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研究

周兵

〔摘要〕《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重要文獻，新中國成立后經修改以附錄的形式編入《毛澤東選集》第3卷。此后《決議》便以《毛澤東選集》第3卷的版本為通用版本。本文分析了《決議》誕生的來龍去脈，闡明了《決議》被編入《毛澤東選集》的原因，分析了編入時的修改情況及其歷史成因。

〔關鍵詞〕《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毛澤東思想；版本

《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的通過被譽為延安整風學習運動結束的標志。新中國成立后，《決議》以附錄的形式被編入《毛澤東選集》（以下簡稱《毛選》）第3卷（以下將該版本的《決議》簡稱為“毛選版”《決議》）。此后，中共相關的文獻匯編在刊印《決議》時皆以“毛選版”《決議》為準，例如1980年出版的《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1991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5冊，以及2011年出版的《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2冊，無一例外。

“毛選版”《決議》雖然具有相當的權威性，但是不能忽略的是它在編入《毛選》時多處被修改。早在20世紀70年代，王明就明確指出了這一點。他在《中共50年》中寫道：“五十年代載入《毛澤東選集》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決議’，雖然注明的日期是1945年4月20日，其實是重寫的。這個偽造的文件是為了給斯大林和蘇共中央委員閱讀的。五十年代發表的《決議》內容和1945年通過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決議’內容之間的顯著差別，就是由此而來的。”【王明著、徐小英等譯：《中共50年》，東方出版社，2004年，第159頁。】王明認為“毛選版”《決議》是“重寫的”、“偽造的”，這一論點無疑站不住腳，但是提出了《決議》的版本問題。1994年，《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一書首次對《決議》的修改問題進行了介紹和分析，但并沒有引起學界的足夠重視，學術論文和學術著作仍然不加分辨地將“毛選版”《決議》視為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原版”進行引用和論述。文獻編輯部門在采用“毛選版”《決議》時也沒有做相應的說明。

筆者有幸購到一個新中國成立前的《決議》版本，封面上寫著“一九四九年七月翻印”（以下簡稱“四九翻印版”《決議》）。筆者將“毛選版”《決議》和“四九翻印版”《決議》進行對照，發現修改的地方多達886處之多【不同的統計方法可能會得出不同的統計數據。】。下面將結合文本考察和歷史分析這兩點，全面分析《決議》的來龍去脈及其修改的歷史成因。

一、《決議》的起草過程及毛澤東的貢獻

學習黨史，總結黨的歷史經驗，這是延安整風學習運動的重要主題。1941年9月、10月間，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共三年多的黨的路線，尚未作總結，現在要準備在黨的七大作總結。”【《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頁。】毛澤東對此高度重視，并且親自起草了《關于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簡稱《結論草案》）。毛澤東本來打算將《結論草案》拿到1941年11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討論和通過，但由于黨內仍有爭議，政治局委員人員未齊，因此后來并沒有付諸實現。【《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1-232頁。】

毛澤東所起草的《結論草案》雖然被擱置了，但是后來它不僅成為《決議》起草的藍本，而且其中的主要思想也為《決議》所吸收【《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15頁。】。隨著整風學習運動的深入推進，《結論草案》已經不能滿足形勢的需要，因而必須起草黨的歷史決議。1944年3月至5月，毛澤東作了兩個有關中共黨史的報告。一個是《關于路線學習、工作作風和時局問題》，另一個是《學習和時局》。這兩個報告不僅為后來《決議》的起草提供了原則性指導，而且報告中的一些結論也為《決議》所吸收。

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的召開直接推動了《決議》的起草工作。此次會議于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在延安舉行，歷時近一年。會議召開前夕，中央書記處決定成立“黨內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該委員會的召集人是任弼時，成員有劉少奇、周恩來、康生、張聞天等人。1944年5月，任弼時根據毛澤東起草的《結論草案》，寫出《決議》的第一稿，題為《檢討關于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決議（草案初稿）（一九四四?五月）》（以下簡稱“決議草案一稿”）。此后，胡喬木、張聞天等人先后寫出“決議草案二稿”和“決議草案三稿”。其中，張聞天在“決議草案三稿”中突破了此前只從六屆四中全會寫起的做法，將時間提前到1927年的大革命失敗，并且在修改過程中突出了毛澤東的地位。他在修改時加寫道：“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實際統一的思想，在內戰中有了極大的發展，給中國共產黨指出了正確的行動方向。”【《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11頁。】

