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是從一名愛國主義者、民主主義者成長為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的。他是中國共產黨人中的杰出代表，是我國民族英雄璀璨群星中的一顆巨星。
　　“問題就是非得救國不可”
　　1886年，朱德出生于四川省儀隴縣一個貧苦佃農家庭。此時，中國正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人民遭受著前所未有的苦難。在殘酷的社會現實面前，朱德的思想早早地“慢慢開展了”，理解了“讀書不忘救國”的道理，并且“已經懂得問國家事”。他立下了“祖國安危人有責，沖天壯志付飛鵬”的遠大志向，苦苦思索和探求救國救民的道路。
　　1908年春，受了兩年新式學堂教育的朱德，回儀隴縣立高等小學堂任教。但“那時新舊思想沖突得很厲害。我們抱了科學民主的思想，想在家鄉做點事情，守舊的豪紳們便出來反對我們”，“我開始了反對封建主義的真正斗爭”。一年下來，他“對社會上新舊勢力的斗爭，政治上各種陰謀壓迫都有了新的認識，對于新的發展感覺到更需要”。他覺得“教書不是一條生路”，下定決心去云南，投筆從戎。“決心是怎樣下的呢？問題就是非得救國不可。”
　　“有必要學習俄國的新式革命理論和革命方法，來從頭進行革命”
　　1909年，朱德遠赴昆明云南陸軍講武堂求學。他接受孫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加入了同盟會。他積極投身辛亥革命，參加了護國戰爭和護法戰爭，成為滇軍名將。
　　但辛亥革命和護國戰爭的勝利，并沒有能使中國擺脫黑暗，也沒有能使朱德實現理想。“真正的革命者有的灰心了，有的被趕跑了，縱然想要繼續努力，為創造一個中華民族的民主共和國而奮斗，但他們迷失方向了。”朱德認識到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無法解決中華民族出路問題，不能救中國。
　　真正使朱德的思想發生重大轉折的，是五四運動。運動的浪潮把大量傳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書刊帶進瀘州。朱德從這些書刊中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等各種思潮。他對這些思潮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眼界被大大打開了。從1919年下半年起，朱德就和好友孫炳文埋頭書齋，閱讀《新青年》《每周評論》《新潮》等進步刊物，討論他們所共同關注的問題。他開始用一種新的眼光去探尋中國的前途，感到以往的革命之所以最終沒有取得成功，“一定是在某個根本性的問題上出了毛病”。
　　書刊中介紹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俄國革命的不斷勝利，給了我希望。”“凡是我能找到的有關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的材料，我都讀了。”他對于“蘇聯那種‘不做工不吃飯’的辦法很感同情”，認為“單吃飯不做工，就是封建社會的寄生蟲”。他認識到“用老的軍事斗爭的辦法不能達到革命的目的”，“有必要學習俄國的新式革命理論和革命方法，來從頭進行革命”。
　　“那時我已認清學習馬克思主義是我唯一的出路了”
　　1922年3月，朱德離開云南，尋找救國救民真理。5月下旬，他應原川軍總司令劉湘和川軍第二軍軍長楊森之邀，抵達重慶。楊森以師長之位留朱德共事。朱德以將要出國為由，婉言謝絕。劉湘以出國浪費時間和金錢為由，勸朱德赴峨眉山休養。朱德表示這是以往失意軍閥政客的所謂“韜光養晦”之舉，不屑仿效。6月，朱德乘船抵達上海。他閱讀了朋友送來的書報雜志，了解了“有關新的工人運動和領導運動的共產黨的消息”，產生了要與中國共產黨取得聯系并加入這一組織的愿望。在上海，朱德沒有找到共產黨，他決定去北京繼續尋找。7月，朱德抵達北京，見到了闊別近兩年的孫炳文。但令人失望的是，他在北京也沒有找到共產黨的負責人。不久，他得知共產黨負責人陳獨秀在上海，便和孫炳文啟程返回上海。他們先拜訪了孫中山。孫中山要求朱德組織滇軍到廣東攻打軍閥陳炯明，并答應先付軍餉10萬元。但朱德以決心出國為由，婉言謝絕了孫中山。孫中山建議他去美國留學。但朱德“已認清學習馬克思主義是我唯一的出路了”。他說：“我們愿意到歐洲是因為聽說社會主義運動在歐洲最強大。”他告訴孫中山：“我們決定到外國留學，在重新回到中國的政治生活之前，要先會見共產黨人，研究共產主義。省港大罷工的勝利和工人運動在中國的興起，向我們證明，共產黨人知道一些我們應該知道的事情。”
