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紀念活動與毛澤東思想

趙付科

紀念活動有獨特的政治功能。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舉行了多種形式的紀念活動，既有對重大歷史事件、重要歷史人物的紀念，又有對主要節日的紀念。它們對毛澤東思想科學概念的形成與界定、科學體系的概括以及推動毛澤東思想的形成與發展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一、紀念活動與毛澤東思想科學概念的形成與界定

（一）紀念活動與毛澤東思想科學概念的形成

毛澤東思想作為一個科學概念，其形成經歷了一個較長的醞釀過程。從毛澤東思想概念的最初萌芽到這一科學概念的最終形成，中國共產黨的紀念活動就似一根紅線貫穿在這一過程之中。

1940年初，中共中央決定成立“澤東青年干部學校”。5月3日，在五四運動21周年前夕，“澤東青年干部學校”在延安舉行了隆重的開學典禮。該校副校長馮文彬在報告中要求全體學生必須“努力學習毛澤東同志的理論”　①。接著，王明作了《學習毛澤東》的演講，他也提出了毛澤東“理論”　②。這可以說是毛澤東思想概念的最初萌芽，也是中國共產黨人在紀念活動中首次涉及毛澤東思想概念這一問題。

在整風運動期間，黨的重要領導人和理論工作者撰寫了一批紀念文章，其中都從不同的角度對毛澤東及其思想進行了闡述，而且在此基礎上開始考慮為這一理論命名的問題。1942年7月1日，《晉察冀日報》發表了由鄧拓撰寫的社論《紀念“七一”全黨學習掌握毛澤東主義》，其中說：“中國共產黨在二十一年的斗爭中已經把馬列主義民族化、中國化了。馬列主義的中國化就是毛澤東主義。”“毛澤東主義，就是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　③“毛澤東主義”的提法，雖然與“毛澤東思想”的提法還有一定的距離，但畢竟是對毛澤東理論和策略的一種概括，在當時引起了全黨的關注。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2周年，1943年7月6日，劉少奇在《解放日報》上發表的《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一文中，使用了“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的提法，指出：“一切干部，一切黨員，應該用心研究22年來中國黨的歷史經驗，應該用心研究與學習毛澤東同志關于中國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學說，應該用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來武裝自己。”　④在此基礎上，1943年7月8日，王稼祥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道路》的紀念文章中，首次明確提出并多次使用了“毛澤東思想”這一科學概念。他說：“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布爾什維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　⑤這一界定標志著“毛澤東思想”作為反映毛澤東理論著作本質特征的科學概念，經過較長時間的醞釀以后終于形成。王稼祥提出的觀點對毛澤東思想的研究具有開拓意義。此后，“毛澤東思想”這個科學概念逐漸被黨內外許多同志所接受和使用。

（二）紀念活動與毛澤東思想科學內涵的界定

毛澤東思想作為一個科學概念，有其特定的內涵。紀念活動在推動這一科學概念形成的過程中，也不斷對其內涵進行闡釋，使其更加科學。1940年，王明在其《學習毛澤東》的演講中指出，“毛澤東同志在其理論和實踐中有很多新的創造”，毛澤東“真正地善于把馬列主義靈活地應用到中國革命的實踐中”。　⑥這實際上已經觸及毛澤東思想的實質--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經驗總結與理論概括。1942年7月1日，陳毅在《偉大的二十一年》紀念文章中指出：“毛澤東同志領導秋收暴動，進行蘇維埃的紅軍建設，進行實地的中國社會調查，主張以科學頭腦、科學方法對待馬列主義中國化問題，主張世界革命的一般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有了更具體完整的創獲。正確的思想體系開始創立。”　⑦這一界定雖非全面，但抓住了毛澤東思想的“結合性”、“實踐性”和“獨創性”等特征，為以后更為科學地界定毛澤東思想奠定了基礎。

毛澤東思想翌年7月，王稼祥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道路》的紀念文章中，對毛澤東思想的內涵作了集中的闡述，這也是中國共產黨內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涵義所作的第一次較為集中的概括和界定。他說：“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布爾什維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它是創造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運動實際經驗相結合的結果”。同時他還把“毛澤東思想”與中國共產黨22年的革命實際經驗聯系起來，認為毛澤東思想“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為基礎，研究了中國的現實，積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實際經驗”　⑧。這實際上蘊含了毛澤東思想是吸取全黨經驗教訓的成果、是黨集體智慧結晶的意思。王稼祥的這一見解很快被黨內許多同志接受，“為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作了思想上的準備”　⑨。