從1945年春開始，毛澤東親自參與“決議草案三稿”的修改工作。毛澤東至少參與了七次。

這一時期的修改工作有三點值得我們注意：第一，毛澤東在第一次參與修改時就將題目改為《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這為《決議》基本確立了正式名稱。第二，決議原定在即將召開的中共七大上討論，但毛澤東在第二次修改時，明確提出決議交由中共六屆七中全會討論。對此，毛澤東的解釋是：“參加七中全會的同志應當用很好的理由與態度去說服七大的代表們要有這種自覺，把過去歷史問題托付給七中全會解決比較好，以便自己集中力量解決抗戰建國的任務。”【《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6頁。】毛澤東的這一提議得到了會議的同意。第三，胡喬木在匯總各方面意見進行第六次修改時，對毛澤東思想進行了深入闡述，強調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和事業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代表，黨在25年中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形成了一條同黨內一切錯誤路線及錯誤思想相對立的正確路線及正確思想--毛澤東路線與思想【《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17頁。】。

經過反復修改和討論，中共六屆七中全會表決通過了《決議》（以下簡稱“決議正式一稿”）。 “決議正式一稿”通過的當天，毛澤東就在六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中說：“決議現在還有缺點，還需要修改，所以今天也只要求基本通過。”【《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282頁。】《決議》通過的次日，毛澤東又講：“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經過三番四復的研究，現在還是基本通過，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之后，再拿去精雕細刻。但這樣是不是還會有漏洞呢？還可能有。經過十年八年之后，修中共黨史的時候可以看出來，如果有漏洞，就是有漏洞，就說‘這一條歷史過去搞掉了，不對，要重新添上’。這沒有什么，比如積薪，后來居上，我們對前人也是這樣的。有漏洞就改，原則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296頁。】這些講話其實已經表明，《決議》在中共七大召開后將作修改。并且，在毛澤東看來，《決議》只要存在漏洞，存在錯誤，就應該完善。由于“決議正式一稿”還需要修改，因此并沒有作為黨的正式文件馬上下發。

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七大和七屆一中全會第一次會議上，與會人員對《決議》繼續發表意見。七屆一中全會第一次會議后，中央任命任弼時再次負責組織對《決議》的修改。由于三次會議的與會人員對《決議》提的修改意見比較多，因而這次修改的工作量并不小。這次修改進一步加重了對毛澤東在革命中所起作用的論述，并增列了劉少奇對革命工作的貢獻。比如，將第一部分原來寫的“黨在二十五年中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形成了一條同一切錯誤的路線和思想相區別的正確的路線和思想--毛澤東路線與毛澤東思想”，改為“黨在奮斗的過程中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系--毛澤東思想體系”，并增寫了一大段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同時，這次修改明確寫道：“劉少奇同志在白區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樣是一個模范”，并對劉少奇的策略思想進行了分析。【以上參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25、326頁。】

《決議》突出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分量，一方面反映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在中共七大上得到了加強，另一方面也是對敵斗爭和國際形勢變化的需要。雖然當時國共雙方的合作關系沒有完全破裂，但是國共兩黨間的競爭早已公開化。因而在國民黨方面樹立了政黨領袖--蔣介石之后，共產黨方面也急需樹立自身的政黨領袖。這是政黨建設和政黨競爭的必然要求。毛澤東晚年在同斯諾談有關他的個人崇拜時說：“過去是為了反對蔣介石……他們樹立蔣介石。我們這邊也總要樹立一個人啊。樹立陳獨秀，不行；樹立瞿秋白，不行；樹立李立三，不行；樹立王明，也不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176頁。】從國際形勢變化來看，突出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也有利于減輕共產國際解散對中共的震蕩。中共在二大時決定正式加入共產國際，并承認為“國際共產黨之中國支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41頁。】。1943年5月，共產國際宣布解散。這對于一直視共產國際為領導機構的中共來說，無疑影響很大。國民黨也借機掀起了新一輪的反共浪潮。而處在這一緊要關頭的毛澤東主動出擊，不僅表態贊成共產國際解散，而且提出要加強中共的本土化建設。毛澤東說：“現在需要的是加強各國民族共產黨，而無須這個國際的領導中心的必要了。”【《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20頁。】突出本土領袖無疑是加強中共本土化的重要一環。對此，胡喬木也認為《決議》“提毛澤東思想就有對著蘇共的意思”【《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29頁。】。所謂對著蘇共，指的就是消除蘇共對中共的消極影響，使得中共能夠更好地從中國實際出發獨立解決中國革命中的問題。

