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消費觀念的嬗變反映了社會經濟發展能級水平以及文化變遷的事實，同時也凸顯了人性解放和自由的張力。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人消費觀念的變遷，再現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貨幣—資本—財富”發展邏輯所帶來人心智的變化與提升。中國人終于告別了傳統“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消費觀念，轉向具有現代性特質的“消費欲望、消費沖動、消費個性、消費自由”的哲學程式。黨的十八大以來，新的發展觀念迎來了新時代，出現了五種顯著的追求進步的消費觀念，即理性消費、綠色消費、共享消費、移動消費、網絡化平等消費。

關鍵詞：傳統消費觀念 現代消費觀念的萌動 消費觀念的現代性特質 追求進步的消費觀

一、消費觀念的學理性追問��

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早就對消費問題作出過重要論述�？�奈最早提出“消費與生產相循環的理論”[1]。在他看來，消費與生產是經濟過程的兩個重要范疇，他們猶如車之兩輪、幣之兩面，通過循環而完成由生產帶動消費，由消費促進生產的屬性。馬克思在合理借鑒古典政治經濟學相關原理及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唯物史觀的消費原理及其思想。他在1857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科學闡明了政治經濟學的對象和方法，分析了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辯證關系原理：“在生產中，社會成員占有（創造、改造）自然產品供人類需要；分配決定個人分取這些產品的比例；交換給個人帶來他想用分配給他的一份去換取的那些特殊產品；最后，在消費中，產品變成享受的對象，個人占有的對象。生產表現為起點，消費表現為終點，分配和交換表現為中間環節�！盵2]在這里，馬克思強調了兩點:第一，將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環節關聯起來，形成一個全社會經濟發展的整體性運動規律。第二，消費創造出生產的新需要，消費甚至與生產成為互為決定的關系，即“生產為消費創造作為外在對象的材料；消費為生產創造作為內在對象、作為目的的需要。沒有生產就沒有消費，沒有消費就沒有生產”[3]。顯然，唯物史觀關于消費范疇的理解有著兩點特征：一是消費并非平面、表象的存在，而是歷史的、具體的與特定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展水平相契合的人類實踐活動，與一定階級關系、所有制屬性和財富的多寡相聯系。二是消費并非單面的、機械的具有歷史決定論意義上的邏輯程式，而是與現實的生產、交換、分配等范疇構成辯證統一的有機體。后來，經濟學家斯拉法又提出另一觀點：把經濟過程看成是從“生產要素”通向“消費品”的“單行道”。生產和生產性消費的概念構成了一般的概念框架，隱含在斯拉法分析中的“生產和生產性消費”概念的一般公式是：勞動+物品→物品，換句話說，生產和生產性消費的方式刻畫了通過使用物品和勞動生產出物品的過程。[4]經濟學家凱恩斯又提出：“消費和可支配收入之間存在消費函數的關系�！彼�指出，消費和可支配收入都在國民收入賬戶中得到常規度量。在比較長的時間序列中，消費似乎是圍繞著一個不變可支配收入率而變動。與此相對照，與衰退時期或橫截面數據擬合的消費函數似乎表明這個比率（凱恩斯稱之為平均消費傾向或APC）隨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下降。換言之，這些研究估計出消費對可支配收入的導數（邊際消費傾向或MPC）比APC小。[5]凱恩斯指出，消費函數是相對比較穩定的體系，消費的總量受收入水平和消費傾向影響。實際上，凱恩斯為我們明確指出了消費從來就不是強制行為，沒有哪個政府、組織和機構有足夠的理由迫使消費者去毫無緣由地進行消費，影響消費行為的是消費能力與消費觀念，消費行為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買賣交換，更是一個復雜的心理、文化和社會關系行為。鮑德里亞則從分析當代西方社會以物的消費為中心的消費文化、消費意識形態著手，對人類所面臨的重大實踐問題進行了哲學分析。他指出：“消費是一種積極的關系方式（不僅對于物，而且對于集體和世界而言），是一種系統的行為和總體反映的方式。我們的整個文化體系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6]在他看來，消費范疇已成為理解當今時代的概念性工具，消費者與物的關系已不是使用與被使用的關系，而是人作為“全套的物”的有序消費對象及被強暴關系。消費實質上是用某種編碼及某種與此編碼相適應的競爭性合作無意識紀律來馴化人類的邏輯程式，它不是通過取消便利，而是相反讓人類自覺不自覺地進入消費符碼、消費邏輯的游戲規則。��

