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五六十年代毛澤東抵御執政風險的思想與實踐

王 真

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后，抵御執政風險問題就成為一個直接而現實的問題。毛澤東作為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高度重視抵御執政風險問題，闡發了一系列帶有規律性的思想、觀點和論斷，不僅為化解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執政風險提供了正確或基本正確的指導，而且對于新形勢下抵御執政風險仍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和借鑒意義。

一、新中國成立伊始，正確判斷威脅執政安全的主要風險源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開辟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也標志著中國共產黨走上執政地位，執政風險也隨即而來。這種風險是多方面的，既有帝國主義武裝干涉、經濟封鎖的威脅，也有國內反動勢力顛覆新生人民政權的危險；既有面臨迅速治理戰爭創傷、盡快恢復國民經濟的艱巨任務，也有民族資產階級中的一些人對共產黨領導經濟建設能力的懷疑；既有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侵襲，也有共產黨內一些黨員干部思想道德防線的脆弱。這些風險雖然表現在多方面，但不外乎兩種基本的風險源，即內源性風險和外源性風險。內源性風險是因執政黨自身問題而引起的風險，外源性風險是由執政黨外部因素而引起的風險。毛澤東科學地判斷主要執政風險源在黨內，著重從加強執政黨自身建設入手，提高黨抵御風險的能力，防范和化解執政風險。

毛澤東判斷主要執政風險源在黨內，這可以從他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講話中看出來。毛澤東在講話最后一部分闡述了黨的建設問題，他有“兩個預計”：一是預計革命勝利后，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二是預計革命勝利后黨內會有一些人經不起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侵襲，要打敗仗。前一種預計是思想作風滑坡蛻變的問題，后一種預計是黨員干部被腐蝕的問題。無論哪一種預計的情況，都是對執政黨先進性和戰斗力的嚴重削弱，甚至會造成致命傷。其中，毛澤東最為擔心的是腐化問題。他在七屆二中全會總結中指出：“如果國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軍和我們的黨腐化下去，無產階級不能掌握住這個國家政權，那還是有問題的。”［1］針對“兩個預計”，毛澤東提出了“兩個務必”：“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2］在講到“兩個務必”時，毛澤東特別指出，“要提出新任務，使全黨同志來不及驕傲！［3］不要成為戈爾洛夫。這就是要以奮發進取、永不懈怠的精神使黨始終保持活力。

毛澤東的預言很快被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執政初期，黨和國家機關中出現了部分工作人員經不起資產階級糖衣炮彈侵襲的問題，用毛澤東的話說是出現了一股“貪污浪費的狂瀾”。［4］西北局書記習仲勛在給中央的報告中疾呼：貪污行為已毀壞了一批干部，并染壞了很多干部。貪污蛻化已成為主要危險！［4］（p．179）針對這種嚴重的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問題，黨中央和毛澤東決定開展一場全國性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運動。毛澤東在作出這一決定時嚴肅指出：“自從我們占領城市兩年至三年以來，嚴重的貪污案件不斷發生，證明一九四九年春季黨的二中全會嚴重地指出資產階級對黨的侵蝕的必然性和為防止及克服此種巨大危險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確的”，并告誡說，再不切實反對資產階級的侵蝕，“我們就會犯大錯誤”。［5］中共中央在《關于反貪污斗爭必須大張旗鼓地去進行的指示》中強調：“應把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斗爭一樣的重要，一樣的發動廣大群眾包括民主黨派及社會各界人士去進行，一樣的大張旗鼓地去進行，一樣的首長負責，親自動手，號召坦白檢舉，輕者批評教育，重者撤職，懲辦，判處徒刑（勞動改造），直至槍斃一批最嚴重的貪污犯。”［6］這場運動從1951年底開始至1952年10月結束，歷時近1年，取得了重大成果。據中紀委1952年7月統計，參加運動的有312．2437萬人，其中有貪污行為者122．6984萬人，占參加運動的近40％；貪污分子中有黨員20．2683萬人，其中6萬余人受到黨紀政紀處分，約2萬人被撤職查辦，4029人被逮捕法辦；逮捕法辦的黨員干部中，省委或相當于省委一級的干部25人，地委或相當于地委一級的干部576人，縣委或相當于縣委一級的干部3428人。［4］（pp．186～187）一些重大典型案件得到果斷而及時的處理，劉青山、張子善、薛昆山、宋德貴等一批特大貪污犯被處決。“三反”運動后，毛澤東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指出：“資產階級一定要腐蝕人，用糖衣炮彈打人。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有物質的，也有精神的。”［7］此時毛澤東雖然還沒有用“風險”一詞，但在他看來，黨內腐化問題就是最具威脅的執政風險。毛澤東對黨執政主要風險源的正確判斷，反映了他善于把握主要矛盾的辯證思維。早在1937年發表的《矛盾論》中，他就闡明了這種唯物辯證思維觀：“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8］這可以作為理解他高度重視黨內風險源的一個重要理論依據。