《決議》較為突出毛澤東，很少提到其他領導人，這常為時人所非議。如果結合上面所分析的歷史背景，那么這一評價可能有失公允。筆者認為，這非但不是缺陷，反而是它的突出貢獻。對此，毛澤東說：“決議把許多好事掛在我的賬上，我不反對，但這并不否認我有缺點錯誤，只是因為考慮到黨的利益才沒有寫在上面，這是大家要認識清楚的，首先是我。”【《毛澤東文集》第3卷，284頁。】在回顧歷史時，我們一方面要看到毛澤東塑造了中共，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是中共塑造了毛澤東。從延安時期開始，毛澤東與中共可謂結成了共同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1945年8月9日，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表決通過了經修改的“決議正式一稿”。會后，《決議》正式成為黨內文件并被印行（以下簡稱“決議正式二稿”）。這也就是說，后來作為黨的正式文件的《決議》雖然寫著“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七次全體會議通過”，但實際上是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最終表決的，六屆七中全會只是“基本通過”。從印行情況和內容比對來看，筆者手里的“四九翻印版”為“決議正式二稿”。

在決議的起草、修改過程中，毛澤東不僅在《學習和時局》中提出了《決議》起草的重要指導原則，而且為《決議》的起草提供了藍本《結論草案》，還多次參與《決議》的修改工作，因此《決議》可謂是毛澤東的思想和意志的集中體現。因而也就不難理解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組織編寫《毛選》時為什么主動提出要將《決議》編入。1950年8月19日，他在致中央政治局的信中提出：“此件擬編入毛選第二卷作為附錄，須作若干小的修改，并加上陳秦二同志名字，請加審閱，提出意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28頁。】從這封信也可以看出，《決議》編入《毛選》以及對它的修改，雖是毛澤東的提議，但還是向中央政治局作了通報。此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人員組成與中共七屆一中全會時完全一樣人員組成一樣，但排名次序有所變化。【詳見王健英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匯編--領導機構沿革和成員名錄》，紅旗出版社，1983年，第481、601頁。】。毛澤東的提議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員的一致同意。《決議》終以《學習和時局》的附錄形式出現在《毛選》第3卷中。但并不是后來所有正式出版的《毛選》都附有《決議》。例如在1969年1月印刷發行的“一卷本”《毛選》，就沒有將《決議》列入。

二、“毛選版”《決議》的修改情況及其成因分析

領袖著作的編輯出版是政黨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帶有相當的嚴肅性。自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領導地位確定后，一些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幾種版本的《毛選》。但這些《毛選》都未經毛澤東本人審核，并且在著作的篩選和編排上都存在一定問題。與此同時，蘇聯方面迫切希望能將毛澤東著作選集譯成俄文出版，在解放戰爭末期就曾有此打算。1950年2月，斯大林在毛澤東訪蘇時再次提出在蘇聯出版毛澤東著作。【〔俄〕尤?米?加列諾維奇著，部彥秀、張瑞璇譯：《兩大領袖：斯大林與毛澤東》，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5頁。】因此，中共中央編輯出版權威的毛澤東著作選集也就迫在眉睫了。訪蘇歸來后，毛澤東積極組織《毛選》的編輯工作。