綜上所述，作為經濟哲學的消費范疇既表征了社會經濟發展能級水平以及文化變遷的事實，同時也凸顯了人性的解放和自由的張力。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人消費觀念的變遷再現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貨幣—資本—財富”發展邏輯所帶來的人心智的變化與提升。��

二、1978—1992年：中國人消費觀念的現代性萌動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確定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注重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就是從當下中國人的欲望、需要、利益和生產實踐出發，努力創造一個符合現實中國人生存與發展的制度環境與條件。這次會議的大討論，與其說解放了人，不如說它更深層次地首先是解放了人的欲望，打開了中國人的欲望閘門。這場討論反映在對人的概念的理解上出現了三個重要的改變：一是由抽象的人向現實的人的轉變；二是由過多的從完全被政治定義的人向重視政治人與經濟人、欲望的人、需要的人、利益的人的轉變；三是由階級斗爭為綱所組成的人群共同體向經濟建設為中心注重生產和消費的人群共同體轉變。由此引起更深層次的問題討論是：是從計劃出發來定義人的需要和消費，還是從現實人的欲望需要利益出發來定義人的消費？這是能否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一個重要的原則和出發點。計劃體制下中國人的消費觀念要不要從根本意義上加以改變？如果被計劃了的消費、票證與某種意義上特權的消費形式連同傳統中國人的消費觀念都應當被現代化中國航程的開啟、現代機器大工業的生產、改革開放的動力牽引、追求人的全面發展所終止并徹底淘汰，那么中國人的現代消費觀應當是什么？馬克思指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只有中國特色現代性的發育，工業化、貨幣化、市場化和普遍交往形式的擴大，現代性消費觀的到來才會勢所必然。��

在這14年的歷史過渡時期，中國現代性的發育經歷了三個重大歷史事件：第一，破除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探索適應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模式。改革首先從農村起步，實現了由人民公社制度向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濟體制的根本改變，極大地解放了農業生產力，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為使農民盡快致富和促進工業的改革與發展開辟了一條新路。這一時期，中國工業化發展戰略做了重大調整，工業化進程中既強調重工業，亦強調輕工業和農業的協調均衡發展。在基本完成工業化原始積累的基礎上，賦予新時期工業化“多層次、多部類、外向型、先進性”新的內涵。第二，以改革的活力不斷打開經濟發展的自由空間。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做出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確定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作為80年代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改革的重點由農村推向城市，由局部改變轉向全面綜合配套的改革。此時，商品化、貨幣化的經濟發展趨勢成為主潮。第三，社會主義發展的“市場化”取向成為歷史的必然。鄧小平同志的“南方談話”深刻地指出，“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7]。這一判斷強化了我國社會主義改革的市場化取向，開拓了市場的發展空間，也進一步明確了社會主義市場化取向的寓意、社會主義市場制度的創新特點以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內在的本質聯系。如今看來，改革開放最重要的創新之一就是提出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運行模式。有了這14年三大歷史事件所帶來的實踐變革，中國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生產力的快速發展給國家與老百姓帶來了財富積累的效應，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的變化使中國人的世界觀放大、價值觀現代化，從而也引發了中國人消費方式和消費觀念的改變。��

