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建立西北地區打敗國民黨反動派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支援陜甘寧邊區的自衛戰爭，從1946年7月開始，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習仲勛領導甘肅各級黨組織廣泛發動群眾，建立游擊區，卓有成效地開展統一戰線工作，迅速打開了甘肅敵后工作的新局面，從戰略上配合了人民解放軍前線作戰，有力促進了甘肅解放乃至解放戰爭在西北戰場的勝利。

一 習仲勛開辟甘肅敵后工作的考量

甘肅處于大西北的咽喉要地，與陜甘寧邊區直接接壤。習仲勛在《西北局討論甘肅工作的記錄》中從戰略高度強調了開展甘肅敵后工作的重要性，“甘肅工作的好壞，對黨解放西北的任務來說，其作用非常大”。在他主持下，“西北局要求在甘肅工作的全體干部黨員，重視這種工作，并為甘肅及西北人民的解放，積極堅決的進行奮斗”。

（一）呼應中央戰略決策

甘肅敵后工作直接關系到中共中央對西北的戰略部署以及陜甘寧邊區工作的開展。1946年6月，全面內戰爆發，國民黨中央軍胡宗南部、榆林鄧寶珊部、寧夏馬鴻逵部挾優勢兵力從南、北、西三線對陜甘寧邊區發起進攻。為支援陜甘寧邊區的軍事行動，習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向甘肅各級黨組發出《西北局對目前國民黨區工作緊急指示》，要求“各地委、工委緊急行動起來，集中所有力量，采取一切辦法，加緊與有效地開展工作，尤其是國民黨統治區的軍事工作，以配合保衛陜甘寧邊區”，為中央戰略決策部署爭取了寶貴的時間。

7月20日，中共中央發布《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的進攻》的指示，習仲勛當日即積極響應“除團結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和一切進步分子外，應注意團結一切中間分子，孤立反動派”和“在政治上，必須和人民群眾親密合作，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人”的要求，并召開西北局會議研究甘肅的工作，指示地下黨采取大力發展的方針，積極開展秘密活動，在有戰略意義和有可能開展游擊的地區組織武裝。在他的指導下，7月24日，中共甘肅省工委決定在隴南發展武裝，其他地區則派干部交友、建黨、到各階層活動。這對中央在西北地區的戰略部署形成了有效呼應。

（二）為陜甘寧邊區軍事行動提供有力輔助

根據西北地區的局勢變化、敵我力量的消長以及紅軍軍事行動的需要，習仲勛與西北局提出：“甘肅工作目前的方針，應是在隴南地區發展武裝，準備建立根據地，長成強大的黨的群眾的和軍事的力量。”“在有條件的地區派干部去有計劃的開展建黨工作，在社會各階層中活動，以至準備武裝工作。”在隴東邊境地區，“要搞秘密武裝，以非法武裝斗爭與公開合法斗爭配合”。同時，要“加強對所屬各工委及敵區情況有系統的研究了解和進行及時具體的指導”，“準備配合保衛邊區的戰爭，在一定時機下起義，配合我軍解放本地區”。在這些正確策略的指導下，甘肅敵后工作帶動了敵占區革命武裝力量的蓬勃發展，擴展了陜甘寧邊區軍事行動的空間。根據習仲勛和西北局1946年7月布置的“掩護地下工作人員；搜集軍事情報；待機配合軍事行動”任務指示，甘肅地下黨還派出3支敵后武裝積極接應第三五九旅，“串了七八個縣，開始打了幾個勝戰，給敵人精神上以壓力，給群眾以鼓勵”；組織敵后工作人員深入調查甘肅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情況，并編寫出《甘肅兵調查》《甘肅的工業、政治情況及國民黨在甘肅的組織活動概況》《天水城市初步調查》《隴東地區敵地方武裝調查》等材料，并通過國民黨軍政機要部門的統戰關系，取得了隴南12縣中統特務組織的編制及其名單等機密文件和大量的軍用地圖及情報，為陜甘寧邊區開展軍事行動給予有力支援，對陜甘寧邊區實現中央“機動防御、節節抗擊”“誘敵深入，陷敵于疲憊、缺糧之困境，然后抓住有利戰機，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在運動中各個殲滅”的軍事戰略目標提供有力支點。

