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云是全黨公認的善于調查研究的楷模。他提出了著名的十五字訣“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認為“所有正確的政策，都是根據對實際情況的科學分析而來的”，主張“領導機關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作調查研究，最后討論作決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就夠了”。我們選取陳云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不同時期的三次重要實踐，來看看他是怎么作調查研究的。

華北敵后根據地黨建調查：開展群眾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

1937年全國性抗戰開始后，陳云到延安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當時，隨著八路軍、新四軍挺進敵后建立抗日根據地，黨的組織有了很大發展，許多原來沒有黨組織的地區建立起黨的組織和領導機構。1938年春天，在中央書記處的一次例會上，陳云提出中央組織部的工作要面向全國組織系統，并著手調查研究黨的建設狀況。

當時延安與華北敵后交通阻隔。陳云建議從華北敵后六個大區選調一些同志回延安匯報敵后根據地黨的建設情況。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見后，他要求每個區黨委來一位副書記，選送一位地委書記和縣委書記；晉綏邊區和晉察冀邊區則各來幾位鄉黨支部書記。1938年十一二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后，陳云又指示中央組織部派了兩個組織工作巡視團前往華北敵后根據地，檢查各地黨的建設工作。通過調人來、派人去的調查研究，陳云獲得了大量第一手的情況，發現了不少問題。

1939年四五月份，陳云同來延安的七個支部書記談話，每個鄉的支部書記都談了三天三夜，邊談邊記，秘書劉家棟做記錄。陳云了解到，大多數支部是不討論群眾的切身問題的，經常性的工作是依照區委的布置，發展幾個黨員，動員幾個人當兵，要多少糧食和軍鞋，而且一概是分派。至于群眾要些什么，就不管了。其中四個支部書記，都說婦女工作重要，但陳云問他們的老婆是不是入黨、入婦救會了，得到的回復是：“她懂什么事？有什么用？”

陳云從中組部巡視團匯報中了解到一件事。他們參加的一個鄉支部的小組會，沒有提出任何要討論的問題，就要黨員發言。一個黨員先說：“我們是共產黨員，每個同志要繳黨費，這是為了惦記黨。黨費是每月三個大子兒，沒有大子兒，繳雞子兒也行，小米也行，完了。”接著發言的三個黨員都講“繳黨費”，然后小組會就散了。陳云擔心：這樣的會議如果多開幾次，恐怕誰也不愿再來了。完全脫離群眾的政治斗爭和經濟斗爭的區委、支部和小組，一定會失去群眾的支持，是非常危險的。

陳云還了解到，有些地方，一個老百姓在七八個群眾團體名冊上都有名字，而每個團體又規定五天或七天開一次小組會，十天或半月開一次大會。他想：如果真有這樣老實的老百姓，遵守紀律，每會必到，即使不種地，時間還不夠分配。

他們反映的問題中，更有甚者，有個縣的地主把持鄉政權，他們把各種負擔都加在抗日軍人家屬及貧苦工農身上，卻美其名曰“起模范作用”。

根據調查研究了解的情況，陳云于9月和11月在黨內刊物《共產黨人》上發表了兩篇文章《鞏固黨與戰區的群眾工作》《開展群眾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指出：“我與華北六個不同地區做黨的工作的同志談話以后，覺得華北工作最弱的一環，是群眾工作。”“要使抗戰前進一步，要使我們黨的工作前進一步，問題的根本，在于開展群眾工作。這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他提出劃小區鄉黨組織工作范圍以便接近黨的支部和接近民眾、支部要經常注意解決群眾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各團體領導機關的人要深入下層工作、組織婦女等措施，主張“我們要向著這樣一個目標：支部掌握鄉或村的全局，即掌握全鄉或全村的黨、政、軍、民、學的工作。做到了這一點，支部才算得是群眾的核心，黨在群眾中的堡壘”。他還在中央討論各地工作時，針對不同地區黨的組織情況，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指導性意見，為加強抗戰時期黨的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

青浦農村調查：“當地的干部、群眾能夠同我講真話”

三年困難時期，1961年1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為了進一步弄清國內情況和問題癥結所在，毛澤東在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做到“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中央領導人都下到基層搞調研。

6月下旬到7月上旬，陳云到上海市青浦縣小蒸人民公社，進行了15天農村調查。為什么選在自己的家鄉？陳云的考慮是：“這里是我1927年搞過農民運動的地方，解放后也常有聯系，當地的干部、群眾能夠同我講真話。”