這一時期，消費觀念的變化圍繞著三個理論預設而展開：一是消費與人性解放的關系。這一時期，人們開始關注人的需要個性化與消費的多元偏好，破除消費的計劃性、統一性和單一性制度形式。人性的解放，意味著要沖破傳統計劃體制的約束，擁有多向度的選擇權，意味著對傳統守舊思想的沖破。當中國人有了一些財富積累的時候，就開始思索如何有尊嚴地存在、如何有體面地生活。諸如此類的消費支出表現在：農村里有錢就建房，城市里追求現代生活方式的消費支出逐漸增多起來。二是消費與追求個性自由的關系。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表現為從人群共同體的族群意識向個性化顯現的現代人轉換，個性化是商業化社會發展的結果，商品的異質性、多樣性正是由現代人個性化顯現與價值選擇的需求所決定的。習俗社會決定了消費的集體無意識和個人消費的從眾行為，現代社會則以個人的理性選擇和文化價值觀的異質、多樣性來決定個人消費偏好。因此，消費不再追求統一范式、統一習俗，而是個性化顯現與張揚的表達。三是消費與私向化財富的關系。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帶來了人本主義的撥亂反正，使具體的、可感的、個人的私向化財富觀念得到確認，這是社會主義國家財富、集體財富和個人財富體系中應當擁有的認知圖式。由于承認了個體財富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個體財富的體量在這一時期不斷擴大，出現了“萬元戶”“百萬元戶”，越來越多的個人累積起了家庭財富。由于生產力的巨大解放帶來了中國人個性自由的發展，消費偏好出現了個性化、自由化和多樣化的趨勢。在這14年間，中國大地上創造個體財富的力量不斷地涌現，所謂的“經商熱”“下海潮”就是積聚整合各種生產要素的力量實現個體財富的最大化，以滿足由人性的自由解放而帶來消費層次和消費水平的提高。個體財富的形態開始發生轉變，由傳統意義上物質形態為主的財富形式逐漸向以貨幣形態、資產形態為主的財富形式轉變。個體不僅擁有實物的財富積累，而且也逐漸將財富資產化、金融化、證券化，以實現財富的保值和增值。1990年12月19日中國股市開市，金融消費成為中國人大眾式消費的又一新型偏好，投資理財熱帶來了金融消費熱。��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消費觀念的現代性萌動，鮮明地反映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由傳統的“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消費觀開始轉向追求現代生活時尚及審美的消費觀。無論在城市還是在農村都出現了時尚審美變化：男人藍色、女人紅色的統一審美觀念發生轉變，從咔嘰布到的確良，乃至更加時尚的衣料與裝飾品；由工業化推進帶來的家用產品電氣化、機械化的追求，自行車、縫紉機、手表走進千家萬戶；初現端倪的移動通訊工具——大哥大、BB機，成為時尚身份的象征；由流行歌曲和交誼舞帶來的對現代城市時尚生活的追求，被特定人群中的一部分人所消費，大多數人在接受與追求時尚的路上。��

第二，由大眾式、標準化的統一消費觀轉向追求消費個性、消費自由的特點。人們注重消費個性、消費偏好、消費自由主要體現在：中國人穿衣從求同走向求異，開始有了不同的形式與款式，追求顏色的亮麗與款式的個性化；理發出現了時尚發型、發式的消費需求；住房消費也開始出現，城市商品房由單一的設計變成多樣型的范式，農村則出現草房變成瓦房的消費偏好，逐漸走出了統一化、格式化、陳舊質料化的格局；對人生的教育計劃構想所支付的消費也顯示出了個性化，有的偏好出國留學，為出國留學支付各種培訓教育費用，有的偏好學歷升級，為補學歷、文憑投入大量資金。��

第三，貨幣化消費心理的發育使多數中國人由過去相信票證的消費，過渡到以貨幣形式滿足消費欲望的心理偏好。由計劃體制向有計劃的市場體制的過渡，價格的雙軌制使人們越發感到貨幣支付消費的重要性、通約性和普遍性，“貨幣對社會各種質料的組合,貨幣經濟對人與人關系中內在維度的改變,鍛造出人對世界理解趨向物欲化和價值通約化的心理坐標”[8]。這里詮釋了貨幣功能對消費心理偏好影響的哲學道理。票證退場之后貨幣在市場上可以自由通兌消費品，進一步激發了人們消費的欲望，也催發了人們對貨幣占有的欲望，將貨幣的占有量作為通約商品權利大小的心理準則。��

三、1992—2012年：現代性消費觀念的充盈及異化

這一時期改革開放的主要任務是體制轉軌、制度創新，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深化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和社會體制的改革，建立健全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的體制機制，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

