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性是黨的世界觀、方法論、價值取向、理想信念、組織觀念的綜合反映，既是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集中體現，又是捍衛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思想長城。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全黨要更加自覺地堅定黨性原則，勇于直面問題，敢于刮骨療毒，消除一切損害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蝕黨的健康肌體的病毒。”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以問題意識為導向，有領導、有計劃、有組織、有準備、有步驟地消除了制約黨的發展的問題，健康了黨的肌體，增強了黨的戰斗力。總結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增強黨性的問題意識與導向，對新時代黨的建設有重要的歷史借鑒意義。

　　一、以使命為引領，敢于直面黨性上存在的問題。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不斷發展壯大，同時阻礙黨的健康發展的因素與現象，如個人主義、英雄主義、無組織的狀態等也日益凸顯。黨中央敏銳地意識到這些問題與黨的發展之間已構成巨大矛盾，明確指出“決不可輕視這個絕大的問題”（《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601頁）。1941年7月1日，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周年之際，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其中對違反黨性傾向的問題，如政治上自由行動、組織上自成系統、思想上個人主義盛行進行了總結和說明，激起全黨上下對黨性問題的高度關注。毛澤東1942年4月20日在中央學習組作報告時指出，從這一決定開始，“我們才全體地、從上而下地、一致地注意了這個問題，這個意義非常之大”（《毛澤東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頁）。在整風運動期間，中央又明確提出黨在學風、黨風、文風上分別存在違背黨性原則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問題，要求全黨切實加以克服。1944年3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要注意消除山頭主義。“山頭主義是目前黨內最主要的具體的問題”（《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6頁）。為徹底統一黨的思想，清除歷史問題遺毒對黨的影響，整風運動后期，中央又有組織地對黨內歷史問題進行討論和總結，通過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隨著抗日戰爭進入尾聲，中國共產黨意識到，“我們將出現為中國最強有力的政治力量，由我們來決定中國命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2冊，第657頁）。為此，黨的七大通過的黨章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在于自己的堅強團結、意志統一、行動一致。“在黨內不容許有離開黨的綱領和黨章的行為，不能容許有破壞黨紀、向黨鬧獨立性、小組織活動及陽奉陰違的兩面行為”（《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第55頁）。問題是時代的最強音，用問題意識捕捉黨性發展上的雜音和雜質，是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對癥下藥增強黨性的先導，正如毛澤東在七大上的結論指出：“我們要提倡想問題。”（《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397頁）

　　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深入分析黨性上存在的問題。延安時期黨在直面黨性問題的同時也對這些問題的根源及性質進行了分析研究。任弼時1941年在《為什么做出增強黨性決定》的報告中指出，其提出的政治原因為黨已經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處于舉足輕重的地位；社會原因是中國是個小農經濟為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小資產階級眾多，黨員思想很容易受小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現實原因是黨長期處于農村分散的游擊環境中，地方容易產生與中央不統一行動、不統一意志、不統一紀律的問題，而黨內新進的眾多黨員又沒有進行系統的黨性教育，給黨的發展造成了巨大的隱患；外在原因是國民黨反動派及敵對勢力一直試圖破壞黨的團結統一，因此綜合種種原因，用黨性堅定黨員的政治立場和組織觀念，對黨的鞏固發展已刻不容緩。在延安整風反對“三風”的問題上，毛澤東解釋了為什么要重點反對主觀主義。他指出宗派主義、黨八股歸根結底是主觀主義的思想流毒，歷史上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也是主觀主義的表現，主觀主義是黨性不純的大敵，所以，“只有打倒了主觀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才會抬頭，黨性才會鞏固，革命才會勝利”（《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00頁）。在分析山頭主義時，毛澤東指出，“山頭主義的社會歷史根源，是中國小資產階級的特別廣大和長期被敵人分割的農村根據地，而黨內教育不足則是其主觀原因”（《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940頁）。就黨內不停出現的違反黨性傾向問題的性質而言，毛澤東指出它們實際上是黨外小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不是個人問題，而是社會現象，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必然現象”（《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93頁）。從矛盾分析角度出發，劉少奇在《論黨》中指出黨內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思想與非無產階級思想的矛盾，黨性問題實際上是這一主要矛盾的具體體現。問題是事物的本來面目，從馬克思主義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原理、系統分析、階級分析、矛盾分析的方法出發，延安時期黨運用馬克思主義深入把握了黨性問題的深刻根源，抓住了黨性問題的主要矛盾，為科學解決黨性問題提供了理性依據，是延安時期有效增強黨性的關鍵環節。

　　三、以辯證法為方法，科學解決黨性上存在的問題。延安時期黨內存在的違反黨性傾向的問題，此前也一直存在，黨內也曾采取措施予以糾正，但過于偏重組織解決，沒有從思想上予以徹底解決，結果問題照出。毛澤東指出：“如果事情沒有搞好，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沒有照辯證法辦事。”（《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256頁）延安時期，黨逐步意識到黨性問題的主要矛盾為無產階級思想與非無產階級思想的矛盾，后者是問題的主要方面，增強黨性實際上是要求黨員用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去同自己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意識進行斗爭。為引導全體黨員更好地增強黨性，延安時期黨逐漸探索出了一條以思想建設為根本，以組織領導為保證的發展路徑。在思想教育方面，為徹底打倒主觀主義，黨內大力開展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運動，在學習過程中一再倡導理論與實踐統一的學習方法；同時，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要求黨員走出學校，走出機關，走進基層，聯系群眾進行經常的系統的調查研究，端正了黨員對中國實際問題的認識；為純潔黨性，還倡導黨內進行實事求是的思想斗爭，以批評與自我批評為武器，不斷清除黨員思想上的政治微生物和病毒。在組織領導方面，黨內確立了“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組織原則，通過了《關于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和《關于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加強了黨的一元化領導，建立健全了報告制度，從立規立紀上維護中央權威。延安時期為保證思想建設的有效進行，組織領導上進行了相應的配合和保證，中央專門成立干部教育部，從中央至地方成立調查局（室），增設馬列主義學院，成立高級學習組等，要求從中央委員以至每個黨組織的負責領導者，都必須參加支部組織，過一定的黨的組織生活，虛心聽取黨員群眾對于自己的批評，還要求領導干部用科學的領導方式加強黨性建設等。同時為保證紀律得到有效執行，在思想建設的過程中也非常注重紀律教育等。延安時期，通過思想上的根本改造和組織上的規范領導，最終統一了全黨的意志和紀律，增強了黨員的政治意識和黨性。在“七大”前夕，“全黨已經空前一致地認識了毛澤東同志的路線的正確性，空前自覺地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下了”（《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998—999頁）。堅持問題意識與問題導向，堅持用重點論和兩點論統一的方法解決黨性問題，是延安時期有效增強黨性的科學方法與成功經驗。（作者：覃采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