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世人矚目的成就，堪稱中國奇跡。然而，在對實現中國奇跡的道路進行闡釋或者對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所走道路的性質進行評價方面，卻存在諸多偏頗之論。與此類偏頗之論不同，我們的分析表明，中國從未背離社會主義道路；當今中國取得了巨大成功，這正是因為改革開放進程對社會主義的堅持，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所取得的成就是靠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的。事實上，中國創造了中國方案，為世界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種發展道路的新選擇。��

關鍵詞：改革開放 變與不變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一、引言��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世人矚目的成就，堪稱中國奇跡。這一歷史性成就將中國置于世界的聚光燈之下。世界尤其是發達國家無法再忽視中國，也無法再輕視中國。在世界重大議事議程中，中國變得不可或缺。��

然而，即使當今世界每個角落都充斥著關于中國的討論，但是真正全面了解中國——歷史、文化、哲學、政治和經濟——的人并不多。在西方，尤其是發達國家，中國的形象常常是由一些媒體、政治人物和所謂的中國研究專家呈現出來的。這些看法在贊嘆或驚愕于中國奇跡的同時，在對實現中國奇跡的道路進行闡釋或者對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所走道路的性質進行評價方面，卻傳播了一種有失偏頗的、帶有諷刺意味的和刻板的政治觀點。這些偏頗之論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一方面，他們認為，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逐漸走上了一條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成就得益于中國回歸到了西方的資本主義道路。另一方面，他們認為，中國正在逐漸放棄社會主義，雖然中國仍然堅持著社會主義的某些原理，但是內部的市場力量和開放帶來的外部力量都證實中國背棄了社會主義。��

在本文中，我們既會討論中國在改革開放40年中所發生的重大變革，同時也會討論其仍然堅守的基本原理，目的是對西方學者中具有代表性的偏頗之論進行批判性分析，并呈現出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固有的社會主義發展邏輯。��

二、改革開放進程中的重大變革��

（一）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中國的改革從農村開啟。改革開放前，中國農村普遍實行人民公社制度，農民必須將生產的一定數量的農產品上交給政府，國家負責盈虧。然而，由于普遍的生產力低下和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在以人民公社作為基本組織形式的條件下，農民的生產遇到了區域封閉、激勵缺失、生產不足等發展困境。1978年12月，安徽省小崗村的18名農民簽署了一份“秘密”協議，這份協議使他們重新獲得了在集體化農業生產中已經喪失的生產熱情。根據這份“非法”合同，人民公社集體所有的土地被劃分給單個家庭，由家庭自主單獨耕種。農戶在承諾將向國家上交一定數量的農產品后，可以自己保留盈余。作為中國農村第一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村莊，小崗村成為點燃中國改革的火炬手。��

此后，中國政府開始支持十多項與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有關的改革，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逐步在農村實行，人民公社逐漸被取消。這一改革推動了市場在中國經濟體系中的重建，使得不同商品的價格能夠得到自由調節，勞動力可以相對自由地流動。一方面，這一改革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增加了農村居民的收入。另一方面，由農民以家庭為單位的自由生產所衍生出來的剩余勞動力也滿足了城市工業經濟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成為中國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不過，人民公社的消亡也帶來了其他的復雜情況，農村的一些問題依然存在，并出現了新的問題。盡管農村改革在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改善農民的生計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隨著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以家庭為基礎的生產逐漸暴露出各種缺陷。農民的收入普遍低于城鎮地區的收入；與城市相比，農村在生活條件以及教育和醫療資源方面存在顯著差距。從1990年代開始，這種情況促使大量農民流動至城市地區，逐漸形成了一個特殊的農民工群體，他們一方面在城市中獲得了比在農村更高的收入，另一方面卻面臨著很多難題。��

對于中國農村的生產體制改革，有些外國學者認為，中國在開始脫離社會主義。法國漢學家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ère）就認為，自那以后，中國農業就進入了“鄉村資本主義”，而“農業的社會主義特征通過堅持土地的集體所有權而得以象征性的維持”。其他人，如埃及學者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認為，“今天的中國已經把自己置于‘市場社會主義’之外，而在沿著資本主義道路發展，原則上已經接受集體所有制和公有制的主導地位在未來被私有制所取代……。只要平等獲得土地的原則得到承認，并且其有效實施仍然有效，……那么旨在影響依然不確定的發展進程的社會行動就還為時不晚”。換言之，白吉爾認為，農村地區已經屬于資本主義，維持土地的集體所有制只能使其具有社會主義的表象；阿明認為，中國正在偏離社會主義道路，但是，如果農村改革仍然堅持土地的集體所有制，那么中國就能夠重新回到社會主義的道路上。��

白吉爾和阿明都將中國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視為資本主義的一種復歸。實際上，他們忽視了如下現實邏輯，即中國只是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內部解決生產過程中出現的具體問題。進一步說，中國的農村改革開啟了中國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創新性探索。對中國來說，公有制不只是象征性的。集體農業生產的退出不是為了放棄社會主義原則。相反，生產的具體實踐有其自身規律。一方面，中國的整個工業基礎薄弱，西方發達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技術封鎖；另一方面，由于指令性計劃經濟沒有遵循價值規律，生產力還不夠高，饑餓的農民喪失了積極性。在生產力普遍低下的情況下，正是為了應對農業的整體效率低下和農民缺少激勵的問題，中國政府才允許和支持個體以家庭為單位使用集體土地來獨立生產。農業生產中的這種變化不僅不是向資本主義的復歸，相反，它與社會主義建設的經濟規律是一致的。這一邏輯可以通過今天看到的現象而得到進一步佐證：重新啟動的合作社廣受歡迎并得到中國政府的支持。我們應該可以看到，在新時代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生產將會在鄉村振興戰略中發揮特殊的作用。��

（二）市場化改革��

很長時間里，計劃和市場被視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經濟上的根本區別。在前蘇聯，1929年后，斯大林逐漸放棄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建立了完全基于集中和計劃的經濟體系，“取消商品關系[價值理論] 并以生產計劃、分配計劃以及最后通過需求計劃取而代之”。前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沒有建立正式的經濟關系，也沒能解決由外部和內部因素引起并累積下來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以蘇聯模式為藍本逐漸建立了完整的計劃經濟體系，并以此建立了國家的工業基礎。然而，與前蘇聯一樣，中國人民的基本物質文化需求始終不能得到滿足。整體上說，那時中國仍有8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貧困中。1978年后，中國逐漸建立起基于市場化原則的新的資源配置體制。1992年，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JP+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術語被正式用來描述中國所實行的市場化經濟體制。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同，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堅持國有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體系中的主導地位。��

中國利用市場經濟發展社會主義的實踐引發了學術界關于中國社會主義性質的諸多爭論。許多人認為，社會主義與市場是不相容的。根據法國哲學家阿蘭·巴迪烏(Alain Badiou)的觀點，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就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他的言論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西方包括左翼在內的不少人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的看法。他們在分析中國時沒有考慮到如下事實，即中國是一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中國家，其生產力發展相對不足。 ��

這種分析邏輯與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解是完全相悖的，它無視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所傳遞出的理念。面對前蘇聯和中國所共同面臨的困難，中國共產黨人必須要給出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案。帶領中國走向改革開放的鄧小平在談到中國當時的情況時曾說：“我們過去一直搞計劃經濟，但多年的實踐證明，在某種意義上說，只搞計劃經濟會束縛生產力的發展。”[1] 在鄧小平看來，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引入市場是提高生產力和資源配置效率以及加速經濟增長的關鍵。他認為，計劃和市場只是手段，既可以用于社會主義，也可以用于資本主義。計劃不等于社會主義，市場也不等于資本主義。總之，“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2] 。��

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和鄧小平在中國所開啟的社會主義市場化改革與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后資本主義社會最初建設階段的構想并不矛盾。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3] 當他們這么說的時候，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他們的意思是指當開始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時，只能以計劃為基礎。同樣，也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生產資料必須全部地和直接地實行公有。相反，在這個過程的開始，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后，不是直接地消滅資產階級的生產，而是在引入更多共產主義條件的同時，逐漸限制資產階級的生產，在支持無產階級所有權的同時逐步削弱私有制，使越來越多的資本主義企業轉變成為國有企業。換句話說，在一定時期內公有制和私有制將會共存，以便社會主義可以在新的社會經濟基礎上建設自身。

（三）對外開放��

改革開放前，中國一直試圖與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建立全面的外交關系。然而，復雜的國際形勢和政治理念之間的沖突使得社會主義陣營內部也時常出現爭端，這些爭端甚至會導致合作中斷。兩大陣營在意識形態上的對立則使得西方國家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幾乎全部社會主義國家奉行封鎖甚至制裁政策。復雜的國際環境使得中國的經濟建設在利用世界先進技術、調配國際資源等方面處于窘境。作為當時世界上最貧窮的發展中國家之一，中國缺乏先進的生產工具和機器以及技術和科學知識，這一現實促使中國向資本主義世界敞開大門。��

1979年，中國政府首先建立了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以便獲得外商投資。這些特區的成功促使中國不斷開放更多的經濟特區。最初的目標主要是為各種工業和基礎設施項目獲得一些外商投資，建立研發中心，以及獲得一些外匯以用來增加進口。鄧小平把外國資本家的投資看作是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也是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貢獻，因為這是一種將外國先進技術引入中國進而支持“四個現代化”（農業、工業、國防和科技）的方式。��

有西方學者認為，中國的開放表明它放棄了社會主義，而且，雖然在經濟上變得更加強大，但中國將像以前的歐洲強國和當今的美國一樣，必然成為帝國主義國家。例如，法國哲學家、漢學家弗朗索瓦·于連（Fran�搊is Jullien）接受《人道報》采訪時說：“今天的中國想要的是財富、權力、統治、霸權和帝國主義。”巴迪烏認為：“中國將成為一個擁有原子彈的帝國主義國家，統治世界市場，掠奪非洲——它已經開始這樣做了。”��

與他們的觀點相反，事實上，應該予以關注的是，中國在擴大開放和變得更加強大的同時，堅持基于雙贏合作的包容性態度，而不是試圖主宰世界或走向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中國通過把本國經濟發展與世界經濟發展聯系起來，尋求一種新時代的互利合作，特別是與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建立多元關系，從而給世界各國帶來了新的機遇。發展有助于和平，而和平將促進發展，兩者是相互聯系的。這是中國在向世界開放的同時，努力創造和維護一個可以確保中國和世界經濟穩定發展的和平的國際環境的原因之一。這對于實現世界人民的共同繁榮和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至關重要。正如習近平多次強調的那樣，共同的經濟發展必須具有包容性、創新性、可持續性、高效性、動態性、公平性、有效性、均衡性、協調性和相互關聯性。尤其是，它的基礎在于合作共贏、互利共享，在于國家之間平等、公平、公正的政治、經濟和領土主權，在于國家之間（無論其大小、強弱、貧富）的平等和包容性，而不用考慮其經濟、政治、軍事或文化力量的對比。這是一種新型的國際關系，可稱之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

當前，中國以合作共贏為基本原則進一步推動對外開放。近年來，中國發起成立了新發展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等新的融資機制，并發起或積極參與諸如金磚五國、上海合作組織、中非合作論壇、拉美加勒比共同體論壇等區域性合作組織。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3年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更是中國踐行中國特色的新型國際關系的具體例證。這一雄心勃勃的倡議有利于中國，也為在“共同貢獻和共同利益”原則下參與進來的所有國家（約60個）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例如，建設基礎設施可以滿足發展中國家的巨大需求并改善當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解決當前中國存在的生產過剩問題。新時代中國的對外開放強調有著不同的文化、傳統、語言和經濟制度的國家之間的雙贏合作和對話。這意味著包容、和平合作、互相學習、互信、尊重主權和共同繁榮，而非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曾實行的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殖民主義。��

三、改革進程中堅守的基本原理��

（一）土地公有��

新中國成立前，在國內戰爭和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在其控制的中國農村地區奉行的是土地屬于共同利益或公有財產的思想。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歷經數年的土地改革，土地被集中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的國家手中。在農村，土地被重新分配給農民用于農業生產，逐漸形成了以人民公社為基本生產單位的土地使用方式。農產品一部分上交國家，另一部分留存公社，實行平等分配。在城市中，土地經由地方政府批準后按照地方政府設定的各項目標進行劃撥使用；劃撥的土地無需任何費用或補償金；使用期限不限；使用權不得轉讓、交換、出售、捐贈等。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市場被用于配置資源和非公經濟的發展，為了減輕國家的財政負擔，同時解除房地產開發面臨的限制，1988年中國政府對憲法第10條進行了修正。依照法律規定，憲法的這一修正使得土地使用權的轉讓成為可能。從那時起，土地的所有權與使用權被分開；國家擁有土地的所有權，而使用權歸私人或企業所有。��

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在中國的經濟體制內，不同類型的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彼此競爭（主要是國家所有制與私有制之間），甚至相互滲透。但是，在整個改革進程中，土地始終保持集體所有。��

許多自由主義者和國外支持資本主義的人都認為中國應該將土地私有化。在他們看來，土地私有化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將給中國經濟注入活力。西方左翼很少持有這種觀點，他們更加看重土地公有對于社會主義的重要性。除了那些認為中國已經是資本主義而土地的集體所有只具有象征意義的人，還有阿明這樣的學者認為：“這種‘中國特色’（土地的公有制）——其結果是非常重要的——完全使我們無法將當代中國描述為‘資本主義的’，因為資本主義道路是以土地轉變為商品為基礎的。”不過，阿明也認為，在中國，土地的使用“有可能強化朝向資本主義發展的趨勢，這最終會導致土地的非商品地位遭到質疑，也有可能構成社會主義發展的一部分”，當然這取決于使用土地的方式。��

自由主義者從來不試圖去真正理解馬克思主義者為什么要主張土地國有化或土地公有。在馬克思看來：“土地國有化將徹底改變勞動和資本的關系，并最終消滅工業和農業中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只有到那時，階級差別和各種特權才會隨著它們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一同消失。”[4] 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資本主義的社會生產關系意味著對生產者的剝奪以及生產者與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分離，尤其包括生產者與土地的分離。換言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意味著資產階級對土地的壟斷，而資產階級自身在土地上不生產任何東西，只是為生產者提供工資來改變和改進土地的用途。將土地問題與建立在資產階級私人所有制基礎上的生產方式聯系起來，我們也就可以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如下一段描述了：“共產主義的特征并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但是，現代的資產階級私有制是建立在階級對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剝削上面的產品生產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備的表現。”[5] ��

中國現在當然還不是共產主義社會，但它正在以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為目標來建設社會主義。在改革開放的歷史實踐中，中國創造性地實行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鼓勵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但是始終堅持土地國有，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的重要特征之一。中國的土地法規和政策是有效的，堅持土地所有權歸屬國家，在本國范圍內維護了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基礎；使用權上的靈活性則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各生產單位獲得了平等的權利和競爭活力。當然，過去這些年，一些地方政府將土地租給私人企業以達到賺錢的目的，導致了土地的濫用，并同時產生了一些腐敗問題。為此，中國政府積極提高透明度，制定更加公平的補償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這些問題的出現。總之，中國的土地法規和政策既體現了社會主義的特征，也促進了社會主義中國的經濟發展。��

