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改革開放奏響序曲。這首改革的曲子，沒有現成的曲譜可以參照。總的基調確定后，至于具體怎樣演奏，就要看主政一方的領導干部了。

項南在改革開放初期回到福建，先后擔任常務書記和第一書記。他深知自己改革先遣隊的角色，常以年輕時唱的《開路先鋒》與同事共勉，說自己的任務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以開拓者的姿態，將福建打造成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

“前呼后擁，怎么能聯系群眾？”

項南對自己要求嚴格，絕不搞特殊化。他到福建走馬上任，為了不驚動省里同志，先以秘書的身份悄悄坐上南下的列車。當福建省委辦公廳接待處一位處長來接站時，才發現接到的是項南本人。

到福建之后，項南每次到基層調研考察，都是輕車簡從，與新聞記者和當地領導一起乘車，邊走邊看邊聽匯報。他“約法三章”：第一，不允許當地領導到邊界迎接；第二，不允許擺宴席；第三，不允許接受當地送的土特產和禮品。這個規定一直到他離開福建時也沒有打破過。他下鄉從不提前打招呼，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吃飯，并且如數交伙食費，多加一個菜也要叫人退回去。

1984年，連城縣一位副縣長到福州開會時，帶了一些新鮮柑橘，想送給項南嘗嘗鮮。項南知道后，要求門衛拒絕接收。第二天，這位副縣長把柑橘放進旅行袋，親自帶進了項南家。項南看到后很生氣，但知道這是家鄉人民的一點心意，便讓在場的人每人吃一個，剩下的自己花錢買了下來。

20世紀70年代，作為改革前沿的福建，已經有了幾輛高級轎車，但項南卻堅持乘坐一輛普通型轎車。在一次下鄉時，項南發現有警車開道，立即對當地的同志說：“我們有一輛旅行車擠一擠就可以了，那輛小汽車是多余的，這不多花費國家的汽油嗎？這種威風我們可不能擺。前呼后擁，怎么能聯系群眾呢？”

還有一次從廈門回福州，項南以普通乘客的身份獨自坐了一趟長途汽車。這次行程幾乎花費了一整天。回到福州之后的當晚，項南便約請了省交通運輸管理部門有關領導，認真研究加強交通管理、確保行車安全及改進服務工作等問題。不久，改善福廈線的議題被提到高層工作會議。福建長期以來行路難的狀況逐步得到緩解。

“我們對外開放，就要讓世界了解福建，也要讓福建了解世界”

項南胸懷全局，思想解放，在福建工作期間經常提出富有遠見卓識、引領潮流的理念。如“大念山海經”“以智取勝”“讓世界了解福建，讓福建了解世界”“鄉鎮企業一枝花”“給企業‘松綁放權’”“經濟特區要實行自由港某些政策”，等等。

1981年底，來自香港、澳門的20多家媒體的負責人、資深記者共32人，組團到福建訪問，這是福建有史以來接待人數最多的境外媒體訪問團。項南在武夷山會見了訪問團。當時武夷山沒有像樣的會議廳，地縣領導為此感到緊張不安。項南提議把會見場所安排在武夷賓館的餐廳，并清一色擺上竹沙發、竹茶幾，這樣既樸素大方，又富有特色。記者們一進入會場，項南就熱情地說：“這樣的會場布置，為的是體現賓主間虛懷若谷、高風亮節的追求。”這個開場白立即引來記者們的熱烈掌聲。

項南建議，會后宴請用土特產招待貴賓。他說：“這些土特產，平時他們很少吃，或吃不到。這樣招待，既親切，又實惠，何樂而不為呢？”當他看見接待的同志沒有完全接受他的建議，還是準備了不少雞鴨時，沒有批評他們，只是用商量的口吻說：“這些東西最好不要上，他們天天都在吃，沒有特色。我建議你們一定要上一盤燜地瓜。”接待人員顯然對這個建議感到吃驚：這種粗俗之物也能入席？項南解釋說：“你們還別小看了這燜地瓜，它不僅可以調起客人的胃口，還能牽動他們的思鄉之情呢！一定要上！”

果不其然，這道燜地瓜格外受大家歡迎。宴席上，港澳記者連聲叫絕，燜地瓜不一會就被大家一掃而空。

在會見訪問團的過程中，項南實事求是地介紹情況，坦率真誠地回答問題，得到大家一致好評。記者們對此次福建之行做了大量公允的報道，不但在海外華人世界引起很大反響，連臺灣報紙也十分關注，評論說：“香港報紙刮起了福建旋風。”

1982年1月19日，項南與福建省新聞出版局的同志座談時提出：“《福建畫報》應該立足本省，面向全國，還要面向世界。”“我們對外開放，就要讓世界了解福建，也要讓福建了解世界。”可以說，這不僅是項南對《福建畫報》提出的要求，也是對福建宣傳工作提出的總要求。項南還支持福建各媒體開辦專版、專欄，刊登有關文章，溝通海內外的信息。這對福建人民了解外部世界起到了積極作用。《港臺信息報》《臺港文學選刊》等創辦以來，得到他的大力支持，在引進港臺經濟、文化信息方面，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要聽中央的”

