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君共和”：毛澤東為經濟體制改革留下的一筆重要資源

徐俊忠

【核心提示】毛澤東的改革實踐為中國的改革開放留下了豐富的思想、理論資源，并直接成為中國共產黨人推進工作的有力工具。

蘇共“二十大”以后，毛澤東開始自覺反思新中國成立以來所創建起來的中央高度集權的經濟管理體制，逐步形成了以“虛君共和”為特征的替代性戰略構想，并不遺余力地開展改革嘗試和探索，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經濟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留下了一筆豐厚的思想與歷史資源。

“虛君共和”的首次嘗試

毛澤東的反思對象是新中國順利完成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面對“一五”計劃提前完成取得的勝利，毛澤東并不完全滿意。他認為，這種勝利是建立在中央高度集權的體制上的，這種體制有助于國家集中資源，但也極大地抑制了地方的積極性。因此，這種體制雖能短時期內確保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有序展開，但長期下去不利于實現可持續發展。

正是基于這一戰略考慮，在1956年《論十大關系》中，毛澤東以專門篇幅集中討論了中央與地方的應有關系問題。他認為，中國幅員遼闊，各地情況千差萬別，中央過于高度集權，容易出現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不利于調動各地各級的積極性。因此，在積極平衡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中，政府的縱向權力結構必須“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只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我們不能搞像蘇聯那樣，把什么都集中在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與此同時，他要求研究資本主義國家處理中央與地方關系的積極經驗。

在這種邏輯的推動下，毛澤東于1958年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放權”行動。在這一年中央舉行的春節團拜會上，毛澤東指出：“中央集權太多了，是束縛生產力的�！�…我是歷來主張‘虛君共和’的，中央要辦一些事，但是不要辦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市去辦，他們比我們辦得好，要相信他們。”此后，與放權構想相聯系，毛澤東大力倡導發展地方工業，主張有條件的協作區和省份要根據自身條件建立各自不同的相對獨立的工業體系，以形成經濟多極發展的積極局面和滿足國防建設的需要。在這場放權行動中，放權的范圍包括企業管轄權、物資計劃權以及財政支配權等�？梢哉f，這是對中國當時既有經濟管理體制的一次釜底抽薪式的變革。對此有專家認為，1958年以后的中國經濟體制“已經不再屬于中央財政集權型，更像地方財政分權型”。

“虛君共和”的再次啟動

然而，由于這場大規模放權速度過于迅猛，各級領導機關的思想準備嚴重不足，許多配套措施沒有到位，放權導致了經濟秩序的混亂。1959年以后，中央又陸續將部分下放到地方的企業往上回收。之前被改革掉的東西紛紛恢復，下放給地方的工廠也被大規模地收回中央，原來因應放權而裁減的中央機構編制再度膨脹，職能也重新得到強化。物資管理、銀行工作、工程建設、工業生產戰線等領域的中央垂直管理更加強化。

1964年以后，隨著全國經濟形勢好轉，毛澤東再次密集地批評中央集權式的管理體制。他多次告誡經濟部門不能以行政方法管理經濟，并以我們“也許走了錯誤道路”的說辭，警告這種集權式的管理體制。為了推動體制的變革，他要求認真總結經濟工作的經驗，對經濟工作實行“徹底的革命”，并于1969年倡導重新進行“虛君共和”的改革。

1969年2月27日，全國計劃座談會印發了關于“改革財政管理體制”、“中央各部企業管理體制下放”和“改革物資管理體制”等三個文件，其目的在于使中央政府機構和編制與事權大幅下放相適應，力圖從機制上防止管理過死過細而抑制地方和企業的積極性。

總體上看，由于處于“文化大革命”的特定政治形勢下，毛澤東推行新一輪“虛君共和”的改革，并沒有碰到明顯的政治阻力。

“虛君共和”改革實踐的當代意義

綜觀毛澤東圍繞“虛君共和”的改革實踐，不難看出，他對于“虛君共和”的構想，態度是嚴肅和鄭重的，前后思想和實踐也是自洽和一致的。核心的內容是中央與地方的分權。這充分體現了毛澤東作為戰略家的深邃洞察力和遠大眼光。因此，他的構想和探索具有突出的歷史意義。

首先，經過毛澤東兩次改革的實踐，盡管帶來了許多混亂和困難，但改革至少在經濟管理體制上，變革了原有中央高度集權的經濟管理體制，初步形成了地方與中央分權的經濟管理格局。正是有了這一制度性基礎，中國的改革開放才有可能采取漸變的方式而不是“休克療法”去實現。從這一意義上說，中國告別蘇聯那種高度集權的經濟管理體制，毛澤東所推進的“虛君共和”改革，有著不可替代的開創性意義，中國的改革開放亦得益于此。

其次，經過毛澤東改革理論與實踐的洗禮，中國普遍形成了經濟發展的新的依賴路徑記憶。反對中央高度集權，放權地方和企業幾乎成為共識；大力發展地方工業，包括推進社隊企業的發展，在共和國的多數時段里也幾乎不可阻擋；縮小國家物資調配和管理范圍，加大市場調節空間也基本成為一種趨向等。

最后，毛澤東的改革實踐為中國的改革開放留下了豐富的思想、理論資源，并直接成為中國共產黨人推進工作的有力工具。大家都承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因為它明確地提出：“對經濟管理體制和經營管理方法著手認真的改革”。而為這種改革提供直接理論支持的資源，最主要的還是毛澤東在這一改革中留下的重要理論與思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會上，鄧小平關于“現在我國的經濟管理體制權力過于集中，應該有計劃地大膽下放”的思想及其以后所推行的改革開放，實質上都是圍繞如何解決中央高度集權體制的許多問題而展開其思路的。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現代化研究所）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1月27日第52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