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考察和厘清中國共產黨改革話語發展的歷史過程，探討中國的改革開放實踐，對于揭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演化到“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歷程具有重要意義。在中國共產黨改革話語形成和演化過程中，經歷了經濟社會等領域全面深層次的話語轉型。在一系列變化的同時，也有著“不變”的主線貫穿其中，即中國共產黨始終作為改革發展的發動者和引領者領導著改革向縱深推進。在“變”與“不變”的40年間，改革激發了中國社會的巨大活力，并且每一個不同側面的改革都有“中國特色”的“中國方案”，為發展中國家的轉型提供了中國經驗。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 改革話語 中國經驗

研究中國共產黨改革話語，首先要對“話語”概念進行界定。“話語”是一個較具普遍性的概念，在文學、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傳播學等學科研究領域中頻繁出現。然而“話語”又是一個十分復雜的概念，在不同的學科領域或知識脈絡中有著各種不同的內涵指向。語言學傳統中一般將“話語”界定為書面或口頭交流單位，主要研究文本與會話的內容，其他的社會科學傳統則多將其界定為“產生于并依賴于社會實踐的觀念或規則的集合”[1]。話語的創造和運用承載著一定的價值理念和意識形態，并影響人的思想和行為，具有塑造和引導意識形態、價值取向的功能。話語不僅包含意識形態的意蘊，還包含改變權力關系的功能，成為與政治、權力等緊密相關的因素。本文從“話語—意識形態—權力”視角，探討中國共產黨改革話語所經歷的全方位、多層次的演進如何推動了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改革，并破除中國傳統政治、經濟、文化等體制的弊病，實現國家的良好轉型，重構中國共產黨的全面合法性權力。

一、若干重要會議與中國共產黨改革話語體系化的形成

中國共產黨改革話語體系的起端為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2]這次會議公報第一次正式向外界宣告黨和國家工作重心轉移。1978年12月24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次全會的公報，宣布全黨工作的重點應該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應該堅決實行按經濟規律辦事，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經濟手段結合起來”，“正確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3]公報中的幾個關鍵話語“重心”“價值規律”“結合”“改革”表明1978年底啟動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國策。��

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后，過去長期盛行的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的話語并沒有很快消解，一些人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和政策表現出某種程度的不理解和抵觸。為此，從1979年11月起，在鄧小平主持下，中國共產黨開始著手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并于1981年6月的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這個決議，該決議就“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歷史的偉大轉折”、“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和“團結起來，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斗”四個問題，分別對新中國成立32年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總結，評價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將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加以區別，標志著黨在指導思想上的重要轉折，對于改革開放具有重要意義。決議提出“要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這表明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原則進行了全面調整。

1984年10月20日，黨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十二屆三中全會，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強調“農村改革的成功經驗，農村經濟發展對城市的要求，為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改革計劃體制，首先要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確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4]可以看出，十二屆三中全會承認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同時將“城市經濟體制改革話語”也凸現出來，“首先啟動農村改革，以農村的改革和發展推動城市，又以城市的改革和發展支持農村，這是中國改革的成功之路”[5]。這表明中國共產黨力圖以城鄉兩者改革聯動的方式來推進中國現代化進程，標志著大范圍的改革進入中國共產黨的話語體系內。��

為了從政治上、組織上、話語上將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長期穩定地貫徹執行,得到最可靠的保證，1987年3月25日黨的十三大即將召開之際，鄧小平審讀了中央向他報送的《關于草擬十三大報告大綱的設想》。該設想提出：“十三大報告全篇擬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為立論的根據。十三大報告的起草工作準備循著這個思路加以展開，說明由此而來的經濟建設的發展戰略，由此而來的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任務和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由此而來的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的任務。”[6]報告的設想得到了鄧小平的首肯。1987年11月1日十三大閉幕式所通過的決議，系統總結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開放的實踐經驗，并且進行了創造性的話語理論概括——“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并對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中形成和發展的一系列科學理論觀點作了歸納，從而使中國共產黨的改革理論有了比較清晰的輪廓，為今后的經濟體制規劃了基本的藍圖。[7]��

