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工作》是毛澤東寫于1930年5月的文章，后改名為《反對本本主義》。

調查研究，是中國共產黨的基本工作方法和優良傳統。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調查研究是謀事之基、成事之道。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更沒有決策權。”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新征程中，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仍需要我們與時俱進地掌握調查研究的方法，繼承這一優良傳統，夯實這一謀事之基，光大這一成事之道。

　　“一切結論產生于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

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就義無反顧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團結帶領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斗爭的第一步，就是先了解中國國情并據此提出革命路線圖。這正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面對并勇敢承擔起來的工作。鄧小平指出：“毛澤東同志從參加共產主義運動，締造我們黨的最初年代開始，就一直提倡和實行對于社會客觀情況的調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論脫離實際、一切只從主觀愿望出發、一切只從本本和上級指示出發而不聯系具體實際的錯誤傾向作堅決的斗爭。”

眾所周知，毛澤東在不同時期，都留下了很多調查研究的經典論述和案例。比如，在大革命前后和土地革命時期，他用大量時間對農村有關情況進行了調查研究，寫下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興國調查》《尋烏調查》等。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毛澤東同志1930年在尋烏縣調查時，直接與各界群眾開調查會，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諸如該縣各類物產的產量、價格，縣城各業人員數量、比例，各商鋪經營品種、收入，各地農民分了多少土地、收入怎樣，各類人群的政治態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這種深入、唯實的作風值得我們學習。”毛澤東在《調查工作》（即《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在思想理論上闡明了調查工作的重要意義，提出了兩個極為重要的觀點：一是“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二是“一切結論產生于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及新中國成立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仍一如既往身體力行開展調查研究。1956年，毛澤東歷時兩個多月先后聽取了中央國務院30多個部門的工作匯報，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形成了著名的《論十大關系》報告，成為黨開始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開端。

當然，探索之路從來不是一片坦途、一帆風順。由于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更由于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隨后發動的“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高指標和“共產風”盛行。主觀上的工作失誤和客觀上的嚴重自然災害，導致上世紀60年代初我國國民經濟發生嚴重困難。在嚴峻的形勢面前，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很快意識到，當務之急是正確認識客觀實際并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為此，毛澤東呼吁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在他帶頭提倡下，劉少奇到湖南，周恩來到河北，朱德到四川、河南，陳云到上海，鄧小平到北京郊區縣等地進行調查研究。同時，根據中央和毛澤東的部署，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專門研究農業問題，并派出十個調查組分赴“三北”（華北、東北、西北）、山東、四川等地的有關省、區調查。根據安排，習仲勛到河南長葛，廖魯言到山西晉東南，胡耀邦到遼寧，王從吾到黑龍江，錢瑛到甘肅，陳正人到四川，王觀瀾到陜西，徐冰到山東，楊尚昆到河北安國和徐水，分別進行調查研究。一時間，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領導同志紛紛走出機關，深入基層進行調查研究。這次調查研究為國民經濟調整提供了可靠的依據和堅實的基礎，而國民經濟調整又成為推動調查研究廣泛深入發展的強大動力，兩者起到了很好的互相推動作用。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習近平總書記總結指出：“回顧我們黨的發展歷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時候全黨從上到下重視并堅持和加強調查研究，黨的工作決策和指導方針符合客觀實際，黨的事業就順利發展；而忽視調查研究或者調查研究不夠，往往導致主觀認識脫離客觀實際、領導意志脫離群眾愿望，從而造成決策失誤，使黨的事業蒙受損失。”

　　調研工作務求“深、實、細、準、效”

歷史是最好的老師。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重視調查研究，是我們黨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做好領導工作的重要傳家寶。他還指出：“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黨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線，都要求我們的領導工作和領導干部必須始終堅持和不斷加強調查研究。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真正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也才能從根本上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各項決策的正確制定與貫徹執行。”

調查研究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過程，是探求真理的過程，也就是實事求是的過程。毛澤東指出：“‘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他還指出：“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

