯定［15］。

無論是在井岡山時期，在長征和轉戰陜北、華北的行軍途中，在長沙、北京、上海、廣州、武漢、延安、杭州等處的駐地，還是在建國以后到各地視察和游覽文化古跡，毛澤東都非常留心觀賞、品評所見到的各種建筑墻壁或碑刻上的詩詞和楹聯、匾額。如，1952年10月毛澤東游覽開封龍亭，看到東側石門兩邊鐫刻著康有為的一副對聯：“中天臺觀高寒，但見白日悠悠，黃河滾滾；東京夢華銷盡，徒嘆城廓猶是，人民已非。”他即囑秘書抄錄下來。1958年3月，毛澤東游覽成都杜甫草堂與武侯祠，對所見的楹聯都是一字不漏地欣賞、評析，并向地方負責同志推薦，讓他們好好研讀。到了晚年，毛澤東還對云南大觀樓長聯表現出極大的熱心，囑云南的負責人要注意保護這副對聯［3］（P3-4）。

在有生之年，毛澤東還給世人留下了不計其數的布告、題字、題詞、題聯、贈聯和挽詞、挽聯、碑文。如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多次用四言及六言歌謠、韻語起草紅軍及蘇維埃政府的布告。新中國即將宣布成立的1949年9月30日，毛澤東出席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儀式并宣讀碑文。在紀念碑落成前的1955年6月9日，毛澤東又題寫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個大字，這個題辭和由他撰稿、周恩來書丹的碑文分別被鐫刻在紀念碑碑身的正面和背面，也深深地銘刻在億萬中國人民的心中。

3．毛澤東晚年對大字報的肯定和推崇

“大字報”一詞流行于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作為一種大字書寫后張貼的墻報，其形式、特點和功能與傳統的面上直觀傳播媒介如壁報、板報近似。1957年5月，在貫徹“雙百”方針和整風過程中，北京高校的大學生以大字報作為“鳴放”的形式，并迅即流行于全國高校。據林克回憶，當時一些人提出要“輪流坐莊”，還要搞“海德公園”，毛澤東非常著急，曾多次派林克和胡喬木等人到北京各大學去看大字報，回來向他匯報［16］（P46）。但隨后不久，毛澤東對大字報這種傳播方式就有了一些新的認識，他不但充分重視和推薦用大字報進行“鳴放”，而且之后的多年里也一直贊賞和支持使用大字報。

根據現有資料分析，毛澤東比較早的公開使用和肯定“大字報”一詞，應是在1957年6月初，他在親自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加緊進行整風的指示》中提到如何對待大字報的問題，指出：“根據北京的經驗，在機關及高等學校內部出大字報，一可以揭露官僚主義等錯誤缺點，二可以暴露一部分有反動思想和錯誤思想的人的面貌，三可以鍛煉黨團員及中間派群眾（他們應當在大字報上批判反動思想和錯誤思想），故利多害少，毫不足怕。”［17］（P491）6月8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中提出：“以大字報為戰斗武器，雙方在戰斗中取得經驗，鍛煉人才。”“大字報必須要讓群眾反駁。”［18］（P431-432）7月9日，他在上海干部會議上又說：“大字報是個好東西，我看要傳下去。孔夫子的《論語》傳下來了，‘五經’、‘十三經’傳下來了，‘二十四史’都傳下來了。這個大字報不傳下去呀？我看一定要傳下去。比如將來工廠里頭整風要不要大字報呀？我看用大字報好，越多越好。”［18］（P447）

整風開始階段，毛澤東對如何應用大字報還有所限制。1957年7月，他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文中說：“大字報，除商店的門市部、農村（區鄉）、小學、軍隊的營和連隊以外，都可以用。”［17］（P551）但反右高潮過后，在工礦企業整風和機關、高校整改以及農村整風整社時期，毛澤東又推介要求大張旗鼓地使用大字報。1958年4月，他在《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中更加明確地說：“大字報是一種極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鄉村、工廠、合作社、商店、機關、學校、部隊、街道，總之一切有群眾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經普遍使用起來了，應當永遠使用下去。”［19］（P178）同年5月20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說：“……現在還有一些落后的合作社、機關、部門、車間、連隊、學校、企業，那里邊插的還不是紅旗，是白旗或者灰旗。我們要在這些地方做工作，發動群眾，大鳴大放，貼大字報，把白旗拔掉，插上紅旗。”［20］（P818）由此，1957年底到1958年上半年，大字報在全國城市、鄉村及部隊得到廣泛使用。