為貫徹七屆二中全會的精神和相關規定，新中國成立后，黨中央決定立即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經過整風，廣大黨員干部提高了思想政治水平和政策水平，改進了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密切了黨與群眾的聯系。1951年2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決定再用3年時間整黨。這次整黨共清除黨內蛻化變質分子和階級異己分子238000人，勸退不合格黨員90000人，同時吸收新黨員1070000人，黨員總數達到6369000人，［9］純潔了黨的隊伍，增強了黨的戰斗力。新中國成立不久，黨中央還在中央人民政府機構內迅速建立起組織系統，成立了中央及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這一系列舉措對于加強黨的自身建設、抵御執政風險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注重內因，科學分析引發鬧事問題的主導矛盾

1953～1956年，黨領導人民通過社會主義改造在中國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確立后，人民內部矛盾開始突出起來，出現了一些鬧事問題。毛澤東以冷靜的態度對鬧事問題進行了分析，先后于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和2月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中，就鬧事的原因和性質、對鬧事的態度和對策等做了系統深入地分析和論述。特別是后一篇講話運用對立統一規律對社會主義條件下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進行了科學分析，奠定了我們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有效化解執政風險的理論基石，對于新形勢下黨應對群體性事件仍具有重要而長遠的指導意義。

1956年是我國社會主義發展史上不平凡又不平靜的一年，一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最深刻的變革；二是蘇共二十大全盤否定斯大林，造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思想上出現混亂，相繼發生了波蘭、匈牙利事件并對我國造成了負面影響。據不完全統計，從1956年9月至1957年3月半年間，我國發生數十起罷工、請愿事件，每起人數一般有十多人到數十人，多者有一二百人甚至近千人；幾十個城市發生大、中學校學生罷課、請愿事件。這些事件帶有一定的突發性，是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新形勢下黨面臨的執政風險。對這些現象，絕大多數黨員干部包括高級領導干部沒有精神準備，不知道如何處理。一些人認為“好人不鬧事，鬧事沒好人”，“凡是與政府鬧事的就是敵我矛盾”，他們對人民群眾的鬧事一是怕，二是簡單處理，甚至動用武力去解決。蘭州一所技校，外省籍學生要求發給寒假回家的路費，學校不同意，300多名學生鬧了起來，學校領導采取強硬辦法抓了60多人，認為他們是反革命。［10］這種處理方法進一步激化了社會矛盾，造成黨群、干群關系緊張。

毛澤東對鬧事問題從容對待、冷靜處理，他科學分析了鬧事問題的主導矛盾，著眼于執政黨自身建設存在的問題，積極穩妥地化解執政風險。毛澤東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少數人鬧事是個新問題，很值得研究。他對鬧事的原因進行了全面分析，認為既有物質利益方面原因，也有思想教育方面原因，但領導者的因素則更加重要。他指出：“發生鬧事的更重要的因素，還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這種官僚主義的錯誤，有一些是要由上級機關負責，不能全怪下面”。［11］這一分析反映了毛澤東對鬧事問題的主導矛盾的科學認識，在黨群關系、干群關系這兩對矛盾中，矛盾的主導方面是在黨組織和領導干部方面，而不是在群眾方面。

1957年3月25日，《中共中央關于處理罷工、罷課問題的指示》（以下簡稱《指示》）根據毛澤東的科學分析，就領導者因素問題進一步指出：“人民群眾的領導者愈是注意聯系群眾，保持和發揚實事求是的群眾路線作風，隨時發現和解決人民群眾中的問題，這種矛盾就愈小；如果脫離群眾，染上官僚主義的習氣，不解決或者不正確地解決人民群眾中的問題，這種矛盾就愈大”，［12］清晰而深刻地揭示出黨群、干群關系中黨組織和領導干部的行為決定著人民群眾的態度。實踐也證明，黨群、干群關系方面出現的矛盾和問題往往是由領導者的官僚主義、不負責任等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方面的問題造成的。毛澤東對鬧事主導原因的分析，鮮明而深刻地貫穿著黨執政為民的根本理念和對唯物辯證法的精深理解。