此時，影響中國人消費觀念改變的重大歷史事件主要有兩個：一是中共中央以文件形式正式宣布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中國人建立現代市場意義上的消費觀念邁出了實質性的步伐，這就意味著中國人的消費不再取決于“計劃性”，而是由市場來決定。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這一決定基于當時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認識，設計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創新和實踐創新戰略，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各項任務，從而為中國人現代消費觀念的發育發展奠定了制度條件。自此，中國人消費觀念的產生與發展的制度背景開始由傳統的自然經濟、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消費不是由票據說了算，而更多地取決于貨幣的支付能力；消費不是由計劃說了算，而是由市場供求關系來決定；消費不僅僅是剛性需求的滿足，而是符合市場規則的馬斯洛需求理論意義上有層次的滿足；消費不再完全取決于政府的預設，而是由每個社會公民自由自主選擇的結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出與早期發展，給中國帶來工業化、市場化、貨幣化快速發展的態勢：從小規模的工業生產到新型工業化道路，從相對分割的地區市場到開放競爭的統一市場，從相對靜態的貨幣形態到大河涌動般的資本形態，顯露出市場讓一切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的各種要素都流動起來的積極功能，以及按照符合市場經濟規律要求進行資源有效配置的優勢本能，從而為現代性消費觀念的發展提供了“生產—消費”“財富的積累與支配力—消費”的關鍵要素。二是中國正式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力、財力為國人現代性消費觀念的充盈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和不竭的動力。中國經濟的發展、生產力的提高、現代性發展的規模已達到空前未有的水平，財富創造的速度迸發出國家與百姓消費觀念的重大改變。充足的財力帶來了購買力的沖動、消費欲望的升級、消費想象空間的放大，理性消費與非理性消費兼而有之。以生產帶動消費，以消費刺激生產，這從根本上加速了中國人消費觀念的現代性轉型。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實際上就是要對整個經濟制度的內在邏輯與外在形式進行徹底的變革。這種漸進式改革與創新，在政府收入超速增加、企業利潤大幅增長的同時，使龐大而又較為豐裕的個體財富必然走向廣闊充盈的消費市場。這一時期中國人具有現代性特質的消費觀念的充盈，集中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消費的主體性趨強�；�于消費者主體可支配的收入財富越來越豐裕，人們消費的主體性不斷凸顯，消費支出在家庭理財計劃中占有越來越大的比重。在過去有效供給不足的生產主義時代，受溫飽不足所困擾的老百姓并沒有選擇的消費主體權，一切消費似乎都是剛性的、被動的；到了較為豐裕的消費充盈時代，人們不再只是為解決溫飽而購買，其消費行為已獲得了主體選擇權，消費既是主體個性自由的選擇活動，也是個人主體性存在的自我確認，我的消費我做主。消費的主體性體現在人們關注身體維護、健康食品、美容化妝、旅游休閑、安全防范、未來預籌、流行歌曲，等等。去哪兒玩，說走就走；去哪兒住，拎包就住，這些來自主觀需求，都是由主體欲望的沖動和意志自由表達的結果。這一時期人們積攢了足夠的財富后，注重自我消費所帶來的愉悅感、安全感和幸福感，主體性消費所帶來的物品消耗與人的心理體驗達到相互平衡的效果。��

其次，消費的人本性趨強。“從強調把人放在研究的中心位置、注重人性的發展與進化來說，它是一般意義的人學的延伸和具體化，人的生命和生命的質量是經濟學最根本的價值前提。”[9]在這里，可以看出經濟哲學意義上消費范疇的價值前提就是將人的生命和生命的質量放在首位，消費的人本性就是要體現以人為本，把滿足人的物質需要、精神需要和人的自身價值提高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這主要體現在三方面：一是消費的前提是以人為本，將以人為本落實到公民的基本權利上，如公民的就業權利、教育權利、醫療權利、社會保險權利、失業保險權利、住房權利等，只有保證了公民的基本權利，才能實現消費的效率與公平相統一。因此這一時期確保公民權利的消費越來越成為整個社會消費總量的重要部分。二是以人為本的消費原則部分解決了這一時期人民群眾的某些消費不足問題。如億萬農民的消費不足在政府有關政策的調控下，逐漸有了改觀；日趨老年化社會的銀發群體消費不足的問題，政府通過養老事業與養老產業并舉、國家投入與市場配置相結合的方法，生產并提供大量為老年人服務的公共產品，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老年群體的消費欲望和消費感受。三是有助于提升人的生活質量和生命質量的消費受到關注。盡管局限在一定的人群范圍里，但中國人在理解財富作用的意義上，有了新的轉變：省吃儉用的消費觀，被“為人所用”的消費觀替代；當下積累財富的意義不僅在于未來的應對，更在于當下生命意義的放大和精神意義的享用，為此消費，才是人與財富關系的哲學解答。消費因不同的人群而異，因不同人的財富積累而異，因不同人的消費偏好而異，因不同人的文化需求而異，因不同人的身體狀況而異。這樣的消費觀念變化比起計劃體制下的大一統、整齊劃一式的消費，更顯人本性。��

再次，消費異化的抬頭。西方非理性消費主義思潮在這一時期對中國大陸的影響甚囂，集中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一種病態的消費觀蔓延，由感覺至上主義引起的市場消費，過分強調物品的表象、體驗、外在形式，從而擴延到對消費文化及審美的拋棄，片面地用感覺的表象作為消費唯一取舍的標準。二是單純地追求肉體、欲望、身體的消費，從而把消費的靈魂、精神、崇高簡單地還原為動物式的需要滿足。三是單純地追求符號、品牌和物品樣式的刺激與消費，毫不思考物品的有用性、耐用性，奢侈消費風靡，盲目地追求物品的更新率，尤其是影像消費系統被遮蔽的虛偽性，給市場消費帶來種種幻象。由“龐大的商品堆積”的景觀，將消費者卷入到物的場景中，消費者對物的符號、圖像、符碼極度崇拜導致消費異化的出現：一是消費者與消費品關系的異化。在消費領域，“客體被掏空了意義和物質內容。主體也隨之被掏空，乏味而缺乏感性”[10]。被掏空了意義的客體與被掏空了情感的主體之間再沒有那種和諧交融。消費品對消費者而言只是物化、符號化、形象化，消費者對這些具有價值表征或審美趣味的消費品“沖動購買”“不停歇地買”“用完即扔”，甚至“買而不用”。[11]這20年間，尤其是后幾年，“龐大的商品堆積”已經讓許多消費者成為物的占有者，而不是使用者，對物的占有已經讓消費者主體性的情感被“掏空”。二是消費者與其他消費者社會關系的異化。在鮑德里亞看來，“物品變成了系統的符號，這種身份轉換，同時也包含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改變，它變成了消費關系”，“我們看到，被消費的東西永遠不是物品，而是關系本身”。[12]由于“物”在社會經濟領域中實現自身的增值，而“物”的增值又要在具有可變性、流動性的競爭中竭力保持緊張的不平等關系，這就導致人與人，即消費者與其他消費者之間“原子式”關系的存在。[13]