毛澤東不僅號召使用大字報，還多次親自到工廠、農村觀看大字報。根據有關記載，1957年9月6日，毛澤東視察武漢國棉四廠時觀看了大字報；9月18日，毛澤東在上海視察時，又專程到上海國營第一紡織廠看大字報。在1958年2月12日視察沈陽黎明機械廠、2月13日視察長春汽車廠、2月14日視察長春電影制片廠、4月12日在長沙視察駐地附近的警衛連和長沙著名的飲食店火宮殿、8月12日視察天津東郊四合莊鄉新立村農業社時，毛澤東每次都比較仔細地觀看了各單位的大字報和鳴放欄［15］［21］。

在“文革”初期，毛澤東對大字報的重視和推崇達到頂點。1966年5月，中共中央下發關于發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5月25日北大聶元梓等人張貼出題為《宋碩、陸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報。出于要放手發動群眾揭露牛鬼蛇神的考慮，身在杭州的毛澤東充分肯定了這張大字報，于6月1日批示：“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由此點燃了自下而上沖擊領導的群眾運動的烈火。同年7月下旬，從外地回京的毛澤東對劉少奇等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領導人支持北京市委向高校派工作組提出批評，認為大字報貼出來又蓋起來，這種情況不能允許。他同時還提議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領導都要去北大、廣播學院看大字報，去“學習”。8月4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北大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貼大字報是很好的事，應該給全世界人民知道嘛！”5日，毛澤東親自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再次肯定地說：“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他的這份大字報隨即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印發，此后即開始了對劉少奇的批判。此前的8月1日，毛澤東還曾復信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明確支持他們的兩張宣揚“造反有理”的大字報及造反行動，這封信也被作為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重要文件印發給了與會者。1966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作總結講話時，肯定地說：“這一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前幾個月……并沒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還是大字報、紅衛兵一沖，你們不注意也不行。”［20］（P1450）1970年3月，在全國政治局勢稍趨穩定后，毛澤東提出籌備召開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以總結“新經驗”，鞏固“新勝利”，使全國重新納入正常秩序的軌道。1975年1月的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新憲法第十三條規定：“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是人民群眾創造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形式。國家保障人民群眾運用這種形式。”“四大”的核心與主體就是大字報，至此，人們對“大字報”的認可度達到巔峰狀態。

在日常工作中，毛澤東對反映各界群眾以及在華外國人士所張貼的大字報的內容，也非常重視。1958年3月22日，他對上海化工學院兩個“右派分子”的一張大字報作出批語［19］（P535）。1966年9月8日，毛澤東對四位在華美國專家堅決反對政治上、生活上給予特殊待遇的一張大字報作出批示［22］（P635）。1967年3月20日，毛澤東對澳大利亞共產黨人大衛·庫普題為《讓我們“治病救人”》的一張大字報作出批示［22］（P641）。直到1975年8月，毛澤東還對中央五七藝術學院青年教師李春光的一張大字報作出批示［23］（P674）。

但是，毛澤東并不主張無原則地使用大字報。1959年9月，他在民主黨派座談會上提出黨外不搞運動。隨后中央統戰部發文要求在各民主黨派、資產階級分子和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中間不采取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等群眾性的斗爭［24］（P855）。1966年10月24日，他在聽取中央工作會議情況匯報時指出：把劉鄧的大字報貼到街上不好，要準人家革命［20］（P1449）。同年12月25日，毛澤東還在一份批語中強調不要公開引用《炮打司令部》［22］（P637）。

二、毛澤東的面上直觀傳播思想的主要內容

毛澤東的面上直觀傳播思想是毛澤東宣傳和新聞傳播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正如其宣傳及新聞思想一樣，他對此并沒有進行過較系統、完整的闡述，而是散見于他幾十年間的詩文、著作、講話、批注、題詞等方面以及相關人員回憶中。作為一名政治家以及黨和國家、軍隊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只是把板報、壁報以及大字報等傳統的面上直觀傳播媒介作為革命事業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期望利用它們達到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為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現實服務的目的。因此，也可以說，毛澤東的面上直觀傳播思想是毛澤東在長期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的經驗總結與探索。

毛澤東的面上直觀傳播思想可以總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1．重要性與適宜性——面上直觀傳播工具在指導革命斗爭和一個時期內的中心工作方面具有重要的價值，要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地舉辦

