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實施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取得了令人贊嘆不已的成就，這極大程度地吸引了國際友人對延安關注的目光。他們紛紛從世界各地來到延安。在這里，他們既受到黨的尊重、愛護和重用，又在黨的支持與幫助之下在各自最能發揮專長和才華的工作崗位上為中國抗戰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德國記者漢斯·希伯“為抗擊日寇血染沂蒙”

抗戰前線是生死存亡的較量舞臺。不少國際友人以高度的責任感、事業心以及忘我工作的犧牲精神主動要求奔赴抗日戰爭最前線。德國記者漢斯·希伯就是其中的一位。希伯既是客觀報道敵后抗日根據地實況的優秀記者，又是在必要的時候能夠勇敢地“拿起武器與敵人進行殊死戰斗的不屈戰士”。

1941年秋天，日軍發動了對山東沂蒙山區的空前大掃蕩。希伯跟隨八路軍一一五師師部參加了反掃蕩。部隊首長為了他的安全，曾勸他離魯返滬（當時他的妻子秋迪正在上海工作），但他卻執意不肯。他告訴部隊首長，正因為沂蒙山區遇到危險和困難，所以才不能走。最后他執意留下，與根據地黨政機關人員一起行軍，同時進行采訪。在戰地采訪過程中，他寫下了《中國抗戰中的八路軍新四軍》《為收復山東而斗爭》《八路軍在山東》《無聲的戰斗》《在日寇占領區的旅行》《反“掃蕩”日記》等報告和通訊特寫，隨即將其轉發給在上海的妻子秋迪，讓她再轉發給英美等國的報紙雜志發表。11月底，希伯在隨部隊轉移途中到沂南縣崖子鄉西梭一帶采訪，不幸被日軍的一個混成旅所包圍。希伯和八路軍官兵并肩戰斗，最后英勇犧牲，年僅44歲。

羅榮桓政委得到這一消息后，十分悲痛，他親自口授，向黨中央和毛澤東發電報：“知名作家兼太平洋學會記者、德國共產黨員希伯同志，將中國人民的正義斗爭事業看作是他自己的事業，沖破艱險來到山東敵后，支持我們的抗日戰爭，極大地鼓舞了我們的斗志。他意志堅強，不知疲倦地工作，將任務看得重于生命，不但用筆戰斗，而且在目睹敵人殘酷暴行后，毅然穿上八路軍軍裝，拿槍參加了反‘掃蕩’，不幸于11月30日在沂蒙山區大青山戰斗中為抗擊日寇血染沂蒙。他是一位偉大的新聞戰士，更是一位偉大的從事于世界革命的共產主義戰士，從他身上體現了各國革命人民之間的崇高友誼。”

美國醫生馬海德是來邊區根據地的第一個外國醫生，一直留在陜北工作

延安時期，到中國各抗日根據地開展醫療活動的國際友人有30多人。如美國醫生馬海德、加拿大醫生諾爾曼·白求恩及其率領的加美援華醫療隊、印度醫生愛德華及其率領的印度援華醫療隊等。

在這些國際友人中間，美國醫生馬海德是到黨領導下的邊區根據地的第一個外國醫生。他于1936年7月和斯諾一起到達陜北之后，就一直留在陜北工作。抗日戰爭開始以后，諾爾曼·白求恩率領的加美援華醫療隊、愛德華率領的印度援華醫療隊先后到達延安，其中加拿大醫生白求恩和印度醫生柯棣華還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其實，這些醫生或者醫療隊來到中國的抗日戰場，除了大力救死扶傷之外，還積極參與籌設醫療機構，培訓醫療人員，如國際醫療隊積極創辦多所衛生學校培養醫務人員；白求恩為晉察冀軍區衛生學校擬定教學計劃與編寫教材；柯棣華親自擔任晉察冀根據地白求恩衛生學校的教學任務。可以說，這些醫務人員為抗日戰爭時期中國醫療衛生人才培養做出了貢獻。

美國記者斯諾的書和報道，讓中外讀者終于弄明白了國共兩黨的本質區別

延安時期，來到邊區的國際友人以記者和作家居多，這是國際友人中間的一支主要力量。他們“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八路軍、新四軍和敵后游擊戰爭的戰績與巨大威力，在全世界的范圍內進行了廣泛的傳播，展示了中國共產黨的形象，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影響，甚至影響到一些國家的決策層”。在這些記者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采訪效果最具有轟動效應。

斯諾用自己樸實的文字和大量真實的照片，向全世界人民介紹了中國共產黨所進行的革命斗爭實況，報道了中國工農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壯舉，敘述了陜甘寧邊區及其他革命根據地的新情況與新景象，記述了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的革命活動概況。

許多中外讀者正是讀了斯諾的書和報道，才終于弄明白了國共兩黨的本質區別，有些人因此而走上了中國共產黨所指引的道路，如一些回國抗戰的青年華僑，他們沖破敵占區和國統區的重重障礙，不惜犧牲一切直至自己的生命，也要走到解放區，走到自己朝思暮想的革命圣地，去實現心中的夢想。關于這一點，從謝偉思給美國國務院備忘錄的報告之中可以得到有力的佐證：他們通過對邊區的考察，認為自己好像是來到了另一個國家、另一個地區。在這里，他們不僅見到了不同的人民，而且也感覺到了其“精神面貌和氣氛是如此之不同”。

英國青年喬治·何克為“工合”運動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延安時期，邊區生產力發展水平十分低下。這里不僅工業基礎薄弱，工業生產方式落后，而且通訊條件極為不便。但是一些學有專長的國際友人得知邊區這些實際情況之后，卻毅然決然地決定要把自己的青春和熱血奉獻給這片讓人心動和熱血沸騰的土地。新西蘭友人、“中國工業合作協會”技術專家路易·艾黎，于1939年至1941年三次奔赴延安，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創辦了“延安工合事務所”，為發展陜甘寧邊區的軍用和民用工業付出了心血。

英國青年喬治·何克1938年6月訪問延安時，深為延安到處呈現出來的蓬勃發展生機與活力所感動，隨即決定留下來，并和艾黎一起在甘肅山丹創辦“工合”培黎工藝學校并任校長，為“工合”運動培養專業技術人才。1945年7月，何克由于感染破傷風去世，為“工合”運動獻出了年輕的生命。“工合”運動不僅彌補了戰時生產的不足，打破了敵人的經濟封鎖，而且還成為敵后抗日根據地經濟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對支持長期抗戰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延安時期國際友人對中國抗戰的歷史性貢獻中，我們可以得到諸多有益的啟迪，即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國際友人仍然能夠發揮出獨特優勢。他們可以用西方民眾能夠理解、樂于接受的話語體系，講述中國共產黨的故事、中國人民的故事和中國的故事。這是增強中國對外話語創造力、感召力和公信力的有效路徑。

（作者為河南科技大學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教授）

原載：北京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