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誕生被稱為“開天辟地的大事變”。對這樣一個大事變的解讀，不能簡單化，更不能碎片化。改革開放以來，有關這段歷史的研究有不少突破。學術界對中共建黨的背景、過程和細節有了更全面、更準確的了解。這有助于我們認識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歷史必然性。

深化認知三個背景

在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傳統敘述中，背景部分主要有三個因素：一是鴉片戰爭后中國社會性質的變化和世紀之交民族危機的出現；二是辛亥革命后興起的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三是俄國十月革命與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近30多年來的研究把這三個因素置于一個更宏大的歷史框架之內，開闊和深化了人們對中共建黨背景的認識。

新的研究凸顯階級結構和社會結構的變化。清末“新政”未能改變清王朝覆滅的命運，卻開啟了發展民族實業和西式教育的大門。各種工商企業的開辦和商會的成立，增強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勢力，也使工人階級隊伍迅速擴大。科舉制度的廢除和新式學堂的興辦，則使新型知識分子群體得以形成。與之相呼應，報刊出版業的發展為新思想、新觀念的傳播提供了有力工具。社會結構和階級結構的這種變化，促成了中國近代意義上民族主義的萌生，也為即將到來的偉大革命時代準備了物質、人才和思想基礎。

新的研究豐富了對辛亥革命和新文化運動的認識，更全面揭示中共孕育和誕生所需要的一些前提條件。對于辛亥革命，新的研究提供了若干補充，比較重要的有兩點：一是掀起了中國近代政黨政治的第一波浪潮；二是加快了經濟、文化和思想觀念、生活方式、行為準則、價值判斷、風俗習慣等諸多方面的轉變。至于新文化運動，早期的基本內容有兩個：一是提倡民主和科學；二是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實行文學革命，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傳統敘述以前者為重點，這是有道理的；但新的研究表明，后一方面的作用也不可低估。革新文學與革新政治有機聯系起來，就使得新文化運動成了一場影響深遠的啟蒙運動。

新的研究表明中國先進分子救國救民探索的方向在1920年前后發生轉折。它是國內政局動蕩、第一次世界大戰、新文化運動、俄國革命包括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以及“五四”運動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交互作用的結果。其中，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蘇俄宣布放棄通過不平等條約從中國攫取的一切權益，進一步促使中國思想界迅速轉向社會主義。前者引發“五四”運動，激起了中國的民族主義浪潮；后者則博得了中國人對蘇俄的好感。

經歷三個重要環節

1919年至1922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關鍵階段。其間經歷了三個重要環節：一是選擇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黨的指導思想；二是從籌建黨的早期組織到形成統一的全國性政黨；三是提出中國第一個明確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綱領。

第一，經過初步比較和實踐，選擇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五四”運動之后，社會主義學說開始成為新思潮的主流。不過，當時傳播的社會主義學說十分龐雜，既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也有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新村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等各種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思想流派。中國的先進分子之所以最終選擇馬列主義，是因為它提供了當時中國社會所迫切需要的思想武器，即開展階級斗爭以實行社會革命、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建立具有高度組織紀律性的革命政黨。

第二，在較短時間內完成從醞釀到建立的過程，與蘇俄和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活動分不開。歷史地看，在世界性革命浪潮中，各國革命者互相支援是一種普遍現象。近來的研究證實：一方面，在中共建立過程中，蘇俄和共產國際的指導與資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蘇俄當時的對華政策是“腳踏幾只船”，其工作的主要對象和援助的重點并非中共而是國民黨。

第三，中國共產黨的綱領，以中國現實的政治需要為依托。中共二大通過對中國經濟政治狀況的分析，揭示出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并提出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最低綱領是打倒軍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這與中華民族面臨的歷史任務具有高度一致性。最高綱領是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這與中國傳統的“均貧富”和“大同”思想暗合。

第四，中國共產黨在最初的革命活動中，表現出鮮明的階級屬性。中共成立之初，黨員人數很少，幾乎是清一色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但是，共產黨采取了其他任何政黨都沒有采取過的辦法，即深入社會底層，與工農結合，發動工農運動。中國共產黨人真誠地相信，自己是中國工人階級、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代表者。這使得他們具有一種強烈的正義感和使命感，不畏艱險、前赴后繼，為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和中國人民的解放而英勇奮斗。

　思考三個重大問題

1922年初至1923年初，共產黨推動和領導了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這一輪斗爭的經歷，使黨認識到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重要作用和意義。隨后，在共產國際的撮合下，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實行合作，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

大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對中國共產黨的成長非常重要。這一時期，中共的活動雖多打著國民黨的旗號，但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幾乎完全由共產黨人負責；共產黨雖未直接掌握軍隊，但軍隊的政治工作基本由共產黨人負責；北方軍閥統治區的地下工作，也基本由年輕的共產黨員承擔。正是這三個方面的經驗，使得共產黨在此后同國民黨的長期斗爭中具有比較優勢。同時，中國革命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也初步顯現出來，主要是革命領導權問題、統一戰線問題和武裝斗爭問題。這些問題當時雖未能解決，卻迫使共產黨去思考，加快了政黨的成熟。

大革命的失敗表明，中國革命靠共產國際來指揮是行不通的，以城市為中心也是行不通的。經過挫折和摸索，中國共產黨終于找到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開始在中國大地上真正扎下根。進一步來看，開辟武裝斗爭、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實際上包含三個關鍵問題：

一是“打土豪、分田地”，開展土地革命，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這套辦法滿足了貧苦農民的訴求，使共產黨解決了怎樣在中國生存和立足、怎樣同中國社會結合在一起的問題。

二是支部建在連上，解決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問題。工農紅軍成為黨的可靠的政治工具，既是戰斗隊又是工作隊。軍隊可以不發餉，這原本是不可想象的，但共產黨做到了，靠的是黨員干部的先鋒模范作用，靠的是革命理想主義，靠的是官兵平等。

三是解決了在農民成分占黨員絕大多數的情況下，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紀律性，教育、動員和組織廣大群眾參與革命進程的問題。

由此可見，中國革命道路的選擇不僅與政治形勢有關，而且與中國的經濟基礎、社會狀況和階級狀況緊密結合在一起。在找到奪取革命勝利的正確路徑基礎上，中國共產黨就逐漸具備了獨立自主領導中國革命的能力。

（作者為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