毛澤東對鬧事問題主導矛盾的科學認識，指導黨把克服官僚主義作為解決鬧事問題的主要對策。毛澤東指出：“為了從根本上消滅發生鬧事的原因，必須堅決地克服官僚主義，很好地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恰當地處理各種矛盾。只要做到這一條，一般地就不會發生鬧事的問題。”［11］（p．237）《指示》中著重講的克服官僚主義問題就是對毛澤東這一思想的展開。《指示》指出：“這類事件的發生，首先是由于我們的工作沒有作好，特別是由于領導者的官僚主義。”因此，“根本辦法是隨時注意調整社會主義社會內部關系中存在的問題，首先是克服官僚主義，擴大民主”，“除了擴大民主以外，還必須加強群眾中的思想政治教育。這也是反官僚主義的任務之一。”［12］（pp．155～156，158）《指示》還要求領導干部要經常向群眾作報告，同群眾談話，講解群眾所關心的問題；對群眾說真話，不要夸大事情的有利方面而隱瞞事情的不利方面；不要隨便向群眾許愿。這些指示精神，既體現了我們黨的一貫優良傳統，又對如何克服官僚主義、密切黨群干群關系指明了具體方法。對于罷工罷課，《指示》明確指出，黨的方針是“允許群眾這樣作，而不是禁止群眾這樣作”，因為“這樣作并不違反憲法，沒有理由加以禁止”；同時，“黨可以利用鬧事的過程教育干部，克服官僚主義，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并且幫助群眾分清是非，提高覺悟，從而使人民內部矛盾得到一種調節”，而“對行為極端惡劣、引起公憤的官僚主義分子，應該給予應得的懲戒”。［12］（pp．161～162）從中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出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毛澤東在處理鬧事問題上的法制觀念，另一方面也可領略到黨和毛澤東治國理政的非凡魄力。毛澤東還曾以辯證思維加以闡釋：有些人鬧事，“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鬧事可以“把問題充分暴露出來，把是非搞清楚，使大家得到鍛煉，使那些沒有道理的人、那些壞人鬧輸”，［7］（p．354）而且“可以促使我們接受教訓，克服官僚主義，教育干部群眾。從這一點說來，壞事可以轉變成為好事”。［11］（pp．237～238）

毛澤東對鬧事問題主導矛盾的準確把握是建立在他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基石之上的。毛澤東是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一個“總題目”來看待的，他認為，“這些鬧事不能夠說主要是反革命，而主要是我們工作中的缺點，我們不會教育，我們不會領導。”［10］（p．570）劉少奇也指出：“我研究了一些地方的鬧事，幾乎全部是為了經濟性質的切身問題。政治性質的罷工、罷課、游行、示威，很少發生，也不容易發生。但是人民群眾內部有不少的政治思想問題。如果我們能夠及時地加強政治思想教育，解決這些問題，是不會發生鬧事的”。［13］1956年的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都存在把人民內部矛盾擴大化的問題，造成事態惡化，只不過波蘭統一工人黨控制住了局勢，而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沒有控制住局勢，釀成了后來的反革命叛亂。出現這些問題，究其根本原因是缺乏科學理論的指導，致使黨面對錯綜復雜的形勢感到迷茫，拿不出正確的防范和化解風險的對策來。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從黨的指導理論的高度闡明了黨如何應對來自人民內部的風險問題，這是我們黨能夠妥善處理鬧事問題的根本保證。毛澤東關于處理鬧事問題的一系列方針政策，是他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在政策層面的具體展開。