領袖著作的編輯與一般文獻資料不大一樣。一般文獻資料的編輯可能更多考慮的是它的準確性，而領袖著作編輯首先需要考慮的是它的政治影響性。因此，領袖著作在出版時既要對篇目進行精心挑選，而且在文字和內容上要反復斟酌和修改。《毛選》同樣也是如此。

《決議》雖然不是毛澤東的著作，但是它既然以附錄形式編入《毛選》，無疑同樣需要按照《毛選》的編輯要求進行修訂。更何況毛澤東早就提出要以“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態度來對待《決議》。為了進一步完善《決議》，《毛選》編輯委員會對它進行了多方面修改。下面我們從“標點修改”、“文字性修改”和“內容上的修改”三個方面來進行分析。

（一）標點修改

《決議》修改過程中，一部分標點符號被增刪或者更改。比如頓號改為逗號，逗號改為句號，分號改為句號等等情況，不一而足。這些修改主要是為了規范標點符號的使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全篇給“左傾路線”等概念中的“左”全部加上了雙引號。這也成為以后的慣例。從全篇來看，標點符號的修改并不常見。

（二）文字性修改

1.個別文字使用的修改。《決議》修改過程中，“與”、“均”、“之”等字被修改。其中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是“與”字的修改。一般認為，《毛選》編輯時將介詞“與”全部改成了“和”。從《決議》的修改來看，并非都是如此。“與”除了改為“和”，有些地方被改為“同”，有些地方被改為“并”，有些地方則被改為頓號。【《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49年7月翻印，第18、19頁。《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68-970頁。】這些個別文字的修改，有些是為了話語的通順，但主要是為了語言的大眾化。

2.詞語措辭的改變。《決議》在修改過程中，有些詞語的措辭，比如，“經驗主義同志”改為“犯經驗主義錯誤的同志”；“教條主義的同志們”改為“犯教條主義錯誤的同志們”；“夸大”改為“過分地夸大”；“正確”改為“完全正確”。【詳見《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49年7月翻印，第12、18、15、49頁；《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63、968、965、998頁。】此類改動不多見。

3.專有名詞的規范。《決議》中一些黨史專有名詞在入選《毛選》時被修改。比如“大革命”、“蘇維埃運動”、“蘇區”、“反四次圍剿”、“內戰”、“東北義勇軍”等名詞均被一一修改，這使得在表述上更為準確和規范。專有名詞的規范在《決議》的修改中是較為多見的。

（三）內容上的修改

《毛選》編輯者雖然對《決議》作出了一些標點符號和文字上的修改，但是這對《決議》并不產生實質性影響。影響較大的是內容上的修改。下面從三個方面進行介紹和分析。

1.刪除“毛澤東思想”論述，強調馬列主義、斯大林對中國的指導。這一方面修改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1）刪除和修改“毛澤東思想”這一表述。《決議》多處對“毛澤東思想”進行了刪除，有些地方對“毛澤東思想”這一表述進行了修改。比如，第一部分“黨在奮斗的過程中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體系--毛澤東思想體系。毛澤東同志代表中國無產階級與中國人民，將在資本主義的歐洲產生與發展起來的人類最高智慧--馬克思列寧主義，創造地應用于中國這樣的以農民為主要群眾……的大國，光輝地解決了列寧在論東方問題時所說‘以前在共產黨人面前沒有提出過的’，‘在任何一本共產主義的書里都找不到，但卻必須加以解決的’許多問題。由于堅持了這一正確的毛澤東思想……黨才在三個時期中取得了偉大的成績……”修改后變為：“黨在奮斗的過程中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代表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人民，將人類最高智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理論，創造地應用于中國這樣的以農民為主要群眾……的大國，光輝地發展了列寧斯大林關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問題的學說和斯大林關于中國革命問題的學說。由于堅持了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黨才在三個時期中取得了偉大的成績……”（著重號為本文作者所加--編者注）【《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49年7月翻印，第1-2頁。《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52-953頁。】再如，在《決議》的第七部分，四處“毛澤東思想”，第一處改為“毛澤東同志的路線”，第二處直接刪除“思想”二字，第三處改為“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第四處則直接刪除，將“在毛澤東思想與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正確領導下”改為“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正確領導下”【《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49年7月翻印，第49頁。《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98-999頁。】。

