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戰略思維

金沖及

[摘要]戰略思維在毛澤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他強調作為領導干部一定要有“戰略頭腦”，即戰略思維能力。這種能力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全局性的眼光，一是敏銳的預見性。全局性的眼光就是看問題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體；預見性要求對問題要看得遠看得準，對剛剛露頭的傾向具有敏銳的識別力，能夠分辨它是好的還是不好的，并且能預見它的發展趨勢。只有具備這兩個條件，才會有宏偉的膽識和魄力，才可以引導人們在行進中始終有明確的方向感和充分的自信心。而這，也正是毛澤東工作方法的突出特點。

[關鍵詞]毛澤東；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戰略思維；全局性；預見性

[中圖分類號]A841；C934[文獻標識碼]A

戰略思維，在毛澤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

早在青年時期，毛澤東的思想就有一個重要特點：力求把握事物的“大本大源”，把它放在首要地位。當面對萬千事物時，要從大處著眼，首先抓住它的根本。把根本抓住了，其他枝節問題才能迎刃而解。以后，他總是強調綱舉才能目張，也是這個意思。

在革命戰爭年代，他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并且在實踐中鍛煉得更加成熟。他一再強調：作為一個領導人一定要有“戰略頭腦”，也就是要有戰略思維能力。

這種戰略思維能力，最重要地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全局性的眼光，一個是敏銳的預見性。

他在1935年12月23日為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的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中就寫道：“拿戰略方針去指導戰役戰術方針，把今天聯結到明天，把小的聯結到大的，把局部聯結到全體，反對走一步看一步。”（《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頁。）

這里，既指出了戰略方針是決定具體的戰役戰術方針的，又指出了正確的戰略方針應該包括全局性的眼光和敏銳的預見性這兩個方面，反對走一步看一步。

先說要有全局性的眼光。

毛澤東說：“戰略問題是研究戰爭全局的規律的東西。”他又說：“要求戰役指揮員和戰術指揮員了解某種程度的戰略上的規律，何以成為必要呢？因為懂得了全局性的東西，就更會使用局部性的東西，因為局部性的東西是隸屬于全局性的東西的。”（《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5頁。）作戰是如此，對待其他各種工作也是如此。

人們觀察和認識事物，通常只能從一個一個的局部開始，但決不能停留在這里。必須把各個局部綜合起來進行分析，形成整體的觀念，并且弄清那些局部在全局中所處的位置以及彼此間的聯系，才能正確地指導工作。有些事，從局部來看是有利的，但從全局來看是不利的，那就得堅決頂住，不能去做。

毛澤東對這個問題十分看重。他說：“馬克思主義者看問題，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體。”“說‘一著不慎，滿盤皆輸’，乃是說的帶全局性的，即對全局有決定意義的一著，而不是那種帶局部性的即對全局無決定意義的一著。”（《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49、175頁。）只有全局在胸，才能有把握地走好每一步棋。

事物是發展變化的，全局形勢也在不斷發展變化。毛澤東在指導工作時，總是首先把力氣用在觀察和判斷全局上，特別是敏銳地察覺出那些對全局發展變化有重要影響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從而果斷地作出重大決策。他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說：“要善于觀察形勢，腦筋不要硬化。形勢不對了，就要有點嗅覺，嗅政治形勢，嗅經濟空氣，嗅思想動態。”（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4月5日。）讀讀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的講話，每當重要的歷史關頭，他經常先這樣分析：現在局勢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它和以往不同的特點是什么，發展的前途如何，因此我們的方針應當相應地作怎樣的調整。這里，可以以解放戰爭為例：

1947年夏季人民解放軍從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后，這年年底毛澤東就對政治、軍事、經濟三個方面的實際狀況作了仔細的具體分析，得出一個全局性的結論：“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3頁。）“二十年來沒有解決的力量對比的優勢問題，今天解決了。”（《毛澤東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3頁。）“這個事變一經發生，它就將必然地走向全國的勝利。”（《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44頁。）

這是一個大判斷，是對中國革命發展進程的大判斷。那時，國內局勢中仍有許多不很明朗的地方，還存在不少容易使人感到迷惑的次要因素，并不是所有人都已看清楚這個歷史轉折點已經到來。即使有這樣那樣的感覺，也沒有得出如此明晰的結論。毛澤東經過敏銳而審慎的觀察和思考，不失時機地作出這個判斷。有了這個大判斷作依據，怎樣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這些重大問題便提到現實議事日程上來了，新中國的經濟構成、經濟綱領、政治綱領也到了正式向全黨和全國人民宣告的時候了。

