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回溯與考察40年改革開放歷史進程中貨幣觀念的嬗變，有三點重要啟示：其一，貨幣是人類文明演進的產物，也是文明進步的記載者，改革開放以來貨幣觀念的變化從一個側面印證了時代的巨大進步，證明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改革開放事業，其方向和道路完全正確，成效和功績不容否定，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其二，改革開放以來貨幣觀念的嬗變，深刻反映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豐富實踐及其理論探索與制度創新的偉大歷程，貨幣觀念的變化反映的是時代的變化、實踐的變化以及人生觀、價值觀的變化，改革開放以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框架之下，貨幣功能與貨幣觀念逐漸成熟完善，變化的總趨勢是進步的；其三，黨的十八大以來的一系列制度建設和發展理念的矯正與創新，有助于在一個貨幣化生活世界中防范貨幣對人性與社會的酸蝕和異化，促進“人的社會本質”的復歸，貨幣觀念從單一到覺醒，從“貨幣的瘋狂”到“貨幣的聯想”，最終回歸到“貨幣的理性”，反映的正是這樣一種努力。

關鍵詞：改革開放 貨幣觀念 經濟哲學

持續四十載的改革開放偉大歷史進程及其巨大變革力量，不僅極大改變了中國大地的物質形態和中國社會的內在結構，也深刻塑造了中國人的思想觀念和精神面貌。正如黨的十九大報告所指出的：“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進行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破除阻礙國家和民族發展的一切思想和體制障礙，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使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1]這樣一個值得銘記的歷史變革時代，其鮮活經驗和宏大實踐所映射的時代精神狀況，也值得我們基于歷史和邏輯的雙重維度，給予持續的理論觀照和哲學透視。對貨幣觀念的經濟哲學反思之所以必要，至少基于如下四方面理由：其一，經濟的貨幣化進程內在地改變了各種社會質料之間的組合方式，也必然地映射著人對世界理解的物欲化；其二，貨幣交換表象背后的本質力量，是人的社會分工與社會交換、特定生產關系與社會關系的交換；其三，紛繁雜多的貨幣形式變遷的根本決定力量，是社會制度形式的歷史變遷；其四，貨幣交換規模、形態與貨幣化程度的變化，直接反映和量度著人性及其社會文明發展的重要方面。[2]

貨幣是價值的象征物，而“象征物是用來代表其他事物的，是被代表事物的抽象化產物。價值就是某件事物的重要性”[3]。貨幣出現在人類文明的演進脈絡之中并最終登堂入室，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支撐性構造，并不簡單是某一物品自身演化的結果，而是映射著紛繁復雜的社會交往及其內在結構的深層變遷。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貨幣數量與經濟體量一道擴張，貨幣管理體制和政策架構逐漸完善。人性借助于貨幣這個工具獲得解放，生產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也同步發生巨變。貨幣觀念的變革，是經濟社會領域歷史性變革的寫照。

一、1949—1978年：既重要又不重要的貨幣觀念

改革開放前的30年，是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初步探索社會主義道路和開啟國家現代化建設的歷史階段，也是計劃經濟體制下國人確立新貨幣觀念的重要時期。帶有鮮明時代痕跡的貨幣形態及其功能設定，型塑了特定歷史條件下的貨幣觀念。��

（一）沒有票證，貨幣兌換受到限制

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就產業結構而言，當時的中國本質上是一個農業國，城鄉、工農之間存在嚴重的不平衡、不匹配；就貨幣領域來說，承續的是舊中國惡性通貨膨脹日積月累造就的極為復雜的局面。貨幣從城市流向農村，實物（主要是糧食）從農村流入城市。掌握了現金的農民無從消費，因為城市拿不出足夠的物資（工業產品）同農村生產的農產品進行交換。于是，農民手中的貨幣就轉變為一種“流動性過剩”。在這種背景下出臺的大宗物資統購統銷政策和工農業價格“剪刀差”的目的之一，就是對這種“流動性過剩”加以節制。以“反通脹”問題意識作為決策出發點和指導方針，固然有其特殊原因，卻也在根本上對貨幣功能作了系統性改造，其中一個重要的制度設計是票證經濟：以糧票為代表的各類票證，本身并不具備法定的流通功能和交易功能，但在實際運行過程中逐漸成為“影子貨幣”；人民幣只有與票證搭配使用，才能完成交易行為。票證的出現是計劃經濟時期生產和流通領域統購統銷政策必要的配套，也是一種準貨幣政策的產物，實際上成為購物的準入門檻。這個設計的根本邏輯在于：計劃經濟是一種短缺經濟，物資的供不應求是常態，貨幣的相對超發也是常態；那么應對這種局面的簡單辦法，就是改變資源配置的方式，在貨幣與實物之間再架設一道屏障作為“雙保險”，人為篩選、過濾乃至限制需求側，以便保障貨幣發行規模與實體經濟的基本匹配。票證經濟的產生是特定歷史背景乃至不可抗力的作用使然，客觀上是以抑制人的欲望和需求為條件，強行“配平”經濟增長的“方程式”。這種舉措有其現實針對性，也會隨著形勢變化而顯現出局限性。��

（二）貨幣功能的局限決定了貨幣觀念的半封閉性

票證是一種被計劃的額度，而購買力的生成有賴于以貨幣形式計量的工資。貨幣沒有被放置于一個交換活動十分充分的場域之中，因而其功能并不完整。倘若取消貨幣，面對實際存在的商品需求，既無法量度，又很難獲得一種相對公平公正的價值尺度。更何況，即便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仍然存在公有制企業內部的異質性及其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的貨幣需求，國有企業與集體企業、集體企業與集體企業之間并非都能夠簡單采取劃撥方式，而是必須通過貨幣結算的方式交換資源。這實際意味著社會主義仍然需要貨幣，與此同時，貨幣不是萬能的，但沒有貨幣也是萬萬不能的。��

（三）商品交換規模的有限性決定了貨幣觀念的單一性

貨幣的發展史也是人的社會交往范圍和商品交換規模不斷外擴的歷史。計劃經濟時期“貨��幣+票��證”的方式對消費需求所做的人為限縮，必然限制了潛在的商品交換規模。沒有大規模商品交換的生活實踐，在票證經濟的嚴苛門檻限制下，人們對貨幣符號的記憶和貨幣功能的開發使用，只能停留在較為淡薄和單一的狀態。��

二、1978—1992年：思想的解放帶來了貨幣觀念的放大

1978年到1992年，是改革開放40年間至為關鍵的起步階段。“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4]有了市場，貨幣功能才得以發育得更為健全;在市場體系中流通運轉的貨幣，才不再只是一個計量單位和符號，真正成為完整意義的貨幣。“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的宣示本身，也打開了貨幣功能進一步完善和延展的廣闊空間，為其后資本市場的發育奠基。��

（一）從“不要貨幣的貨幣”到“價格雙軌制”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基于對空想社會主義的批判，提出了“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5]這樣一種構想。列寧晚年也曾就發展商品貨幣關系作了若干重要闡發，一再告誡，那種“完整的、完善的、真正的計劃，目前對我們來說=‘官僚主義的空想’。不要追求這種空想”[6]。在社會主義欠發達階段，必須充分利用商品市場，發展貨幣經濟，“退一步，進兩步”地迂回式前進。新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經過30多年的運行，到20世紀80年代初已然累積了大量與經濟社會發展不相適應的矛盾。票證盡管并不被視為具有法定貨幣的正當性，但票證經濟的大行其道已在事實上制造了一個巨大的“準貨幣體外循環系統”。憑借票證獲得購買商品的計劃價格與實際已經放開的市場價格之間呈現出尖銳對立，存在巨大套利空間。各類配置資源的要素“黑市”催生了“價格雙軌制”這一“成敗蕭何”的特殊時代現象。��

（二）工資增長：從凍結到解凍，貨幣激發了勞動者的積極性

改革開放初期經濟社會領域的深刻變革使人們看待貨幣的視角由靜止轉向運動，由窖藏、儲蓄轉向使用、投資。“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是孕育于這一階段的鄧小平理論貫穿始終的自覺追問。相應地，人們也自覺進入到對貨幣觀念的意識與反思狀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提出，從根本上界定了社會發展階段的不成熟、不完善，也因此拒斥了那種急于消滅貨幣的激進主張。貨幣觀念的覺醒與變革絕非孤立現象，其背后有著制度變遷的深厚基礎。以“擴大企業自主權”為特征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有二：一是簡化計劃指標，放松計劃控制；二是擴大獎金數額，強化對企業和職工的物質刺激。企業工資管理體制的改革為工資同國民經濟按比例協調增長提供了制度保證。幾十年固定不變的“鐵工資”逐漸松動，人均現金儲蓄和銀行儲蓄快速增長；農業改革使作物增產，農民增收，跳出“生存工資”陷阱。發展經濟學意義上一種良性的工資上升、工資和利潤共同推動儲蓄增長的新機制開始形成。[7]

（三）票證退場：從“屏障”到“擺設”，貨幣在一定程度上沖破了計劃的約束

改革開放后，票證經濟及其配套的一系列支撐性制度結構漸趨解構。城鄉居民收入增加，生活改善，吃“商品糧”的城市居民糧食消費降低，糧票結余；離土離鄉進城務工的農民，則從“自給自足”轉變為“吃商品糧”，這樣產生了供求之間的默契。同時，雙軌制下平價糧和議價糧價差的存在使得糧票持有者除擁有購買的資格憑證，還可憑票以相比市場價格更低的統銷價格買到糧食，糧票交易存在套利空間。貨幣這把鋒利的“尖刀”，將計劃內與計劃外資源配置的幕布劃開一道口子。1993年底，糧價全面放開，糧票交易行為與糧票本身一道退出歷史舞臺，宣告了票證經濟的徹底結束。從票證經濟向貨幣經濟的躍遷，意味著計劃經濟體制下以票證作為屏障加以拱衛的、功能殘缺的貨幣，開始甩開“拐杖”、獨立“行走”。作為一種準貨幣制度，票證經濟的衰亡與貨幣經濟的崛起是一枚硬幣的兩面。與此相適應的是，從1984年1月1日起，中國人民銀行不再直接吸收儲戶存款，開始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一個穩定的貨幣管理當局和貨幣政策基本框架在摸索中初步建立。��

貨幣在經濟實踐中日漸發揮重要作用，必然引發貨幣觀念的深刻改變。正所謂賺錢的念頭比錢本身更具刺激性，“那些投資取得收益的人的神經活動與那些靠可卡因和嗎啡達到迷幻狀態的人的神經活動并沒有明顯區別”[8]。在改革開放初期票證經濟與貨幣經濟雙軌并存的狀態下，人們在思想觀念上逐漸生成對貨幣的客觀化、數量化認識：“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貨幣觀念的覺醒已勢不可擋。��

三、1992—2012年：從高漲的貨幣經濟到多向度的貨幣觀念

從1992年黨的十四大正式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到2012年黨的十八大描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藍圖，20年間，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深度融合。這20年的發展速度之快、效益之高、處境之險、過程之艱難，都令人嘆為觀止。這一段歷史時期既是改革一路爬坡過坎、勢如破竹的攻堅期、加速期，也是一些深層次問題逐漸累積的潛伏期。貨幣功能的酸蝕效應誘致貨幣觀念新的變化，“貨幣萬能論”有所抬頭。��

（一）貨幣化生活世界的到來

貨幣化，即“通過貨幣進行（以貨幣作為價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的經濟活動的比例不斷增加”[9]。今日中國蔚為大觀的貨幣化圖景，其關鍵的成長階段始于1992年。這一貨幣進程包含如下代表性變化。第一，夾雜了貨幣因素的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讓國人對貨幣的力量有了最為直觀的認識。在完全廢除票證“防火墻”的狀態下，1994年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攀升到24.1%這樣的歷史高位，又在隨后的亞洲金融危機中跌落到1999年的負增長狀態（-1.4%），單位產出的貨幣數量即廣義貨幣供應量/國內生產總值在1995年突破1，2015年突破2，并還在持續上升。這種大起大落的經濟生活體驗反映出的貨幣力量的操控與失控，是最生動的教材。第二，中央銀行的真正獨立和貨幣政策工具的充實完善，讓國人越發認真理解和看待政府與市場這對根本性關系在貨幣領域的體現。199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的頒行，正式確立了央行的法定地位。此后，央行運用公開市場操作為代表的一系列貨幣政策手段，更加深入地對宏觀經濟發揮影響。存款利率、國債收益率等數字指標的漲落浮沉，成為人們觀察日常經濟生活、作出財務判斷決策的重要參考變量。第三，從大宗產品價格到生產要素價格的全面市場化改革，把原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沉睡物”逐一喚醒，真正將人們帶入一個貨幣化的生存世界。土地長期以來是無價的，并非價值連城，而是無償劃撥和轉讓。但城市的快速開發使土地稀缺性急劇上升，其作為最根本生產要素的價值與價格被重新確定，乃至于成長為支撐地方政府的第二財政。1998年推行的住房貨幣化改革，則把一個更為廣闊的空間拖拽進貨幣的牢籠。此外，還有權力的貨幣化（腐敗）、生命的貨幣化（礦難死亡賠償）、失業的貨幣化（買斷工齡），等等。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市場以貨幣為尺度，重估既存世界中的一切價值。

（二）“第一個平等主義者”：貨幣對人性的解放

貨幣的存在激發了人類創造和獲得財富的欲望，推動了社會形態的更替和人類歷史的演進。貨幣作為經濟活動中的“潤滑劑”和財富的象征，促進了現代市民社會的發育。它既促進自由勞動者的形成，也促進人與人之間的普遍聯系和相互依賴。貨幣將分割在不同時空之中的陌生個體，基于各自利益，黏合在同一經濟鏈條之中。吉登斯把貨幣“翻轉時空”的這種偉力稱為“脫域”：貨幣是“現代社會生活的一個內在組成部分，是象征標志的一種特殊類型，它對從總體上現代經濟活動之脫域是極其關鍵的”[10]。勞動力作為一種生產要素，不能完全實現自由流動，因為存在大江大海的自然地理約束和移民法案的人為立法限制；勞動者所創造的、凝結了“無差別人類勞動”的商品，卻可以貨幣為紐帶“借船出海”，融入全球性的大規模商貿活動之中。經濟學家認為，衡量經濟市場化的最重要指標，就是提高經濟活動的貨幣化的程度。[11]貨幣對資源的配置和對價值世界的“祛魅”，拓展了人的行動空間和行動能力，解放了人性。在這個意義上，貨幣的確是第一個平等主義者，它取代了舊的特權。

