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5日，是我的伯伯、我們敬愛的周恩來總理誕辰120周年紀念日。接到《百年潮》雜志的約稿，我卻不知從何下筆，正好趕上電視劇《海棠依舊》剛剛播出不久，大家對劇中的情節印象還很深刻。我想，何不順著這部劇的內容和思路，補充一些劇中沒能講到、講全的細節呢？

需要說明的是，雖然我從小經常隨父母到西花廳看望伯伯周恩來和伯母鄧穎超，但那時年齡小，就知道到處玩兒，很少聽大人們談話，等到長大些，上了中學，可以聽懂一些事兒的時候，“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伯伯非常忙，能見到他、與他交流的機會就少多了。伯伯、伯母與我當面交談、關心教誨的事情，使我終生難忘。其他情況，則主要是從父母和兄弟姐妹們的講述中了解到的。

一

伯伯生前一直不讓我們親屬對外界講與他的關系，不許我們在外張揚，不讓我們給組織上添麻煩。他還為親屬們制定了“十條家規”：一、晚輩不準丟下工作專程來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順路時去看看；二、來者一律住國務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隊買飯菜，有工作的自己買飯菜票，沒工作的由總理代付伙食費；四、看戲以家屬身份買票入場，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許請客送禮；六、不許動用公家的汽車；七、凡個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別人代辦；八、生活要艱苦樸素；九、在任何場合都不要說出與總理的關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所以，很久以來，許多人都不知道我們家與周恩來的親屬關系，更不清楚是怎樣的一種具體情況。正因為如此，下面首先介紹一下我敬愛的伯伯周恩來和我的父親周恩壽之間的兄弟關系和感情，也算對電視劇《海棠依舊》中沒能描述到的情節作一點補充。

我父親的一奶同胞共兄弟三人，沒有姐妹。周恩來（字翔宇）是老大，夫人鄧穎超，膝下無子（曾有一子出生時夭折了），我們侄輩稱呼他伯伯。因伯伯在周氏家族同輩中排行老七，所以我們侄輩們稱鄧穎超為七媽。周恩溥（字博宇）是老二，小伯伯一歲，20世紀40年代就去世了；膝下一子名榮慶，于90年代初去世，他的夫人和子女現生活在河南焦作。我的父親周恩壽（字同宇）最小，是老三，小伯伯六歲；母親王士琴，與父親生養了我們三男三女，共六個孩子。

在伯伯九歲時，生母萬氏和養母陳氏先后病逝，因為我爺爺經常在外地工作，伯伯就自己帶著兩個年幼的弟弟一邊艱難度日，一邊在親戚家寄宿讀書。伯伯12歲時先是依靠他的伯伯（周貽賡，字曼青，我輩稱他四爺爺）到東北學習，后來又到天津南開學校上學，并開始了他的革命生涯。后來，我的二伯伯和我父親也到天津南開上學。隨著大伯伯在革命斗爭中的名聲越來越大，職務越來越高，我父親覺得“周恩壽”這個名字的前兩個字太敏感，容易使人產生聯想——“是周恩來家的什么人？”于是，我父親一直以“周同宇”的名義與外界交往聯系，以至于我小時候都不知道父親還有個名字叫“周恩壽”。

自1920年伯伯與我父親在天津分別（伯伯去法國留學，父親在南開上學），到1925年8月8日伯伯與七媽結婚，他們兄弟二人有五年沒有相見。我七媽從小到大一直與她的母親楊振德老夫人生活在一起，母女倆相依為命。七媽從天津到廣州與伯伯成親，成為革命隊伍中的一段佳話。可是，楊老夫人遠在天津思女心切，一定要去找女兒。一位孤身老人如何能長途跋涉前往遙遠的南方呢？于是，重任就落在我父親身上。

1925年10月，我父親陪護楊老夫人順利抵達廣州，親人團聚分外高興。當時黃埔軍校正好招生，我父親考上了黃埔四期政治科。兄弟二人，哥哥授課當老師，弟弟聽課做學生，他們在手足親情上又增添了一分革命師生、戰友與同志的關系。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伯伯被蔣介石排擠，暫時離開北伐軍，到上海領導武裝起義。我父親則參加了北伐戰爭，從廣州打到武漢，戰斗中腿部中彈，無法行走，是北伐軍總政治部代主任郭沫若和幾位戰友用一把椅子將他抬進武昌城的。

