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九十年的根本性經驗

——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啟示

梁柱

1941 年，中國共產黨誕生 20 周年的時 候,毛澤東在延安作出了這樣一個重要論斷:“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年, 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日益結合的二十年。 ”[1]（p.795）這是對黨的根本性經驗的深刻總結，也是對黨的歷史本質的生動闡述。 在這 20 年中，黨帶領中國人民歷經艱難險阻終于走出了一條通向勝利的康莊大道，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的主體，而所以能夠取得這樣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堅持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正確方向。 而也正是在這時，黨經歷了兩次勝利、兩次失敗，有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比較，使自己從幼年走向了成熟，因而有可能對黨的歷史本質獲得規律性的認識。 毛澤東上述命題的正確性和指導性意義，已經為黨的 90 年歷史所證明，并且成為我們黨自覺奉行的一條思想路線。

一

近代中國的歷史經驗表明，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成為指導中國人民革命唯一正確的思想武器；而黨的斗爭經驗又告訴我們，僅僅有馬克思主義還是不夠的， 從一定意義上說，重要的是要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由于馬克思主義產生的特定的歷史條件和中國國情的極大的特殊性，中國革命需要依靠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獨立解決各種復雜的問題。 具體地說，中國革命所反對的主要是封建勢力，而不是資本主義；主要依靠的群眾是農民，而不是工人；中國革命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如何把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同爭取社會主義的前途聯結起來，而不是直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馬克思主義產生于資本主義發達的西歐，主要的矛頭是反對資本主義， 主要依靠的力量是工人群眾，而且它是用歐洲的語言形式來表達自己的思想。 所有這些，就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為一項十分重要而艱巨的事業。 同時，又由于中國是一個小生產者占多數的國度，與這種生產方式相聯系的主觀性、片面性和絕對化的思想方法，也不能不影響黨的隊伍。 這不能不極大地增加了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難度。 黨在探索中國革命的道路過程中所經歷的艱難曲折和為此付出的沉痛代價，都同這種主觀主義的思想根源相聯系。 由此可見，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從實際出發而不是以教條主義的態度來對待馬克思主義原理， 這對于確立科學的思想原則，對于中國共產黨的建設及其征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談到自己理論的特征時,一再聲明共產主義不是教義,而是運動，因而，“原則不是研究的出發點，而是它的最終結果；這些原則不是被應用于自然界和人類歷史，而是從它們中抽象出來的；不是自然界和人類去適應原則，而是原則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歷史的情況下才是正確的”。[2] （p.374）恩格斯還指出：“如果不把唯物主義方法當作研究歷史的指南，而把它當作現成的公式，按照它來剪裁各種歷史事實，那它就會轉變為自己的對立物。 ”[3]（p.688）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正是按照這一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原則，克服了黨內為害甚烈的教條主義的錯誤傾向, 為我們黨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從而為革命勝利奠定了最重要的思想基礎。

毛澤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主要的倡導者和領導者。 在民主革命時期，他始終堅持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善于集中全黨的智慧并根據自身的經驗，在實踐中逐步探索出適合中國革命特點的一系列戰略和策略，從而形成了內容豐富、形態完備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成果——毛澤東思想。 現擇其要者，舉例說明之。

第一，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開創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新道路。 正如周恩來在總結中國革命經驗時所說：“要黨不去用主要的力量與城市無產階級聯系，而把主要力量放在農村，這是史無前例的。 共產國際的一切文獻，一講到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就是同工人運動聯系在一起的”，“所以在歷史上無論中外都找不到農村包圍城市的經驗”。[4]（p.178）在一段相當長的期間，黨的領導機關囿于城市中心論，以教條主義的態度對待共產國際的指示，使中國革命走了一段痛苦的彎路。 毛澤東所以能夠在理論和實踐上探索出一條中國革命的新道路，從根本上說，是同他自覺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原則緊密相關的。 1930 年 5月，他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首先提出了反對教條主義的任務。 他鮮明地指出：“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5](p.115)正是依據這樣的思想原則，毛澤東能夠在實踐中善于總結斗爭的經驗，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確定自己的革命道路。 當時，毛澤東著眼于這樣兩方面的實際， 思考和探索新的革命道路：一方面， 從 1927 年大革命失敗后黨面臨的國內形勢出發，這時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力量在大資產階級的突然襲擊下遭到了慘重的損失，國民黨反動勢力占據了中心城市，在全國范圍內實行白色恐怖。 在這種情況下，下列兩種做法都是不可取的：一是偃旗息鼓，采取取消主義的態度，把革命引向徹底失敗；二是繼續以城市為中心，在革命力量還很弱小的情況下采取盲動主義、拼命主義的做法，這同樣也會葬送中國革命的前途。 因此，在這種形勢下，中國革命必須另辟蹊徑，走一條非城市中心的新的發展道路。

