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共產黨宣言》發表170周年。1848年2月24日，馬克思、恩格斯所著《共產黨宣言》的正式發表。這一為共產主義者同盟起草的、關于共產主義的首個綱領性文獻，完整、系統、嚴密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思想，是共產主義信仰者和廣大進步人士的行動指南，堪稱歷史進步的偉大旗幟。陳望道譯著的《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在上海秘密刊印并向全國傳播，為創建中國共產黨提供了理論指導，教育和引導了一大批先進的知識分子和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其深遠的歷史意義和重要的現實意義不言而喻。

毛澤東：《共產黨宣言》使其終生樹起馬克思主義信仰

1918年8月，毛澤東經人介紹到北大圖書館做助理員，在李大釗的影響下，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1919年12月，為領導湖南社會各界驅逐軍閥張繼堯的斗爭，他第二次來京，使他完成了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1920年1月4日，毛澤東的老師黎錦熙來看他時，發現他辦公桌上放著《國民》雜志，這本雜志載有《共產黨宣言》的前半部分，他為《共產黨宣言》的內容和精神所震撼，推薦黎錦熙也讀一讀。

1920年5月，毛澤東第二次到上海找陳獨秀，此時，陳獨秀正為籌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忙碌著，并在校閱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譯稿，隨即將清樣送給他詳閱。他回憶說：“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時候，曾經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陳獨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6年，毛澤東與美國記者斯諾在陜北談話期間在回顧自己的思想轉變情況時說：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有三本書特別深刻地銘記在我的心中，使我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接受馬克思主義，認為它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就一直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考茨基著的《階級斗爭》，以及柯卡普著的《社會主義史》。

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終生酷愛讀書的毛澤東在一生中讀的遍數最多、讀的最熟、讀的時間最長的一本書，就是《共產黨宣言》。自接觸這本書后他就愛不釋手，以后經常津津有味地閱讀，書中的許多精辟論斷他幾乎背下來。1939年底，他在延安時對一位進馬列學院學習的同志說：“《共產黨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問題我就翻閱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有時只閱讀一兩段，有時全篇都讀，每閱讀一次，我都有所啟發。我寫《新民主主義論》時，《共產黨宣言》被翻閱過多次，讀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于應用，要應用就要經常讀、重點讀，讀些馬列主義經典著作，還可以從中了解馬克思主義發展過程，在各種理論觀點的爭論和批判中，加深對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的認識。”后來的幾十年里，他自己說仍然“每年都把《共產黨宣言》讀幾遍”。

毛澤東不僅研讀《共產黨宣言》中文版，而且對英文版也頗感興趣。1954年秋，已經61歲的毛澤東竟然開始學起英語，據他當年的秘書林克回憶說：“從1954年秋天起，毛主席重新開始學英語。毛主席想學一些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英文本，第一本選的就是《共產黨宣言》。”這本書的文字比較艱深，而且生字比較多，學起來當然有不少困難，但他從《共產黨宣言》第一頁到最后一頁，全部都密密麻麻地標注得很整齊、很仔細。這部英文版的《共產黨宣言》一直陪伴他到晚年。毛澤東每讀一遍，就補注一次。毛澤東說：“我活一天就要學習一天，盡可能多學一點，不然，見馬克思的時候怎么辦？”

毛澤東不僅自己讀《共產黨宣言》，還號召全黨也來讀，在革命戰爭時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全黨學習馬列主義理論活動時，他均將《共產黨宣言》列入其中。如，在籌劃指揮三大戰役取得解放戰爭的決定性勝利后，1949年3月，黨中央在西柏坡舉行七屆二中全會。為更有效提高全黨的政治理論水平，黨中央重新編審了一套干部必讀書目，由毛澤東審批送交七屆二中全會。這套“干部必讀”共計12種，它們是：《共產黨宣言》《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國家與革命》《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論列寧主義基礎》《聯共（布）黨史》《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建設》《列寧斯大林論中國》《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

朱德：做好這個工作有世界意義

朱德在青年時代通過閱讀《新青年》等進步報刊，接觸了共產主義新思潮。1922年，已36歲的朱德千里迢迢前往馬克思、恩格斯的故鄉追求真理。

在德國，朱德很快就找到了革命的組織，并立即加入了在柏林的中國共產黨支部。當時他將主要的工作和精力放在了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著作上，如饑似渴地閱讀了《共產黨宣言》等著作。1925年他根據中共旅莫斯科支部的安排，進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系統學習了辯證唯物論和政治經濟學，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得到進一步提高。他在講述這段經歷時說：“經過許多艱難困苦，我終于找到了一條道路，只有這條唯一的道路，才能使中國走到真正的民主共和國，才能最后實現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社會。這條道路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道路。”