黨的十三大后，中國歷經了1989年的政治風波，經濟體制改革一度引起爭論。1992年初，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指出：“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8]鄧小平的“南方談話”通過“社會主義”和“市場”兩個關鍵話語，解開了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的意識形態話語體系，為推動中國共產黨的改革理論創新起到了重要作用，為當年開好黨的十四大奠定了基礎。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在北京舉行，時任總書記江澤民作了《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的政治報告，報告確立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并作為全黨指導思想，簡稱為“鄧小平理論”寫入黨的章程；明確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9] “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所形成的兩個關鍵話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鄧小平理論”標志著1978年以來的中國改革進入了新階段。��

一年后召開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為實現這個目標，必須……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當前培育市場體系的重點是，發展金融市場、勞動力市場、房地產市場、技術市場和信息市場等”，“轉變政府職能，改革政府機構，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迫切要求”。[10]至此，中國共產黨的改革話語內容具有了系統化和理論化的特點。

二、四次關鍵的意識形態理念轉向與演變

從1978年起，在中國社會整體變遷的背景下，中國共產黨借由改革話語逐漸完成意識形態的轉型，既實現了由階級斗爭為中心的革命話語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話語的轉變，也實現了改革話語的整體性構建。下面，本文將具體論述體制改革話語——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改革價值話語——從“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到“共享”發展，發展模式話語——從粗放式發展到“綠色發展”，核心意識話語——從“黨的領導”到“黨的全面領導”這四次意識形態理念是如何實現轉向和演變的。��

（一）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體制改革話語演變��

“計劃經濟”又稱“指令型經濟”，是對生產、資源分配以及產品消費事先進行計劃的經濟體制。[11]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將“計劃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并建立和實行了長達30余年的計劃經濟體制，要在這種情況下實施經濟體制改革是非常困難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釋放出“解放思想”的信號，為推動社會主義經濟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奠定了思想基礎。1984年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指出，“農村改革的成功經驗……為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12]，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指出“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突破了把社會主義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第一次論述了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13]，受到了鄧小平的高度評價，認為是寫出了一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著作。[14] “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成為1984年的關鍵詞，標志著經濟體制話語的新轉向。到1987年，中國共產黨在十三大提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要建立“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經濟運行機制，“市場”一詞隨即開始取代“商品”一詞更頻繁地進入了中國經濟改革話語體系中。與“商品經濟”的提法相比，“市場經濟”更是相對于“計劃經濟”的對應詞,強調的是全社會資源的配置要通過市場機制來完成。只有“商品經濟”發展到社會化大生產才能產生“市場經濟”。1992年初鄧小平“南方談話”關于市場經濟的論述，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話語進入黨章體系最終奠定了基礎。黨的十四大召開前夕，在研究確立一個什么樣的體制改革目標時，鄧小平表示贊成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提法。[15]根據這一意見，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6] 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該決議成為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行動綱領。[17]“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18] “基礎性作用”體現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地位，“市場體系”和“現代企業制度”則是現代國家經濟體系形成的關鍵。至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構架已經明確，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改革話語最終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成為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最重要成果之一，這種體制從實踐上來說，也是在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在理論話語上也突破和超越了所有傳統的經典理論。��

（二）從“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到“共享”的改革價值話語演變��

經濟改革不能沒有靈魂，不能沒有方向。這里的靈魂和方向，就是改革的價值取向。只有如此，中國的經濟改革才有可能真正沿著明確的價值取向走向成功。從“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到“共享”發展，“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增強發展動力，增進人民團結，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19]，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1978年后，如何提高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成為當時我國社會面臨的一項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鄧小平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可以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然后帶動其他地區共同富裕。”[20]這一思想既與當時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也與當時我國實行按勞分配的基本原則相一致。鄧小平認為，在經濟社會發展問題上，首先必須把蛋糕做大，然后再討論怎樣分配。當時西方發達國家的人均GDP已經超過了2萬美元，而我國的人均GDP還只有417美元，不及發達國家的零頭，在世界各國人均GDP排名中排在第124位。��

為了擺脫普遍貧困落后的局面，中國啟動了市場機制，在政策上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先富帶動后富，不斷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使我國逐步擺脫落后狀態，步入小康社會。經過幾十年實踐發展，在“先富”理念的指導下，我國經濟實力不斷增強，但與之相伴隨的是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甚至出現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成為導致社會不和諧的重要因素之一。1978年我國的基尼系數僅為0.16，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小的國家；1993年以后我國收入差距加大，兩極分化的現象日益加劇，基尼系數在2000年首次突破國際社會普遍認可的0.40警戒線，達到0.417，此后仍逐年攀升。��

在這一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在改革價值取向上增加了推進社會分配制度公平合理化要求，強調讓發展成果由人民共同分享。2002年到2012年成為中國追求共享的實踐探索期。這個時期一個最大的亮點在于，國家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改革是要奔向共享目標，走成果共享之路，共享發展內涵也不斷豐富。2002年十六大，黨對過去幾十年的發展作出了總結，雖然指出了“發展”仍然是我國現階段不能丟的任務，同時進一步指出要使人民共享發展成果。可以說，這是首次在黨代會上提出“共享發展成果”的話語。[21] 2005年國家制定了“十一五”規劃，在規劃中對“發展成果的共享”問題進行了更明確的表述，指出發展的目的就是要讓全體人民享受到發展的成果。2007年的十七大，再次強調要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并且更詳盡地指出了發展的目的及發展的主體所在，通過明確指出發展目的及發展的主體，把“公平”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在之后的幾年發展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始終通過促進發展成果的共享，進一步回應人民對公平的期待，并通過提出構建“和諧社會”來為成果共享的實現創造條件。[22] 2012年黨的十八大提出“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明確了改革的目標是最終要實現“共享”，讓全體人民享受到更廣泛的成果，讓全體人民的生活有一個更大的提升。2015年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新階段五大發展理念，指出必須堅持共享發展，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3]把“堅持共享發展”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這與我國改革開放初期提出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及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有了明顯區別，表明中國改革價值觀的重要轉向。到十九大，“共享”作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被再次確定——“保證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24]。��

由“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到“共享”話語的演變，體現了我國改革價值話語的轉向，為中國的改革注入了更多的價值關懷，超越了傳統唯GDP“見物不見人”的狹隘改革價值觀，使改革發展最終落實到人的美好生活和公平感受。��

（三）從粗放式發展到“綠色發展”的發展模式話語演變��

改革開放后，中國領導人對中國發展模式的探索經歷了重要轉變過程。20世紀80年代初，積極引入市場機制，鼓勵市場競爭，追求經濟高增長成為最重要、最優先的目標。但由于中國采取的是粗放型的發展方式，所以經濟高增長是以資本高投入、資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為代價的。這種粗放式發展模式導致我國自然資源供給嚴重不足、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自然資產損失嚴重，而脆弱的生態環境要承載著世界上人口最多國家的資源消耗和經濟活動，使得生態環境面臨嚴峻的挑戰。在這種情況下，就必然要求21世紀的中國走一條可持續發展的綠色經濟道路，構建符合中國國情的經濟活動和社會行為可承載的生態系統和發展模式，合理開發利用資源、防止污染、保護生態平衡等。��

1995年，中國首次將“可持續發展戰略”[25]作為基本國策納入國家發展戰略，開始注重從長遠發展的角度對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做出戰略部署。2002年黨的十六大將“可持續發展能力”納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提出“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推動整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26]。到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將“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作為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內容，提出“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正式將“建設生態文明”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五大奮斗目標之一。[27] 2009年11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在“2020年中國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28]。中國開始制定綠色發展戰略，包括綠色規劃、綠色金融和綠色財政。[29]“十二五”規劃中，中國強化了綠色發展的理念，明確了綠色發展的激勵約束機制。[30]通過綠色規劃，引導各級地方政府放棄GDP本位主義，拋棄GDP崇拜,把綠色發展的理念融入中國的地方發展規劃的實踐中，并付諸實施。[31] 2012年后，黨的十八大進一步凸顯“生態文明”的地位，不僅將其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五大目標之一，同時指出要“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黨的十八大報告以“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為題，使用單獨一章來具體闡述如何建設生態文明，由此切實構建起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五位一體”總目標，標志著中國進入了全面的“綠色發展時代”。[32]中國政府在2012年后，對各類具有重大生態效應的工程以及跨區域重大環境治理項目通過國家財政專項基金給予充分的投入保障，積極引入綠色政府采購，支持綠色產業的發展；補貼綠色消費，推廣綠色標志家電產品，促進公民的綠色消費意識；通過金融手段促進資本流向促進綠色經濟部門，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減少經濟活動的生態成本，控制投資項目的環境風險。[33]到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更進一步地將綠色發展推上了一個新的理論髙度，提出綠色發展是中國未來發展的重要方向，也是實現中國永續發展的必要條件。這標志著中國綠色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進入到了全面改革、全面部署、全面推進的新時代，意味著發展模式在思想認識、理念框架、政策支持和機制構建等各個方面的全面轉型。綠色發展成為中國未來發展的指向。

