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閉幕不久，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就發出號召：“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求全黨來一個大學習。”要使這一個全黨的大學習取得大成效，實現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全黨，就需要在黨的歷史經驗中汲取力量。

延安時期是中國共產黨走向成熟的重要歷史時期，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并成功實現用毛澤東思想武裝全黨的思想建黨目標。總結其中的歷史經驗，延安時期有句形象的話，叫“自己鉆文件，又用文件鉆自己”，意即學習要把自己擺進去，這既是學習方法，也是解決學習內生動力的根本途徑，是延安時期從新黨員到黨的高級領導干部的共同經驗。

學習要把自己擺進去，是延安時期新黨員們實現思想上入黨的必由之路

全面抗戰爆發后，為適應新的形勢，中共中央提出“大量的、十百倍的發展黨員”，至1938年底，黨員人數已從全國抗戰開始的4萬多人發展到50余萬人，黨的七大召開時，黨員人數達到120萬。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指出，黨員是“帶著各種各色不同的目的和動機”入黨，不可能在加入黨之前就深刻理解共產主義和黨綱、黨章。因此，對于他們的教育，他們自己的修養和鍛煉，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為了鞏固黨的組織，使黨的隊伍從量的增長實現質的飛躍，就必須解決黨員思想上入黨的問題。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以后，延安發起了大規模的學習教育運動，投入其間的新黨員，大都在“把自己擺進去”的學習過程中，經歷了一個思想轉變的過程。

以作家茅盾的女兒沈霞為例，1940年到延安大學學習俄文，1941年入黨。初到延安，她在日記中表達困惑：“我現在必須俄文第一，政治理論等等是要的，但是不想弄到竟占了俄文應有的時間。說我政治落后，不關心政治，我完全不在乎。”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培訓，沈霞在日記里開始用學到的政治理論進行自我剖析，認識發生了明顯改變：“因為不是從集體出發，從革命的需要出發，而是從個人的情緒出發，就做出了錯誤的結論。”她開始自省：“強調個性愛好是我到延安后的一個中心缺點。”這時的沈霞，已經學會用集體主義的價值觀來改造自己。沈霞所經歷的心路歷程，在抗戰時期入黨的大批知識分子中具有普遍性，從組織上入黨到思想上入黨，黨組織為他們提供的學習教育層層遞進、嚴格而有耐心，他們自身具備對黨的信任與學習改造的真誠態度則是不可或缺的內在動因。

學習要把自己擺進去，是延安時期老黨員們實現由被動學習到主動學習的重要路徑

與新黨員們對學習教育的低姿態不同，經歷過革命斗爭鍛煉和考驗的老黨員們，出于對自身經歷的驕傲與政治信仰的自信，往往更容易將自己置身于學習培訓旁觀者的地位，將自己擺進去，就成為老黨員們由被動學習到主動學習的重要轉折點。曾任甘肅省委書記的楊植霖，是1930年入黨的老革命，回憶自己面對學習改造時的態度是這樣講的：“開始聽到改造二字很感刺耳，我自己就覺得搞了許多年革命，坐過牢、打過游擊，到頭來怎么還得改造？別的同志也有此想法。”要讓這一批老黨員們把自己擺進去，首先要引導他們認識思想入黨不是一勞永逸，而是終身所求。

有針對性的干部教育培訓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有一套1943年毛澤東親自為中央黨校修改的考試題，就凸顯了延安時期干部教育對老黨員特別是黨的領導干部進行的引導。題目是這樣的：“你自己在學習和工作中曾否犯過教條主義錯誤？如果犯過，表現在哪些方面？已經改正了多少？今后將如何改正或預防？”要回答這樣的問題，每一位學員都必須把自己擺進去。學習中楊植霖認識到：“拿無產階級思想、黨的要求照一照，覺得很應該改造。這時對改造二字不但不反感，反而覺得實在是個救命之寶，并且認為每一個真想革命的同志都應該歡迎思想改造，特別歡迎別人幫助自己進行思想改造。”認識到需要進行思想提升，自覺要求進行自我改造，這無疑找到了學習的動力。通過將自己擺進去的學習和領會，結果就如作家劉白羽所說的：“我像越過了一道陰陽分界線，懂得了一個偉大的真理；過去自以為是在砸爛一個舊世界，實際上這個舊世界首先得從自己身上開始清除。”解決了學習的動力問題，學習對于老黨員們就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學習要把自己擺進去，是延安時期黨的高級領導干部實現思想統一的必要前提

延安時期，作為黨的高級領導干部，往往是通過在黨史學習和研究中把自己擺進去，在總結失敗教訓的痛苦過程中，體會到提升思想認識、統一指導思想的重要性，從而產生學習的內生動力，最終達到用毛澤東思想統一全黨。陳云曾經三次向毛澤東請教：人為什么會犯錯誤？像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這樣有學問的人，為什么還會犯錯誤？黨歷史上每次出現錯誤路線，為什么總有一部分同志跟著走？毛澤東說：犯錯誤的重要原因不是經驗少，而是“思想方法不對頭”。陳云得出的結論是：“今后要避免犯錯誤，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學習，肚子里多裝一些‘是真正的、是老實的、不是假的’馬列主義。”

楊尚昆曾回憶自己在延安整風中的思想轉變：“我們系統地讀了‘黨書’（即《六大以來》），有一個鮮明的比較，才開始認識到什么是正確路線，什么是錯誤路線；什么是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什么是教條主義。”“延安整風學習馬列，研究歷史，分清路線，整頓‘三風’，特別是毛主席提倡‘實事求是’，從思想方法的高度總結歷史經驗和教訓，這是很偉大的。不然，全黨思想統一不了，七大可能開不成功，以后中國革命的發展也不會那么快取得勝利。”延安時期黨的高級領導干部，不僅在學習中提升了個體的黨性修養，也令他們進一步認識到黨的思想建設的重要性。高度重視黨員入黨之后持續的學習教育，對于中國共產黨人而言，既是鍛造黨性的熔爐，也是提升黨的凝聚力、創造力、戰斗力不可或缺的銳利武器。

由于秉持了“把自己擺進去”的學習態度，從思想上解決了學習的動力問題，延安的學習由被動變為主動，學習運動逐步轉為學習常態，演變為廣大黨員工作生活的一部分。從延安時期留下的學習日記來看，當時共產黨員們學習的廣度和深度，實在令人驚嘆。據延安魯藝學員高魯（又名王世學）的日記記載，1939年9月，高魯與其他魯藝學員們一起前往晉察冀，途中歷經一個月，先后讀了《中國啟蒙運動史》《民族問題》《社會科學概論》《列寧主義概論》等理論著作，在野外聽何干之、沙可夫課各兩次，月初還參加了一次軍政測驗，題目包括“民主集中制在軍隊中的作用”等。戰斗中學習，學習中戰斗，是延安時期共產黨人學習生活的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