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造就歷史的深度, 構成時間的本質。“心態”雖是一個長時段概念, 然而推動群體心態變遷者終是事件, 重大事件更會引發群體心態的急遽轉變。改革開放40年來既是中國經濟社會發生迅速變化的時期, 更是國人心態發生巨大變遷的年代。可以說, 伴隨改革開放而來的是群體心態結構的解體與重建。因而, 改革開放史不僅要研究人們社會經濟生活的變遷, 而且應當將之與心態史研究結合起來, 多層次地揭示和把握這段歷史。

心態是真實歷史的有機組成部分, 是推動歷史變遷的一股既定力量。在歸根結底的意義上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 但所有在社會歷史領域內進行活動的人全是“具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 “無論歷史的結局如何, 人們總是通過每一個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覺預期的目的來創造他們的歷史, 而這許多按不同方向活動的愿望及其對外部世界的各種各樣作用的結果, 就是歷史” (3) 。而且, 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往往也不是簡單的對應關系, 具有相同心態的群體對類似事件常常會作出類似的反應, 而擁有不同心態者對同一外在現象則往往作出不同的意識反應。之所以存在這種反應的類似或差異, 原因即在于社會存在與意識反應之間存在“心態”這一選擇系統。人們對同一社會存在作出怎樣的意識反應往往取決于心態, 群體心態就是意識領域中的“社會實在”。故此, 心態史學既不是唯物史學的對立物, 也不是它的替代物, 而是歷史詮釋的一種路徑, 正如普列漢諾夫所言:“對于社會心理若沒有精細的研究與了解, 思想體系的歷史的唯物主義解釋根本就不可能。” (4) 其實, 在最早的中共黨史著作———蔡和森《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 (提綱) 》報告中即設有“精神方面”“黨的內部精神狀況” (1) 等標題, 實際上已開啟把心態史研究引入中共黨史研究之先河。

心態是由一定時空范圍內的群體所共享的、最基本的、具有長期穩定性的一種心理實在 (2) , 是處于同一群體中的成員感知和思考世界的一般意識—行為模式。心態史研究就是要考察和分析特定時空不同群體中成員所共有的心態結構及其演變, 它所研究的往往是當事人尚未明確意識到的、非個人的一般意識和行為。正因為心態的一般性和共有性, 研究者往往要深入普通人的世界觀, 據以探究群體普通成員的價值取向和生活態度。

改革開放所引發的社會變遷帶來的是人際倫理的巨大轉型, 是生存意義實現方式的急劇轉變, 也是人們心態結構的再次重構。改革開放前, 整個社會彌漫的是“非黑即白”的革命心態和極化思維。之后, 隨著社會轉向多元發展, 革命心態也隨之逐步瓦解, 人們觀察和理解世界的方式開始發生變化。在充滿解放感、理想主義盛行的80年代還存在著的工人群體以單位為依托的共同體意識以及互幫互助的社會風氣, 到90年代隨著市場化時代的到來和單位制的弱化便開始消失了。個體解放的無上喜悅與回望田園的情感取向相交織, 高揚的理想主義被無情的商業邏輯所穿透。身歷其境者不免對市場化時代社會的分化和人性的冷漠懷有一種失控的恐懼, 以致感嘆“個人同國家之間的隱秘的‘契約’本身失去了政治意義, 變成了一種單純的行政治理和經濟獎懲的關系” (3) 。其實, 無論是意氣勃發的奮斗精神還是彌漫于社會的群體性焦慮, 或均可視作理想主義介入現實的方式從“參與國家推動的大歷史計劃” (4) 向以個體為本位實現自我價值轉換之際的若干反應形式。所以, 這一時期心態史研究的一大課題就是縱向比較革命年代與改革開放時期以及此一時期內部不同時段群體心態差異及其成因, 要從社會經濟發展以及利益格局深刻變動的深層動因去把握群體心態的嬗變, 也要注意群體心態轉變對于社會變遷及其生活方式的影響。此其一。

其二, 意識形態是人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也是影響心態形成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改革開放時期, 一個值得深入探究的問題是意識形態與群體心態的關系。革命心態主要源自革命意識形態的塑造, 那么在人們多元化心態的形成中意識形態發揮著怎樣的作用?人們對社會主義以及共產主義的觀念發生了怎樣的變化?當下的人們是借助意識形態來理解現實并付諸行動還是按照自己的心態來重釋意識形態?或者說, 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開放實踐到底有沒有產生相應的社會主義主體?新時期黨員群體心態也值得特別關注。研究者需要探討新時期黨員隊伍的整體精神氣質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普通黨員、中層干部以及高層干部等群體心態有哪些差異?為何在一個強意識形態組織內會發生這樣的心態差異?或者更值得深究的問題是, 革命者特別是職業革命家心態的形成是意識形態與社會現實共同作用的結果, 而在意識形態與社會現實存在一定差距的情況下該如何塑造黨員群體應有的心態?