1945年4月，黨的七大首次全面而系統地闡述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內涵：“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主義在目前時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繼續發展，就是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優秀典型”，“是關于整個中國歷史與中國革命的全部有系統的科學理論”，“是我們黨的唯一正確的指導思想”。　⑩這可以說是我們黨在總結歷次紀念活動對這一概念內涵界定的基礎上，得出的較為科學的結論。

此后，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們黨一直沿用著七大對毛澤東思想的內涵所作的概括。但是，“文化大革命"時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對毛澤東思想作了反馬克思主義的揭示和惡意的歪曲。粉碎“四人幫”后，需要重新審定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破壞了的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涵義，但當時又有人提出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針對這些問題，1979年9月29日，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列主義在中國革命中的運用和發展，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而且首次明確提出“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的論斷，從而將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的思想”區分開來，由此恢復了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并進一步豐富與完善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內涵。[11]這說明我們黨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經過長期曲折的斗爭過程，已經達到了新的科學高度。

1981年7月1日，在中國共產黨成立60周年的日子里，《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明確指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與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12]這一概括正確地說明了毛澤東思想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關系、毛澤東思想同中國革命實踐的關系、毛澤東思想在創立和發展過程中黨的集體領導和毛澤東個人作用的關系，從而科學地揭示了毛澤東思想的內涵。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60周年大會上，胡耀邦再次強調指出：“毛澤東思想，作為被實踐證明了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作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過去是、現在和將來仍然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是在中國革命歷史過程中形成和發展的，是我們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中國人民偉大斗爭的勝利記錄。”[13]

二、紀念活動與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的概括

毛澤東思想是個科學的理論體系。中國共產黨借助紀念活動，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進行了總結和概括，經歷了從初步概括到進一步概括再到完整概括的過程。

（一）紀念活動與毛澤東思想體系的初步概括

最早對毛澤東思想的內容進行概括的是王明。1940年5月3日，在《學習毛澤東》的演講中，王明對毛澤東的理論貢獻作了初步的概括，認為毛澤東在建設蘇維埃政權問題上、在建設工農紅軍的事業上、在創造革命的軍事戰略戰術問題上、在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等方面提出了很多“新的理論創造”[14]。1941年，《解放》雜志為列寧逝世17周年刊發了《掌握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的紀念文章。文章指出，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人經過20年的革命實踐，“不僅已經正確地把握了創造性的馬列主義，不僅已經學會了嫻熟而正確地把馬、恩、列、斯底學說應用于中國的環境，而且在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問題上，已經向前推進了馬列主義，已經給馬列主義底‘總寶庫’提供了好多新的貢獻”[15]。文章主要從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關于革命武裝力量的問題、關于革命軍事戰略戰術的問題、關于中國革命政權的問題等四個方面介紹了毛澤東“新的貢獻”。

這一時期，紀念活動在對毛澤東思想體系進行概括時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在對毛澤東思想主要內容進行概括時還沒有明確使用“體系”這一概念。第二，主要是從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貢獻這個角度進行的概括，而不是直接對毛澤東思想理論體系進行概括。其主要原因是，這一時期作為科學概念的“毛澤東思想”還未明確提出。第三，概括得不夠全面，主要側重于新民主主義革命、革命軍隊建設和軍事戰略等方面的內容。正由于這幾個方面的原因，這一時期紀念活動對毛澤東思想體系的概括還僅僅是初步的。

（二）紀念活動與毛澤東思想體系的進一步概括

為了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1周年，1942年7月，黨的重要領導人和理論工作者撰寫了一批紀念文章，對毛澤東思想體系作了進一步的概括。陳毅的文章從中國社會性質、革命動力和前途以及革命戰略策略、組織和領導革命戰爭、蘇維埃政權建設、建黨、思想方法等方面闡述了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人運用馬列主義“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與實際問題”，開始觸及到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陳毅進而指出，毛澤東“正確的思想體系開始創立”[16]。鄧拓的文章指出：“毛澤東主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理論與策略的統一完整的體系。”[17]這一體系主要由三部分構成：首先是科學的思想方法，其次是政治科學中的國家和政權的思想，再次是軍事思想和軍事路線。1943年7月，劉少奇在《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的紀念文章中，號召黨員、干部必須“以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體系去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18]。

