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虛無主義思潮濫觴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全盤西化論，并于20世紀80年代重新泛起，迄今依然在史學、文學、藝術等社會科學領域有所表現。中國文學史研究是中華傳統文化傳承的重要方面，科學的中國文學史研究既堅持了唯物史觀，又堅守了中國價值。而虛無主義傾向則會把中國文學史研究陷于唯心主義和價值判斷顛倒的泥淖。關于我國文學史研究中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表現、實質與危害，有不少學者已有文章做過專門論述，本文不再贅述。這里只就如何克服我國文學史研究中的虛無主義傾向，談兩點看法。

一、堅持歷史主義原則，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歷史一般具有雙重含義，一是指人類經歷過的客觀過程，也就是人們所說的客觀的歷史；一是指人們根據一定的史料和歷史觀念、思想等，對客觀歷史的記述與闡釋。對前者而言，不論是虛無主義還是什么主義，也不論什么主體，都是改變不了、歪曲不了的，因為這種客觀歷史不會因時代變遷而改變。中國文學史中屈原、李白、歐陽修等知名的文學家及優秀作品，是經過歷史的長河所篩選出來的，中國傳統文化也已固化在歷史之中。后世可以對它們進行研究，但不能否定，因為它們是一種客觀存在。對后者而言，則具有很大的變動性，因為記述、研究的主體不同，依據的史料不同，觀念或思想不同，從而對歷史的敘述、理解與解釋呈現出不同的面貌。但在這些層面，都有一個底線，那就是歷史真實。文學史的虛無主義觀所犯重大錯誤之一就是違背文學史的真實，沒有接受這種真實的約束，從主觀臆想來解讀和闡釋文學史。

文學家或歷史人物總處于具體的時空條件之中，他們的言語行為、功過是非有方方面面的內因外緣。因此，對他們的評價必須根據其所處的歷史條件，也就是堅持歷史主義原則。所謂歷史主義原則，就是把問題置于具體的歷史條件和時代環境之中，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也就是“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頁）“對每一特殊的歷史情況進行具體的分析”。(同上書，第700頁)在一定的具體歷史范圍之內，一定的認識可能是真理，但是一旦超越了一定的時空范圍和具體的歷史條件，而置于不同的歷史環境和社會環境之中，則可能變為謬誤。另外，不能用今天的標準去要求往昔的文學家或歷史人物，也就是列寧所說的“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列寧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4頁）

其一，根據具體情況，正確使用不同的評價標準。對文學家或歷史人物的評價標準從內容上可分為歷史作用標準、學術標準、道德標準等。歷史作用標準，指在諸如政治活動、軍事戰爭、社會治理等方面的實際作為。評價秦始皇等政治人物當以此為主要標準，但是道德標準也不可或缺。比如，秦始皇的“焚書坑儒”，被有些學者認為對中華民族大一統的形成起了進步作用，但這在道德上無論如何也不能被肯定。

學術標準，即評價歷史人物的學術觀點、思想、見解等，究竟有沒有真理性或科學性。評價屈原、李白、歐陽修、朱熹、陸九淵等文學家、史學家或思想家等當以此為主，也就是考察和評判他們創作、思想等方面的學術造詣。對于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來說，政治活動在其一生中不占重要地位，所以就不能像評價政治人物那樣主要考察其政治活動。李白、李煜、蘇東坡、曹雪芹等眾多文學家，大都終生不得志。但不能因為他們的不得志，或政治的失敗而否認他們在文學創作、歷史著述、思想創造等方面的學術成就。

道德標準，即評價歷史人物在道德、倫理、價值、精神層面對歷史和社會的影響。道德標準具有極強的相對性，即每個人、每個群體和不同歷史時代與現實社會都有具體的道德標準或道德觀念，對此可稱為相對道德標準。同時，道德標準又有其絕對性的一面，即不同個人、群體、歷史時代、現實社會普遍認可的道德規范或道德觀念，對其可稱為最基本的道德準則。例如，濫殺無辜、投敵叛國、不忠不孝、不仁不義等行為在每個時代皆被否定。這種最基本的道德準則，是“多少世紀以來人們就知道的、千百年來在一切行為守則上反復談到的、起碼的公共生活規則”。（《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1頁）它體現了人類社會共同的生活需要，具有更長久的價值意義，并且有利于解決文學家或歷史人物評價中的分歧。