（四）從“黨的領導”到“黨的全面領導”的領導核心話語演變��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變化之大，舉世矚目。如何借鑒40年成功的經驗，把握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主動權，這是需要深入思考的一個問題。其中，改革的核心意識的演變最值得關注。

1980年，鄧小平曾指出,在黨和國家的工作“發生了根本的轉變”形勢下，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這個原則是不能動搖的；動搖了中國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亂，就不可能實現現代化”。[34]縱觀改革40年的歷程，關于“黨的領導”這個話語也是有所演變的。1978年“黨的領導”、1988年“黨的領導”、2008年“黨的領導”和2018年“黨的領導”用詞一樣，但強調重點各有不同，其中最明顯的是對“領導核心”的強調和表述的變化。��

核心意識是黨的領導的根本所在。1989年5月，鄧小平曾指出：“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35] “在歷史上，遵義會議以前，我們的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到王明，都沒有形成過有能力的中央。我們黨的領導集體，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36]他還指出，要注意樹立和維護這個集體和這個集體中的核心。[37]綜觀現代國家構建史，無論是西方國家還是東方國家，現代國家構建需要有五個要素，其中核心能動者位列第一，這也是近代以來大國崛起的一個規律性前提：政治體系逐步權威化并形成治理的領導核心。[38]中國近現代的發展實踐表明，正是有了中國共產黨這個堅強的領導核心，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才一步一步向前推進。“領導核心”這個話語，可以從多個層面進行理解。從宏觀層面來說，是指中國共產黨；從中觀層面來說，是指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從微觀層面來說，是指黨的總書記，總書記是中央領導集體“一班人”的班長，既是領路人，又是帶頭人。在每一個變動期，我們通過對“領導核心”的論述，可以找到其演變的特征。��

事實上，領導核心是一個特有的政治實踐，不僅僅是一個稱呼的問題，也不是一次會議就能完成的任務，而是在改革開放事業遇到重大挑戰的情況中產生的。每一次對領導核心的重新論述，都是中國共產黨的道路、思想、組織創新的過程。��

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后，形成了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領導格局。在較長一段時期內，第二代領導集體呈一種“四老（鄧小平、陳云、葉劍英、李先念）帶二新（胡耀邦、趙紫陽）”的領導格局，這是為了交接班而采取的特殊方式。[39]在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格局中，存在著“特殊的核心”，主要是指核心領袖并不擔任黨的最高領導職務。黨的十二屆一中全會后，鄧小平雖然在政治局常委中排位第三，但由于眾望所歸的原因，成為事實上的核心，但當時并沒有表述為“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在1980年至1989年，有相當長一段時間黨的文件僅表述為“緊密團結在黨中央周圍”。��

事實上，鄧小平已經注意到“核心意識”對黨的事業的重要性。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形成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之后，鄧小平就開始安排交接班事宜，謀劃第三代中央領導的集體格局。經鄧小平、陳云等集體推薦，胡耀邦、趙紫陽、李鵬、喬石等人先后進入中央核心領導層，被安排在一線工作。縱觀1980—1989年之間，胡耀邦、趙紫陽兩人在“黨的領導”（表現思想領導、政治領導、組織領導、領導方式、方法、制度諸方面）與鄧小平都有不同的表述。如提出“黨只管黨”“黨組織集中更多的精力抓黨的建設,研究和決策重大問題”，在思想領導上提出“政工干部‘兼職化’”，在組織建設和選拔干部上，提出“能人”標準和“生產力標準”。[40]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國的1989年政治風波、東歐國家劇變和蘇聯迅速解體，引起鄧小平的警覺。他在同中央領導集體談話時指出：“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毛主席。因為有毛主席作領導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沒有把共產黨打倒。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因為有這個核心，即使發生了兩個領導人的變動，都沒有影響我們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始終是穩定的。”[41]“我們中國共產黨現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領導集體。”[42]鄧小平認為，黨中央領導集體有了核心就會堅強有力，由“核心”作出的最終決定才能夠保證在重大問題和重大關頭的統一行動能力。[43]為此，鄧小平親自樹立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黨中央權威，并經黨的十三屆四中和五中全會確立了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