1926年7月，朱德重返祖國，毅然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此后，無論革命形勢多么危急，他都對《共產黨宣言》等經典著作勤學不輟，在艱苦的長征路上，在太行山的密林里，在延安的窯洞中，都留下了他刻苦學習的身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朱德擔負著繁重的領導工作，但對學習他絲毫不放松，反而更如饑似渴地讀書。在1967年前后，他再次認真通讀了《共產黨宣言》等32本馬列著作，其中大部分篇目都讀了兩遍，并且寫了許多讀書筆記。

1976年5月18日，朱德收到中央黨校顧問成仿吾送來的《共產黨宣言》新譯本后，十分高興。第二天，他就對照舊譯本仔細研讀了一遍，隨后還決定親自登門去看望成仿吾。身邊的工作人員說：“您老人家年紀這么大了，還是把他接來談談吧。”朱德說：“為什么要讓人家來看我呢？他的年紀和我差不多，還是我去看他吧！”5月21日，90高齡的朱德到中央黨校拜訪成仿吾，對其工作表示感謝和鼓勵。交談中，他談了忠實原著翻譯和學習《共產黨宣言》等馬列經典著作的重要性，稱贊成仿吾做了件很有意義的工作，新譯本通俗易懂，可以一口氣讀下來，他再三強調有了好譯本才能弄懂弄通馬克思主義。最后意味深長地說：“做好這個工作有世界意義。”

周恩來：長征時把《共產黨宣言》當作“貼身伙伴”

1936年，周恩來在與斯諾的談話中曾回憶說，在赴法國之前，他便讀過《共產黨宣言》，在思想上信念上都深受觸動。

烽火連天的抗日戰爭時期，身兼黨政軍要職的周恩來，在運籌帷幄之余，總是擠出時間來研讀《共產黨宣言》等馬列著作和毛澤東著作。后來不論在什么地方也總是抓緊時間，不知疲倦地學習《共產黨宣言》等理論著述，從中汲取營養力量。

在延安時期，中共中央專門把《共產黨宣言》等5本書指定為“干部必讀書”，他更是結合中國革命實踐潛心對照“取經”。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周恩來始終關注著《共產黨宣言》首譯本的尋找。在全國第一屆文代會上，周恩來當著代表們的面意味深長地說：“陳望道先生，我們都是您教育出來的。”

1975年1月，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全國人大四屆一次會議上，身患癌癥的他還關切地詢問陳望道是否找到首譯本。陳望道遺憾地搖了搖頭。周恩來為此十分抱憾地說：“這是馬列老祖宗在我們中國的第一本經典著作，找不到它，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心病啊！”并且深情地說：“當年長征的時候我就把《共產黨宣言》當作‘貼身伙伴’，如果能找到第一版本的《共產黨宣言》，我真想再看一遍。”

就在這年秋天，山東廣饒發現了中文第一版《共產黨宣言》，這正是周恩來和陳望道急于尋找的首譯本。

劉少奇：從《共產黨宣言》中了解到共產黨是怎樣一個黨

上海黨的早期組織成立后，在上海創辦了一所干部學校，對外宣稱外國語學社。1920年夏秋之際，劉少奇、任弼時、羅亦農、蕭勁光等都是這里的學員。那時，每個學員都發一本《共產黨宣言》，并由陳望道給他們講授。

從此，劉少奇開始認真閱讀《共產黨宣言》，并聯系思考中國革命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在回憶這一時期說：“那時我還沒有參加共產黨，我在考慮入不入黨的問題。當時我把《共產黨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幾遍……從這本書中，我了解了共產黨是干什么的，是怎樣的一個黨，我準不準備獻身于這個黨所從事的事業，經過一段時間的深思熟慮，最后決定參加共產黨，同時也準備獻身于黨的事業。”

1921年5月，莫斯科東方大學成立了，劉少奇被組織上派往東方大學的中國班，學習的主要課程就有《共產黨宣言》。他對馬克思主義這部經典著作的學習非常刻苦，后來寫下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等許多光輝篇章，為傳播和實踐《宣言》的偉大思想作出了重要貢獻。

原載：人民政協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