比如，若從以社會實際效用去評價屈原，他肯定不贊成統一，而是要保住楚國這個割據政權。但屈原熱愛楚國、熱愛自己的鄉土，即使受到來自楚國的打擊也不反悔，在被流放中依然滿腔熱情地抒發理想，這種忠貞不貳、矢志不移的精神，是一種高尚的道德，也早已得到歷史的肯定。不論是人類的歷史，還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歷史，在各個時代都需要一些道德楷模作為社會行為和價值取向的典范。用魯迅的話說就是：“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頁）

其二，根據文學家的不同層面分別評價，避免以點代面，以偏概全。一個文學家或歷史人物等具有多面性和多層次性。他們不但有文學方面的活動，還可能兼有政治、經濟、科學、文化、藝術等方面的活動，而每一方面的活動，都表明他們的一種特質。這種多方面的特質有時不能概括為一種統一的本質，而是從各個側面共同地反映該人物的特點。其中有一個占主導地位的本質，這由他的主要歷史活動或歷史所決定。此外，還有深度不同、層次有別的本質，比如其個人層次、家庭層次、群體層次、民族與國家層次等層面本質。將之置于繁雜的社會關系，和歷史變動及其趨勢中，考察其在歷史演化中所起作用及其影響，則能洞見其更深刻的本質。（參見劉澤華、喬治忠：《論歷史研究中的抽象性認識》，《紅旗》1988年第11期）因而，一個文學家或政治等人物的活動不是單一的，也不是線性的，而是相互交織甚至相互沖突的，若以單一的線性思維對歷史人物進行評價，會帶來諸多混亂和困難。所以應針對文學家或歷史人物不同方面、不同層次的本質采用不同的標準予以分別評價，從而防止評價僵化或一刀切。若孤立地用一個標準進行單線評價，不能對歷史人物做出相對全面的考量。例如，對南唐后主李煜的評價，盡管其政治上亡國而成亡國之君，但不能因此否定其在文學史上的成就，更不能由此夸大到否定中國文學史及其優良傳統。

二、正確看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堅定文化自信

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事關國家的認同和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同時也是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一個民族或國家走向世界的重要軟實力。文學史中虛無主義觀的一個主要表現和危害就是“虛無”中華傳統文化，消解民族文化認同。對此，除了保持清醒認識，我們應該正確認識和繼承優秀傳統文化，堅定文化自信。

在千萬年歷史長河中所孕育的以儒釋道為主體的中華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靈魂和生生不息的源泉，是中華民族存續的命脈和中華子孫的精神家園。中華傳統文化富有中華民族最基本的道德價值精神，這種精神在《論語》《詩經》《大學》《周易》《孟子》等經典上有著集中、扼要的表達，比如仁、義、禮、智、信；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厚德載物、自強不息；慈悲、濟世，等等。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這些思想在中國文化中并不是僅僅停留在概念的說教層面，而是鼓勵人們落實于行為，也就是修行。而體現道德評價的“善惡褒貶”或“春秋筆法”，就是上述思想在歷代文學作品、《新五代史》等經史子集中的具體體現。

中華文化或中國學術有文史哲一家的傳統，它們交融共生，共同維系著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和血脈的傳承。盡管體現上述思想的具體形式因環境、時代等具體因緣而變化無窮，也盡管古今賢哲對這些思想的具體理解與闡述多有差異，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核心思想的價值和意義。文學史中虛無主義的致命危害之一，就是對中國文學背后這種優秀傳統文化及思想的消解。例如，屈原之所以是屈原，他的成功不在于現世政治功績的成功，而是對國家的憂患意識和敢于獻身的精神。他自己以悲劇的形式依然鼓勵著人們的愛國情懷。

文化是我們創造未來的重要力量。 我們要正確認識和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是我們創造現實與未來的根基。正如馬克思所言：“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頁）在新的歷史時代，我們一方面要傳承和發揚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思想和美德；另一方面，要對其負面的東西加以拋棄和克服。也就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盤接受或者全盤拋棄的絕對主義態度。

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作用，他2016年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深刻指出：“中華民族有著深厚文化傳統，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體系，……要推動中華文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再次提出，要“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將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思想及理念，結合社會現實運用于我們當下的現實生活、文化創造，乃至學術研究，也是一種“創造性轉化”，也是一種創新性發展。我們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也不是文化虛無主義者，不能數典忘祖、妄自菲薄。我們要繼承和弘揚中國知識人天下為懷的責任感、使命感，旗幟鮮明地反對和抵制虛無主義對系列文學家的消解，對中國文學史及其優良傳統的消解，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消解，捍衛中國文學的光榮歷史和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