二 習仲勛發展甘肅敵后工作的具體策略

習仲勛運籌帷幄，能及時根據前線戰場斗爭形勢的變化，不斷改變敵后工作策略，指導甘肅地下黨組織加緊開展隱蔽戰線工作，適時組織發動武裝斗爭和武裝起義，為配合西北野戰軍保衛陜甘寧邊區和人民解放軍向國民黨統治區進軍創造了有利條件，成為黨在解放戰爭時期敵后工作的實踐典范。

（一）加強敵后黨的組織建設

加強敵后黨的組織建設，是增強黨在甘肅凝聚力、號召力和戰斗力的基礎，更是開展敵后工作的前提。習仲勛擔任西北局書記后，就著力加強甘肅黨組織建設，在他的指示下，西北局和甘肅省工委陸續派出一批干部深入國民黨統治區，考察黨員狀況，恢復和發展黨員，重建各級黨的基層組織。1946年春，他大膽啟用甘肅地下黨原負責人，將尚戴著“紅旗黨特務”帽子的孫作賓及陳成義、丁志明等同志陸續派往慶陽參加甘肅省工委的領導工作，加強了甘肅省工委的組織領導力量。自此，黨在甘肅的工作開始逐漸恢復。在此基礎上，習仲勛于1946年7月主持召開西北局擴大會議，專題研究甘肅工作。會議分析了黨在甘肅工作的形勢，明確了甘肅敵后工作的階段性方針和任務，提出了完成任務的措施，這就為甘肅敵后黨組織的發展指明了方向。12月，他針對西北黨組織原來主觀上努力不夠及領導上重視不足，一部分黨員尚未聯系到，而聯系到的黨員思想又相當混亂，以及甘肅省工委領導意志不統一等問題，再次召開西北局會議，要求甘肅省工委“逐漸改變過去千頭萬緒、單線聯系的組織性質，恢復支部，依據各地組織實際情況建立領導機關，并加強支部工作的領導與進行黨的教育，培養大批當地新的干部”，“澄清黨員思想中的混亂想法以及放手發動黨員”。會議對甘肅黨的工作特別是黨組織的恢復與重建產生了重要影響，大大加快了甘肅敵后工作的發展步伐。

1948年10月，習仲勛根據解放戰爭形勢的轉變，再次及時調整了甘肅省工委的人員組成，任命孫作賓、陳成義等5人為工委委員，進一步加強了甘肅敵后工作的領導力量。11月，在發出的《西北局對甘肅工作指示》中，習仲勛對甘肅省工委如何進行黨組織的發展以及黨員教育工作提出了明確要求：“甘肅應重視自身建設，加強對所屬各工委工作的具體指導。甘肅進行黨員教育和黨組織發展工作，應以發展新的為主，整頓舊的為輔，發展中要注意鞏固，嚴防特務奸細及階級異己分子混入，反對麻木不仁不經嚴格審查與工作考驗，隨便把自首分子恢復黨籍的錯誤行為，并反對以黨員稱號送人情、圖私利及拉夫式的濫發展現象。”他還根據敵后工作具體實踐中出現的問題，“對甘肅工委有吸收地富分子為特別黨員和解決特務分子黨籍的做法提出了批評”。

在習仲勛的具體指導下，甘肅省工委及時糾正了工作中存在的缺點和不足，進一步加強了對各地工作的領導，使我黨在甘肅的力量得到迅速發展，遍及全省各地，先后建立起5個地級工委和17個縣級工委（含1個直屬縣工委——寧縣工委）、30個區級工委，1300多個黨支部，黨員人數最多時達到1.6萬余人，從而擴大了在甘肅敵后的影響，為人民解放軍順利解放甘肅奠定了堅實的組織基礎。