20世紀50年代中期，我們黨通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有效化解了執政中的一些風險因素。正是在這一實踐基礎上，1957年7月，毛澤東在青島召開的省市委書記會議上指出：“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以利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較易于克服困難，較快地建設我國的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黨和國家較為鞏固，較為能夠經受風險。”［7］（pp．456～457）這是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執政歷史上首次提出“風險”的概念。當然，這個時候黨和毛澤東還不可能對“風險”概念作出更加科學而深入的解釋，但重要的是提出了值得執政黨高度警醒的問題以及防范風險的基本舉措。要防范風險，就要創造出毛澤東所說的這樣一種政治局面才行，而這種政治局面只有通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才能夠形成，由此也需要我們從抵御執政風險的角度深化對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理論重大意義的認識。

三、練好內功，著眼抵御執政風險加強黨的作風建設

抵御執政風險是一項系統工程，要解決的問題千頭萬緒，而加強黨的作風建設則是練好抵御風險內功的固本之舉，這是毛澤東以防范內源性風險為主的思路的邏輯延伸。毛澤東一向重視黨的作風建設，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出現的鬧事問題進一步強化了他抓黨風建設的意識。到60年代初期，我們黨興起了抓黨風建設的高潮，盡管其間出現了一些偏差，但總體來看推動了黨的優良傳統的恢復，加強了執政黨的作風建設。

黨的作風建設以1957年4月27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為起點。實際上，在1956年11月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已經宣布翌年要在全黨開展一次新的整風運動。會上，劉少奇著重講了不要脫離群眾和防止產生新的貴族階層的問題。毛澤東接著劉少奇的話說：“少奇同志講了，我們可以成為一個貴族階層的，人數幾百萬，主要的就是那么幾十萬到百把萬，我看無非是十八級以上的，（周恩來同志插話：縣委以上），縣委以上有幾十萬，命運就掌握在縣委以上的手里頭，如果我們不搞好，不是像今天好多同志所講的艱苦奮斗”，“我們一定會被革掉”。［10］（p．605）毛澤東警醒全黨要增強憂患意識和風險意識。為深入解決當時一些黨員、干部中存在的嚴重的官僚主義問題，中央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普遍的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水平，改進作風以適應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毛澤東此時很注意閱讀報刊上有關整風的報道，他看了5月10日《解放日報》第2版《大膽揭露矛盾，幫助黨內整風》的報道后寫下批語：“少奇、恩來、陳云、小平、彭真同志閱。這一整版值得過細一看，不整風黨就會毀了”，還說：“請你們注意看上海解放日報，南京新華日報，上海文匯報，北京日報，光明日報，集中看人民內部矛盾和我黨整風消息，這是天下第一大事。”［10］（p．609）這一批語充分說明了整風的緊迫性和正確處理人民矛盾的重要性。《人民日報》在當時配發的社論中寫道：“領導工作人員看到人民內部矛盾，或者雖然看到了而沒有能力加以正確處理，在政治上無疑是一種危險。危險不僅是由于他們落到歷史的后面，而且是由于革命的勝利，把他們擁上人民領導者的行列，他們的地位還可能沖昏他們的頭腦。”［14］這里所告誡的“危險”即執政風險。而釀成這種“危險”的不外乎社論中所說兩個因素：一是能力因素，二是“沖昏頭腦”，而后者主要就是表現在官僚主義作風上。在這次整風運動中，廣大黨員和群眾提出了許多有益的意見和建議，黨組織和黨員干部認真聽取了反映并采取措施改進工作、轉變作風，這有利于發揚黨內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加強執政黨的黨風建設。在運動中有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發起進攻，黨及時進行了反擊，問題在于黨對這種情況估計過重、出現了擴大化傾向，致使整風受到沖擊和干擾，但不能由此否定整風的必要性及其取得的成果。