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繼續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積極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在共運史上第一次實現了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融合，實現了社會主義國家融入全球化的舉措。在黨建方面，從先進生產力的角度，提出了提高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的時代課題，確立了“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的黨委議事決策制度[44]，為后來的“黨的全面領導”話語論述提供了廣闊的戰略空間。��

黨的十八大以來，新一屆黨中央強調要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看齊意識、核心意識、維護黨中央權威。[45]這是因為在黨的十八大前的一個時期，黨的領導弱化、從嚴治黨不力，“寬松軟”等現象在不少地區和部門存在。為此，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通過一系列扎實有效的新舉措，解決了許多長期存在的嚴重隱患。一方面大力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另一方面積極應對治理腐敗、化解產能過剩、治理房地產泡沫等問題，解決了制約國家發展的重大問題。黨的十九大報告將“黨的領導”轉變為“黨的全面領導”。“全面”一詞的加入，表明“最高的政治領導力量”是核心引領，也表明了需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

在黨的十九大報告全文中，涉及“黨的領導”及類似話語的表述有86處之多，其中，“黨的領導”共16處，“黨領導下的”共8處，與黨的領導有關的相關表述共62處。這類表述既是對過去5年工作的總結[46]，也是對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階段的歷史經驗與成效的總結，凸顯了黨在推進國家建設中的核心領導地位。[47]報告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首次作出這樣的表述。報告中多次出現類似這樣的表述和提法：“完善堅持黨的領導的體制機制”“把黨的領導貫徹落實到依法治國全過程和各方面”“必須毫不動搖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毫不動搖把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加快形成覆蓋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各方面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加強和改善黨對國家政權機關的領導”“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是: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等等。[48]新黨章增補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49]條文，表明了黨的十九大后“黨的全面領導”核心話語體系的確立。[50]��

從“黨的領導”到“黨的全面領導”的領導核心話語演變表明，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后，黨的全面領導格局更為明顯，在行政體系、人大、政協、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和農村基層各個方面得到了進一步強化。透過改革開放40年歷史的軌跡可以看出，中國形成“黨的全面領導”體制符合中國政治發展的現實。隨著市場經濟體系的不斷發展和社會組織越來越多樣化，如何確保黨的全面領導以實現中國國家的平穩轉型是一個重大議題。��

三、從黨的改革話語演變看國家轉型的中國經驗

從黨的改革話語生成和演變過程可以看出，黨的改革話語是經濟體制、改革價值和發展模式的全面構建，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領域話語體系的重新建構。改革話語從經濟領域逐漸擴散到其他領域，推動著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建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形成。��

當然，中國的改革是漸進式的改革，每個階段的側重點不同，但都是有步驟、有方法、有策略的。中國共產黨選擇的改革路徑先是經濟話語的改革，然后是改革價值的切換，再到發展模式改革話語的切換。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推動著社會體制、政治體制、生態體制等改革事業的進行。例如在經濟改革領域，國家將不同的經濟要素“復合”，建立了多元混合型產權制度、市場交易與資源配置體系以及國家宏觀調控與監管制度等，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模式，使得市場經濟為社會主義所用，國家整體的經濟結構、經濟運行機制和經濟增長方式得到了明顯改善，經濟開放程度也空前提高。[51]��

改革話語的變化也使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建設（引導性價值體系）有了新的發展。改革話語消除了中國原有的思想障礙，構筑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中國化的新階段，形成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改革話語體系[52]，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實踐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在改革話語中，中國共產黨始終是作為國家轉型和改革發展中的核心能動者來討論和表達的，中國共產黨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領導者。[53]由于改革帶來了中國社會的急劇變化，因此國家轉型和發展的前提必須是堅持黨的領導核心。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方式有了很大調整,在真正意義上完成了從“革命—改造政黨”到“改革—發展政黨”的身份蛻變。[54]在這期間,無論是國家政權的重建與行政體系的建設、精英的吸收與轉換,還是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制度安排、社會管理的基本結構,這些制度建設都來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高位推動,并以黨的權威為其提供保障。可以認為，中國國家轉型的最大動力是國家而非“公民”,換言之,就是作為核心能動者的中國共產黨。[55]

