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理解毛澤東關于“黨不變質”思想

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

李慎明

現在的網絡上和有的小報小刊上，總是在否認資產階級的殘忍，宣揚他們所謂的人道和文明，罵我們共產黨人殘忍。這是事實嗎？單從資本主義大國、強國如何發家談起，就是一部血淋淋的歷史。

從16世紀開始的300年歷史中，歐洲和美洲的資產階級投機者從非洲運到美洲、阿拉伯國家、波斯等地的黑人奴隸，包括在獵捕和販運過程中死亡的黑人總數，大約使非洲損失6000萬人口（黃紹湘：《美國通史簡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3頁）。按照美國一些學者研究，哥倫布來到美洲的時候，居住在目前美國境內的印第安人為3000萬—1億，到20世紀70年代，按照美國官方提供的數據，還不足80萬（衛建林：《全球化與第三世界》第2卷，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85頁）。1965年，在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持下，印度尼西亞軍事當局殺害約50萬—100萬印尼共產黨人及其同情者（簡觀：《澳報揭露：美國參與印尼奪權大屠殺內幕》，《國際展望》，1999年第15期），連當時的美國媒體也報道說，甚至河水被染成紅色。而在當今所謂的“全球化和信息時代”，這些史實幾乎也無人知曉。

1957年的反右，我國劃了55萬右派，毋庸諱言，其中有不少受冤枉的同志，使這些同志遭受極大的苦難，并使其不少親屬朋友受到不應有的牽連，這一深刻教訓，我們當然要永遠牢牢記取。但在1957年的反右當中，我們卻沒有因為有右派言論而處死一個人。網上說1957年反右中我們處死了某某人，這當然不是事實。20世紀50年代曾任羅瑞卿秘書，后又任國家公安部部長的陶駟駒告訴筆者：“不僅在1957年反右時我們沒有處死一個人，而且在1955年肅反時我們也沒有處死一個人。”這是毛澤東汲取了土地革命時期全國各個紅色根據地肅反中出現的擴大化的深刻教訓而采取的重大舉措。我們的反右劃了55萬右派，沒有殺死一個，但卻被記述成比他們在印尼殺死50萬—100萬人還要殘酷的“歷史”，相當多的人都在譴責我們的反右，但他們殺死50萬—100萬人的這一累累罪行卻幾乎無人知曉，更無人譴責。筆者在這里決無絲毫替我們黨特別是毛澤東及其他相關各級領導的失誤和錯誤辯護之意，但國際資本控制的種種媒體包括在我國國內注冊的有的網站就是這樣的“客觀”、“真實”和“公允”的嗎？！

另外，我們也應看到，從一定意義上講，盡管毛澤東犯過錯誤，但他的一生都在考慮為確保黨不變質，進而確保黨和黨的各級干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1957年4月開始的黨的整風運動的本質，就是發動廣大人民群眾其中包括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幫助整頓黨內的官僚主義等不良作風。整風中，由于我們黨對領導這種斗爭缺乏經驗，加上敵我與人民內部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在某些具體背景和場合下不容易區分清楚，毛澤東本人對極少數右派分子向黨和社會主義進攻的形勢作了過于嚴重的估計。

對反右斗爭的嚴重擴大化，毛澤東本人對此無疑負有主要領導責任。但我們也應看到，一些有特權和享受思想的領導干部，特別是對提意見的群眾窩著一肚子火的各級干部，利用反右斗爭這一形式，即對相關干部群眾進行打擊報復，使他們受到極大的傷害。這也是反右斗爭擴大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毛澤東領導下的我們黨和國家歷次政治運動中出現的冤假錯案，除了有毛澤東本人應負的領導責任外，也與各級干部中一些人的嚴重的主觀主義、個人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山頭主義的干擾特別是蛻化變質分子、階級異己分子以及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的破壞也有著直接的關系。從一定意義上講，正是這些人對相關冤假錯案應該負有更直接甚至更大的責任。而毛澤東的本意是要堅決反對這些做法的。我們決不應替毛澤東的錯誤辯護，但也應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實事求是地分清不同的責任。如果把我們黨所取得的所有成績全部歸功于大家，而所犯的所有錯誤一股腦兒全部推到毛澤東一個人頭上，這顯然是不公道的。

從一定意義上講，我們的黨總是在犯各種錯誤中，在一些同志遭受委屈的過程中取得成就而不斷前進的。毛澤東委屈過別的同志，但毛澤東本人也遭受過別的同志的不少委屈。直到今天還有不少人在不實事求是地怪罪他甚至有人咒罵他。他離我們而去37年了，今年又是他老人家誕辰120周年。他無言。但我們活著的人，就不能為他老人家講點公道話嗎？我們決不能因為自己或自己的親人受過委屈，就要否定我們黨的光輝歷史，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偉大。

早在幾年前，習近平同志在全國黨史工作會上就明確指出，要警惕“歷史虛無主義”的特有危害，并提醒全黨要高度警惕。筆者認為，目前國際壟斷資本基于其搞垮蘇共和蘇聯的“經驗”，在竭力販賣“歷史虛無主義”之時，把主要矛頭集中放在攻擊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上，這是國內外敵對勢力企圖在近期甚至近幾年圍剿、演變、顛覆社會主義中國的戰略部署的十分重要的組成，是其“軟實力”、“巧實力”十分重要的組成。盡管這僅是極少數人的行為，但他們能量很大，加上有龐大的資本支持和控制的種種媒體，特別是互聯網的擴散與擴張作用，對此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并予以認真恰當應對。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