另一方面，從中國的基本國情出發，在中國，農民是主要群眾，他們是中國革命最深厚的力量源泉，而廣大農村又是反動勢力無法完全控制的地區，革命力量有可能首先在那些經歷過大革命的影響、仍有紅色種子存在的農村地區獲得發展。 因此，黨的主要力量從中心城市退卻，向革命力量最深厚的農村進軍，是當時唯一正確的發展方向；而且，只要中國革命的形勢不是停滯的， 而是繼續向前發展的，那么，以農村為依托的革命力量就一定會發展成為復興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 我國民主革命發展的歷程，證明這是完全正確的選擇。 毛澤東創立的中國革命道路，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國家與革命的學說， 特別是暴力革命的原理，同時又緊密地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實現了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 它深刻地體現了黨的思想路線中所蘊含的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統一的原則，對于我們堅持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事業具有方向性的重大意義。

第二，確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學說,創造性地解決了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同社會主義前途相聯結的問題。 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是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起步的。 在民主革命時期，在黨內產生過或是在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二次革命論”， 或是要在民主革命階段同時完成社會主義革命任務的“一次革命論”，這兩種錯誤，曾先后兩度把中國革命導入歧途。 這既不能完成當前的革命任務，也就談不上社會主義的前途。 毛澤東確立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科學地解決了中國革命兩步走的聯結點問題，也就是說，在民主革命勝利之后，決不可能去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而是要建立以中國無產階級為首領的中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以完結其第一階段。 然后，再使之發展到第二階段，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 ”[6]（p.672）這就是中國革命的歷史必由之路。 在毛澤東看來，像中國這樣經濟文化落后的大國能夠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需要具備以下幾個條件：一是在近代中國資本主義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這是包括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內的進步因素的生長點；二是具有了相對強大的無產階級政治力量，特別是在黨領導的民主政權內部，有正在成長的各種社會主義因素，為將來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準備了條件；三是得到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 正因為這樣，把中國的民主革命和爭取社會主義的前途聯結起來就具有歷史的必然性，是歷史唯一正確的選擇。 中國新民主主義社會既是中國社會發展不可逾越的一個階段，又是一個過渡性的社會； 它既存在資本主義的因素， 又存在不斷生長中的社會主義的因素，這將使 “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最后結果，避免資本主義的前途， 實現社會主義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極大的可能性了”。[6]（p.650）毛澤東領導制定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 經濟和文化綱領，就反映了上述特點。 拿經濟綱領來說，新民主主義社會實行社會主義國營經濟領導下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制度，占主體地位還是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 毛澤東指出，因為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后的緣故，在新民主主義社會，還要盡可能地利用一切有利于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成分， 以利于國民經濟的迅速恢復和發展，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 同時，對資本主義經濟要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縮性的限制政策，這主要是： 一是不能動搖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二是要在活動范圍、稅收政策、市場價格和勞動條件等方面加以限制，使不利于國計民生的消極方面得到限制，否則，任其自由泛濫勢必危害整個國民經濟。 與此同時，毛澤東更強調新民主主義國家必須優先發展掌握著國家經濟命脈的國營經濟，使這個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成分在國民經濟發展中起導向的、決定性的作用，為向社會主義轉變準備強大的物質基礎。 這種立足于現實又為未來發展準備條件的策略思想，在新民主主義政治、文化綱領中也都得到生動的體現。 毛澤東指出：“完成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 （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并準備在一切必要條件具備的時候把它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上去，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光榮的偉大的全部革命任務。 每個共產黨員都應為此而奮斗，絕對不能半途而廢。 ”[6]（p.651）正是在這一正確的思想理論指導下，毛澤東帶領全黨在長期的、 艱難困苦的斗爭環境中，既致力于領導當前的民主革命， 又自覺地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方面為將來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準備條件，從而勝利地完成了經濟文化落后的東方大國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同社會主義前途相聯結的這一歷史課題。 因而能夠在中國革命勝利并具備了基本條件之后， 不失時機地在中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揭開了中國歷史嶄新的篇章。