這一時期，紀念活動在對毛澤東思想體系進行概括時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已明確提出了毛澤東思想是一個科學的理論“體系”，并從“體系”這一角度對毛澤東思想進行構建。這較前一時期是一大發展。第二，除了對基本內容進行概括外，還涉及到了貫穿這些內容之中的“思想方法”，為后來對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概括奠定了基礎。這又是一大發展。之所以會出現這一發展，筆者認為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從1942年開始，中共中央在延安領導全黨開展了一場普遍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從思想方法的高度對造成過去黨內歷次“左”傾和右傾錯誤的根源進行了深刻的總結。毛澤東反復強調了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根本觀點和根本態度，并且號召一切共產黨員都要具備和掌握實事求是的科學方法，這就為紀念活動提出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的思想方法”起到了促進作用。二是延安整風使全黨的理論水平得以提高，這為紀念活動對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概括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組織保障。第三，對其主要內容的概括雖較前一時期有所發展（如黨的建設理論），但還是不夠全面和系統。

（三）紀念活動與毛澤東思想體系的完整概括

1945年4月，劉少奇在黨的七大所作的《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第一次把毛澤東思想的內容概括為九個方面，并將其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建國后，毛澤東思想成為主流意識形態。但是從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在對毛澤東思想的宣傳中，逐步增加了簡單化和絕對化的成分，出現了語錄化和教條化的傾向，并造成了惡劣的影響。針對這一現象，1977年7月，在十屆三中全會的講話中，鄧小平著重指出：“我們不能夠只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而必須從毛澤東思想的整個體系去獲得正確的理解。”[19]為此，在中國共產黨成立60周年前夕，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進行了完整的概括。1981年7月1日，《人民日報》全文刊發了這一《決議》。《決議》

著重從六個方面概括了毛澤東思想獨創性的理論：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關于人民軍隊的建設和軍事戰略；關于政策和策略；關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關于黨的建設等。同時指出了貫穿于上述各個組成部分的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這是中共歷史上迄今為止對毛澤東思想的獨創性所作的最為全面、完整、系統的分析和概括。

三、紀念活動對毛澤東思想形成與發展的推動

（一）紀念活動為推動毛澤東思想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

歷史經驗是寶貴的財富，重視并善于成功地總結歷史經驗，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大特點和優勢。毛澤東曾說：我們共產黨人就是靠總結經驗吃飯的。紀念活動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對國際共運和中國革命的經驗進行總結。中國共產黨在通過紀念活動對歷史經驗進行總結的基礎上，敢于創新，善于創新，為推動毛澤東思想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

為紀念十月革命11周年，1928年12月出版的《布爾塞維克》發表了《十月革命對于中國革命之經驗》的紀念文章，文章從小資產階級問題、革命轉變問題、黨的領導作用、革命的客觀環境等方面，闡述了十月革命對于中國革命的借鑒意義。為紀念巴黎公社62周年，1933年2月17日中共中央發表宣言，系統總結了巴黎公社的經驗教訓，并且認為“學習巴黎公社的經驗與教訓，以公社寶貴的經驗來武裝自己，這是紀念公社的任務，也是無產階級爭取革命勝利的必要條件”[20]。1949年6月30日，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毛澤東發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指出：“一個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裝的，采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系人民群眾的黨。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軍隊。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各革命階級各革命派別的統一戰線。這三件是我們戰勝敵人的主要武器。這些都是我們區別于前人的。依靠這三件，使我們取得了基本的勝利。”[21]從對十月革命、巴黎公社以及黨的生日的紀念中，中國共產黨吸取了有益的經驗和教訓。在總結歷史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不斷推進理論創新，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飛躍，從而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寶庫。

（二）紀念活動為推動毛澤東思想形成與發展奠定了文本基礎

“翻譯工作尤其是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翻譯工作，是黨的重要任務之一。”[22]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非常重視這一工作。以紀念活動為契機，中國共產黨進一步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翻譯出版工作的開展。1933年3月14日，是馬克思逝世50周年紀念日。中共中央于1933年2月17日作出了《中央關于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紀念的決議》，決議要求各地組織群眾召開紀念大會，報告馬克思學說，編譯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理論基礎等小冊子。1938年5月5日，在馬克思誕生120周年紀念日，延安成立了馬列學院。馬列學院機構小而精，卻設了編譯部，這是黨的歷史上第一個編譯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專門機構。編譯部陸續翻譯了《馬恩叢書》12種、《列寧選集》20種，達幾百萬字。[23]為紀念恩格斯誕辰120周年，1941年出版的《解放》第122期，刊載了《恩格斯傳略》的譯文，向中國讀者介紹了恩格斯的生平。1925年1月，《向導》出版了“列寧逝世一周年紀念特刊”。為了悼念斯大林逝世，中央編譯局于1953年9月首先出版了《斯大林全集》第1卷，以后陸續出版，到1956年4月出完13卷。借助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以及斯大林紀念的系列活動，諸多經典作家的重要文獻得以編譯、出版，為全黨學習和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提供了寶貴的教材，對推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以及毛澤東思想的形成與發展發揮了積極的效應。