（二）發展敵后革命武裝力量

發展武裝力量，開展武裝斗爭，是甘肅敵后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習仲勛對此十分重視，指出：“甘肅工作中，搞武裝斗爭、搞若干個根據地是中心問題，不容忽視。”他要求“放手發展隱蔽力量，準備開展游擊戰爭”，并強調組織和發動群眾支持游擊隊的具體策略，即“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開展群眾性的武裝斗爭。我們要將黨的周圍紅色群眾組織起來，作為團結群眾的核心，進一步擴大群眾力量，只有相信群眾力量，才能發揮其偉大作用”。在習仲勛的指導下，甘肅省工委及其所屬的各基層工委深入群眾、深入少數民族地區，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開展武裝斗爭工作，逐漸建立起黨領導下的武裝力量。其中，隴右工委以參加甘南農民起義的貧苦農民為骨干，結合當地的具體情況，形成了一支黨與武裝組織相結合、脫產武裝和不脫產武裝相結合的新型游擊隊，在敵后主動出擊，打擊敵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到1949年7月，這支游擊隊發展到轄有6個中隊、2個獨立營、1個回民支隊和各縣游擊隊共約3000人的人民武裝。與此同時，東平工委、隴南工委、海固工委也不同程度地掌握了武裝力量，并開展了建立小塊根據地的工作。這些武裝力量在掩護各地黨組織、護送進步青年進邊區、殲滅小股敵特、破壞敵人交通、襲擾敵人、打擊國民黨地方團隊以及配合人民解放軍主力作戰等方面，都作出了貢獻。

（三）發動群眾積極開展抗爭

發動群眾積極開展“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抗爭，是甘肅敵后工作的重要內容。在習仲勛與西北局的組織領導下，甘肅各地以黨組織為核心，尊重、團結少數民族，充分發動各階層群眾，掀起斗爭浪潮，互相呼應，形成了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二條戰線，有力配合了西北人民解放軍的大進軍。在農村，農民開展抗丁、抗糧、抗捐斗爭，反抗國民黨統治者的殘酷剝削；甘肅黨組織根據農民群眾的迫切要求和提供的情況，帶領敵后武裝重點打擊那些欺壓群眾、民憤極大的特務、土豪、惡霸，有選擇地襲擊國民黨的鄉鎮公所、稅卡、警衛隊、保安隊，瓦解國民黨的基層政權；在城市，工人、學生以護廠、護校等形式，開展反抗斗爭。如1949年，國民黨甘肅省政府主席郭寄嶠企圖發行300萬銀元的所謂“建設公債”，以搜刮民財，中飽私囊。在中共皋榆工委的領導下，蘭州人民掀起了反對郭寄嶠運動。3月29日，由西北師范學院甘肅籍學生發起組織，聯合蘭州大學、西北農業專科學校、西北畜牧獸醫學院和蘭州部分中小學學生2000多人，以舉行游行示威、街頭演講和張貼標語、散發傳單、揭露反動政府壓榨群眾罪行的方式，發動反對國民黨甘肅省政府苛斂民財、發行所謂“建設公債”為主要內容的“三二九”學生運動。學生的斗爭獲得了社會各界的廣泛同情和支持，反動政府只得宣布暫緩發行“建設公債”。

三 甘肅敵后工作的歷史貢獻

習仲勛領導人民開展的甘肅敵后工作，是解放戰爭時期黨中央制定西北戰略的重要一環，不但為保衛陜甘寧邊區、粉碎國民黨的全面進攻與重點進攻發揮了重要作用，也為甘肅解放后恢復建立黨的民主政權、鞏固維護新區的社會秩序作出了積極貢獻，是黨在敵后統戰工作的一次成功實踐，在西北革命史上具有積極的意義。