1960年前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由于主觀、客觀和國內、國際等方面因素的影響，遭受了嚴重困難，這是黨執政后遇到的又一次風險。全黨和全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團結一心、艱苦奮斗，使這一時期的執政風險很快得以化解。毛澤東化解風險的思路，仍然是注重抓黨風建設，以清廉的黨風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從而形成全黨全國克服困難、抵御風險的強大力量。這一時期毛澤東抓黨風建設的重點之一就是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糾正“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五種不正之風，即“共產風”、浮夸風、強迫命令風、生產瞎指揮風和干部特殊風。這“五風”敗壞了黨的風氣，并給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造成嚴重后果。在1961年1月13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專門指出：“我們黨是有實事求是傳統的，就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但是建國以來，特別是最近幾年，我們對實際情況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這個人就是官做大了，我從前在江西那樣的調查研究，現在就做得很少了。”毛澤東一方面作了自我批評，另一方面也批評了全黨調查研究不夠的問題。他說，這些年來，我們的同志調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調查研究工作，只憑想像和估計辦事，我們的工作就沒有基礎。“所以，請同志們回去后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沒有把握就不要下決心。”［15］接著，中央發出《關于認真進行調查研究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并附有毛澤東1930年寫的《關于調查工作》（后公開發表時改為《反對本本主義》）一文，要求縣以上各領導機關聯系實際認真學習，加強調查研究。1961年1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指出：“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把我們黨這種一貫的優良作風永遠保持下去和發揚光大，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一定會取得更加偉大的勝利”，［16］并要求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以身作則地加強調查研究工作。從1月下旬開始，毛澤東直接組織和指導三個調查組，分赴浙江、湖南、廣東進行調查。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也分別到湖南、河北、四川、北京等地調研。一些省、市、自治區黨委也做了一些調查研究工作。通過這次大規模調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農村基層存在的平均主義、刮“共產風”的問題，對調動農民積極性、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起到促進作用，同時也穩定了基層人民政權，鞏固了黨的執政基礎。

這一期間毛澤東抓黨風建設的另一重點就是大興艱苦奮斗作風，反對特殊化，整肅一些領導干部中存在的官、暮、驕、嬌四氣。沾染上這四種習氣，就會高高在上、養尊處優，對群眾疾苦不聞不問、漠然視之，以致嚴重脫離群眾。毛澤東自黨執政后就一直著力解決這個問題。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闡明了執政條件下黨的建設問題，尤為強調要反對和克服官僚主義、驕傲自滿情緒，加強黨與群眾的聯系。1958年春夏之間，云南省因腫病、痢疾、小兒麻疹等發生了嚴重的死人情況。11月18日，云南省委在向中央上交的檢查報告中說，造成這一痛心事件的主要原因是領導作風不深入，對群眾的生活注意不夠，對一些干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的嚴重情況估計不足等。毛澤東在11月25日的批示中指出：“在我們對于人民生活這樣一個重大問題缺少關心，注意不足，照顧不周（這在現時幾乎普遍存在）的時候，不能專門責怪別人，同我們對于工作任務提得太重，密切有關。”［11］（p．451）云南省組織專門小組對腫病死人事件進行了認真的檢查，嚴肅處理了違法亂紀和失職問題，檢查和改善了礦山、水利工地等地民工的衣、食、住和勞動安全問題，從各方面調節群眾的生活。為防止干部脫離群眾的問題，1958年2月28日、9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先后發出《關于下放干部進行勞動鍛煉的指示》、《關于干部參加體力勞動的決定》，要求各機關、部隊、企業、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除年老體弱者外，每年必須至少用一個月時間參加體力勞動。實踐證明，這種做法行之有效，因為領導干部脫離群眾、滋長老爺作風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脫離體力勞動。1957年和1959年，中央先后兩次決定降低國家機關十級以上黨員領導干部的工資標準，以縮小領導干部同一般干部和職工的差別。［4］（pp．258，259）1961年，中共中央頒布了黨政干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并發出通知：一律不準請客送禮和嚴格禁止樓堂館所建設；要求整頓特需供應，禁止商品“走后門”。1962年6月，中央軍委發出《關于發揚艱苦樸素作風，反對干部特殊化的指示》，對軍隊干部日常生活、物質待遇、因公外出、因病休養等作出具體規定，嚴禁搞特殊化，并指出特殊化是最影響軍隊內部團結、最脫離群眾和最易損害我軍戰斗力的一種危險傾向。［6］（p．60）毛澤東還對某些高級干部小病大養問題提出嚴肅批評。1964年6月24日，他在接見越南外賓時指出：“一個人，如果不動動，只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出門乘車不走路，就會多生病。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顧，是高級干部生病的四個原因。”衛生部隨后向毛澤東呈交了改進高級干部保健工作的報告，認為保健工作確實嚴重地存在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助長生活特殊化的現象，并提出了改進辦法。毛澤東在報告中批示：“北京醫院醫生多，病人少，是一個老爺醫院，應當開放。”［17］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還嚴格要求自己及其家屬，降低生活標準，減少日常供應，甚至在一段時間不吃肉，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領袖們的表率作用成為全黨轉變作風的楷模，使簡樸清廉、艱苦奮斗蔚然成風，有力地促進了黨內外團結和諧，增強了黨和國家的凝聚力。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清廉的黨風政風一直為廣大人民群眾所稱道。鄧小平后來回顧這段歷史時說：“那個時候，黨和群眾心連心，黨在群眾中的威信比較高，社會風尚好，廣大干部群眾精神振作。所以，盡管遇到困難，還是能夠比較順利地渡過。”［18］1961～1962年，國家精簡了一千多萬名職工，減少了兩千萬城鎮人口，人民群眾積極響應，保證了任務的順利完成。這一時期，黨和國家雖然處于困難時期，但黨的凝聚力卻空前增強，全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萬眾一心，很快渡過難關，實現了經濟形勢的好轉。在我們共和國的歷史上，有兩個“舉世公認”：一個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改革和現代化建設所取得的舉世公認的輝煌成就，另一個就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清廉的黨風。清廉的黨風政風反映了共產黨執政的本質特點，是黨贏得民心、鞏固執政基礎的一個關鍵，也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黨能夠成功抵御執政風險一個基本原因所在。

