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爭年代，流血犧牲的事時常發生。生者為死者開追悼會，寄托哀思，激勵斗志，已然成為慣例。然而，有四位革命者活著的時候，就被開了追悼會。

李立三：活著被開三次追悼會

李立三，1899年出生，湖南醴陵人。工人運動領袖，中共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1922年到1927年間，他被“犧牲”三次，也被開了三次追悼會。

第一次，在法國舉行追悼會。

1922年春，李立三受黨組織委派，去江西萍鄉安源煤礦開展工人運動，先后擔任中共安源路礦支部書記、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主任。同年9月，安源路礦當局拒發工人工資，并企圖查封工人俱樂部，使工人生活陷入絕境。9月14日，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爆發，李立三任罷工總指揮。

罷工運動爆發后，路礦當局派出大批軍警鎮壓，還指使工賊刺探李立三的下落，并懸賞600塊大洋收買其人頭。工人糾察隊為保護李立三的安全，把他轉移到郊區一名工人家中。

路礦當局一計未成，又生一計。為瓦解工人的意志，他們買通長沙一家報紙，在醒目處登了一則快訊：“李隆郅（李立三）為罷工事逃往長沙，被湘省督軍趙恒惕部所擒，日前被腰斬于長沙市小北門外。”

李立三得知此事后，當即露面，揭穿了敵人的陰謀，穩定了工人的情緒。然而，報紙上的消息很快傳到在法國勤工儉學的中國學生耳邊，周恩來、王若飛信以為真，立即召集旅歐黨團員和同學們，在巴黎郊外的“華僑協社”大廳集會，為李立三舉行追悼會。追悼會由周恩來主持，王若飛致悼詞。

第二次，工人集會舉行追悼會。

1925年五卅慘案后，中共中央立即召開會議，成立了上海總工會，并發動上海民眾起來罷工、罷課、罷市，由李立三任“三罷”總指揮。

9月18日，上海奉系軍閥邢士廉公然下令查封上海總工會，指名通緝李立三等六名工人及學生領袖，并收買流氓打手，企圖暗殺李立三。

李立三在工人的掩護下，秘密離開上海，前往漢口。由于他是軍閥的重點緝捕對象，一到漢口就走漏了消息。吳佩孚當即下令將他捉拿歸案，同時雇用刺客肖劍飛前去刺殺。肖劍飛見李立三日夜同群眾在一起，為工人大眾謀利益，認為他是好人，就把吳佩孚的指使透露給他，使他得以安全轉移。肖劍飛為了交差，編造了一個已將李立三刺殺的謊言。吳佩孚信以為真，下令在第二天的報紙上登出“共黨要犯李立三在漢斃命”的新聞。

李立三在漢口“遇難”的消息不脛而走，武漢的工人群眾悲痛萬分，集會為其舉行追悼會。上海幾大工會也組織工人群眾，紛紛舉行不同形式的追悼活動。

第三次，福建長汀，周恩來主持。

1927年南昌起義時，李立三擔任革命委員會委員，兼任政治保衛處處長、工農運動委員會委員、戰時經濟委員會委員等職，負責總指揮部的安全、保衛、宣傳和群眾運動等工作。

8月5日，起義軍撤出南昌，分四路南下。第三路由李立三指揮，這是一支由上千名婦女和青壯年抬擔架運送傷員的隊伍。南下第六天，周恩來正與賀龍、葉挺等研究軍事計劃，張國燾突然闖進門說：“李立三的勤務兵于柱兒報告，李立三犧牲了！”

周恩來立即找來于柱兒問明情況。據于柱兒說，當第三路行進到武夷山黃峰嶺時，李立三發現叢林中有一種可以充饑的紅果，他叫于柱兒看好東西，自己過去看看。過了好一會兒，于柱兒不見他回來，忽又聽到一聲槍響，知道大事不好，立即跑過去查看，只見地上有一些紅果和一攤血跡，但不見人影。這時，有人發現懸崖底部的樹兜上掛著一具尸體，因懸崖太深，看不清面目，但從衣服的顏色看很像李立三。于柱兒不禁大哭，急匆匆地跑來向張國燾報告。

前委決定在長汀正德中學的操場上為李立三舉行追悼會，追悼會又一次由周恩來主持并致悼詞。追悼會剛開完，李立三卻意外地帶著幾個陌生人回來了。周恩來激動地迎上去抱住他，興奮地說：“立三，我們以為你犧牲了，正為你開追悼會呢!”

