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中國家的光輝榜樣

羅伯特·勞倫斯·庫恩

大約30年前，我第一次受邀來到中國，為中國發展市場經濟提供建議。從抵達的那一刻起，我就被這個國家深深迷住了。中國人充滿熱情，他們渴望學習，努力改善生活。我當時就認為，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很快就會對整個世界產生重大影響，但我當時沒有想到，中國會對我個人也如此重要。

能成為許多中國人的老朋友，是一件讓我非常自豪的事情。我有幸訪問過中國60多座城市：杭州、廣州、哈爾濱、上海、蘭州、青島、昆明、天津、成都……也對中國的發展有了更深的體會。那些教會我理解中國40年改革開放歷程的人來自各行各業，有官員、學者、科學家、企業高管，也有農民、工人、士兵、普通上班族和學生。

2006年，我有幸見到了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他當時引用盲人摸象的典故，告訴我看待中國不能只有單一的視角。他說，分析中國需要用橫向視角把握不同地區，也需要用縱向視角把握整個發展歷程。今天，當我對人講述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歷程時，就嘗試將這兩種視角相結合。

回顧中國改革開放40年，我一直關注兩個問題：第一，為什么40年后中國還需要改革開放；第二，中國將在哪些領域繼續深化改革開放。在我看來，過去40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創造了奇跡，同時也伴隨著一些棘手的挑戰，這就是為什么當前中國強調“全面深化改革”。未來，中國的改革開放將追求發展質量上的提高。

今天，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格局中的重要角色。從貿易、金融到外交、國防，從科技、創新到文化、體育，中國的一舉一動越來越具有全球影響。近些年來，我一直做客全球各大媒體，就中國時政發表看法。我很榮幸能夠為促進中國與世界的溝通作出貢獻。這種溝通的需求從未如此強烈。舉例來說，自2017年中共十九大至2018年兩會之間，僅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和英國廣播公司，我就接受了足足24次有關中國主題的采訪。

有人問我，改革開放40年，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有沒有什么是依舊不變的？我回答，中國人的愛國精神。曾經有人說，中國的發展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愛國主義驅動的。幾年前的一個深夜，在北京結束一場會議后，朋友問我什么時候休假，我回答：“這就是我的假期！” 我想說的是，我被中國人的愛國精神所激勵，從事同中國相關的工作讓我充滿激情。

中國經濟發展創造了奇跡，但我卻想說，這只是第二位的變化。在我看來，中國改革開放40年，第一位的變化是中國人民精神狀態的變化、生活水平的提高。100年甚至1000年之后，當未來的史學家回溯過去，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驚人成就將被認為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經濟轉型之一。展望未來，中國的成功轉型不僅是發展中國家的光輝榜樣，也將對全世界的進步與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作者單位：美國庫恩基金會主席，《人民日報》駐美國記者鄭琪采訪整理）

對地區和全世界產生積極影響

旭日夫

1980年我考入蒙古國國立大學俄文學院，一年后就趕上中文系教授羅布桑扎布從各專業尖子生中招收漢語生。當他問我是否愿意學漢語時，我還有些猶豫：畢竟多數蒙古國民眾當時都在學習俄語，我改學漢語會有前途嗎？但在父母的鼓勵下，我最終選擇轉入漢語系。這次重要選擇，注定讓我此生與中國結緣。

大學畢業后，我進入蒙古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從事與中國相關的研究工作。那時的蒙古國與外界交流不多，雖然我學了4年漢語，實際上對當時的中國知之甚少，對1978年以來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情況更是一無所知。隨著蒙中關系實現正常化，留學名額逐年增加，我終于有機會到中國留學。

1991年，我乘坐烏蘭巴托至北京的國際列車到達北京站。下火車后，我乘坐地鐵2號線到達西直門站，再換乘375路公交車到位于五道口的北京語言學院。當時我覺得學院離市中心很遠，交通也十分不便。如今的北京已經有非常完善的公共交通網，一條條主干道如同城市的動脈，通往全國各地的高鐵更是為往來北京的人們提供了極大便利。今年5月我參加中國商務部組織的培訓班，第一次體驗了上海至南京時速最高350公里的高鐵。高鐵平穩而舒適，讓我深深感受到，改革開放40年給中國帶來的變化是我們所難以想象的。

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也帶動了蒙古國經濟發展。1990年，蒙古國剛開始引入市場經濟，就發生了嚴重經濟危機，食品和日用品極度短缺。來自中國的服裝、食品、日用品等商品在烏蘭巴托十分暢銷，深受當地市民青睞。

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40年來中國堅持改革開放，并取得非凡成績，殊為不易。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背景下，中國宣布繼續擴大開放，促進經濟貿易全球化，更加難能可貴。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僅對蒙古國，對地區和全世界產生的積極影響有目共睹，也將繼續推動世界經濟發展和人類社會進步。

（作者單位：蒙古國科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研究員，《人民日報》駐蒙古國記者霍文采訪整理）