第三，正確解決了在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占多數、并在長時間的、分散的農村游擊戰爭環境中，建設一個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問題。 這是一個特殊而困難的任務。 直到 1940 年，周恩來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時，共產國際領導還擔心“我們”離開工人階級太遠了，當時周恩來解釋說：“我們在農村里經過長期斗爭的鍛煉，有毛澤東同志的領導， 完全可以無產階級化。 ”結果，“共產國際的一些同志聽了之后大嘩，不以為然”。[4]（pp.178-179）這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確實沒有現成的經驗可資借鑒，中國共產黨正是在毛澤東領導下，獨立地依據黨所處環境和自身的特點， 逐步形成黨的建設的理論和原則，完成了這項偉大工程。 毛澤東一貫主張把思想教育、思想領導放在黨的建設的首位，并且貫穿于黨的建設的各個方面。 在毛澤東看來，只有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原則統一全黨的思想，才有可能正確制定和貫徹黨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只有用馬克思主義去克服、改造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提高黨員的思想覺悟和理論水平，解決黨員在思想上入黨的問題，才能形成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 同時，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依據無產階級政黨建設的共同規律和我們黨建設的經驗，強調黨不是簡單的黨員數量的相加，而是由全體黨員按照一定原則結合在一起的有機體，這個原則就是黨的民主集中制。 毛澤東不但堅持民主與集中的辯證統一關系，而且把實行民主集中制與貫徹黨的群眾路線統一于黨的組織制度之中。 毛澤東還根據中國共產黨的特點，不但創造了整風運動的黨內自我教育形式，確立了解決黨內矛盾的正確方針，并且形成了以三大作風為核心的黨的優良作風建設。 正如鄧小平所說：“把列寧的建黨學說發展得最完備的是毛澤東同志。 ”在井岡山時期，即紅軍創建時期，毛澤東的建黨思想就很明確。 “毛澤東同志對于建立一個什么樣的黨，黨的指導思想是什么，黨的作風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 正是因為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整風中建立了完整的建黨學說，并且用這個學說來教育我們全黨、 全軍和人民，使我們建立了這么一個好的黨”。[7]（p.44）這就為中國革命準備了最重要的領導力量。由上可見,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既是中國獨特的,又是馬克思主義的，體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涵和方向； 也正是在這完全的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是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唯一正確的指導思想。

二

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確立之后，毛澤東依據當時國際形勢的新變化和黨面臨的新任務，明確提出了現在要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重要命題，為黨勝利完成新時期的歷史性任務，指明了正確的方向。

1956 年， 蘇共 20 大及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引起了中國共產黨人對自己的建設道路的思考和探索。 毛澤東說：“我認為最重要的教訓是獨立自主，調查研究，摸清本國國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革命和建設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制定我們的路線、方針、政策。 ”民主革命時期，我們走過一段彎路， 吃了大虧之后才成功實現了這種結合，取得了革命的勝利。 “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他說，開始模仿蘇聯，因為我們毫無搞社會主義的經驗，只好如此，但這也束縛了自己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現在我們有了自己的初步實踐，又有了蘇聯的經驗和教訓，應當更加強調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強調開動腦筋，強調創造性，在結合上下功夫。 ”[8]（pp.20-21）在這里，毛澤東把“努力找出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作為馬列主義同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這是十分深刻而重要的思想。

毛澤東提出要“走自己的路”,就是希望能找到一條比蘇聯東歐搞得更好更快的、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應當指出，由于缺乏經驗， 也由于在巨大勝利面前驕傲起來，毛澤東離開了他自己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作風，因而在探索的過程中曾經犯了諸如“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的錯誤。 但是，毛澤東為找到自己的建設道路而進行的理論和實踐上的探索，這種探索所取得的成果，雖然有的還不是成熟的， 有的雖然提出但還沒有做好的，都是具有穿越歷史意義的偉大起步，對我們今天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都有重要的啟迪和指導意義。 這些成果是多方面的，下面舉其要者說明之。