李立三哈哈大笑：“我到閻王爺那兒報了個到，閻王爺嫌我脾氣躁，馬克思也說我去得太早，都不收，我就又回來了。”頓時全場人轉悲為喜。

原來，李立三采摘野果時，冷不丁從樹林中竄出幾個人，為首者把他攔腰抱住，他順手朝那人開了一槍，沒等他開第二槍，就被其他人扭住了。他們見傷者已死，就把尸首扔下懸崖，然后帶走了李立三。

這些人是攔路打劫的土匪，見李立三帶著槍，料定他是當官的，想從他身上敲詐一筆。李立三笑道：“和你們一樣，我也是個受苦人。窮得走投無路，才投了共產黨的隊伍。”土匪問什么是共產黨的隊伍？李立三說：“共產黨的隊伍是窮人的隊伍，專打土豪劣紳，殺富濟貧，為窮人撐腰出氣。”土匪們動了心，提出愿意跟他到共產黨的隊伍干革命，李立三答應了。他們立即給他松綁，隨他一起來到長汀，后來編入葉挺的部隊。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一次，李立三帶夫人李莎拜訪周恩來，周恩來回憶往事時，對李莎開玩笑地說：“立三同志活著的時候，我就為他主持了兩次追悼會，他一定會長壽的。”

晏福生：活著被開兩次追悼會

晏福生，1904年出生，湖南醴陵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參加工農紅軍。1934年4月，任紅六軍團17師49團政委。生前被開兩次追悼會，兩次死里逃生，回到部隊。

第一次，部隊轉移前夕，舉行追悼會。

1935年1月，蔣介石糾集十萬大軍，分六路“圍剿”湘鄂川黔根據地。紅二、六軍團集中主力，尋機殲滅敵人。4月，晏福生與團長吳正卿帶領49團參加了陳家河戰斗。當他指揮二營沖進寨頭時，發現一股敵人突破紅軍包圍往西逃竄。他來不及調動部隊，帶著警衛員奮力急追。

戰斗結束后，紅軍多方尋找，始終不見晏福生及其警衛員的下落，都以為他犧牲了。當時戰況緊急，部隊需要馬上轉移，吳正卿將全團指戰員集合在一起，為晏福生舉行了簡短的追悼會。

就在全團指戰員萬分悲痛之時，晏福生和警衛員扛著繳獲的長槍、短槍，押著幾個俘虜進入了會場。他一看大家在為自己開追悼會，生氣地說：“我還沒死，開什么追悼會！”說罷，一腳踢翻了靈位。看著戰友們窘迫的樣子，他風趣地說：“敵人還沒有消滅，革命還沒有成功，閻王爺還不愿意收咱們呢！”逗得大家笑了起來。

第二次，下落不明舉行追悼會。

1935年11月，紅二、六軍團長征前，晏福生擔任紅六軍團16師政委。1936年10月，晏福生與師長張輝率領16師為紅六軍團開辟前進通道。部隊進至天水縣娘娘壩鎮時，張輝不幸犧牲。行軍至羅家堡，又遭遇胡宗南的主力部隊。16師經過浴血奮戰，成功掩護主力轉移到安全地帶。

這時，敵機的一枚炸彈，炸傷了晏福生的右臂。警衛員把他扶到隱蔽處包扎完傷口，卻發現他們與部隊失散。追兵將至，晏福生命令警衛員帶著文件包和武器急速追趕部隊。

紅六軍團政委王震得知晏福生負傷下落不明的消息，立即派出一個營打回羅家堡，營救晏福生。可他們尋遍整個陣地都不見其蹤影，軍團長陳伯鈞在當天日記中寫道：“十六師政委晏福生同志陣亡。”紅六軍團渡過渭水后，為晏福生開了追悼會。