調查研究離開了實事求是原則或者實事求是不夠，就會導致主觀認識脫離客觀實際、領導意志脫離群眾愿望，從而造成決策失誤，使黨的事業蒙受損失。1960年6月毛澤東在《十年總結》一文中指出，過去工作中犯錯誤正是由于思想方法不對頭，忘記了實事求是的原則。而我們所要爭取的主動權，恰恰“來自實事求是，來自客觀情況在人們頭腦中的真實的反映，即人們對于客觀外界的辯證法的認識過程”。1961年3月周恩來在廣州會議上指出：“調查研究，必須貫徹實事求是精神，各人的認識總是有局限性的，要擺脫局限性、片面性，必須進行比較、綜合、分析。”1978年5月，鄧小平指出：“先作調查研究，然后才有發言權。開會也好，作決議也好，搞文件也好，都要從實際出發，提出問題，總結經驗，制定方針政策，這就是實事求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調研工作務求“深、實、細、準、效”。這五個方面是對實事求是原則的細化。

　　“這樣才能真正聽到實話、察到實情、獲得真知、收到實效”

加強調查研究與堅持黨的群眾路線，是相輔相成的。毛澤東在談到他作尋烏調查的情況時說：“找了幾個中下級干部，一個破產了的商會會長，一個在縣衙門管過錢糧的小官吏，還有一個窮秀才，此外就是尋烏縣的縣委書記。我們幾個人，談了好幾天。那些人可有話講啦！他們把那里的全部情況，尋烏的工商業情況，各行各業的情況，都跟我講了。”他自己既主持會議又親自記錄，真正深入到群眾中去，調查內容非常豐富：包括地理位置、歷史沿革、行政區劃、自然風貌、水陸交通、土特產品、商業往來、商品種類、貨物流向、稅收制度、人口成分、土地關系、階級狀況、剝削方式、土地斗爭等等。在調查的基礎上得出結論：“尋烏這個城，把它的人口成分剖解起來，才知它還完全是一個農業手工業城市。”由此為制定出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提供了可靠依據。與此相反，1958年毛澤東雖視察了大江南北不少省份，但多是走馬觀花式的考察，很少召開尋烏調查時的那種座談會。事后他說：“不做親身的典型調查，滿足于在會議上聽地、縣兩級的報告，滿足于看地、縣的書面報告，或者滿足于走馬看花的調查。……我自己的毛病當然要堅決改正。”這一反思深刻而到位。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領導干部進行調查研究，要放下架子、撲下身子，深入田間地頭和廠礦車間，同群眾一起討論問題，傾聽他們的呼聲，體察他們的情緒，感受他們的疾苦，總結他們的經驗，吸取他們的智慧。既要聽群眾的順耳話，也要聽群眾的逆耳言；既要讓群眾反映情況，也要請群眾提出意見。”“這樣才能真正聽到實話、察到實情、獲得真知、收到實效。”

　　“他的方法是調查研究，不調查清楚他就不講話”

一段時期內，盡管有的決策在作出前看似也征求了意見、作了些調查，但有的調查卻是先有判斷和答案，調查只是為了論證判斷的正確。比如，1958年北戴河會議決定鋼產量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毛澤東挨個向與會者核實：1070行不行？首先問上海市副市長，回答說可以；又問鞍山市委書記，回答也說可以；再問武漢市委書記，也說行；接著問太原市委書記，他說可以；最后問主要鋼鐵基地重慶、北京、天津、唐山、馬鞍山的工業書記，大家都紛紛說行。在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對相關問題批評指出：“有許多干部忘記了毛澤東同志一貫提倡的實事求是的作風。”他們決定問題時，不調查，不研究，以感想代替政策；進行工作時，亂提高指標，說空話，瞎指揮，他們聽了一些假典型、假“衛星”，就以訛傳訛，盲目推廣。更有甚者，有的人“故意弄虛作假，瞞上欺下”，“為了爭名譽、出風頭，不惜向黨作假報告，有意夸張成績，隱瞞缺點，掩蓋錯誤”。這樣一針見血的批評，發人深省。

與此相比，在黨內陳云同志注重調查研究是出了名的。他每解決一個重要的財政經濟問題，每作出一個重大的經濟決策，事前都有一個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過程。毛澤東多次贊揚陳云，說他懂經濟，懂得較多。“他的方法是調查研究，不調查清楚他就不講話。”毛澤東指出：“各級黨委，不許不作調查研究工作。絕對禁止黨委少數人不作調查，不同群眾商量，關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觀主義的所謂政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調查研究一定要從客觀實際出發，不能帶著事先定的調子下去，而要堅持結論產生在調查研究之后，建立在科學論證的基礎上。”他強調：“不調研不決策，先調研后決策。”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