毛澤東充分認識到傳統的面上直觀傳播媒介的重要作用。1941年5月，他在延安干部大會上，用古人的對子“墻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替黨內的主觀主義者“畫像”，并提出這種人應“把這副對子記下來；或者更勇敢一點，把它貼在自己房子里的墻壁上”［25］（P800）。1942年2月8日，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指出：“一個人寫黨八股，如果只給自己看，那倒不要緊。……如果還要貼在墻上，或付油印，或登上報紙，或印成一本書，那問題就大了，就可以影響很多的人。”

毛澤東認為，傳統的面上直觀傳播媒介要為現實的中心工作服務。在創建革命根據地過程中，毛澤東曾指出：“紅軍的宣傳工作是紅軍第一個重大工作。”［11］（P96）如前所述，他要求紅軍和根據地《時事簡報》等壁報和各種標語、布告等都要圍繞紅軍和蘇維埃當前工作搞好服務。1939年9月，“魯藝”的文藝社團要出墻報，工作人員寫信請毛澤東給以指導，毛澤東在回信中指出，要“反映人民生活和寫抗日的現實斗爭”［10］（P77）。

對于板報、壁報類傳播工具，毛澤東認為應根據對象和地方的不同，注意傳播內容和形式的適宜性，把握好時機，不能生搬硬套。1945年2月11日，毛澤東致電王震、王首道，指示他們到達株洲等地區后要張貼修改后的《湖南人民抗日救國軍司令部公告》。次日，他又致電說：昨電發后，繼思布告暫不宜發表。待你們到達目的地，根據地已選好，部隊已擺開，情況已明了之后，再行發表為宜［12］（P578）。1949年初，在平津戰役勝利后，他在所擬的中央指示中也專門指出：“在平津這類大城市的墻壁上寫大字標語是否適宜，亦值得考慮。我們覺得，以張貼一月十四日聲明及約法八章的印刷品為宜。”［26］（P24）如前所述，在“大躍進”和“文革”期間，毛澤東對貼大字報也時有約束。

2．宣教性與組織性——面上直觀傳播媒介是宣傳、教育、鼓動干部群眾，組織和推進各項工作的重要武器

毛澤東認為，“壁報為對群眾宣傳的重要方法之一”［11］（P100）。他在要求普遍地舉辦《時事簡報》的通令中明確指出，這種壁報“是蘇維埃區域中提高群眾斗爭情緒、打破群眾保守觀念的重要武器，在新爭取的區域對于推動群眾斗爭更有偉大的作用”。“紅軍在散開做群眾工作時，編《時事簡報》的目的主要是給群眾看。這是發動群眾的一個有力的武器。”“紅軍在集團駐扎時，編《時事簡報》的目的主要是給士兵看的，但同時多掛幾張給當地群眾看。”［11］（P259-263）

1958年7月1日，毛澤東寫下《七律二首·送瘟神》，并在后記中說：“六月三十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余江縣基本消滅了血吸蟲，十二省、市滅疫大有希望。我寫了兩首宣傳詩，略等于近來的招貼畫，聊為一臂之助。”［27］（P234）早在1956年2月，毛澤東曾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出“全黨動員，全民動員，消滅血吸蟲病”的號召，余江縣所取得的成績令他“浮想聯翩，夜不能寐”，于是他“欣然命筆”，寫下他認為與墻壁上的“招貼畫”同樣重要的“宣傳詩”。

毛澤東還把面上直觀傳播媒介作為根據地黨和政府機關組織各項工作的重要工具。1944年3月22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上指出：“墻報也算是一種報，辦墻報也可以當做重要的工作方式。但是我們還不會使用它，還拿不出一種轟動全城的革命墻報，吸引全延安的人來看。我想一個伙食單位，比如說有一百個人，就可以出墻報一張。這里總有一個首長，他就要把墻報當作自己組織工作、教育群眾、發動群眾積極性的武器，自己寫社論。現在有一些墻報辦得不好，只有寫文章的人看。可不可以開個墻報會議？假如現在有兩百個機關有墻報，每一個墻報來一個編輯，來一個首長，開一個四百多人的會議。這個會一定要首長參加。首長負責，親自動手，墻報才能辦得好。要把墻報辦得又有革命的內容，又生動活潑，成為組織各機關工作的一種工作方式。”［14］（P112-113）