在北伐軍攻下武漢后，我父親在伯伯的領導下擔任了校級中層干部，但后來因為一次誤會，伯伯認為他的弟弟違反軍紀擅離職守，作為親屬更要嚴格要求、嚴肅處理，于是將我父親撤職查辦、關禁閉。父親實在承受不了這種處理，他沒有申辯，也不想增添矛盾和麻煩，但也感到在這位如此嚴厲的兄長領導下，工作很難開展下去。所以，父親無奈地離開了他的哥哥和隊伍，到東北投奔了他們的四伯伯。

新中國成立后，父親到北京工作，帶著我們全家經常去看望伯伯和七媽，兄弟二人摒棄誤會，再續親情。聽我母親說，在我還小的時候，有一次，周家全體家屬在西花廳聚會，聆聽伯伯講家史、談家風。在談到我父親時，伯伯所講的大意是：同宇是個很善良、老實、忠厚的人，他在北伐時還流過血，負過傷，我那時年輕氣盛、火氣大，對他的處理重了，我有責任。作為哥哥，是我對他的幫助不夠，在我們1928年去莫斯科開黨的六大時，他在吉林還為我們提供了幫助和掩護。伯伯語重心長，我父母和晚輩們聽了都非常感動。他對弟弟的體貼、理解和歉疚說得那么誠懇，情深義重。

二

有句話講：愛之深，責之切。伯伯對我們一家的關懷是多方面的，既有關心幫助，又有嚴格要求，他的愛是建立在不能給公家和組織增添麻煩的前提下的，他不讓我父親升級、漲工資，可我們六個孩子要上學、要吃飯，伯伯和七媽就從他們的工資中拿出很大一部分，按期提供給我們作為生活費用，自己卻過著簡樸節省的日子。

1966年，我上初二，“文革”來了。伯伯的工作驟然變得異常繁重和復雜。電視劇《海棠依舊》里面作了很多描述，我在這里就略過不提了。1968年春，就在大批中央和地方領導干部陸續被打倒、批斗、審查時，伯伯突然收到一份狀告我父親有反黨、反革命嫌疑的材料，并提出處理建議，報請總理批示。伯伯將上報材料中的處理建議上的“拘留”兩字劃掉，改為“拘捕”，我父親就這樣被北京衛戍區抓走了。

父親這次被抓走，關押時間長達七年多。后來，鄧小平在伯伯病重住院期間主持中央工作時，提出要釋放一大批老干部出來，經毛主席同意批準，我父親與一批人于1975年5月被釋放回家，身體和精神狀態都有問題。在父親被關押期間，發生了一件大事——九一三事件。這個事件發生后不久，政治氣氛有所松動。1972年開始，很多被關押的老干部家屬被允許在過年過節期間去探監，被關押的人能與家人短暫地見上一面，互訴思念之情。

可是，我們家沒有一個人在這七年多的時間里被允許去見我父親。負責審查我父親的工作人員都說我父親沒問題，是被冤枉的，有人甚至私下悄悄說：“審查周同宇就因為他是周恩來的弟弟！”在《海棠依舊》中，有一段我和妹妹周秉建去獄中探視父親的情節，這是經過藝術加工的，但我認為很有意義和感染力。這個情節描述的是我和妹妹被伯伯要求脫下軍裝、重回農村和牧區，臨走前去獄中看望我們的父親并與他告別。父親對伯伯的安排表示了堅定的理解和支持，因為按照當時參軍入伍的政審政策，家長在受審期間，子女是不允許當兵的。父親要求我們應按政策辦，安心回農村和牧區，繼續鍛煉，不要為這件事給伯伯出難題、添麻煩。這段劇情雖屬虛構，但父親出獄后的事實證明，他當時在獄中對伯伯的處境是非常清楚和理解的。

我父親被釋放后，因為七年多沒有與外界接觸，對形勢變化都不了解。那時，黨內和人民群眾中的正義力量與“四人幫”之間的斗爭非常激烈、復雜。通過了解到的一些情況，經過深刻思考，父親和我們更加明確地認識到，“四人幫”和造反派要收拾我父親，純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攻擊的根本目標是伯伯周恩來。審查我父親和伯伯身邊工作過的人，就是要挖伯伯的墻角，要扳倒伯伯，還要扳倒他堅決支持的以鄧小平等代表的黨內正確力量、老一輩革命家，最后實現他們篡黨奪權的罪惡陰謀。所以，父親的思路很明確，真正要抓他的人是“四人幫”，哪會是他的哥哥？！