（三）“交易型人格”：貨幣對人的侵蝕

經濟體制借由貨幣經濟進入巨大歷史轉型的軌道之后，人的精神心理和思想文化相應也發生了巨大波動。改革之初，整個社會充溢著對人生觀、價值觀的深刻思索和痛苦追問，而幾乎每一個社會思潮背后，都游蕩著貨幣的幽靈。自我意識覺醒，個體化趨勢凸顯，個人價值受到空前關注，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第一，貨幣經濟重構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方式和社會關系。貨幣深深嵌入市場社會，一切化為赤裸裸的交易行為，一切行為以赤裸裸的利益交換來解讀。當所有事物的價值個性被“貨幣”量化，貨幣也就遮蔽了生存的本真意義。第二，貨幣的正能量是推進平等，貨幣的副作用則在于異化人心。貨幣客觀上打破了等級特權，拋棄了消費品按照地位分配的規則，確立了貨幣面前人人平等的新規。“正如商品的一切質的差別在貨幣上消滅了一樣，貨幣作為激進的平均主義者把一切差別都消滅了。”[12]貨幣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人類社會的進步，促進了人的平等和自由。但是，貨幣也把人的主體性從其豐富的需要與規定中拋離，最終落腳到對貨幣數量的無限向往和追求。這是貨幣的異化，也是人的異化。[13]第三，建立在貨幣價值通約功能之上的“等價交換”，遮蔽了物相對于個體的獨特意義。賦予一個特定物超凡價值的源泉，在于其個性化的特殊體驗：既超越了前現代時期生產與交換均未充分社會化的自給自足狀態，也超越了現代工業經濟場景下市場尚未出清、供求力量尚在膠著博弈的狀態。它實際上反映了具有某種后現代特點的、市場充分出清后的“私人定制”產品的價值決定過程，其價格的最終決定尺度不僅在于其使用價值、交換價值，更在于其作為意義的交換或意義的均衡基礎上所確定的價值。[14]��

四、黨的十八大以來：新時代貨幣經濟深度發展帶來貨幣觀念的理性化矯正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就貨幣經濟與貨幣觀念而言，這一時期呈現出一些新變化：一方面是對內更加聚焦于服務民眾對美好生活的追求，表現為貨幣功能應互聯網時代所作的一系列數字化轉型；另一方面是對外日益崛起為一種主權國家的重要標志，成為一種主權貨幣和IMF框架下具有特別提款權的國際通用貨幣。在經濟開放的新格局中，貨幣在現代經濟體系中的功能與定位被重新審視。黨中央基于改革開放的經濟實踐和1998年、2008年兩次金融危機的經驗教訓，洞悉貨幣的深層本質，下決心通過加強制度建設與金融監管，終結那種呼風喚雨、一夜暴富的資本奇跡、貨幣神話，給貨幣戴上“緊箍咒”。