再如，第二年的遼沈戰役結束后，只隔了十來天，毛澤東就作出一個新的判斷：“中國的軍事形勢現已進入一個新的轉折點，即戰爭雙方力量對比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人民解放軍不但在質量上早已占有優勢，而且在數量上現在也已經占有優勢。這是中國革命的成功和中國和平的實現已經迫近的標志。”“這樣，就使我們原來預計的戰爭進程，大為縮短。原來預計，從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約需要五年左右時間，便可能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反動政府。現在看來，只需從現時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就可能將國民黨反動政府從根本上打倒了。”（《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60、1361頁。）

全國解放戰爭便以這個全局性的判斷為依據，以新的姿態新的部署，加快步伐地展開了。

作為一個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如果沒有這種全局性的戰略眼光，當機立斷，正確決策，大刀闊斧地打開新的局面，而是被動地忙于應付枝枝節節的局部性事務，那就不可能在工作中取得重大突破，甚至會坐失良機或發生失誤。

再說要有敏銳的預見性。

預見性，同全局性眼光分不開，要求指揮者看得遠看得準，對剛剛露頭的傾向具有敏銳的識別力，能夠分辨它是好的還是不好的，并且能預見它的發展趨勢。

毛澤東認為這是領導干部必須具有的政治品質。他在中共七大的結論中說：“預見就是預先看到前途趨向。如果沒有預見，叫不叫領導？我說不叫領導。”“坐在指揮臺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見，就不能叫領導。坐在指揮臺上，只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的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領導。只有當著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桿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并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395頁。）

高手下棋，誰能比對方多看幾步，誰就可能取勝。毛澤東在工作中總是想得很遠。他不是只忙碌地應付擺在眼前的種種具體問題，同時也能對未來可能出現的重大變動未雨綢繆，早作準備。當抗日戰爭正處在緊張關頭的時候，他已開始考慮未來的新國家和新社會應該是怎樣的，寫出了《新民主主義論》。以后，隨著客觀形勢的發展和實際經驗的積累，這種設想就越來越清晰越具體。當歷史巨大變化來臨的時候，無論1949年共同綱領還是1954年憲法的誕生都不是倉促草就，而是經過長期的醞釀和積累，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以后的歷史事實證明，這些根本大法的各項規定都是切合實際而富有成效的。

對社會生活中值得注意的傾向性問題，毛澤東總是主張要覺察早、應對快。他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說“以后要注意辨別風向”。他引宋玉《風賦》中所說的：“夫風生于地起于青之末，侵淫谿谷，盛怒于土囊之口。”并且說：“大風好辨別，小風就難辨別，領導干部要特別注意這種小風。”（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5月23日。）他高明的地方在于當某種不好的風向還只處于“青之末”的時候，就能夠意識到它經過慢慢的逐步的“侵淫”，有可能形成“盛怒于土囊之口”的風暴。這也就是古人常說的防微杜漸的意思。而不少人不僅對處于“青之末”的這種風向毫無識別能力，甚至當它已逐步“侵淫”而走向“盛怒于土囊之口”時仍麻木不仁，視若無睹，結果，拖延得越久，問題就越大，甚至發展到積重難返而很難解決。當然，如果脫離實際情況，對還處于“青之末”的微風，就用對付“盛怒于土囊之口”者的霹靂手段去對待，那也會造成嚴重的錯誤。以往出現過的這種教訓，同樣值得后人深思和記取。

總之，全局性眼光和預見性十分重要。只有具備這兩個條件，才會有宏偉的膽識和魄力，才可以引導人們在行進中始終有明確的方向感和充分的自信心。這是毛澤東工作方法的突出特點。所以，總給人以高屋建瓴、大氣磅礴的感覺。

鄧小平曾深情地說：“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4、345頁。）

毛澤東在晚年犯了嚴重錯誤，包括發動“文化大革命”那樣全局性、長時間的錯誤。那正是違背了他自己一貫提倡的正確原則。但從他一生的主要方面來看，他的功績無疑是第一位的。

毛澤東給我們留下了極其豐富的精神遺產，戰略思維是其中的重要內容。它的價值并不因時間的流逝和條件的改變而失去。今天，我們應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充分地發掘它，使用它，發展它，以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

﹝作者金沖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常務副主任、中國史學會原會長、研究員，北京100017﹞

（責任編輯：樊憲雷）

來源：《黨的文獻》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