四、 黨的十八大以來，追求進步的消費觀：“理性—綠色—共享”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新時代的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14]。新時代的“新”意味著中國人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意味著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為解決人類發展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這一時期，影響中國人消費觀念改變的歷史事件有三個：一是中國夢發展戰略的提出，強化了中國人消費觀念的“人民性”。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必須緊緊依靠人民來實現，必須不斷為人民造福。隨時隨刻傾聽人民呼聲、回應人民期待，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在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上持續取得新進展，不斷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在經濟社會不斷發展的基礎上，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由此，中國人的消費觀念有了中國夢發展戰略的引導，具有兩方面的進步意義：（1）社會主義提倡的消費觀從國家來說，就是以人民消費為核心內容，為滿足人民消費提供制度保障和條件，為多數人消費利益的實現和維護提供法律保障。消費的人民性，內含著消費的公平、正義、平等的要義，有著共享同樂的價值偏好；消費既要服務于納稅人，更要服務于平民百姓、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關注弱勢群體。（2）人民的夢需要人民踏實肯干的精神，人民只有通過勞動才能實現自己美好的夢。由此，中國人的消費觀念應當提倡在積極參與勞動的實踐中實現自己的消費，正當的消費來自于真實勞動成果的分享，而不是不勞而獲的非勞動框架中的奢侈浪費，這是消費的徹底唯物主義態度。提倡人民消費觀，既是進一步推進中國人現代性消費觀念的文明化，又是對前一時期消費過度、消費狂熱、消費奢侈等非理性傾向的矯正。二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提出，為構建中國人科學理性的社會主義消費觀提供了具有進步意義的價值坐標。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一價值觀既容納了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價值觀的精髓，又兼容了世界文明的優秀價值理念；既體現了現代文明真善美的追求，又提供了國人思維與存在的價值標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中國人的消費觀念提供了至少兩個方面的進步內涵：（1）核心價值觀是我們行為的準則和范式，其提倡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價值準則，客觀上要求消費也應當遵循平等、共享、合理合法的價值原則。（2）價值觀是人們行為做出選擇的重要依據，具有真善美的核心價值觀是我們一切行為（包括消費行為）的根本依據。消費什么、如何消費，從不當到正當，從模糊到理性，從集體無意識的從眾行為到有明確的正當動機和目標，核心價值觀都給予了消費的正確答案。三是“五大發展理念”的提出為社會主義消費觀念走向更深層次的辯證、和諧、健康、可持續發展提供了行動指南。2015年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尤其是黨的十九大以來，在進一步推進文明消費觀的過程中全面貫徹落實了新發展理念：第一，以創新為驅動，精神產品和物質產品的不斷創新必然引發消費觀念的更新和消費形式的更替。創新對消費的驅動作用表現在：消費空間的不斷放大，消費欲望的不斷激活，消費方式的不斷創新，消費內容的不斷擴大，消費想象力的不斷豐富。總之，創新有助于在更高意義上實現人的幸福感和快樂感。第二，關注社會利益關系的矛盾差異和不平等原因，從制度上、政策上和輿論導向上確�！跋�費體現協調、協調促進合理合法消費”。第三，告別傳統的人與自然相對立的消費模式，建立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綠色消費。第四，進一步增強開放意識，讓消費從國內走向國外，從國外走向國內，雙向有機合理合法的消費流動，既增強了世界交往，又滿足了中國人民不斷擴大消費空間、品味世界不同文化的消費需求，讓消費轉換為一種強大的社會生產力。��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精神文明建設的帶動下，國人的消費觀出現了追求進步的新趨勢：理性消費、綠色消費、共享消費、移動消費、網絡化平等消費逐漸顯現。��

理性消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理性消費，就是消費者在滿足消費能力的條件下，做出合乎理性的消費行為。當前，國家已加大有助于理性消費的制度安排，破除市場幻象，引進科學意識，增強法制觀念，把消費建立在講科學、講規范、講法律、講文明的基礎上。如對大眾的金融消費建立更加嚴明的監管市場。一方面通過打假的方式為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提供制度保證和法律保障，另一方面通過各種輿論和信息公開化給消費者知情權，通過媒體的導向提倡追求真善美的消費，克服過分的非理性消費行為，不提倡沖動消費、激情消費、盲目消費、奢侈消費、過于從眾心理的消費，提倡消費的科學根據、事實根據、真實需要根據。��

綠色消費。近年來，我國居民消費持續擴大升級，已進入消費需求持續增長、消費結構加快升級、消費拉動經濟作用明顯增強的重要階段。對美好生活的追求體現在消費觀念偏好已經由單純對“物”的占有，轉向“質”的提升，綠色消費成為居民生命質量和生活質量提升的首要標準。綠色消費品不斷豐富，規模不斷擴大，正如新時代綠色消費所表征的居民消費現象：“節能家電、節水器具、有機產品、綠色建材等產品走入千家萬戶，空氣凈化器、家用凈水設備等健康環保的產品銷售火爆，循環再生產品逐步被接受，新能源汽車成為消費時尚，共享出行蓬勃興起。”[15]過去那種陷入“商品物堆積”的景觀已經轉變為注重對商品綠色、健康消費的關注，物的符號不再是人們關注的對象，綠色、節能、循環再生產被納入消費觀念之中。這也是對現代西方消費主義思潮的回應和矯正。