事實上，晏福生并沒有犧牲。警衛員走后，他感覺藏身地點危險，就掙扎著爬到山下，躲進一個破窯洞。第二天，他用身上僅有的兩塊銀元找老鄉換了一身舊便服，右臂用布帶吊在胸前，左手拄棍向北追趕部隊。

4天后，晏福生單臂游過渭河，負傷的右臂經水浸泡潰爛化膿，疼痛難忍。經過半個月的千里跋涉，他終于在通渭縣境內追上紅四方面軍31軍的一支部隊。該軍軍長蕭克見他傷勢嚴重，派人將他送到紅四方面軍總部醫院治療。

不久，紅四方面軍主力組成西路軍，晏福生隨總部醫院踏上了西進之旅。他的臂傷惡化，到達山丹縣后，紅四方面軍總部衛生部長蘇井觀為他做了截肢手術。

1938年3月，晏福生接任359旅團政治委員，參加南泥灣大生產，后被評為“生產英雄”。毛澤東曾親筆給他題詞：“堅持執行屯田政策。”

段蘇權：活著被開一次追悼會

段蘇權，1916年出生，湖南茶陵人。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1932年參加紅軍，后擔任湘贛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長、紅六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長。

1934年10月，段蘇權任中共黔東特委書記兼黔東獨立師政委，與師長王光澤奉命率800多人留在黔東牽制敵人，掩護紅二、六軍團主力發動湘西攻勢。

獨立師在黔東與敵周旋，進行大小戰斗20余次，調動和牽制敵軍一萬多人，有效掩護了主力的行動。此后，獨立師欲東進和主力會合，但遭敵圍攻，有200多人被敵分割，幾乎全部遇難。段蘇權、王光澤率600多人進入梵凈山，于11月25日轉至四川秀山梅江鎮（今屬重慶）。突然，他們遭敵襲擊，一顆子彈擊穿段蘇權的右腳踝骨。他失去支撐，倒在街上，幾個戰士冒死把他背下火線。

當時紅軍中流傳：“寧肯斷手，不愿傷腳。”因為傷腳意味著掉隊，脫離革命隊伍。段蘇權腳受傷后，無法站立，戰士們輪流用擔架抬著他轉移。在敵人圍追堵截下，獨立師不斷有戰士犧牲、被俘、失散。為不拖累部隊，他對王光澤說：“師長，你帶部隊走，把我留下吧！”

就這樣，段蘇權被寄放在秀山豐田村一個叫李木富的窮裁縫家里。當地民團搜查得緊，李木富就把段蘇權轉移到一個隱蔽的山洞。但民團還是嗅到風聲，暗中尾隨李木富來到段蘇權藏身的山洞。

身負重傷的段蘇權無力抵抗，民團搜走了他身上的三塊大洋，剝光了他的軍裝，只剩下一條帶血的短褲。民團頭子準備殺他，李木富求情道：“莫造孽喲！圖了財就行了，莫害人家性命。他是個殘廢人，動不了，你們可憐可憐他吧！”因李木富曾給團丁做過衣服，說話管點用，民團頭子狠狠瞪了段蘇權一眼，帶著團丁下山了。

此后，李木富每天送來紅薯稀飯和草藥，維系段蘇權的生命。但半個月后，李木富連送一頓稀飯也無能為力了。段蘇權被饑餓和傷痛折磨得奄奄一息，為不再拖累李木富，他決定先回湖南茶陵老家，養好傷再找部隊。

段蘇權穿著僅能遮羞的短褲爬出山洞，一點一點地朝李木富家爬去，手掌和膝蓋被磨得血肉模糊。李木富夫婦把他扶進家門，幫他洗凈傷口，給他喂了紅薯稀飯。段蘇權說了自己的打算后，李木富請鄰居木匠連夜做了兩根拐杖，還做了一個竹筒，當討飯碗。

段蘇權告別了救命恩人，拄著雙拐，踏上了回鄉之路。他沿路乞討，來到永順王村的水碼頭，央求一個運米的船老板把他帶到了岳陽。在別人的幫助下，他爬上一列運煤的火車。在醴陵下車后，他遇到茶陵老鄉劉維初。