第一，闡明社會基本矛盾理論，為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1956年，當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確立之后，黨和國家面臨著如何鞏固、 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即關系到國家的治理和社會走向這一根本性問題。 在這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毛澤東以其特有的敏銳和深刻的哲學思維，運用對立統一規律深入總結實踐中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觀察和分析社會主義社會各種復雜的矛盾，創造性地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學說，深刻揭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并且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 這些理論觀點，集中體現在毛澤東于 1957 年 6 月發表的 《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及相關的一系列講話中。 它從哲學的高度回答了時代面臨的重大課題，是我們黨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歷史課題最早的、又是非常重要的理論上的探索和回答，它對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奠定了極為重要的理論基礎。 這主要表現在: 一是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 毛澤東指出：“沒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天真的想法。 ”[9]（p.757）由于斯大林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否認蘇聯社會存在矛盾，這就勢必對現實政治生活中出現的矛盾問題無法作出正確的判斷，而把一切矛盾歸結于國外帝國主義的指使和挑動，結果導致混淆敵我的嚴重錯誤。因此,否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的觀點,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上是十分有害的。 毛澤東說：“許多人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還有矛盾，因而使得他們在社會矛盾面前縮手縮腳，處于被動地位；不懂得在不斷地正確處理和解決矛盾的過程中，將會使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統一和團結日益鞏固。 ”[9]（p.766）二是指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特征。 一方面，它在基本方面是相適應的，因而可以依靠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發展生產力，這就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提供了理論依據；另一方面，它還存在不相適應的方面，但這是非基本的方面，因而可以依靠社會主義制度通過調整和改革來加以完善，這也就為社會主義改革以及改革的性質提供了理論依據。 三是指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 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反映到人與人的關系問題上， 就表現為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這就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但主要的、大量的是人民內部矛盾，因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就成為社會主義社會政治生活的主題。 這就是說，以解決敵我矛盾為主要內容的階級斗爭已不占主要地位。 他進而指出，兩類矛盾雖然有明確的嚴格的界限，但也不是凝固不變的，而是在一定條件下也會互相轉化的。 因而，要善于創造條件，使矛盾的性質向著有利于人民的方向轉化； 要堅持用民主的、說服的方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防止矛盾向著不利于人民的方向轉化。 在毛澤東看來，在社會主義社會，兩類社會矛盾運行的總的趨勢，是人民的范疇越來越擴大，敵人的范疇越來越縮小。 隨著社會主義事業的日益發展，促進敵我矛盾向人民內部矛盾轉化的可能性愈益增加，而人民內部矛盾向敵我矛盾轉化的可能性則趨向縮小。 這個總趨勢是要通過一個相當長的歷史發展過程才能夠逐步實現的，但應是我們工作努力的方向。 這些都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奠定了理論基石。

第二，提出以蘇聯為鑒戒，走自己的道路，初步地為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革指明了正確方向。 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作為開辟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開篇之作，充分體現了獨立自主的探索精神。 在探索中，毛澤東是緊緊地圍繞著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尋找一條中國自己的建設道路這一主題而展開的。 他思考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問題，就是從中國是一個大農業國這一基本情況出發，不能照搬照抄外國的經驗；他明確提出，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問題，就是要正確處理重工業、輕工業、農業的關系問題。 他在總結我國經濟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的方針；到 20 世紀 60 年代，他更明確提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 主 導 ”的 思想 ，并 把它確定為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 這個總方針的提出，反映了毛澤東對中國工業化道路探索的深化。 中國工業化道路的開辟，展現了走自己的建設道路的一個重要成果，也是從中國國情出發探索自己的建設道路的一個典范。 毛澤東強調走自己的建設道路這一鮮明的主題，決不是排斥學習外國的先進經驗和有用的東西。他從指導思想的高度上談到了中國和外國的關系問題，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 ”并明- 67-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 2011 年第 2 期確提出， 要“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 ”他特別指出，即使將來我們國家富強了，我們還要堅持革命立場，謙虛謹慎，還要向人家學習，一萬年都要學習。 但學習外國要有正確的態度。 在毛澤東看來，對外國的東西一概排斥或全盤吸收這兩種極端，都是完全錯誤的。 探索自己的建設道路， 重要的是要反對教條主義。“全盤西化”論也是一種教條主義，只不過是表現為對西方思想理論的迷信和盲從。 毛澤東歷來反對“全盤西化”的主張，強調指出：“不要全盤西化。 應該學習外國的長處，來整理中國的，創造出中國自己的、 有獨特的民族風格的東西。 ”毛澤東強調，學習外國“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 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 他主張，學習外國要重在消化，吸收它的長處，應該越搞越中國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 他指出：“中國的面貌，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都不應該是舊的，都應該改變，但中國的特點要保存。 應該是在中國的基礎上面，吸收外國的東西。 應該交配起來，有機地結合”。[10]（pp.41、43、83、41、82-83）這些思想和方法，無疑是深刻而富有教益的，對于我們今天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方向性的意義。