（二）民主政治制度��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在經濟體制上突破了計劃經濟思維的束縛，走上了社會主義市場化改革之路。雖然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西方的市場經濟并不相同，但是西方的自由主義者認為，它畢竟是“向前發展”了。于是，他們翹首以待中國的政治體制也按照他們的意愿發展。自由主義民主的支持者認為，要想改革中國的政治體制，必須采取西方的民主模式。法國一位專門研究中國民主的學者艾米莉·弗朗基耶爾（milie Frenkiel）甚至說，中國想要建立一種適合其特定情況的民主這一事實是“對民主的一種附帶條件的思考，因此民主的定義被扭曲了”。��

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支配下的民主觀念將西方民主當作唯一的和普遍的民主模式，因而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是專制或獨裁。按照自由主義思考民主的邏輯，中國當然不符合其標準。然而，實際上，中國建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在形式、本質、實踐和目標上是不同于西方的自由主義民主的。��

對于民主政治建設，中國創造性地走出了一條優于西方的民主之路。所謂的普選絕不能單獨用來評價或證明一種政治制度是否是民主的。相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值得推薦。一方面，如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所說：“評價一個國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國家領導層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體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人民群眾能否暢通表達利益要求，社會各方面能否有效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國家決策能否實現科學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過公平競爭進入國家領導和管理體系，執政黨能否依照憲法法律規定實現對國家事務的領導，權力運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約和監督。”[6] 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不僅強調民主形式的重要性，而且強調民主程序的實際效果的重要性，也就是說，強調民主程序落實的重要性。事實上，如果我們只是通過考慮其程序，或者采取極端的做法，只看投票權，來判定一種政治制度是否是民主的，這顯然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分析該程序是否實現了它所想要實現的目標。��

另一方面，“人民當家作主必須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到中國共產黨執政和國家治理上來，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到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機關各個方面、各個層級的工作上來，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到人民對自身利益的實現和發展上來”[7] 。換句話說,民主不能是抽象的，而必須是具體的。民主的做法必須具體體現在治理上、工作上以及人民在民主治理中的實際獲利上。民主必須具體到人民的生活中。事實上，人民的基本需要必須得到滿足，他們的生活水平必須不斷提高，這樣一來，人民在生活的各個方面（教育、衛生、文化、體育等）才能得到發展。這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與更多強調程序而較少重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自由主義民主的不同之處。��

當然，中國雖然取得了決定性的進步，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建設還不完善，還需要在多個方面不斷改進，但它絕不會放棄其特點和優勢。正如習近平所說：“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堅持工人階級的國家領導階級地位，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促進人民依法、有序、廣泛參與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要推進基層民主建設，健全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企事業單位民主管理制度……”[8] ��

（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執政遭到一些西方主流媒體和中國研究專家的批評，并直接被視為是不民主的。然而，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多黨競選并不意味著不是專政，一黨執政也并不意味著不是民主。多黨選舉本身并不是選舉的目的，而只是一種有可能加強民主的手段。同時，民主的手段可能成為階級統治或階級專政的工具。當前的現實是，沒有多黨選舉的國家可能比存在多黨選舉的國家更加民主。讓我們以兩個發展中國家——海地和古巴——作為例子。這兩個國家具有類似的歷史、地理和環境背景。海地有多黨選舉，而古巴沒有。然而，在古巴，雖然國家貧窮，但幾乎每人都有房可住，享受免費的教育和醫療，大多數人受過教育，沒有人死于饑餓。但是，在海地，許多人生活在貧民窟，就醫非常困難，很大一部分人口沒有受過教育，許多孩子沒有機會上學，許多人遭受饑餓，甚至因饑餓導致死亡。為什么兩國的發展如此不同？這種差異源自其民主的性質（資產階級的還是社會主義的）所決定的政治取向，而其民主的性質又是基于其國家的性質（資本主義的還是社會主義的）。��

法國經濟學家米歇爾·阿格列塔（Michel Aglietta）看到了中國共產黨一黨執政的積極方面。他說：“擁有8000多萬黨員的中國共產黨深深扎根于社會之中。財政權力一直處在控制之中。就像以前的帝國一樣，該黨能夠避免共同利益被集中化的金融利益所捕獲。為了保持其權力的合法性，黨與人民之間形成了一種雙向關系。一方面，政府必須知道如何滿足其人民的愿望。經濟改革為城市地區的工人階級帶來了實際收入的增長和消費的提高……。另一方面，黨清楚地意識到，必須更新其成員結構以實施新階段的改革，來保障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在吸收城市精英方面，黨一直能夠自下而上地進行徹底的成員機構更新。教育方面的巨大投入培育了一個能夠處理客觀信息、對出現的緊張局勢進行分析并以非常專業的方式轉變政策的官僚機構。”法國學者托尼·安德烈阿尼（Tony Andréani）也有類似的觀點。他說：“……中國共產黨忠于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事業……但是，黨認為這是一個長期目標，這一目標的實現必須完成經濟的社會化進程并使財富達到一定的水平。”在他看來，這是建立在社會主義事業的基礎之上的，而中國共產黨認為其自身必須在社會主義事業中承擔起領導者的角色。此外，安德烈阿尼認為，“中國共產黨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這一點并不是該黨提出的一個永恒不變的教條，而是一個必要的歷史過渡”，目的是使中國不偏離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避免資產階級可能發起的反革命。在這種情況下，“在這一過渡階段采取多黨選舉將帶來毀掉革命的風險”。��

關于民主觀念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所產生的影響，以及由此導致的對中國共產黨一黨執政的批評，實際上導致了錯誤的問題。共產黨不同于其他一切政黨。從成立之初，共產黨就將實現共產主義作為最終目標和最高理想。試問：除了共產黨，還有哪個政黨旗幟鮮明地代表著無產階級、旗幟鮮明地以實現共產主義為最終目標？在40年的改革開放中，中國能夠保持政治和經濟的穩定，同時堅持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避免可能的資產階級反革命，其中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至關重要。十八大以后，習近平總書記在總結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本質特征，并將其看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大優勢。��

四、結語��

中國40年來的改革開放是世界社會主義發展歷程中的一段特別的時期。1980年代初，面對危機，西方世界紛紛走上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發展之路。曾經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1990年代初的解體標志著世界社會主義發展開始進入低潮。可以說，蘇聯的垮臺影響了世界上許多人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心。與此同時，占統治地位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支持者不斷重申，資本主義是歷史的終結，而且沒有別的選擇。��

資產階級和自由主義者為了維護舊有的資本主義國際經濟體系以及經濟殖民主義的利益，竭力想把中國奇跡解讀為“西方資本主義模式”的勝利，而非社會主義的勝利。導致左翼中存在各種偏頗之論的原因從立場和邏輯來說則更加復雜，不過它們也明顯體現出其深受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

在關于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社會主義性質的評價或界定上，我們的觀點與那些偏頗之論截然不同。我們的分析表明，中國從未背離社會主義道路；當今中國取得了巨大成功，這正是因為改革開放進程對社會主義的堅持，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別的什么主義。中國40年的經濟社會發展成就是通過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的。事實上，中國創造的中國方案為世界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發展道路上的一種新選擇。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最新表述和具體實踐都表明，中國將繼續深化改革開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并愿意與其他國家分享中國的經驗和智慧。

注釋：

[1] 《鄧小平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頁。

[2] 同上。

[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頁。

[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3頁。

[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頁。

[6] 習近平：《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六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載《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60頁。

[7] 習近平：《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六十五周年大會上的講話》，載《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73頁。

[8] 《習近平在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大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15年4月28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4/28/c_1115120734.htm 。

（作者單位：福佩吉 (Peggy Rapha�僱le Cantave Fuyet)：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張忠勝：中央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來源：《國外理論動態》201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