項南到福建之后，首先是放手在農村推行農業生產責任制。在全省地市委書記會議上，一位地委書記問項南：“過去第一書記說不能搞包產到戶，現在又說要大力推廣包產到戶，我們到底是聽第一書記的，還是聽常務書記的？”項南回答：“你們既不要聽第一書記的，也不要聽常務書記的，要聽中央的。”

接著，福建省委發出了《關于抓緊落實生產責任制的通知》，《福建日報》發表了《落實農業生產責任制刻不容緩》的社論，省委、省政府還召開了專題電話會，推動和落實生產責任制。這樣一來，聯產承包責任制在福建全省農村迅速推開，廣大農村干部群眾的生產積極性被極大調動起來。

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全省只有12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積，山地卻占了80%以上，人多田少，人均只有七分耕地。而另一方面，福建的近海漁場和灘涂卻有13.6萬平方公里。在深入調查后，項南認為，要使福建富起來，不能只靠田地。山海之中有極大財富，只有開發山和海，大念“山海經”，才能讓群眾富起來。

對此，項南在福建大力發展林木、果樹、茶葉等經濟作物，發展畜牧業。全省建設了八個基地：林業基地、海洋基地、經濟作物基地、牧業基地、輕工基地、外貿基地、科教基地……項南說：“福建面臨這么大的海洋，福建人又歷來在航海方面有本事，怎樣把這遼闊的海洋利用起來？福建山林面積很大，在長江以南，福建的森林可能是我國最重要的基地……福建發展經濟作物大有可為，能不能成為一個經濟作物的基地呢？福建還有3000多萬畝的青草坡地，可以發展成牧業基地。有這么多的林木、水果和畜產品，又為輕工基地、外貿基地打了基礎。福建歷來是出人才的地方，科學教育這方面也是個優勢，可以成為科教基地。”

項南提醒人們要重視林業與旅游業的結合。1981年，他考察武夷山后說：“這么好的風景區，將來來這里旅游的人，不是幾萬，而是幾十萬、幾百萬。”當地委書記反映沒錢開發時，項南表示，5年之內，省里每年撥給武夷山100萬元。1982年，武夷山被國務院列為全國第一批風景名勝區。近年來，武夷山被評為世界地質和人文雙遺產。

此外，項南非常重視發展鄉鎮企業（社隊企業）。他對晉江發展以加工業為主的社隊企業極力贊揚。陳棣是福建第一個億元鄉鎮，項南多次來此考察，稱陳棣是“鄉鎮企業一枝花”。

“給企業松綁，讓包字進城”

在抓好農村改革的同時，項南又大膽地探索工業企業、商業流通和物價等方面的改革，使福建城市改革蓬勃興起。

1984年3月23日，在福州參加福建省廠長經理研究會成立大會的55位廠長經理，聯名給省領導寫了一封信，呼吁要“給企業松綁放權”。

項南對此積極支持，他說：“廠長經理的要求是正確的、革命的，各部委、各主管廳局，對此要拿出明確的態度，給予大力支持。要把捆在他們身上的繩索解開，讓他們前進，讓他們發展，讓他們起飛。”同時，他把“松綁放權”呼吁書批給《福建日報》在一版頭條發表，并且親自寫了一段飽含激情的導語，說此信“情辭懇切，使人有一種再不改革、再不放權真的就不能前進了的感覺”。隨后，《福建日報》對“松綁”問題做了連續宣傳報道。

在項南的督促下，福建省企業改革自此開始：省經委提出十項措施，包括鼓勵直接出口產品、下放技術改造項目審批權等；省財政廳提出：同意企業獎金由其自行支配，不封頂、不保底，內部實行浮動工資；省委組織部和省人事局提出措施，同意企業中層干部由企業自行任免，并打破干部終身制；省勞動局提出，企業可根據勞動計劃公開考核招工，企業有權選定工資形式……

在支持向企業家“松綁”放權的同時，項南強調，為改革城市經濟中普遍存在的吃“大鍋飯”的弊端，必須讓“包”字進城。項南在調研中發現，工業、商業、建筑業、服務業之所以普遍存在經濟效益不高、服務質量不好的問題，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把職工收入的高低同企業經營好壞和個人貢獻大小結合起來，就是沒有打破分配上的平均主義：企業在吃國家的“大鍋飯”，職工在吃企業的“大鍋飯”。

項南倡導“包”字進城，既可保證國家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又可保證企業有一定的財力和經營管理上的自主權。抓住一個“包”字，就抓住了體制改革的關鍵，抓住了要害，效益就能提高，工期就能縮短，浪費就能減少，技術就能進步，服務質量就能改善，工人、干部、技術人員的積極性就能大大地調動起來。一個“松綁”放權，一個“包”字進城，這兩次改革都是觸及了城市改革中的較深層次問題。（張樹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