共享消費�；ヂ摼W技術的進步，大數據、云計算、第三方支付和各類平臺的廣泛應用，推動了共享經濟的持續發展與共享產品的出現，也孕育著一種新的消費模式即共享消費。共享消費是借助互聯網技術，將消費品的所有權與使用權進行分離，把消費品的使用權按消費者的需求進行重新組合，從而極大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資源利用率，在充分滿足消費者需求的同時，使消費品釋放出群體共享價值。[16]這里的共享消費涵蓋了兩層意思：其一，共享消費的共享價值不再僅限于個體分享，而是大眾群體的共享；其二，共享消費將使用權轉移到所有權，讓更多的人能夠使用更少的物品，節約了生產成本，減少了資源消耗。在共享消費中既要體現人民的共享價值，也要體現維護與監管，才能確保共享消費有序進行。這里不以貨幣多寡為共享條件，人人都可獲得便利的出行工具，以共享消費解決出行“最后一公里”的共享單車為例，2016年中國共享單車市場規模達到12.3億元，用戶規模達到0.28億人。預計到2018年，中國共享單車市場規模將達178.2億元，增長率為735.8%，用戶規模預計在2017年將達2.98億人。[17]

大街小巷的共享單車解決了短途出行的便利，讓人們享受共享經濟的低成本福利，互惠互利的共享經濟空間與制度形態注定使越來越多的消費品由“我的”走向“我們的”。��

移動消費�，F代網絡技術的高速發展，使得信息高速流動，出現互聯網、移動端的消費，將廠商、消費者、信息三者融合在一起，發揮其擴大市場空間、加快商品流通以及開發消費欲望偏好功能，推動實體經濟的發展。據商務部數據統計，截至2018年6月，我國網絡零售市場快速發展，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的貢獻率超過了37%，對消費增長形成了強有力的拉動作用，在當前我國消費轉型升級中扮演著引領者和加速器的角色。過去30年美國是世界經濟的引擎，未來30年相信也將是世界經濟的領先引擎，但中國會是新的重要引擎。過去30年，美國改變了整個世界的經濟,未來30年，中國這個增長中的市場會根本性地改變世界經濟的圖景，而這種改變來自中國巨大網絡化、移動終端的消費市場。巨大的市場，渴望品質消費的消費者、先進的支付、便捷的物流，將虛擬與實體經濟有機地融合，這就是移動終端上的中國消費將給全球貿易帶來的無限活力，推動世界經濟新發展。��

網絡化平等消費。網絡化消費、移動終端消費帶來了消費形式的新亮點：平等消費。網絡化平等消費就是指高端消費人群的偏好和低端消費人群的偏好，在網絡化工具的作用下，在科學、健康、理性觀念影響下趨同，盡管消費差距依然存在，但消費差距的數量呈現逐漸縮短的趨勢。網絡化平等消費更多地體現在某些領域消費機會的平等、消費過程的平等、消費結果的平等。一方面，高消費人群隨著生活觀念科學化、健康化、醫學化影響，不再以消費價格的高低作為自身消費的標準與需求，好與貴不一定適合自身生命質量和生活質量的提高，因此消費的標準更趨理性化，消費的價格偏好明顯呈現最大化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低收入人群隨著互聯網市場的放大，能用較低的價格購買實惠滿意的商品，從根本上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消費標準和滿意度，如收入不高、財富不多的群體也能夠購買手機、電腦、汽車等商品。

五、結語��

唯物史觀告訴我們，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不同發展階段的消費觀念也反映了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40年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我國生產力的高速發展，生產關系的合理的變革，上層建筑相應的調整與改革，使當代中國人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發生了相應的深刻變化，使中國人民生活實現了小康。

作者單位：張雄：全國經濟哲學研究會會長、上海財經大學資深教授；熊亮：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