知子莫如父，父不在，長兄如父。伯伯很了解他的弟弟，也清楚他弟弟沒有問題。憑借他的睿智，伯伯清醒地識破了“四人幫”和造反派的詭計，但是非常時期，必須使用非常手段。伯伯以他高超、豐富的斗爭經驗和方式，將“拘留”的建議改為“拘捕”（拘捕就是逮捕，是要用手銬銬走的），讓“四人幫”抓不到辮子，反而對我父親起到一種特殊的保護作用。父親對這一切心知肚明，但在特殊時期不能說出來，而且需要配合。他對哥哥的處理辦法表示理解、欽佩和感激。

三

有一件令我父親至死深感遺憾、無奈與痛苦的事，那就是他一奶同胞的親哥哥、全國人民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在1976年1月8日去世后，遺體告別、火化、吊唁和追悼大會等所有治喪活動，他都沒有被批準參加。他沒有“資格”去見哥哥最后一面，去作最后的告別。

那是因為1975年被釋放出來的老同志，很多人是帶著“尾巴”出來的。所謂“尾巴”，就是人被放出來前，審查人員宣布：“以前對你審查是正確的，放你們出來是對你們的關懷，但并不等于你們就沒問題了，放出去后還是要繼續反省你們的問題，不要以為放了就沒事了，你們是帶著尾巴（問題）出去的，要夾著尾巴做人。”也就是說，包括我父親在內的一大批老同志，政治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北京有家的可以回家，沒有家的安排去外地，但不能隨意參加活動，尤其是政治活動。周恩來總理的治喪活動屬于重大政治活動，就算是周恩來的親弟弟，因為有“政治問題”，也不準參加。

1976年1月8日臨近中午，我大姐周秉德接到通知后，立即趕往父母家，將伯伯剛剛去世的噩耗傳達給父母和兄弟姐妹們。我們都驚呆了，如同天塌地陷，不敢相信這是真的，但又不得不接受這殘酷的現實。全家人相擁痛哭，都沉浸在無比心碎的悲痛之中，父親更是發出了撕心裂肺的哀號。當父親得知伯伯的一切治喪活動只允許我們晚輩參加，他卻因為有“政治問題”而失去了送哥哥“最后一程”的機會時，他的絕望、悲哀、凄慘和痛苦是無法言表的，精神狀態近乎崩潰。他只能默默地忍著，接受這個無情的打擊。當我們晚輩們參加伯伯的各項治喪活動時，母親陪著父親坐在電視機前，一邊流淚，一邊看著人民送別周總理的鏡頭。在整個治喪期間及以后的很長時間里，父親茶飯不思，每天多次失聲痛哭，累了就坐在家中自設的靈堂前，默默地端詳著哥哥的遺像，不停地發出嘆息。

沒能為哥哥送終的難過、委屈、無奈與遺憾伴隨著父親走過了他最后的時光。可喜的是，當1979年父親的問題徹底平反后，我父母終于可以與他們的嫂子、我們的七媽相見了。十幾年沒有見過面的叔嫂之間、妯娌之間重新團聚，三位老人喜極而泣。回想十幾年間的艱難處境，唏噓不已，倍加思念和緬懷我的伯伯周恩來。

四

下面再講講我與伯伯之間的一段往事，是我插隊當知青期間，當了兵后又被伯伯送回農村種地的事情。

1969年初，我積極響應毛主席、黨中央的號召，來到革命圣地延安地區插隊，落戶當農民。臨行前，我到西花廳向伯伯和七媽辭行，得到他們的支持和鼓勵。延安地處西北黃土高原，土地荒貧，生產落后，農民生活非常困苦，缺糧、缺錢、缺醫、缺水，簡直什么都缺。知青們從大城市來到這么個貧窮偏僻的地方，吃不飽飯，勞動量還大，連生活費都賺不到多少，甚至還要靠家里補貼。

到了1969年底冬閑時節，大部分知青回京探親，有的同學借機走關系當兵去了，有的同學不管是真病還是裝病，用病退的方式將戶口遷回北京，還有的同學轉到其他條件好一些的地方插隊。

