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關于毛澤東1923年到廣州的時間，綜合有關史料加以考證，可以作出如下初步結論：1923年1月，中共中央決定調毛澤東到中央工作，參與籌備中共三大。4月，毛澤東離開長沙赴上海。此時，中共中央從上海遷往廣州。4月21日，毛澤東與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一起從上海乘船南下，于4月28日到達廣州。

[關鍵詞]毛澤東；馬林；廣州；上海；中共三大

1923年6月，毛澤東在廣州出席中共三大，并在會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后擔任中央局委員、秘書。那么，毛澤東是什么時候到的廣州呢？關于這一問題，學術界說法不盡相同。有的說，1923年4月，毛澤東離長沙去上海，到中共中央工作；6月上旬，離上海到廣州。【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10—111頁。本文所引關于毛澤東的生平史料，除特別說明者外，均引自該書。】有的則說得較為籠統：毛澤東到上海后不久，又會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等先期到達廣州。【參見《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95頁。】本文擬通過考察和分析中共中央機關遷移和毛澤東人際交往等相關史實，就毛澤東1923年到廣州的時間表、路線圖作出一些具體分析，以推動對這一問題的研究。

1923年4月，毛澤東奉調到中共中央工作

1923年毛澤東離開湖南，主要是因為中共中央決定調毛澤東到中央工作，參與籌辦中共三大。1922年底，陳獨秀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四大，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次年1月回國籌備召開中共三大，并通知毛澤東。1月27日，中央決定調毛澤東到中央工作，并派剛從法國回國的李維漢接任湘區委書記。【參見李永春編著《蔡和森年譜》，湘潭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32頁。】4月，毛澤東向李維漢移交湘區委的工作，然后離開湖南去上海。

當然，上海并非毛澤東此行的最終目的地。據接替毛澤東代理青年團湘區書記的戴曉云1923年4月14日給團中央的報告說：“潤之、少奇不日赴粵，開西全校會議。”【《湖南省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群團文件（1919—1924）》，中央檔案館、湖南省檔案館1983年編印，第84頁。】“開西全校會議”即召開中共三大。當然，后來由于劉少奇留在安源領導工人運動，改由安源黨組織負責人朱少連參加中共三大；而毛澤東“赴粵”一事，則是如這個報告所表明的，至少在1923年4月14日前既已確定了的。由此可見，毛澤東1923年4月奉調中央工作，實際上是先到上海再到廣州，或者說是“經滬赴粵”。

1923年4月，中共中央南遷廣州

既然毛澤東此行是“經滬赴粵”，是奉調到中央工作，那么要確定他到廣州的時間，就必須由中共中央從上海南遷廣州的時間說起。

1922年7月，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應據共產國際主席團7月18日決定，立即將駐地遷往廣州”【李忠杰、段東升主編《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檔案文獻選編》，中共黨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80頁。】。但由于陳炯明發動政變后，廣州局勢不明，該動議被擱置。1923年初，孫中山重新控制廣州，中共中央南遷具備了基本條件。

那么中共中央具體是在1923年的什么時候遷往廣州的呢？關于這一時間，目前也有不同說法。有的觀點認為，1923年3月26日，“中央機關隨陳獨秀遷到廣州”【朱洪：《從領袖到平民——陳獨秀沉浮錄》，檔案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頁。】。也有的觀點認為，1923年四五月間，中共中央由上海遷往廣州。【參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1921.7—2011.6）》，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頁。】有的觀點則說得更具體：1923年4月底由上海遷往廣州，到5月初最終完成。【參見王樹林：《從一大到三大中共中央局駐地的遷移》，《中共黨史資料》2006年第4期。】還有的觀點明確認為，1923年5月，在共產國際駐華代表馬林的催促下，中共中央才將機關駐地遷往廣州，并開始具體籌備中共三大。【參見尚連山、蘇若群：《從解密檔案看中共三大的三個問題》，《中共黨史研究》2013年第9期。】筆者考證認為，中共中央從上海遷到廣州是一項復雜的工作，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一段時間，但到1923年4月中下旬應該就已經基本完成。

最直接的證據，是馬林在廣州發給莫斯科的信函。1923年5月14日，馬林就華南形勢和當年4月9日至5月14日期間在中國的工作致莫斯科共產國際和紅色工會國際的信中說：1923年3月，陳獨秀前往廣州，和孫中山取得聯系。此后，中共中央機關報《向導》周報主編蔡和森也去了廣州。中央委員會駐地設在廣州。在這里，報紙能定期出版，香港和廣州各發行3000份。上海和北京各有一名中央委員會的同志，他們分別負責3000和2000份報紙的發行工作。馬林還說，中共三大將在當年6月10日開幕，他也參加了會議籌備工作。【參見李玉貞：《馬林傳》，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版，第392頁。】此外，5月30日，馬林給紅色工會國際書記處赫勒爾的信還說：“你大概已經知道，幾周來，黨的中央委員會就在廣州。”【李玉貞主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頁。】5月31日，馬林在致布哈林的信中談到他4月底到廣州的原因，其中一條就是“黨的中央委員會已到廣州”【李玉貞主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194頁。】。