（2）修改后突出中國革命遵循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決議》在指導思想的闡述方面，修改時有些地方直接將“毛澤東思想”改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有些地方則插入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表述。比如在第二部分的結尾，將“在思想一致的基礎上”，改為“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一致的基礎上”【《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49年7月翻印，第4頁。《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55頁。】。此外，在敘述中國革命歷史時，增加了“無產階級”和“工人”的成分，使它更符合無產階級革命的樣態。比如將“這樣就規定了中國現階段革命的性質，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農民為主體而有其他廣大社會階層參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改為“這就規定了中國現階段革命的性質，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人農民為主體而有其他廣大社會階層參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49年7月翻印，第20頁。《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71頁。】。

（3）突出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指導和貢獻。為了突出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決議》多處增加了對斯大林的表述。策略思想本為毛澤東的思想魅力之一。《決議》原來在闡述毛澤東的策略思想時寫道：“正確的策略指導，需要正確的形勢分析……需要正確的‘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的方針……”【《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49年7月翻印，第27-28頁。其中單引號中內容參見《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64頁。】修改后變為：“正確的策略指導，必須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需要正確的形勢分析……需要正確的‘利用敵人陣營里的每一縫隙，善于給自己找尋同盟者’……”【《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78頁。其中單引號中內容參見《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305頁。】在這里，《毛選》編輯者不僅突出了斯大林的策略思想，而且將原來毛澤東有關策略思想的引文直接替換為斯大林的引文。

“毛選版”《決議》淡化毛澤東思想，強調馬列主義和斯大林，這些修改有著深刻的國際背景。1945年，《決議》提出“毛澤東思想”是中共加強本土化的重要一環。但是，蘇聯共產黨始終拒絕承認“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蘇聯報刊對它也絕口不提。蘇聯報刊在發表中共文件時，凡是有“毛澤東思想”的地方也都刪掉了。【參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29頁。】蘇共之所以這么做，與其大國沙文主義有很大關系。20世紀40年代末，南斯拉夫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國家建設上采取了一些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做法。蘇共將南斯拉夫的這一傾向冠以“民族主義”的稱號并進行了強烈批評。1948年6月28日，蘇共操縱歐洲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通過了《共產黨情報局關于南斯拉夫共產黨情況的決議》，對南斯拉夫共產黨進行批判，并將其開除出歐洲情報局。決議中寫道：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機關“背離了南斯拉夫共產黨的國際主義傳統，走上了民族主義的道路”【山東大學科學社會主義系蘇聯東歐研究室編：《當代社會主義問題資料選編》第1冊，1982年，第771頁。】。而在此前，毛澤東不僅向斯大林表示對南斯拉夫的政治模式感興趣，而且已經給斯大林留下了另一個鐵托的印象【參見邢和明：《毛澤東與鐵托》，《黨史縱覽》2004年第11期。】。歐洲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決議發出后，毛澤東必須盡快撇清與鐵托的關系，因此積極表態支持這一決議。7月10日，中共中央通過了有關南斯拉夫共產黨的決議，不僅對南斯拉夫進行了批評，而且提出要“借以加強黨內關于階級的、黨的、國際主義的、自我批評精神和紀律性的教育”【《南斯拉夫問題參考資料》，世界知識出版社，1958年，第14頁。】。8月13日，不知情的吳玉章致電詢問能否公開提“毛澤東主義”。毛澤東立即復電進行了制止。他在電報中強調：“現在沒有什么毛澤東主義，因此不能說毛澤東主義……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將我的名字和馬恩列斯并列，說成什么‘馬、恩、列、斯、毛’，也是錯誤的。你的說法和這后一種說法都是不合實際的，是無益有害的，必須堅決反對這樣說。”【《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425頁。】