第三，為尋找一條能夠保持黨和人民政權純潔性的有效途徑而進行不懈的探索，對于防止“和平演變”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 防止“和平演變”， 實際上就是要堅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制度，防止黨和政權自身的蛻化變質。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鑒于黨將面臨的新的情況，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就告誡全黨：在革命勝利之后，必須警惕資產階級“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要求全黨要樹立“兩個務必”的思想，并提出一系列反腐蝕的方針。當 20 世紀 50 年代中期西方敵對勢力提出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和平演變”戰略后，毛澤東就旗幟鮮明地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首先舉起反對“和平演變”的旗幟，并把黨的反腐蝕方針同防止“和平演變”結合起來，在理論和實踐上努力探索出一條能夠保證黨和人民政權純潔性的有效途徑。 為此，他對諸如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和階段斗爭；警惕和防止黨的高層領導出修正主義，使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如何保證老一代革命家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后繼有人，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特別是如何防止黨和國家各級干部脫離群眾、蛻化變質，防止干部隊伍中腐敗現象的滋生，是毛澤東思考最多的一個問題，也是他最為擔心的一個問題。 他極力尋求克服陰暗面的方法， 并為此作了種種嘗試，由于當時是在“左”的思想指導下進行的， 沒有收到應有的效果， 甚至走向了反面，但他在這方面的一些重要思想，對于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事業， 是一種具有長遠意義的戰略思考， 是需要長期加以研究和解決的重大歷史課題。

三

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中，凡是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方向， 我們的事業就會前進，就會取得勝利，反之，就會遭受挫折和失敗。 這是中國共產黨 90 年歷史提供的一條根本經驗。 毛澤東作為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統一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他的理論和實踐活動中蘊含著在這方面具有普遍性意義的歷史啟示，對我們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事業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

歷史啟示之一：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方向,關鍵是要把我們的思想方法搞對頭。陳云作為毛澤東的戰友和學生， 他回憶說：“在延安，我當中央組織部長的時候，毛主席先后三次當面同我談過，要學哲學，還派教員來幫助我們學習。 ”“我曾以為自己過去犯錯誤是由于經驗少。 毛主席對我說，你不是經驗少，是思想方法不對頭。 他要我學點哲學。 過了一段時間，毛主席還是對我說犯錯誤是思想方法問題，他以張國燾的經驗并不少為例加以說明。 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談這個問題，他仍然說犯錯誤是思想方法問題。 ”[11]（p.342）這就是說，在全黨確立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是黨的思想建設帶有根本性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樣，是同中國共產黨產生的歷史條件和黨內小資產階級出身占多數的特點相聯系，使得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凸顯出來。 黨內一些同志雖然口頭上、理論上也承認唯物論，但在實際工作中卻是違背唯物論的。 他們不是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而是從本本出發，把馬克思主義當作萬古不變的教條。 這種實際工作中的唯心主義，曾給中國革命帶來災難性的嚴重后果。 毛澤東緊緊抓住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學風同理論聯系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的馬克思主義學風的根本對立和斗爭，積極在黨內倡導一條正確的思想路線。 毛澤東說：“學風問題是領導機關、全體干部、全體黨員的思想方法問題，是我們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問題，是全黨同志的工作態度問題。 既然是這樣，學風問題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第一個重要的問題”。[1]（p.813）在這里，把解決學風問題、思想方法問題、工作態度問題，看作是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的“第一個重要問題”，這無疑是符合我們黨的實際、非常深刻而重要的命題。 黨的斗爭實踐表明：只有把思想方法搞對頭,確立一切從中國實際出發的思想原則，才有可能正確判明局勢，了解周圍事變的內在聯系，預察事變的進程，不僅洞察事變在目前怎樣發展和向何處發展，而且洞察事變在將來怎樣發展和向何處發展，從而保證黨的政策和行動的正確性。