劉維初在此經營一家豆腐店，將段蘇權扶到店鋪后，給其洗澡理發，換上干凈衣裳，并幫助治療腳傷。段蘇權在店里住了42天，腳傷基本痊愈，便寫信給父親。父親借了十幾塊大洋，對劉維初千恩萬謝后，把他接回了家。

段蘇權住在家里，多方打聽紅軍的去向。1937年9月，他得知紅軍改編成八路軍東渡黃河抗日的消息，歸心似箭，直奔西北尋找部隊。在山西太原，他遇見八路軍政治部主任任弼時，任弼時驚喜交加：“好啊！大難不死，必有后福！”段蘇權如實匯報了受傷脫險、找尋部隊的情況，任弼時告訴他：“你所在的黔東獨立師，已在1934年11月全部損失，師長王光澤被俘后慘遭殺害。但一直沒有你的消息，都以為你犧牲了。在紅二方面軍黨代表大會上，我們給你開了追悼會。沒想到你還活著。”

歸隊后，段蘇權投身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成為了赫赫有名的戰將。

鐘國楚：活著參加自己的追悼會

鐘國楚，1912年出生，江西興國人。1930年春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5月參加工農紅軍，8月轉為中共黨員。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鐘國楚擔任樟平游擊支隊政委，奉命留在閩贛邊區堅持武裝斗爭。

1935年春，樟平游擊支隊在福建長汀豬仔壩遭到敵人埋伏。為保存有生力量，游擊支隊邊打邊撤。鐘國楚一直在隊伍后面阻擊敵人，突然，一顆子彈擊中他的頸部，頓時血流如注。兩名戰士沖上來把他抬到一處密林做簡單包扎。此時，他已經不能說話，掙扎著從衣袋里摸出半截鉛筆，戰士連忙遞上紙片。他在紙上歪歪扭扭地寫著：“我是興國埠頭人，死在福建豬仔壩。同志們要堅持戰……”“斗”字還未寫，他就昏迷了。

兩名戰士趕緊把鐘國楚抬到九洲山的臨時醫院。醫生用手在他的鼻前摸了下，無可奈何地搖搖頭。兩名戰士淚如雨下，低頭默立不肯離去。醫生擔心他們趕不上隊伍，催促其離開。臨走時，他們帶走了鐘國楚的軍帽，再三囑托醫院將鐘政委掩埋好。

因為游擊支隊被打散，兩名戰士在大山中轉了20多天，才在永春山的一座破廟找到部隊。支隊長看了遺書，又看看鐘國楚的軍帽，淚水從臉頰上滾落下來。為悼念戰友，支隊長帶領戰士們為鐘國楚壘了一座衣冠冢，決定為他舉行追悼會。

可他們萬萬沒有想到，鐘國楚并沒有犧牲。當醫院派人將他抬往后山掩埋時，鐘國楚在半道上居然發出了微弱的呻吟聲。原來，他只是被喉頭凝固的血塊堵住了氣管，抬他的兩個人走得很快，在顛簸中，他喉頭的血塊從嘴里滑了出來，被堵的氣管也重新暢通了，掩埋者趕緊把他抬回醫院搶救。

鐘國楚在療傷中一直惦記部隊。他打聽到部隊的準確下落后，在傷口還未痊愈的情況下，離開了醫院。他戴著斗笠，扮成樵夫，經過兩天兩夜的跋涉，到達了游擊支隊駐地永春山。

鐘國楚臨近那座破廟時，聽見里面傳出《國際歌》聲。他清楚，唱這支歌時，多半意味著又有戰友犧牲。他垂首無聲地走進廟里，沒細看就加入了默默致哀的隊伍中。支隊長正在主持祭奠活動：“向鐘國楚同志的靈位三鞠躬，一鞠躬……”

鐘國楚禁不住叫起來：“這是怎么回事？”這時，支隊長也發現一個戴著斗笠的人站在后面，警惕地喝道：“什么人？”鐘國楚應道：“自己人。”支隊長覺得不對勁，迅速拔出了槍，其他戰士立即將他圍住，掀開了他的斗笠。“鐘政委？！”大家不約而同地驚叫起來。鐘國楚激動地說：“同志們，我沒死。我活著回來了。”

此后，鐘國楚在閩贛邊區堅持了三年游擊斗爭。

來源：《紅巖春秋》201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