為了爭取蘇聯的信任，消除蘇聯的誤會，《毛選》的編輯人員刪除“毛澤東思想”勢在必然。同樣，毛澤東邀請蘇聯專家參加《毛選》編輯工作，實際上也是為了促進蘇聯對中共的認同。1958年，毛澤東對參加《毛選》編輯的尤金說：“為什么當時我請斯大林派一個學者來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樣沒有信心，連文章都要請你們來看？沒有事情干嗎？不是的，是請你們來中國看看，中國是真的馬克思主義，還是半真半假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8頁。】

如果說刪除“毛澤東思想”是為了消除蘇聯的誤會的話，那么大力贊頌斯大林則是為了拉近與蘇共的關系，尋求斯大林對新中國的支持。1949年12月斯大林70歲生日時，陳伯達特意寫作了《斯大林與中國革命--為慶祝斯大林七十壽辰而作》，系統闡述了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指導和貢獻。事實上，毛澤東對斯大林有相當的不滿。1958年毛澤東在與尤金的談話中說：“在我們的關系中，也有過問題，主要與斯大林有關。有三件事：第一，兩次王明路線。王明是斯大林的后代。第二，不要我們革命，反對我們革命。第三國際已經解散了，還下命令，說你們不與蔣介石講和、打內戰的話，中國民族有滅亡的危險。然而我們并沒有滅亡。第三，我第一次去莫斯科時，斯大林、莫洛托夫、貝利亞就向我進攻。”【《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388頁。】因此，《決議》修改時加重斯大林的分量也是國家建設和處理中蘇關系的需要。

2.點王明、博古的名。

《決議》修改時刪除“毛澤東思想”，加大馬克思列寧主義、斯大林的成分，這在現在看來可能是在內容上最重大的修改。而在當時，毛澤東最為留意的可能是另外一項修改，那就是有六處點了王明（陳紹禹）的名。博古主要是作為王明路線的重要執行者，也在兩處被點了名。

其中一處在修改前為：“以上這些，就是第三次統治全黨的、以教條主義為領導的錯誤的左傾路線之主要內容。”《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49年7月翻印，第17-18頁。修改之后為：“以上這些，就是第三次統治全黨的、以教條主義分子陳紹禹秦邦憲二同志為首的、錯誤的‘左’傾路線的主要內容。”【《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68頁。】

在分析《毛選》版的決議為什么要點王明的名之前，我們先來看看《決議》“正式二稿”為什么沒有這樣做。從時間跨度來看，《決議》的起草與延安的整風學習運動幾乎是同步進行的。毛澤東推動延安整風學習運動時非常強調它的兩個方針：“懲前毖后”和“治病救人”。這兩個方針同樣是《決議》起草的重要方針。毛澤東在對《決議》草案進行說明時說：“到了現在，這個決議就比較好，把治病救人兩方面統一起來了……錯誤不是少數人的問題，寫幾個名字很容易，但問題不在他們幾個人。如果簡單地處理幾個人，不總結歷史經驗，就會像過去陳獨秀犯了錯誤以后黨還繼續犯錯誤一樣。”《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283頁。正因為《決議》是為了懲前毖后和治病救人，所以當時的“決議正式二稿”沒有點王明的名。這是第一個方面。第二個方面，點王明的名不利于黨的團結。共產國際在1943年解散后，國民黨借機進行反共。因此《決議》既要對黨的歷史進行總結，同時也要加強黨的團結，防止引起黨的分裂。為此，毛澤東在對《決議》草稿進行修改時特別寫道：“為了學習中國革命的歷史教訓，以便‘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車之覆’成為‘后車之鑒’，在思想一致的基礎上團結全黨同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49年7月翻印，第4-5頁；參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12頁。】。當時王明和博古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在黨內仍有一定影響力。點名批評二人顯然不利于黨的團結。

編輯《毛選》時，中共已經取得政權，國內外形勢也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這個時候編輯人員在面對《決議》時，需要考慮《決議》在人物評價時的公正性。《決議》“正式二稿”在對黨的歷史進行總結時，雖然沒有點王明的名，但是陳獨秀、羅章龍、張國燾、李立三等人都受到了批評。當初為了黨的團結，公正性原則有所犧牲。一旦條件允許，這一公正性原則理應恢復。新中國成立初的國內外環境顯然初步具備了這一條件。對此，胡喬木認為：“犯路線錯誤的，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都已在文件中點了名。王明、博古的‘左’傾錯誤比瞿、李要嚴重得多，不點名，對這些歷史問題擺不平。”【《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29頁。】