歷史啟示之二：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方向，就必須把以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為指導和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樣相互關聯的兩個方面緊密地結合起來。 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就指出：“我們反對主觀主義，是為著提高理論，不是降低馬克思主義。 我們要使中國革命豐富的實際馬克思主義化”，要“宣傳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 這表明，毛澤東是始終重視理論的，只是反對那種空洞的理論，脫離實際的理論。 他認為“空洞的理論是荒謬絕倫的理論”，[12]（p.374）這正如他在 1930 年《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所指出的：“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 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 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5]（pp.111-112）他把這種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稱之為“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5]（p.116）由此可見，把理論與實際、堅持與發展、 學習與創造有機地結合起來，是毛澤東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的一貫的態度。 在1938 年 10 月召開 的 中 共 六 屆 六 中 全 會 上 ，毛澤東提出了“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的任務”， 要求把學習理論同研究歷史、研究現狀結合起來，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 他指出：這個任務，“對于我們，是一個亟待解決并須著重地致力才能解決的大問題”。 他特別強調：“在擔負主要領導責任的觀點上說，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提高我們黨的戰斗力量，并加速我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工作” 。[6]（p.533）正因為這樣，他在中共七大上又一次強調了“應該重視理論”的問題，并明確提出要全黨特別是高級干部閱讀 《共產黨宣言》等五本馬列主義的書。 毛澤東指出， 這五本書，“如果有五千人到一萬人讀過了， 并且有大體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處”。[13] （p.417）由此可見，他始終是把黨的理論建設看作是黨的建設的最重要的基礎工程，是加強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的根本保證。 在毛澤東看來，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 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是實現中國化的前提；如果離開了這個基點， 所謂的中國化就會走入歧途。同時他又認為，中國共產黨人對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應用，“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6]（p.707）他尖銳地提出，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上述兩個方面的統一，就是毛澤東所提倡的實事求是的學風，也就是他所說的“矢”和“的”的關系。

歷史啟示之三：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方向，就必須把調查研究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的中間環節和橋梁。 實事求是即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也就是要從中國社會實際和中國革命與建設實際出- 69-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 2011 年第 2 期發， 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而調查研究則是達到實事求是的根本方法。 毛澤東認為：“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里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的斗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這就是說要在實踐經驗中才能產生。 因此，我們需要時時了解社會情況，時時進行實際調查。 ”[5]（p.115）他指出：“現在我們很多同志， 還保存著一種粗枝大葉、 不求甚解的作風， 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卻在那里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 對于中國各個社會階級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了解， 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 ”[1]（p.789）他提出了“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這一振聾發聵的警示。 毛澤東不僅把調查研究看作是黨必須遵循的工作路線和工作方法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方面，而且把調查研究提到洗刷唯心精神， 防止一切機會主義、盲動主義錯誤的哲學高度來認識。 他強調，要“使同志們知道離開實際的調查，就要墮入空想和盲動的深坑”。[5]（p.92）他嚴肅指出：“許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閉著眼睛在那里瞎說，這是共產黨員的恥辱，豈有共產黨員而可以閉著眼睛瞎說一頓的嗎？ ”[5]（p.109）正因為這樣，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把調查研究作為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來加以提倡。 他誠摯地說：“我現在還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國事情和國際事情的必要，這是和我自己對于中國事情和國際事情依然還只是一知半解這種事實相聯系的，并非說我是什么都懂了，只是人家不懂得。 和全黨同志共同一起向群眾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這就是我的志愿”。[1]（pp.791-792）事實上，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過程中所以能夠把握正確的發展方向和制定正確的策略，是同他始終以一種“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恭敬勤奮地向群眾學習、向社會作調查緊密相關的。 應該說，緊密地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 在調查研究中求得真知，是毛澤東領導方法的一大特色，是值得我們學習和繼承的。

上述歷史啟示，實際上構成了毛澤東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內涵，是黨的基本路線的題中應有之義。 在今天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大力弘揚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之時， 全面理解和把握黨的思想路線的全部內涵，仍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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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毛澤東文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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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