毛澤東對基層組織自覺地使用壁報作為宣教、服務工具給予充分的肯定。1960年3月，毛澤東在一份農村公共食堂情況匯報上用四言詩批注：“節余歸己，按日算賬，明明白白，賬單上墻。”［27］（P400）肯定農民群眾的做法。他甚至還為上海南洋中學一群學生辦的壁報題寫了“青鋒”名稱，鼓勵他們做“青年的先鋒”。

3．服務性與普及性——面上直觀傳播媒介是廣大群眾學政治、學文化、學知識的陣地，又是文化藝術工作者向工農兵學習、為工農兵服務的有效形式，應大力普及

毛澤東認為，板報和壁報必須面向廣大群眾，真正地為群眾服務。他在早期撰寫的《怎樣辦〈時事簡報〉》的小冊子中指出：“《時事簡報》是極大黑墨字，稀松七八條，看上去明明朗朗，看完了爽爽快快，是真正群眾的讀物。”“離事實太遠的說法，是有害的。《時事簡報》不靠扯謊吃飯。”《時事簡報》“可做識字運動的材料，村中識字小組的組長給那些不識字人指點一番，既看了報又識了字，真是好得很的辦法”，通令還要求在紅軍宿營地“由連上識字運動委員會指揮識字小組，引導各組士兵去看”壁報［11］（P262-265）。

延安整風運動時期，文藝工作者曾舉辦“街頭畫報”“街頭詩”“街頭小說”等墻報，把作品張貼或直接寫在大街上的土墻上、石頭上、樹干上，或拿到群眾中去朗讀，使作品直接面向廣大群眾。作為街頭詩運動組織者之一的蕭三回憶說，他曾將自己寫的詩歌呈送給毛澤東，以求指導，1941年1月29日毛澤東在回信中說：“詩讀過了，很有意思。……就在街頭發表好了。”［10］（P84）

毛澤東認為，墻報、對聯等傳統的面上直觀傳播形式是群眾文化和革命文藝的重要方面，不但要重視，更要努力進行普及。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就指出，“墻報、壁畫、民歌、民間故事等”是工農兵“萌芽狀態的文藝”，并強調說：“我們的文學專門家應該注意群眾的墻報。”［25］（P857-863）1944年3月22日，毛澤東在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時，針對陜甘寧邊區的文化教育問題專門談到對聯。他說：“邊區有三十五萬戶，每家都掛起有新內容的春聯，也會使邊區面貌為之一新。……新春聯是群眾的識字課本和政治課本。三十五萬副春聯，內容大體相同，文字可以不同，這是群眾文化活動的一個重要方面。……現在老百姓連好的春聯都沒有，我們還只是談提高，這只能是空談。現在邊區的主要問題，還是一個普及問題。”［14］（P118-119）同年5月24日，他在延安大學開學典禮上講話時，再次提出，要使“家家有新內容的年畫、春聯”［1］（P238）。

4．政治性與戰斗性——大字報是群眾創造的一種革命形式，也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方式,是大鳴、大放、大辯論的武器

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想指導下，毛澤東認為，大字報是能夠調動群眾積極性的有力武器、是“有利于無產階級的斗爭形式”。他認為：“大字報是沒有階級性的，等于語言沒有階級性一樣。”“無產階級可以用大字報，資產階級也可以用大字報。我們相信，多數人是站在無產階級這一邊的。因此，大字報這個工具有利于無產階級，不利于資產階級。”“大字報是作戰的武器之一，像步槍、短槍、機關槍這類輕武器。”［18］（P448）1957年7月，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文中說，利用大字報，“在我國條件下，這是一個有利于無產階級而不利于資產階級的斗爭形式。怕大字報，是沒有根據的。在高等學校，在中央、省市、地、縣的機關和城市的大企業，大字報、座談會和辯論會，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動人們進步的三種很好的形式”［17］（P552）。同年10月9日，他在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強調指出：“今年這一年，群眾創造了一種革命形式，群眾斗爭的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種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形式，最適合發動群眾的主動性，提高群眾的責任心。”“現在我們革命的內容找到了它的很適合的形式。這種形式，在過去是不能出現的。”“抓住了這個形式，今后的事情好辦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事小非也好，革命的問題也好，建設的問題也好，都可以用這種鳴放辯論的形式去解決，而且會解決得比較快。”［18］（P467）10月13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三次會議上再次總結認為：“在多數人擁護社會主義這個基礎上，在現在這個時候，出現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種形式，很有益處。這種形式是沒有階級性的。”“大鳴大放的口號，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方式和方法，歸根結底有利于多數人，有利于多數人的自我表現改造。”［18］（P485）1958年3月，在確定要開展“大躍進”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還具體列舉了在農村推廣大字報的好處：一是可以議論國、社大事；二是干部能聽話；三是群眾便于說話；四是不怕報復。他還提議發一個指示，讓農村普遍貼大字報［28］（P195）。