（一）貨幣經濟深度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經濟實踐的深度推進，既充分激活了國人對貨幣撬動經濟社會運轉的磅礴偉力的無限想象，也讓眾人見證了貨幣由一種局限于本國時空范圍之內的地方性貨幣，漸進開放匯入到全球貨幣浪潮的宏大進程。在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中，以貨幣經濟為基礎的大國經濟顯示出強有力的資本實力。在不斷深入的技術革命與日益激烈的國際貨幣戰爭、資本競爭中捍衛本國的貨幣財富與幣值穩定，成為新時代貨幣經濟深度發展的重要課題。這主要體現在如下五方面。一是貨幣的開放性。貨幣只有在流通中才能實現其價值，因而簡單限制貨幣的流通速度和范圍并非明智之舉。哈耶克在20世紀70年代即已提出“貨幣的非國家化”設想，在大數據時代轉換為各類主張貨幣“去中心化”的實踐。基于區塊鏈技術的比特幣，其實質便是將貨幣流通所支撐的社會經濟運轉體系的信用基礎和信息中心，由代表國家權威的央行體系解構為一種相互確證的交易信息與個人信用擔保的網狀體系，以此支撐商品交易的運行和貨幣幣值的穩定。比特幣現象及其在全球引發的關注與爭論，提示人們不斷正視和注意應對貨幣的開放性趨勢。二是貨幣的安全性。貨幣固然需要流通，但在現實中又的確具有強烈的民族國家屬性，并不能無遠弗屆、暢通無阻。以國家視角來看貨幣觀念，中國人已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積累了比較豐富的經驗，深刻意識到當今世界貨幣戰爭風險的現實可能。三是貨幣的虛擬化。以互聯網技術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浪潮，正在賦予貨幣本質以新的內涵。虛擬貨幣、移動支付、互聯網金融等層出不窮的貨幣形式創新，不斷挑戰人們的傳統貨幣觀念。當人們無須接觸紙幣的實體，只在短信提醒、存款余額等數字化的意義上建立起貨幣與自身的關聯，這實際上意味著貨幣把商品交換抽象化之后，自身也被進一步抽象化，這種二重抽象最終抽離任何實體，定格為數字本身。人的存在在這個意義上真正成為一種“數字化生存”。貨幣發展到虛擬貨幣、虛擬經濟階段，超發貨幣和通貨膨脹的陰影卻始終如影隨形。在大數據時代、“無現金社會”中，全球資本金融體系穿過技術的隧道，抽象性更強、脫域性更大。資本的主體定位異質多元，運作方式虛擬迷幻。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的預見性的確驚人：“在發達的貨幣制度下，生產只是為了交換，或者生產只是由于交換。因此，如果取消貨幣，那么人們或者會倒退到生產的較低的階段（和這一階段相適應的，是起附帶作用的物物交換），或者前進到更高的階段。”[15]四是貨幣的社區性。貨幣在本質上是與交換、交易相關，而且是從物物交換中抽象升級的結果。但是，近年來全球多個區域多種替代性票證的出現、存在和壯大，其實質是對現存傳統貨幣制度的一種反動和挑戰。這些挑戰者有一種雄心，希望借助于重建貨幣的“地方性”來重建社區共同體。這些社區性、地方性的貨幣已不簡單是一種價值計量的單位，也是一種可兌換為勞動時間的單位。時間銀行、航空里程、通話時間、數據流量……凡此種種，本質上都是一種專項專用的替代性貨幣。貨幣的地方性或社區性提醒人們反思和追問貨幣的本質和初心，將冷冰冰的貨幣重新拉回與人們密切相關的地方性社會交往之中，讓貨幣創造、財富創造與勞動時間重新建立關聯。五是貨幣的道德性。以欲望膨脹、奢侈、炫耀為特征的消費社會降臨后，貨幣符號反映的人們對貨幣占有的差異以及這種差異所折射的社會分化狀況，開始引發全社會對于貨幣本質的一系列道德追問，在追求美好生活、實現“高質量的發展”過程中，重新激活貨幣的道德屬性。��

（二）扶正祛邪：新時代貨幣觀念向“人的社會本質”復歸

消解貨幣拜物教、實現人的社會本質的復歸，是馬克思念茲在茲的重大關切。青年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提供了一個對今人理解貨幣觀念極富啟發的參考路徑。他在充分肯定現代國家政教分離的制度原則相對于“落后的德國”具有毫無疑問的進步性之后，更加深刻地指出，資本主義和市民社會非但不能一勞永逸地解決貨幣帶來的精神困窘，反而會成為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障礙。馬克思從世俗化角度一針見血地指出猶太人問題的根由：“猶太教的世俗基礎是什么呢？實際需要，自私自利。猶太人的世俗禮拜是什么呢？經商牟利。他們世俗的神是什么呢？金錢。”[16]市民社會的基本原則是利己主義。市民社會的異化土壤，讓沉湎于資本神話與增長奇跡的人們由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而至資本拜物教。解決猶太教問題也就是在解決市民社會問題，而這只能通過全人類解放，使原子化的個人在類生活中重塑集體認同，構建自由人的聯合體。在這個意義上，猶太人的解放意味著市民社會成員的解放，“社會從猶太精神中解放出來”[17]，從而實現人的本質的復歸。��

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18]社會主要矛盾的時代之變意味著：單純依靠“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可能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單純寄希望于市民社會和資本邏輯，也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現代社會貨幣化生活世界的精神思想與文化心理問題。所以要持之以恒地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因為“人民有信仰，國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19]。新時代更加需要對發育至今的現代性貨幣觀念進行揚棄，弘揚正氣，堅定正念，扶正祛邪：第一，繼續加強精神文明建設，以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塑造正確的義利觀、成功觀、金錢觀，反對庸俗的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奢靡之風；第二，繼續加強制度建設、法治建設和作風建設，全面從嚴治黨，對貨幣經濟條件下的腐敗現象嚴厲懲治，對基于貨幣觀念的異化而形成的諸多庸俗甚至錯誤的價值取向防微杜漸、教育引導；第三，在利用與激活金融市場創造活力的同時，加強金融監管，整頓規范秩序。��

五、余 論

本文圍繞貨幣功能和貨幣觀念之間復雜的歷史勾連與相互作用，對改革開放及其鋪墊階段的歷史加以回溯和解讀。尚有兩點未及展開，作為余論提出。��

第一，貨幣這種階段性的發展，是歷史的，也是邏輯的，不能隨意跨越。從人類普遍發展的歷史脈絡來看，貨幣的本質是一種特殊的商品；而從新中國貨幣發展軌跡來看，貨幣的本質更像是一種特殊的票證。作為國家發行的票證，它還承載著更多的政治內涵：初期是產品本位而非金銀本位，根據產品儲備規模決定票證發行規模，這與計劃經濟相匹配；改革開放以來，國家逐漸深度參與并融入國際大循環，于是出現了票證本位和美元體系的對話；今天，我們更加強調貨幣作為國家和執政黨信用的載體。貨幣仍然是一種票證，不過是從對應于具體產品的票證，轉換到對應于普遍產品或服務的票證。貨幣的這種本質特征是否為人們所感知，或者說有沒有進入貨幣觀念之中？這是值得思考的。��

第二，在后現代狀況下實現人的解放和“人的社會本質的復歸”，需要更加宏闊的視野。貨幣觀念變遷既與貨幣功能嬗變相關，也與同步展開的很多過程相關，而這些過程并非都能被還原為貨幣化過程。當下風險社會、信息化、個體化等新趨勢，仍與市場化高度相連，卻也有了更大距離。貨幣曾經在歷史進步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今時今日，我們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將人的觀念的構造，認定為是市場化、貨幣化的單一結果？貨幣對傳統社會的瓦解甚至“暴力拆解”造成了市民社會諸多病癥，也受到包括馬克思在內的思想家們的諸多批判。人們普遍相信通過社會的整體改造，就可以改變人的處境。在現代化過程中實現“人的解放”，所要回歸的“人的社會本質”之社會，是相對于市場而言的；而在后現代狀況中實現“人的解放”，所要回歸的“人的社會本質”之社會，也許更應該是相對于個體的孤獨而言。今天的個體所受的壓迫是彌散性的，在強調回歸“人的社會本質”的社會性方案的同時，需要更加注重后現代社會中個體的存在狀態及其精神困境。

注釋：

[1]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頁。

[2]參見張雄：《貨幣：一種哲學向度的思考》，載《哲學動態》2003年第8期。

[3][美]塞加爾：《貨幣簡史》，欒力夫譯，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前言第20頁。

[4]《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頁。

[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2頁。

[6]《列寧全集》第2版第50卷第130頁。

[7]參見胡景北：《農業土地制度和經濟發展體系：對二十世紀中國經濟史的一種理解》，載《經濟學》2002年第1期。

[8][美]塞加爾：《貨幣簡史》，第60頁。

[9]易綱：《中國的貨幣化進程》，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61頁。

[10][英]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田禾譯，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頁。

[11] 參見張雄、魯品越主編：《中國經濟哲學評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頁。

[1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55 頁。

[13] 參見曹東勃：《通向犬儒之路：人類價值系統的現代嬗變》，載《現代哲學》2012年第4期。

[14] 參見姜奇平：《后現代經濟：網絡時代的個性化和多元化》，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48—49頁。

[1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67頁。

[1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9頁。

[1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頁。

[18]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1頁。

[19]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23頁。

（曹東勃：上海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