馬林的說法可以得到其他一些史實印證。1923年3月26日，陳獨秀抵達廣州。【參見水如編《陳獨秀書信集》，新華出版社1987年版，第380頁。】4月10日，孫中山以“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的名義委任陳獨秀、譚平山為“大本營宣傳委員會委員”。【參見《孫中山全集》第7卷，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304頁。】4月中旬，蔡和森、向警予等人也到達廣州。4月18日，中共中央機關報《向導》周報在廣州出版第21期，發行處為廣州市昌興街28號1樓。【參見李永春編著《蔡和森年譜》，第136頁。】

更能說明問題的是，1923年4月30日，陳獨秀在廣州以中共中央負責人名義簽收了共產國際提供的經費：“今收到上海C.維里杰同志（時任蘇俄消費合作社上海辦事處主任——引者注）寄交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923年4、5兩月的經費”，1000墨西哥元。【參見李玉貞主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150頁。】

1923年4月下旬，毛澤東與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一起到廣州

那么，毛澤東究竟是何時到廣州的呢？據中央文獻研究室著《毛澤東傳》記載：“離湘赴滬后不久，毛澤東又會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等先期到達廣州，和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譚平山、蔡和森、陳潭秋、羅章龍等，為中共三大做準備工作。”【《毛澤東傳（1893—1949）》，第95頁。】這就為考察毛澤東從上海到廣州的時間提供了重要線索。

當時，毛澤東初從湖南上調中共中央任職，就工作關系而論，與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自上海同行南下是很自然的。而且，當時馬林與毛澤東的關系也確實比較融洽。

毛澤東1936年在與斯諾的談話中談到馬林時，稱贊他“精力充沛、富有口才”。兩人第一次見面是在中共一大期間，當時馬林是共產國際代表，作為湖南代表的毛澤東擔任會議記錄。第二次是1921年12月中旬，馬林到桂林會晤孫中山時途經長沙。毛澤東在文化書社接待馬林，并介紹馬林與黃愛、龐人銓等工人代表面談，“花了一個晚上給他們講階級斗爭、俄國革命”的情況。馬林對毛澤東及湖南黨組織的工作很滿意。他說：“我在長沙、桂林、廣州和海豐都參加了青年的集會。……只有長沙的青年組織舉行了反對華盛頓會議的示威游行并建立了一個紡織工人聯合會。”【李玉貞主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70頁。】

中共三大召開前夕，1923年5月31日，馬林就中國形勢和1923年5月15日至31日期間的工作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紅色工會國際、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部和東方部遠東局的報告再次對湖南黨組織的工作進行了肯定：大城市的工會工作，目前在鐵路工人和湖北、湖南兩省已初見成效。在上海、天津和香港，迄今收效不大。【參見李玉貞主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190—191頁。】這說明，當時毛澤東與馬林之間建立了比較融洽的工作關系和私人關系。

而馬林從上海到廣州的具體行程是明確的。1923年5月14日，馬林就華南形勢和1923年4月9日至5月14日期間在中國的工作致共產國際和紅色工會國際的信有詳細說明：4月21日從上海出發，4月28日到達廣州。途經汕頭時，孫中山的部下許崇智派了海軍的一艘運輸艇專程護送。在經過香港時，得到了當地海事警察的幫助。【參見李玉貞：《馬林傳》，第389頁。】此后一段時間，馬林一直在廣東活動。“五一”節期間，他在廣州一次公眾集會上發表演說。在5月份，馬林每周與孫中山會晤三至四次，還與陳獨秀一起為孫中山擬定了國民黨改組的計劃。6月初，馬林曾到東莞石龍討陳（炯明）前線，拜會在此督戰的孫中山。【參見李玉貞：《馬林傳》，第233—238頁。】沒有資料表明，馬林這期間曾返回上海，并再回到廣州。而且，當時上海與廣州之間交通不便，單程船期約需五天，往返約需十天甚至半月，如果期間馬林返回上海再回到廣州，與有記載的馬林參加活動的時間節點對應不起來。據此可以推斷，1923年毛澤東與馬林同行從上海到廣州，只能是4月下旬這一次。

基于上述，毛澤東1923年到廣州的時間表、路線圖可初步考證如下：1月下旬，中共中央決定調毛澤東到中央工作，參與籌備中共三大。4月，與李維漢辦理交接工作，離開湖南赴上海。由于當時中共中央從上海遷往廣州，4月21日，與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一起從上海乘船南下，于4月28日到達廣州。

（本文作者：歐陽湘，中共廣東省委黨校副研究員）

原載：黨的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