毛澤東始終認為，大字報等形式有利于發揚民主，推進各項事業。他說：“我們黨有民主的傳統。沒有民主的傳統，不可能接受這樣的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我們的民主傳統今年是一個很大的發展，以后要把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種形式傳下去。這種形式充分發揮了社會主義民主。這種民主，只有社會主義國家才能有，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有。”［18］（P467-468）針對反右后一些機關、學校不按群眾提出來的正確意見整改，毛澤東很自信地說：“我看，這個整改又要來一個鳴放高潮。把大字報一貼，你為什么不改？將一軍。這個將軍很有作用。”［18］（P491）在1958年1月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時，他也多次提出用鳴放辯論等辦法取得群眾共識和解決問題。1958年3月10日，在成都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如何改革規章制度時，毛澤東明確提出：“一個辦法是和群眾見面，一個辦法是搞大字報。”［20］（P792）甚至到了晚年，毛澤東依然對應用大字報情有獨鐘。1975年10月19日，他在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針對清華大學劉冰等人的兩封信反映的問題提出：“清華大學可以辯論，出大字報。”［29］（P1754）

三、毛澤東的面上直觀傳播思想形成原因及其評析

毛澤東的面上直觀傳播思想是伴隨著他青少年時代的求學經歷和幾十年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實踐而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產生這些思想的主客觀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毛澤東在數十年求學及革命與建設實踐中不斷接觸并充分認可面上直觀傳播媒介的價值與作用。

如前所述，毛澤東在早年求學生涯中已感受和認識到對聯、墻報、貼報等傳統面上直觀傳播媒介的功能并切身參與，這對其影響是深遠的。英國學者克萊爾就認為，中學時在墻上貼報“這種形式”后來“成了毛澤東在共產黨內，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所心愛的新式武器”［30］（P7）。在紅軍時期，基于革命軍人和群眾文化程度低的實際，毛澤東更加重視利用壁報、布告、標語等傳統面上直觀傳播媒介教育和動員廣大戰士和群眾。

對于傳統的面上直觀傳播媒介對毛澤東的影響作用到底有多大，胡喬木曾有自己的看法，他在晚年曾多次說：整風時工人貼了很多大字報，毛澤東在上海看了幾個工廠的大字報，感到群眾發動起來了，加上其他因素，于是提出了“大躍進”的口號［31］（P376-386）。

第二，毛澤東重視面上直觀傳播實踐活動是其政治觀、革命觀、群眾觀和文藝觀等思想認識的綜合體現。

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和領導人，毛澤東一直是從政治的高度看待板報、壁報以及大字報等面上直觀傳播媒介的價值與作用的，其思想感情是一貫的。早在1942年5月28日，毛澤東曾在中央學習組會上就文化藝術建設問題談到如何處理革命性和文藝性，他說：“藝術性高的我們要，低的我們也要。像墻報、娃娃畫娃娃，我們也要，那是萌芽，有發展的可能性，有根在那里。老百姓唱的歌，民間故事，機關里的墻報，戰士吹牛拉故事，里面都有藝術。”“看不起普通的藝術工作者，看不起墻報、農村通訊，不懂得士兵、農民動手寫幾百字的墻報具有很大意義，這是不對的。”“墻報、民歌、民間故事，我們也需要看看。多少年受壓迫剛剛翻了身的人居然能寫幾百字的墻報，是了不起的大事：不這樣看，那就是他的立場明顯地沒站穩，因此對群眾的東西不喜歡看。”［13］（P429-430）

毛澤東還曾在延安在職干部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中充分肯定了一些戰士刻苦學習文化所取得的成績，他稱贊說：“他們以前一個字也不認識，現在能認得五百、一千、二千、三千，能寫短短的文章，登在墻報上。”［13］（P178）在他看來，墻報既可以用來幫助戰士學文化、學知識，同時它也是戰士展示本領的陣地。