在回京期間，在伯伯緊張忙碌的工作間隙，我幾次到西花廳向伯伯、七媽反映知青插隊中的問題，同時也匯報了延安地區貧窮落后、人民生活艱難、吃不飽飯等狀況。伯伯聽后非常難過，他說，延安人民為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現在生活卻如此困難，是他這個總理的責任，對不起延安老區人民，也無法向毛主席交代。他讓我將所了解的情況寫份書面材料交給他，后面的事就不用我管了。他還叮囑我過春節后一定要回到延安，堅持下去，不能當“逃兵”。

當時我并不知道伯伯將會如何處理延安的情況，當我回到延安后，聽到傳達說，周總理于1970年3月以國務院的名義專門召開了延安地區插隊青年工作座談會，就如何改變延安的落后面貌，如何改善延安知青的插隊條件等問題作了大量具體、有力的安排部署。當會議的部署得到具體落實后，很多同學慢慢安下心來，從迷茫中振作起來，在延安農村堅持了下來，與延安人民共同度過了那段艱難歲月。

我在延安插隊期間，發生了一件影響自己一生的大事，也是與伯伯有直接關系的。那是1970年底，我已在延安農村插隊兩年了，新疆軍區到陜北招兵，我如愿以償地參了軍，成為一名光榮的解放軍戰士。到達部隊后，我興奮地給伯伯、七媽寫信匯報這個情況。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不久我就收到七媽的回信，她在信中告訴我，伯伯認為我的政審不符合參軍條件，父親受審查的孩子是不能當兵的，作為他的侄子，更不能做出違反國家政策的事。伯伯已經安排好，讓陜西派人將我接回延安，繼續當知青。這個消息對我猶如晴天霹靂，當時我就懵了，難以接受。但我知道伯伯的安排肯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我再想不通也必須聽話。

七媽的來信還提到，我六妹周秉建也是在內蒙古草原當牧民，放了兩年多的羊后，幾乎與我同一時期參了軍，部隊駐地就在北京郊區。當妹妹秉建身著軍裝興沖沖地跑到西花廳報喜的時候，伯伯見到她的第一句話就是：“小六，你要作好脫下軍裝再回內蒙古繼續放羊的思想準備呀！”妹妹聽后大哭，后來經過伯伯、七媽做思想工作，也同意回到草原繼續過她的牧民生活。

就這樣，我與妹妹都是在部隊當了三個月的兵后，各自返回到原先插隊的地方，我繼續種地，妹妹繼續放羊。當我再回延安后，由于思想、心情還沒有緩過來，感覺像是從天上掉到了地下，加上農村的伙食遠不如邊防部隊的好，農活的勞動強度也很大，很快我就病倒了，肺炎、吐血、發高燒，如果不是知青同學連夜將我送到醫院，恐怕性命難保。

我在住院時，將這個消息寫信報告給伯伯、七媽，兩位老人著急了。七媽立即提筆，來信表達關心和慰問，讓我隨時回信報告病情，并鼓勵我養好病后繼續堅持在農村奮斗下去，做一名革命的好青年；還告訴我，如果生活等方面有什么困難就提出來，由他們幫助解決。七媽還讓秘書按月給我匯來營養費和生活補助費。手捧七媽的親筆來信，感受著伯伯、七媽對我的關愛，我熱淚盈眶，得到了巨大的安慰與溫暖。病好后，我身負兩位長輩的信任、重托和勉勵，堅定地回到村里。

在延安插隊期間，發生在我身上的插隊、當兵、再插隊的這段從興奮到失落、再從失落到振作起來的變化經歷，當初以為是命運的不公，現在回想起來，已經成為我人生中最為重要的轉折點，更是我一生中最珍貴的財富。

今年是伯伯誕辰120周年，也是他離開我們的第42個年頭。斯人遠去，音容宛在，靈魂不朽，精神永存。他的英名早已深深地銘刻在熱愛他的人民心中，聳立起一座永恒的豐碑。他的骨灰早已融入了祖國的綠水青山，永遠陪伴著他深愛的人民。他的英靈則化為一只大鸞，翱翔環宇，恒久地注視著這片他魂牽夢繞的土地。

在夢里，我看見伯伯端著右臂，欣慰地看到他為之奮斗一生的祖國，在改革開放的偉大進程中，國家日益強盛，人民日益幸福，民族日益興旺。伯伯由衷地發出滿意的、贊賞的、爽朗的笑聲……

（作者：周恩來侄子，中國知青網理事長）

原載：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