毛澤東的著作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載體，而其中的很多著作則是以紀念活動為契機完成的。據筆者統計，《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中有七篇文章（《五四運動》、《青年運動的方向》、《反對投降活動》、《必須制裁反動派》、《紀念白求恩》、《必須強調團結和進步》、《團結到底》），《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中有四篇文章（《整頓黨的作風》、《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組織起來》、《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有三篇文章（《全世界革命力量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將革命進行到底》、《論人民民主專政》）都是與紀念活動有關，有的是為紀念重大歷史事件而作，有的是為紀念重要歷史人物而作，有的是為紀念重大節日而作。此外，《毛澤東文集》中也有許多文章與紀念活動有關。這些文章在毛澤東思想形成與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對推動毛澤東思想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重要的文本基礎。

（三）紀念活動為推動毛澤東思想形成與發展做好了組織準備

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在中國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首先要高度重視馬列主義理論的研究，提高全黨的馬列主義水平，而后運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研究和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總結在中國實際斗爭中所形成的經驗。因此，毛澤東思想的形成與發展，離不開全黨思想理論水平的提高。中國共產黨通過一系列的紀念活動，創辦了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延安馬列學院等學校，提高了全黨的理論水平，從而為推動毛澤東思想形成與發展做好了組織準備。

《紅色中華報》1933年3月12日，有一則“紀念科學社會主義之父！馬克斯共產主義學校三月十三日開學”的報道，報道內容是：“今年是馬克斯逝世的五十周年，中央局為了紀念我們的科學社會主義的鼻祖，廣泛地有系統地來傳播馬克斯所創造的共產主義，故集中了黨團政府工會的力量，創辦一個大規模的蘇維埃黨校，大批訓練新的干部以適應目前革命的需要，徹底改造和加強黨團政府工會的工作，爭取戰爭的勝利。”[24]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的設立，為廣大學員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提供了重要的基地，培養了一大批具有較高馬克思理論水平和實際工作能力強的干部。

1938年5月5日，在馬克思誕辰120周年之際，延安馬列學院成立。延安馬列學院“是我黨創建的第一所攻讀馬列主義理論的比較正規的學校，對提高黨的理論水平作出了很大的貢獻”[25]。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陳云的《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都是給馬列學院學員作的報告。毛澤東這一時期的重要文章，馬列學院都要組織學員認真學習和討論。通過學習和研究，學員們受到了馬列主義基礎知識的教育，深入了解了中國社會情況，對黨在抗戰時期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對黨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和政策也有了比較全面的了解，進而推動了毛澤東思想的形成與發展。

綜上所述，黨的紀念活動首次提出了“毛澤東思想”這一科學概念，科學界定了其內涵，系統概括了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的主要內容，極大地推動了毛澤東思想的形成與發展。深入研究毛澤東思想不應忽視中國共產黨的紀念活動這一視角。

注釋：

①⑥[14]參見1940年5月7日《新中華報》。

②參見《中國青年》1940年第2卷第9期。

③[17]參見1942年7月1日《晉察冀日報》。

④參見1943年7月6日《解放日報》。

⑤⑧參見1943年7月8日《解放日報》。

⑦[16]參見1942年7月1日《解放日報》。

⑨參見2006年8月16日《人民日報》。

⑩[18]《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334頁，第300頁。

[11]　鄭德榮《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50-51頁。

[12]　參見1981年7月1日《人民日報》。

[13]　參見1981年7月2日《人民日報》。

[15]　參見《解放》1940年第123期。

[19]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00頁。

[20]　參見1933年3月8日《紅旗周報》第16頁。

[21]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0頁。

[22]　參見1943年5月7日《中共中央關于一九四三年翻譯工作的決定》。

[23]　肖東波《中國共產黨理論建設史綱（1921-1949）》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19頁。

[24]　參見1933年3月12日《紅色中華》。

[25]　吳介民主編《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頁。

（作者單位：山東財政學院政法學院）

來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