改革開放以來，雖然一度有“黨政分開”的提法和做法，其初衷在于實現現代國家的規范化與制度化,通過專業分工、規則導向的政府職能體系維持國家的常規化運行。這本身無可爭議，但是中國作為社會復雜性程度高的后發國家，政府治理的制度性能力不足而面臨的社會公共問題又高度復雜，因而不時要以動員式的運動治理來整合資源，落實政策。[56]因此，在改革開放40年的大部分時間，中國是通過“以黨領政”的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并提供了豐富的實踐經驗。“以黨領政”不僅不會產生“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弊端，而且這種模式更符合致力于發展與轉型的雙重任務的中國國情。國家機關若缺乏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力量和權威支持，則無法順利動員國家資源、實施國家政策、有效維護社會秩序以及保障國家高速的經濟發展成績。因此“以黨領政”（“黨的全面領導”）本身既是一種制度安排,也是一種戰略考量。[57]��

“以黨領政”模式首先表現為對國家制度建設的完善。1978年后，在中央的領導下，國家恢復了原有的政府職能體系。伴隨著社會事務量的增多，國家機關的政府業務量也迅速增加，在中央的主導下，推動了國家行政體系的理性化和科層化。從宏觀發展上看，改革開放以來的每一代領導集體都有一個堅強的核心，在關系國家重大事項決策中發揮著把方向、管大局的作用，制定和落實國家重大政策。在政策落實上，發揮“黨的領導小組”制度作用，由黨牽頭組建的領導小組打破行政系統制度化中的條塊分割，加強部門間的協商，并通過自身政治權力、行政資源和物質動員能力推動政策執行。[58]��

“以黨領政”模式還表現在對改革開放以來大量社會組織的整合。中國共產黨在社會組織中設立黨的基層組織，使其在黨組織的領導下參與社會治理。[59]社會組織黨建組包括按單位、行業和區域建立黨組織等三種模式，需要對社會組織的功能定位、工作機制、隊伍建設等方面開展領導，進行規范，確立基本方向[60]，最終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61]。��

正是由于中國共產黨在關鍵決策、重大舉措中的領導作用和在公共政策執行中的主導作用，“以黨領政”的黨和國家關系為中國取得矚目成就鋪平了道路。這些成就包括:第一是物質成就。1978—2017年的39年間，中國兩個主要經濟指標——國內生產總值和財政收入的增長倍率分別是226倍和152倍[62]，經濟總量居世界第二位，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二是改革的制度成就。改革開放40年的進程不但形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而且以這個基本制度為基礎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體制機制也得到了完善。第三是中國社會的有秩序和安全。動蕩、不穩定原本是每一個國家和地區現代化進程必然經歷的。然而40年來，中國在經歷了高速的經濟發展和劇烈的社會變化的同時，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城市本會對城市的社會秩序和社會安全產生巨大的沖擊，但由于這種制度優勢的存在，中國的社會秩序和安全依然保持著較高的水平。��

由此可見，正是強調了“黨的全面領導”，國家適度保留計劃經濟下的國家威權（專斷性權力），同時利用市場經濟的發展，擴展國家的基礎性權力，讓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能夠高效率地動用各種資源，包括土地、資本、勞動力和原材料，在短時間內使中國贏得高效持續的經濟增長。在快速經濟增長帶來環境污染、社會矛盾等問題時，國家能夠在中國共產黨的高層推動下迅速轉變治國理念，改善對社會的治理，提倡幸福、平安和慈善等民本理念，落實包括“共享”在內的“五大發展理念”，體現了中國特有的政黨體制功能。��

總的來說，改革開放的經驗包括組織力強的政黨、強大的國家自主性以及新舊體制的轉換等。組織力強的政黨和強大的國家自主性代表著中國具有權威性政黨和政府，能夠動員民眾、整合社會資源、吸納人才，開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推動國家建設。其中的“組織資源”作用巨大，它支撐著中國的國家轉型。同時，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還表明，黨具有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能做出符合時代要求的適應性行為，使每一個不同側面的改革都有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方案”，形成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以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些理論話語的演化對于揭示從“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到“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歷程也具有重要意義。

（賀東航：復旦大學特聘教授、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專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注釋：

[1]Hewitt Sally， “Discourse Analysis and Public Policy Research”， �獵entre for Rural Economy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24, 2009.��

[2]在此之前先行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提出解決“兩個凡是”的問題，為全會的召開定下了政治基調。參見馬立誠：《當代中國八種社會思潮》，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頁。