（一）為制定民族政策、豐富民族統戰理論提供了實踐經驗

甘肅是一個多民族地區，民族工作是甘肅敵后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習仲勛和西北局開展民族統戰工作的指示，甘肅各級黨組織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主動開展工作，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政策，并把《回民自治綱領》《西北回民自治章程草案》翻譯成阿拉伯文字，宣傳黨的民族平等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明確否定了過去“以漢治回，以回治回，欺騙回民”的民族壓迫政策，提出“回民自治”“內部團結”“解放回民”的新主張，得到了廣大少數民族群眾和上層民主人士、宗教人士的擁護和支持，為解放回族聚居地區和在那里建立人民政權作了輿論準備。在此基礎上，甘肅黨組織根據習仲勛與西北局的指示精神，積極在少數民族群眾中建立黨支部，發展黨員，迅速推動甘肅少數民族工作的開展。如與邊區相鄰的寧縣工委，建立了一支回族游擊隊，開展武裝斗爭，有力配合了邊區軍民的對敵斗爭。同時，針對甘肅少數民族多的特點，甘肅黨組織通過調查，編寫了《甘肅回民調查概況》《回民問題的一般簡況》《甘肅番民（藏民）概況》等資料。這些工作，不但為解放大軍順利進駐少數民族地區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也為人民政權制定正確的民族政策和豐富黨的民族統戰理論提供了實踐經驗與可靠依據。

（二）建立兩面政權武裝，為解放甘肅創造了良好社會條件與群眾基礎

建立兩面政權和兩面武裝是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一大創舉。在甘肅敵后工作中，習仲勛充分吸收和運用了這一經驗方法。在他的領導下，甘肅的地下黨組織大力開展“紅村子運動”和組建兩面政權、兩面武裝的工作，將國民黨鄉鎮政權和自衛武裝改造成名義上為國民黨、實際上為共產黨所掌握的政權與武裝。到解放前夕，平東工委領導下的各級黨組織，在甘肅崇信、平涼、華亭、靈臺、涇川和陜西隴縣等地建立紅村子近70個，組織起來的群眾達3萬人；海固工委在固南蒿店、張化，固北三營、七營，固東城陽、王洼鎮一帶建立一批紅村子，并組織起來一批紅色群眾；寧縣工委在全縣發展基本群眾約1600戶，總人口約1萬余人；隴右工委已經完全掌握了渭源、會川兩縣的自衛隊，控制了占60％的鄉鎮公所的權力。這就形成了黨領導下的區域性點線相連的隱蔽根據地，并在西北地區實現了中共中央在解放戰爭初期的戰略構想——“擴大黨的影響、壯大黨的力量、孤立國民黨頑固勢力”，為甘肅的解放創造了良好的社會條件與群眾基礎。解放大軍在進軍甘肅時，大批國民黨部隊自覺投誠，并通過發起武山起義、岷縣起義、武都起義等形式積極向中共靠攏，從而大大加速了甘肅解放的進程。

（三）取得西北民盟支持，鞏固和擴大了西北統一戰線

“革命力量的組織和革命事業的建設，離開革命知識分子的參加，是不能成功的”。習仲勛一貫重視團結民主人士與知識分子，在他的指導下，甘肅各級黨組織積極開展對民主人士的統戰工作，通過交朋友的方式，廣泛宣傳共產黨的政治主張，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內戰、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幫助他們看清解放戰爭的形勢，促使他們在反蔣愛國的基礎上，逐漸同共產黨建立聯系。同時，逐步在進步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發展黨員，建立學校黨支部，領導開展學生運動，為建立西北地區第二條戰線奠定了基礎。1946年10月，西北局在召開會議討論西北民盟問題時，習仲勛進一步指出：“民盟的任務是團結中間階級，領導他們靠近我黨，并跟黨前進，要在民盟發展的基礎上開展黨的工作。”會議決定組成中共西北民盟總支部黨組，發展盟員。由此，西北地區黨組織聯絡了一批中上層進步人士和民主人士，廣泛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擴大反蔣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為甘肅乃至西北地區的解放和建設都作出了積極的歷史貢獻。

來源：《福建黨史月刊》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