　　幾天后，朱德拜見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向他提出入黨的要求。他原以為只要一提出加入共產黨的申請，就可以被接受。但像朱德這樣在舊軍隊中有著很高地位的人要求參加中國共產黨，這在以前還不曾有過。陳獨秀說，要參加共產黨的話，必須以工人的事業為自己的事業，并且準備為它獻出生命。對于像朱德這樣的人來說，就需要長時間的學習和真誠的申請。朱德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愿望沒有實現，只能按計劃和孫炳文一起到歐洲去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
   “一定會努力學習和工作，只要不再回到舊的生活里去”
　　1922年9月，朱德同孫炳文等人一起遠渡重洋，前往歐洲。此時，他已經36歲了。
　　10月，朱德抵達巴黎。他聽說在歐洲的中國留學生中已經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旅法組織，其主要組織者周恩來住在德國柏林。他便和孫炳文立即趕赴柏林，找到了周恩來的住所。這是朱德一生中特別難忘的日子。抗戰初期，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在采訪朱德后詳細描述過那天會面的場景。
　　“周恩來的房門打開時，他們看到的是一個身材瘦長、比普通人略高一點的人，兩眼閃著光輝，面貌很引人注意，稱得上清秀。可是，那是個男子漢的面龐，嚴肅而聰穎，朱德看他大概是二十五六歲的年齡。”
　　“朱德顧不得拉過來的椅子，端端正正地站在這個比他年輕十歲的青年面前，用平穩的語調，說明自己的身份和經歷：他怎樣逃出云南，怎樣會見孫中山，怎樣在上海被陳獨秀拒絕，怎樣為了尋求自己的新的生活方式和中國的新的革命道路而來到歐洲。他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柏林的黨組織，他一定會努力學習和工作，只要不再回到舊的生活里去——它已經在他的腳底下化為塵埃了，派他做什么工作都行。”
　　“兩位來客把經歷說完后，周恩來微笑著說，他可以幫他們找到住的地方，替他們辦理加入黨在柏林的支部的手續，在入黨申請書寄往中國而尚未批準之前，暫作候補黨員。”之后，朱德以“候補黨員”身份旁聽參加黨組織的學習討論會，會后由黨組織安排專人幫助學習。
　　11月，經中共旅歐組織負責人張申府、周恩來介紹，朱德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朱德就義無反顧地走上為黨和人民事業而奮斗的偉大道路，牢記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使命，把自己的一切奉獻給了共產主義崇高事業。
　　以革命之憂為憂，以革命之樂為樂，終身為革命事業奮斗
　　在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樹立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的崇高理想后，無論面對什么樣的艱難險阻和重大挫折，朱德始終沒有動搖。越是危難關頭，他越是信念堅定。南昌起義部隊南下潮汕失敗，朱德所部孤立無援，他挺身而出，穩住軍心，斬釘截鐵地說，黑暗是暫時的，要革命的跟我走，最后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延安時期，為了鼓勵干部學習，黨中央曾規定以馬克思的生日5月5日為“干部學習節”，他被評為第一屆學習節的“模范學生”。
　　80歲時，朱德還堅持研讀黨中央規定學習的32本馬列著作。他說，“學習馬列主義，第一便要求能正確地認識客觀現實、認識世界”，“第二個要求，便是理論與實踐的一致，把理論運用在實踐中來改造實際，從改造實際中更加豐富了發展了理論的內容”。
　　89歲時，他親筆寫下“革命到底”的條幅以銘志。90歲時，他又寫下“全黨團結緊，險峰敢登攀”的詩句。在臨終前不到兩個月，他看到《共產黨宣言》新譯本后，不顧年高體弱，驅車到中央黨校，看望參與翻譯的同志，一起交流對這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學習心得。
　　在去世前他不止一次講過：我只有兩萬元存款，這筆錢不要動用，不要分給孩子們，作為我的黨費，交給組織。朱德逝世后，康克清遵照他的遺愿，將兩萬多元存款，全部作為黨費交給組織。
　　（作者系朱德思想生平研究分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