[3]《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載《人民日報》1978年12月24日。

[4]《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載《人民日報》1984年10月21日。

[5]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981頁。

[6]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3頁。

[7]趙紫陽：《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載《人民日報》1987年11月4日。

[8]《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頁。

[9]江澤民：《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載《人民日報》1992年10月21日。

[10]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20—530頁。

[11]參見呂律平、鄭新立：《指令性計劃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基本標志》，載《學習與探索》1982年第5期。

[12]《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載《人民日報》1984年10月21日。

[13]參見朱廣學、傅揚：《試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探索的三個階段》，載《現代財經》2010年第6期。

[14]參見楊志平：《論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相結合的歷史過程和哲學基礎》，載《中外企業家》2010年第10期。

[15]參見魏禮群：《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豐富內涵及重大貢獻》，載《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4年第5期。

[16]參見《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226頁。

[17]參見郝繼明：《60年經濟體制：演變軌跡與基本經驗》，載《現代經濟探討》2009年第8期。

[18]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20—530頁。

[19]《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在京舉行》，載《人民日報》2015年10月30日。

[20]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4頁。

[21]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載《人民日報》2002年11月18日。

[22]參見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載《人民日報》2007年10月25日。

[23]參見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793頁。

[24]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25]《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載《人民日報》1995年9月29日。

[26]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7]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載《人民日報》2007年10月25日。

[28]《國務院確定我國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具體行動目標》，載新華網2009年11月26日。

[29]張志強：《完善市場機制，推動節能減排》，載《中國經貿導刊》2010年第24期。

[30]徐旭：《我國資源型城市綠色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研究》，載《中外企業家》2014年第28期。

[31]參見胡鞍鋼、周紹杰：《綠色發展:功能界定、機制分析與發展戰略》，載《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4年第24卷第1期。

[32]參見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33]參見胡鞍鋼、周紹杰：《綠色發展:功能界定、機制分析與發展戰略》，載《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4年第24卷第1期。

[34]《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67—268頁。

[35]《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10頁。

[36]《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09頁。

[37]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10頁。

[38]參見賈立政、陳陽波等：《大國治理與核心意識》，載《人民論壇》2013年第25期。

[39]參見孔德生、鄭凱旋：《論建黨90年來中央領導集體形成與交接的歷史進程》，載《白城師范學院學報》2011年第6期。

[40]趙紫陽：《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載《人民日報》1987年11月4日。

[41]《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09頁。

[42]《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10頁。

[43]《房寧訪談錄：中共的“核心”是怎么來的》，載觀察者網2016年11月25日。

[44]《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5]參見陳理：《增強“四個意識”的由來、內涵及要義》，載《黨的文獻》2017年第1期。

[46]《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頁。

[47]參見賀東航、胡榮濤：《“黨的全面領導”與新時代中國現代國家建設研究》，載《國外理論動態》2018年第3期。

[48]《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第17—49頁。

[49]同上書，第78頁。

[50]參見賀東航、胡榮濤：《“黨的全面領導”與新時代中國現代國家建設研究》，載《國外理論動態》2018年第3期。

[51]參見張慧君：《經濟轉型與國家治理模式演進——基于中國經驗的研究》，載《經濟體制改革》2009年第2期。

[52]參見胡榮濤：《中國共產黨經濟改革話語的生成與演變》，江西理工大學2017年碩士學位論文。

[53]參見姚洋：《中性政府與中國的經濟奇跡》，載《二十一世紀》2008年第6期。

[54]參見陳明明：《在革命與現代化之間——關于黨治國家的一個觀察與討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55]參見李華：《“群眾路線”與中國現代國家構建》，復旦大學2012年博士學位論文。

[56]參見唐賢興:《政策工具的選擇與政府的社會動員能力———對“運動式治理”的一個解釋》，載《學習與探索》2009年第3期。

[57]參見賀東航、謝偉民：《中國共產黨與現代國家互動歷程研究》，載《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0年第4期。

[58]參見賀東航、孔繁斌：《公共政策執行的中國經驗》，載《中國社會科學》2011年第5期。

[59]參見賀東航、胡榮濤：《“黨的全面領導”與新時代中國現代國家建設研究》，載《國外理論動態》2018年第3期。

[60]參見鄭端端：《〈意見〉破解社會組織黨建困局》，載環球網2015年9月29日。

[61]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7頁。

[62]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摘要（2017年）》，中國統計出版社2018年版。

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