四、沉思歷史，研究毛澤東抵御執政風險思想與實踐的啟示

中國共產黨執政迄今已60余載，這是一部充滿艱辛與曲折、奮斗與輝煌的歷史。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不僅奠定了黨執政歷程的起點，而且為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實現黨的執政使命提供了許多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教誨，他關于抵御執政風險的思想和實踐就是其中一個鮮明的亮點。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毛澤東關于抵御執政風險的思想與實踐，是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時期探索適合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成果，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理論與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黨對共產黨執政規律包括對抵御執政風險規律的認識和探索表現為一個歷史過程，這是一個不斷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積累經驗、走向成熟的過程，也是黨的執政理論和實踐不斷豐富和深化的過程。由于主客觀的復雜因素，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共產黨執政規律還缺乏深刻認識，加上當時嚴峻復雜的國際環境，黨和毛澤東的探索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曲折甚至錯誤，以致后來在防范和抵御執政風險時走了彎路，但這不能泯滅其歷史貢獻。我們要深入發掘其中仍具時代價值的內核，結合新的歷史條件加以創造性運用。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毛澤東關于抵御執政風險的思想與實踐，揭示了一些帶有規律性的結論，需要我們高度重視和時刻警醒。如毛澤東對執政主要風險源的科學判斷；強調從黨的自身建設特別是克服官僚主義入手解決問題；始終保持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等。我們從這些結論中可以悟出一個基本道理，就是他依據唯物辯證法基本原理，注重內因，著眼于黨的自身找問題。規律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具有經常性和反復性。毛澤東當年所強調的那些問題，正是新形勢下時而以新的形式表現出來的現象。這就要求我們從歷史與現實的結合上深入研究和總結，更好地駕馭抵御執政風險的規律。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毛澤東關于抵御執政風險的思想與實踐，需要在新形勢下繼承和創新、豐富和發展。新形勢下，黨的執政方位發生深刻變化，國內外環境已不同于以往，黨執政風險的概率也要遠遠高于五六十年代，抵御執政風險已經成為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實現黨的執政使命的一個重大而緊迫的課題。我們應當認真研究和總結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關于抵御執政風險的思想和實踐，特別是要注重把握其中一些揭示規律性的思想和論斷，在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深入進行理論與實踐的探索，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承和發展毛澤東關于抵御執政風險的思想和實踐，更加有效地抵御和防范黨在新世紀新階段所面臨的風險和挑戰，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

［ 參 引 文 獻 ］

［1］《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頁。

［2］《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頁。

［3］《楊尚昆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281頁。

［4］轉引自王關興、陳揮《中國共產黨反腐倡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頁。

［5］《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頁。

［6］中央紀委紀檢監察研究所編《中國共產黨反腐倡廉文獻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頁。

［7］《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4頁。

［8］《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頁。

［9］胡華主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講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版，第70～71頁。

［10］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70～571頁。

［11］《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頁。

［12］《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155頁。

［13］《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5頁

［14］《全黨必須認真學習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人民日報》1957年4月23日。

［15］《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234頁。

［16］《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人民日報》1961年1月29日。

［17］《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125頁。

［18］《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頁。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 2011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