其三, 每一時代都存在多種心態而非一種心態, 需要對不同的群體心態進行比較研究, 厘清不同時空的社會群體為何會對同樣的歷史事件 (如市場經濟) 產生不同的反應, 形成不同的精神狀態和集體記憶, 進而揭示出這些社會群體之間相異的心理動機與利益訴求。相關研究表明:“經濟增長的快慢恰與成就動機的強弱相應, 且經濟增長的快慢總以成就動機的強弱為前兆。” (1) 這一結論顯示, 開展群體心態研究對于研究者深入理解改革開放時期經濟的迅速發展大有裨益。據經驗觀察, 不同地域群體在經濟方面的成就動機確實存在明顯差異, 特別是浙江、福建、廣東一代居民的經濟成就動機明顯高于北方居民。再如, 亨廷頓“現代性孕育著穩定, 而現代化過程卻滋生著動亂” (2) 這一論斷所揭示的正是社會變遷與群體心態變化之間的互動關系。對中國這類后發外生型的現代化國家來說, 無論是就地域還是行業而言, 改革開放走的都是先富帶動后富的路子。在這一過程中, 盡管人們的生活水平較之以前總體得到提升, 但在某些區域或某些行業中的部分群體仍會產生“相對剝奪感”, 有的群體會選擇抗爭, 有的群體則會選擇忍受。那么, 這種抗爭或忍受行為的群體心態差異及其成因就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問題。另外, 社會心理是分階層的, 不同階層心態有別。改革開放以來備受關注的一大問題就是階層分化, 特別是貧富分化。可以說, 當前社會一種底層心態已經形成, 且這種底層意識具有嚴重的彌散化傾向, 即人人都覺得自己是弱勢群體的一分子或有可能成為弱勢群體的一員。而自認為處于底層者往往具有更強烈的不安全感和不公平感, 與其他群體的互信度較低, 也往往具有積極參與到群體性沖突中去的激進傾向。總之, 心態是推動社會變遷的催化劑, 是影響社會經濟變化的重要變量。無論是橫向的區域、行業心態還是縱向的階層心態都值得深入研究。

心態隱于內心而顯于表征, 心理事實可以通過社會事實來彰顯。心態史學正是通過研究由群體互動而形成的外在表征來探究人們的心態模式。研究者可以通過比較改革開放前后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群體言行的外在表征———如人們對于時間、法治 (權力) 、生命 (死亡) 、家庭 (婚姻) 、兒童等等諸方面的觀念和行為變化———來探究群體心態的變遷。在這方面, 諸多心態史名作已樹立了很好的榜樣。如法國史家勒高夫名作《商人的時間和教會的時間》即從中世紀人們時間觀念的變化入手, 剖析了整個中世紀人們的心態變化。改革開放時期流行的“時間就是效率”“時間就是金錢”與“抓革命、促生產”之際的時間觀已判若云泥, 其中無疑也展現著人們心態的變化。市場經濟必然是法治經濟, 在向現代法理型社會轉變的過程中, 法理型政治正在逐步擠壓運動型政治的空間, 人們的權力觀和法律觀也正在發生變化。在通過權力觀和法律觀來研究心態方面, 兩位法國史家布洛赫和芒德魯的寫作手法可資借鑒:前者《國王奇跡》一書通過分析國王以手觸摸為瘰疬病患者治病這種儀式, 指出民眾對“國王神跡”的信仰正是源于對神圣王權超自然性的信仰;后者《17世紀法國的法官與巫師》一書通過考察一項法律原則從被人們基于習慣而遵守到被質疑直至被擯棄的歷史, 來揭示社會心態的變化過程。