第三，毛澤東晚年對大字報作用的認識，是與新中國建立后數十年間面對著復雜的政治形勢，以及晚年毛澤東本人的思想認識密切相關的。

毛澤東晚年對大字報的重視，直接原因是覺得這種方式是適合我國社會主義時期的新的革命方式。他曾說，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是整風中“群眾創造的一種新形式”，與延安整風時期“也出了一點大字報”不同，那個時候在打仗，“我們沒有提倡”，現在戰爭結束了，“新的革命內容，它要找到新的形式。現在的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它找到了這種新形式”［18］（P480）。在《關于加緊進行整風的指示》一文中，毛澤東認為以大字報為主要形式的“四大”是和平時期對革命形式的變革，有利于揭露問題和解決問題，有利于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命令主義，有利于改進工作，克服缺點，有利于發揚社會主義民主，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他到各地視察時對群眾批判官僚主義的壁報尤為感興趣。1957年9月，他在視察武漢國棉四廠時特意觀看工人貼的大字報，并對陪同的干部說，我們共產黨人在改造客觀世界時，必須認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

筆者認為，晚年毛澤東對于大字報的重視，其主觀動機完全是出于搞好革命和建設事業的良好愿望。在“文革”之前的1963年1月，毛澤東在《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一詞中寫道：“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他還曾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29］（P1416）美國學者施拉姆在論及毛澤東晚年推行“大躍進”和“文革”兩項重大政策時也認為：“他要達到的與官僚主義作斗爭、鼓勵群眾參政的……目標，總的來說值得稱道。”“他一心一意要使中國繁榮昌盛，要在世界上恢復她的地位。”［32］（P225-226）

從已經出版的大量傳記和資料可以看出，從1957年到“文革”期間，無論是批評右傾保守、批評反冒進、發動“大躍進”的舉動，還是發動反帝、反修、批判資產階級的運動，以及開展“文革”，毛澤東似乎始終有著“只爭朝夕”的急切心情和憂國憂民的愁緒，因此，在他的指導思想上一方面是防止右傾和修正主義，另一方面則是要動員群眾不斷革命。而他覺得大字報在完成這兩方面的任務上似乎都有其用武之地。早在1958年4月，毛澤東就在《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中贊譽“大字報把‘萬馬齊喑’的沉悶空氣沖破了”［19］（P178）。直到開始發動“文革”的1966年6月，毛澤東在南方視察時還撰寫了被學界認為“寫得還不錯”的《七律·有所思》，其手稿最初用的題目則是《頌大字報》［33］（P349）。詩中寫道：“正是神都有事時，又來南國踏芳枝。青松怒向蒼天發，敗葉紛隨碧水馳。一陣風雷驚世界，滿街紅綠走旌旗。憑闌靜聽瀟瀟雨，故國人民有所思。”［27］（P217）評論家公木認為：“毛澤東寫《有所思》，從他的主觀意愿來說，他所思考的是：故國和人民。”［34］（P360）筆者認為，毛澤東既然曾以《頌大字報》為題，從直觀意義上說，詩中所說的“人民有所思”應當是他認為人民群眾已經普遍地開始使用“大字報”這個思想武器參與“文革”，進行思考和斗爭，人民群眾已經被“文革”的“風雷”初步發動起來了。因此，在“神都有事時”“人民有所思”可能也是毛澤東所期望和感到欣慰的事情。

從以上對毛澤東面上直觀傳播思想發展過程與形成原因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早期的面上直觀傳播思想比較求實，比較重視布告、標語、板報、壁報等作為傳統面上直觀傳播媒介的宣傳、教育手段與功能，而到了晚年，毛澤東更重視強調板報、壁報尤其是大字報的批判功能，發展到后來，以至于在人們的觀念中，“大字報”一詞幾乎就成為開展批判與斗爭的代名詞。因此，我們可以說，毛澤東晚年的面上直觀傳播思想更趨于單一，政治色彩更濃重，這也可以說是晚年毛澤東政治思想主要是階級斗爭思想的一種突出體現。

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晚年對大字報傳播形式的推崇，既引發了20世紀50年代中期直至80年代初期二十多年間大字報的極度泛濫，又因為他過于強調大字報的批判與斗爭等政治功能和作用，由此也產生了很大的負面作用與影響，最終導致大字報這一傳播媒介在進入改革開放后的新時期走向終結。其中所蘊含的歷史的吊詭是發人深思的。

（鄭良勤系鄭州大學學報編輯部副編審，主要從事出版與傳播學研究。）

（來源: 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