為世界互利合作提供新機遇

赫奧爾西納·依蓋拉斯

我與中國的緣分始于一本書。16歲時，有人送了我一本《易經》，它使我對中國文化深深著迷，開始大量閱讀關于中國文化和歷史的書籍。1979年，當聽說西班牙和中國政府有互換獎學金項目時，我毫不猶豫地報了名，并如愿獲得了資助。我第一年在當時的北京語言學院學習漢語，第二年去北大歷史系攻讀研究生。在我印象中，當時北京的大部分建筑只有四五層高，高樓大廈不多。

1981年我回到西班牙，進入埃菲社工作，1982年4月我又被派到中國工作，成為一名常駐記者。當時正值改革開放初期，我無時無刻不感受到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的日新月異的變化。菜市場上的商品豐富起來了，有更多種類的水果和蔬菜供人們選擇；人們穿著的服飾種類多了，顏色也更加豐富多彩。各國都想跟中國建立聯系，外國代表團絡繹不絕地到訪北京。那真是一段充滿活力的時光，也是我特別忙碌的一段時間。

此后，我每次去中國都能感受到中國發展的步伐在不斷加快。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4年前訪問青海省省會西寧市的經歷。我擔任駐華記者時，曾游歷了中國許多城市，但一直無緣前往青海。在我的想象中，西寧市可能不太發達。但是當我真正來到那里，看到城市里高樓大廈鱗次櫛比，街道寬闊繁華……我深深地感受到中國發展的速度之快、維度之廣。

隨著中國的發展進步，中國對其他國家人才的吸引力、中國文化在海外的感召力都在不斷增強。當年我參加互換獎學金項目時，名額只有5個，在中國學習的西班牙和拉美學生加起來也不過幾十人。如今，有2000多名西班牙人在中國學習，超過4萬名西班牙人在學習漢語。我認為，這正是改革開放帶來的積極影響之一——世界越來越了解中國，中國也越來越融入世界。共享教育資源和擴大文化交流，對加深民間交往、促進國家間關系的發展也起著重要作用。

改革開放讓中國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讓中國成功實現了產業轉型升級，并不斷向創新型經濟體邁進。更重要的是，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有數億人口擺脫了貧困，這種發展經驗值得廣大發展中國家借鑒。當前，中國政府還在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不懈努力。我相信中國有能力實現這一目標，為世界發展貢獻更多中國經驗。

當今世界存在諸多挑戰。中國已經清楚地認識到，正是源于開放和合作，中國才取得了當前的發展成就。所以中國也一直秉持開放和合作的理念，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為世界提供了加強互利合作的新機遇和新路徑。我認為，西班牙乃至整個歐洲都應該更加積極地參與到這一倡議中，與中國一道為構建一個更加和平、開放、包容的世界共同努力。

（作者單位：西班牙智庫“知華講堂”副主席、西班牙留華同學會會長，《人民日報》駐西班牙記者姜波采訪整理）

中國對各國充分展現出友好和善意

亞歷山大·洛馬諾夫

上世紀90年代我初到北京，當時北京的地鐵線路與站點都很少，從城市的一端到另一端非常不便。我的中國朋友們出行大都依靠自行車。現在的北京今非昔比，交通便利，公交、地鐵四通八達。

2017年，我乘高鐵從北京前往鄰近省市。最讓人感慨的是，許多發達國家都沒有高鐵，而中國旅客卻已對乘高鐵出行司空見慣。除此之外，以共享單車為代表的創新交通工具、智能家居和移動支付在中國也“飛入尋常百姓家”。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敞開國門，虛心向世界各國人民學習先進技術和經驗，但不是照抄照搬別國模式。經濟發展依靠市場“無形的手”與國家宏觀調控“有形的手”共同作用，國有與民營經濟比翼齊飛，走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

除了在經濟和科技領域取得了巨大發展，中國在民生和文化領域也取得了長足進步。去年我最難忘的經歷，是在上海新建成的長達21公里的浦東沿江慢行步道徜徉。在這一為市民創建的公眾休閑空間里，人們呼吸著江邊的清新空氣，飽覽沿江如畫美景。它展現了中國現代化的面貌，滿足了人民更高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在我看來，這是中國改革開放成就最令人賞心悅目的畫面之一。

我和中國同行的交往是我理解中國最直接的方式。早在上世紀90年代，我就開始與中國學術界交往。我觀察到，在過去的十多年里，中國在人文科學領域的研究水平顯著提高。現在中國的社會學者熟悉世界最新研究成果，研究逐漸與世界接軌，學術期刊的質量也大大提高。中國學者更加注重思考中國特色、闡明中國文化的優點，總結中國發展道路的成功經驗，致力于在世界語境下講好中國故事。學者的參與也促進了中國的發展。他們深感自己對祖國的未來負有責任，因此盡自己所能為國家培養研究人才，為國家發展獻計獻策。

當今世界發展日新月異，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也需要不斷補充完善，以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近年來不斷發生的“黑天鵝”事件，其實都不是偶然現象。中國結合自身實際，走出了一條富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為世界的發展提供全新選擇。某些西方人士對此心生疑慮，或者抱有成見，否認或者歪曲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不過明眼人都看得見，中國對各國充分展現出友好和善意，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和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尤其是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聯結民心、暢通經濟，造福相關國家和人民，正在產生深遠影響。

（作者單位：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首席研究員，《人民日報》駐俄羅斯記者張曉東采訪整理） 

來源：《人民日報 》 2018年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