當時陳云心臟有病，醫生只允許他工作半天。但到小蒸后，他第二天就開始工作。每天上午在家里開座談會，下午三四點鐘到田間地頭、養豬場和農民家里、集體食堂等地方考察。

陳云聽了公社黨委兩次匯報，召開了十次專題座談會。這些座談會，有幾次主要是向農民作調查，有幾次是和公社黨委委員交換意見。農民也敢于提意見。他們的意見和情緒，概括起來有四：一是糧食吃不飽；二是基層干部不顧實際、瞎吹高指標，參加勞動少，生活特殊化；三是干部在生產中瞎指揮，不向群眾進行自我批評；四是沒有把集體生產組織好，農民的積極性差，相反，對自留地、副業生產積極性高。

那時，農村只有可以走人的土路，汽車、自行車都不能通行，到各個村落去都要步行七八里路，陳云仍然堅持到處去看。他看到，私養母豬喂食喂得好，有的甚至喂泥鰍，豬圈也干凈，產苗豬多，苗豬成活率高。公養母豬喂食不分大小、強弱，像開“大鍋飯”，豬圈臟得很，母豬流產多，苗豬成活率低。

當時為了多產糧，上級改變當地農民種一季水稻一季蠶豆的習慣，改種雙季稻、種小麥。陳云和當地干部農民一算賬，表面上畝產多了，但算上多投的種子、勞力，多占的寄秧田等，其實并不合算。那時候有人擔心農民自留地多了，會影響集體生產。陳云調查后發現，自留地少了更不利。農民肚子很餓，不但搞不好生產，連當肥料的紅花草都吃了，青蠶豆也是吃了再說，摜麥子的時候故意不摜干凈，回去自己搓麥稈。

回京后，陳云寫出《母豬也應該下放給農民私養》《種雙季稻不如種蠶豆和單季稻》《按中央規定留足自留地》三個調查報告，印發8月下旬在廬山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對落實調整農村政策，調動農民積極性，解決農業困難，產生了積極影響。

寶鋼調查：“大家要同心協力，把寶鋼建設好”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不久，197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集中3年時間搞好國民經濟的調整，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奠定更加穩固的基礎。同時決定成立財政經濟委員會，由陳云、李先念掛帥，統一管理全國的財政經濟工作和調整工作。

陳云的議事日程上，急需處理的是上海寶山鋼鐵廠的問題。這是從日本引進成套設備，新建特大型鋼鐵企業。在確定調整國民經濟的方針后，寶鋼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有些人甚至認為寶鋼建設是上了外國資本家的當，現在是騎虎難下。

陳云沒有輕易下結論。他的辦法還是調查研究。他在北京了解了許多有關寶鋼的情況，又要薄一波邀集長期從事冶金工業、機械制造工業和經濟工作的領導進行座談討論。5月30日，他又親自到上海進行調查研究，一方面聽取上海市委和寶鋼工程指揮部的匯報，另一方面派他辦公室主任王玉清到寶鋼工地現場實地考察。他還與上鋼一、三、五廠和冶金局的負責同志以及生產專家進行座談。

陳云邊調研邊考慮寶鋼建設問題。最初的考慮是基本立足國內、關鍵設備進口；到上海開始調研時，考慮設備全部進口，還要買技術、買專利；調研后離開上海時，才確定還是按照國家計委、經委、建委、冶金部、外貿部、一機部和中國人民銀行1979年5月9日提出的《關于寶鋼建設工作安排的報告》辦，繼續建設，推遲進度。

6月16日，陳云在財經委會議上講話，要求寶鋼干到底，買設備同時買技術、買專利。陳云提出：“對寶鋼要有嚴格的要求，甚至要有點苛求。”“寶鋼是實現四個現代化中的第一個大項目，應該做出榜樣來。”“總之，大家要同心協力，把寶鋼建設好。”經過7年多建設，1985年9月寶鋼終于勝利建成投產，并以高質量、高效率、高效益，創造出世界一流鋼鐵企業的業績。

除了大量的實地調查研究，陳云還提出另一種調查研究不可缺，就是“每個高中級領導干部都有敢講真話的知心朋友和身邊工作人員，通過他們可以經常聽到基層干部、群眾的呼聲”，這種調查研究“有‘真、快、廣’的特點”。他曾找兩個青浦農民朋友給他寫信，還要評彈界的朋友給他講講社會上的反映，群眾的意見。

陳云每決大事，必定先作調查研究；他搞調查研究不是走形式、擺樣子，而是認認真真、深入細致；他特別注意調查研究要聽真話、查實情、見成效；他的調查研究不限于一時一事，而是隨時的、經常的、廣泛的。他在調查研究上的思想和經驗，能為我們在新時代做好調查研究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鑒。

（作者為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副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