隨著經濟的發展、計劃生育政策的強力實施以及社會競爭壓力不斷加大等因素, 當下人們對于兒童以及生命的觀念較之以前發生了巨大變化。對于兒童的培養以及對于自身健康的關注幾乎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重心所在。同時, 對于死亡的心態也正在發生著潛移默化的變化。在此方面, 法國心態史家菲利普·阿里埃的《童年的世紀》、《我們死亡的時刻》和《私人生活史》 (與喬治·杜比合編) 以及勒高夫《煉獄的誕生》等作品均可借鑒。新時期家庭的社會倫理觀念也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改革開放使得人們的倫理觀念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個中緣由值得深入思索。法國史家勒華拉杜里所著《蒙塔尤》利用審判記錄揭示出一個小山村居民面對愛情、婚姻、死亡時的態度和宗教信仰, 為考察新時期微觀層面的倫理變遷提供了參考。

圖書“具有流通商品和文化載體的雙重屬性, 既能夠將它作為生產出來用以交易和謀利的商品來研究, 又可以將它作為通過圖像和文本傳遞意義的文化符號來研究” (1) , 故而, 通過統計分析圖書的類別、傳播甚至閱讀方式, 研究者也可以揭示人們的心態變化。法國史家孚雷《十八世紀法蘭西王國的出版業》一文通過研究18世紀法國書籍的生產、傳播、分布情況, 揭示出法國大眾心態的世俗化趨向 (2) 。法國史家夏蒂埃則更注重閱讀方式與人們心態的關系, 認為自由化的閱讀方式會發展出一種批判的態度, 將人們從對先前表象的依賴和順從中解放出來 (3) 。法國史家阿蘭·科爾賓則認為, 相比于客觀條件, 時人對現實世界的感知之于其行為的影響更加重要, 而文學作品比檔案材料更好地表達了那個時代的感覺, 因而主張通過文學作品來體驗時人情感以揭示其心態 (4) 。在這方面, 荷蘭學者赫伊津哈《中世紀的秋天》堪稱佳作 (5) 。語言是人類交往的基本手段, 一切皆在語言中留下痕跡。人們心態的變化當然也會在日常生活中以語言表達的方式表現出來, 這就需要研究者深入日常生活, 搜集習語俗說, 從民眾的言行舉止中破譯語言符號的意義密碼。

心態史學從根本上說是一種以詮釋問題為導向的研究路徑。無論是研究對象還是研究方法, 均統攝于問題本身, “沒有問題, 便沒有史學” (6) 。史料的價值也隨“問題意識”的更換而變化。進而言之, 就心態史而言, 史料并無新舊優劣之分, 也無檔案資料與非檔案資料高下之別, 重點在于是否有益于問題之理解。這與以政治—軍事事件和檔案材料為中心、強調對事件的描述而非分析的傳統史學確實存在差異。然而, 心態史學并不排斥傳統史學。心態史學離不開事件史, 事件史絕不是理解歷史的外圍因素。相反, 事件與人物作為歷史的聚焦點往往構成歷史發展的“例外狀態”, 發揮著奠基性的作用。在歷史研究隨著領域的擴大而呈現日益細碎化的趨勢下, 事件史或正可發揮其提綱挈領、防止碎片化的作用。更重要的是, 重大事件的爆發會造成歷史見證資料的劇增, 這些資料“便如同一塊石頭投入水塘, 把人們平日見不到的東西從底層翻了上來” (7) , 從而有助于研究者觀察到平時處于隱匿狀態的心態特征。況且, 心態史學也是以傳統史學相關領域的研究成果為基礎的。只有在政治史、經濟史以及社會史得到較為充分研究的基礎上, 才便于開展心態史研究。沒有對改革開放時期各領域較為充分的研究作基礎, 要作好這一時期的心態史研究是不可能的。法國心態史學眾多成果主要圍繞中世紀這一時期絕不是偶然的, 正如法國學者莫里斯·阿居隆所言:“只有在中世紀史這個領域才能較好地開展對精神形態史的研究, 因為中世紀的各個問題都已探討得很詳盡, 有條件研究這個時期人類的精神形態。” (8)