“毛選版”《決議》點王明和博古的名，除了公正性的考慮之外，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王明長期以來拒不承認抗戰時期的錯誤。王明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期間，曾寫信給任弼時并轉毛澤東及與會同志，表示贊同決議，并檢討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錯誤。而對抗戰時期的錯誤，王明一直回避。新中國成立后，中央要求王明對自身以往錯誤作出徹底檢查，但王明拒不進行。多次催促無效后，中共中央在1950年6月6日至9日召開的七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于王明同志的決定》。該決定寫道：“三中全會認為，王明同志至此時為止，對于他過去所犯的錯誤是拒絕反省的，對黨中央所采取的態度是不誠懇的，對不遵守二中全會決定向政治局寫聲明書的行為是無紀律的行為。” 【轉引自周國全等著：《王明評傳》，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57-458頁。】正因為有了這個決定，所以毛澤東8月19日在致中央政治局的信中特別提到《決議》修改時加上了王明和博古的名字。這一方面是在貫徹七屆三中全會有關王明的決定，另一方面也是對王明的警告。

3.引文的修改。

“毛選版”《決議》內容上的修改除了以上兩點外，還有一個特別值得關注的地方是引文內容的修改。《決議》中有多處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劉少奇等人的引文。其中以毛澤東的引文為最多。這些引文普遍存在被修改的情況。引文修改的重要原則就是根據最新編譯出版的領導人著作進行校訂。這些引文的修改，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對于文本的規范的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它也為現在的文獻出版工作設置了困難。假如現在的黨的文獻出版者有意恢復歷史的原貌，希望將《決議》按照原來的“正式二稿”而非“毛選版”進行出版，那么由于引文的關系，必將牽涉到領導人著作尤其是毛澤東著作的修改問題。這無疑將牽一發而動全身。

三、余 論

無論是《決議》的“正式二稿”還是“毛選版”，它的起草和修改都得到了組織的批準和認可。《決議》的出臺和修改政治性很強，是一項高度嚴肅的工作。本文分析《決議》的修改情況，也絕非是要簡單地肯定或者否定《決議》某一版本。而對于專業的研究者來說，無論是“毛選版”還是“正式二稿”，都有它的文獻價值。“正式二稿”的價值不言而喻；“毛選版”的決議雖然有多處修改，但是仍然具有它獨立的文獻價值。文獻的修改本身在某種意義上真實呈現了當時的政治生態。這也是原版所不具有的。

在編輯出版工作日趨規范化的今天，領袖著作等黨的文獻的版本問題常常成為人們熱議的焦點。黨的文獻的編輯常常處于兩難境地，一方面需要考慮文獻資料編輯的規范，盡可能保證真實性；另一方面需要考慮文獻資料的政治影響，盡可能發揮它的宣傳效果，避免為敵對勢力所利用。“正式二稿”在與“毛選版”的比較中，我們可以看出：從標點和文字上看，“毛選版”無論對于政治宣傳還是一般讀者的閱讀需要，都要比“正式二稿”完善得多。而從內容上看，“毛選版”刪除了大量有關“毛澤東思想”的表述，添加了馬列主義和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成分，雖然使得這個文獻的本來面貌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其主要思想并沒有改變，并且加強了中國革命的馬列主義正統性。“毛選版”點了王明等人的名，這也使得該文獻在歷史評判時更為客觀和公正。總體而言，“毛選版”算是對“正式二稿”的重要改進。而且，“毛選版”的《決議》經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審閱，流傳了半個多世紀，無疑具有充分的法理性和相當的權威性。這些都是“毛選版”的重要優勢。但是，《決議》在兩次會議上的通過情況和編入《毛選》時的修改情況，這些應該在出版時作適當的交代。

（本文作者廣東工業大學政法學院講師）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2年第3期，原題為： 《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版本研究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