在此意義上, 心態史學是建基于史料之上的, 基本的研究理路仍屬于史學。于此, 心態史學便不同于心理史學。心態史學所研究的對象雖然也是心理現象, 也不排斥心理學方法, “但它并不從中概括任何理論規律, 而是將這些心理現象當作歷史事實來加以收集、整理, 乃至加以敘述和解釋, 這與以從事理論概括為主旨的歷史心理學是不同的” (9) 。也就是說, 心態史學既不是超越經驗層面的邏輯演繹, 也不是史料的堆積羅列, 而是要從對史料的分析中揭示人們的心態模式。簡言之, 前者是從人們的言行等表征史料出發闡釋群體心態模式及其變遷與影響, 后者則往往是從心理學的某些基本原則并結合社會文化來探究群體或個人言行與觀念之動因。

另外, 心態史研究的是人們具有共享性特征的意識—行為模式, 這往往離不開計量。人們的世界觀比較隱蔽, 用其他方法是難以把握的, 但“在長時段中形成的數字系列使人們的行為模式表現了出來” (1) 。但研究者需切記, 數字也是史家制作的表征, 利用數字是為了闡釋問題, 且如何詮釋尚有較大自主空間。當然, 根本困境在于, 人們的世界觀本身就是模糊的, 是不可能完全用數字或材料來明白呈現的。故而, 心態史雖不失真實, 但不可能精確。科學性不一定取決于方法, 真實性不一定取決于數字。計量之外, 還應“體驗”。研究者需要借助移情的天賦, 由外而內, 感同身受地置身于研究對象的生活世界中, 模擬、體驗他們的意識與行為, 才易感受他們的心態。

心態猶如大河的河床, 更能反映社會觀念和價值最基本和最底層的存在。由是, 群體心態往往成為一個時代新傳統的載體。推進改革開放史從紀念走向研究, 提煉新精神, 型塑新傳統, 杜絕走老路, 防止走邪路, 應是我輩學人義不容辭的歷史職責。當然, “史學家只是在一個相對真理的世界里行動著” (2) 。心態史可以彌補經濟社會史等過于重視物質條件之不足, 但既不能用經濟詮釋一切, 也不可用心態解釋全部。

注釋：

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 2012年, 第146頁。

2 [美]喬·古爾迪、[英]大衛·阿米蒂奇著, 孫岳譯:《歷史學宣言》,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 第20頁。

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 2009年, 第302頁。

4 《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2卷, 北京三聯書店, 1961年, 第272頁。

5 參見蔡和森:《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 (提綱) 》,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 人民出版社, 1980年, 第20、22頁。

6 歷史學的“心態”不同于社會學的“社會心態”。“社會心態”主要是指對某些具體事物或當下事件的一時反應, 社會現實發生變化, “社會心態”一般也會緊接著發生變化。而歷史學的“心態”則具有長期的穩定性, 可代際傳承。

7 張旭東、徐勇:《“重返八十年代”的限度及其可能》, 《文藝爭鳴》2012年第1期。

8 賀照田:《當前中國精神倫理困境:一個思想的考察》, 《開放時代》2016年第6期。

9 轉引自羅鳳禮:《再談西方心理歷史學》, 《史學理論》1989年第4期。

10 [美]塞繆爾·亨廷頓著, 王冠華等譯:《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 第31頁。

11 轉引自洪慶明:《從社會史到文化史:十八世紀法國書籍與社會研究》, 《歷史研究》2011年第1期。

12 參見[法]雅克·勒戈夫、皮埃爾·諾拉主編, 郝名瑋譯:《史學研究的新問題新方法新對象》,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88年, 第318-319頁。

13 參見[法]羅杰·夏蒂埃著, 洪慶明譯:《法國大革命的文化起源》, 譯林出版社, 2015年, 第85頁。

14 參見沈堅:《法國史學的新發展》, 《史學理論研究》2000年第3期。

15 [荷蘭]約翰·赫伊津哈著, 何道寬譯:《中世紀的秋天》,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8年。

16 轉引自姚蒙:《法國當代史學主流》, 臺灣遠流出版公司, 1988年, 第48頁。

17 [法]喬治·杜比著, 馬勝利譯:《法國歷史研究的最新發展》, 《史學理論研究》1994年第1期。

18 金重遠:《法國史學界一瞥》, 《法國研究》1985年第3期。

19 羅鳳禮:《再談西方心理歷史學》, 《史學理論》1989年第4期。

20 [法]菲利普·阿里埃斯:《心態史學》, [法]勒高夫等主編, 姚蒙編譯:《新史學》, 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0年, 第176頁。

21 [法]格雷尼桑著, 無其譯:《法國史學研究的新方向》, 《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1983年第1期。

作者單位：廈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 2018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