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歌是一個國家的精神象征。《義勇軍進行曲》自1949年9月被確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國歌、1982年12月正式成為國歌后，2004年3月憲法修正案賦予國歌以憲法地位。2017年9月，全國人大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并于10月1日起正式施行。
　　由田漢與聶耳作詞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誕生于中華民族偉大的抗日戰爭中，最初問世是作為電通影業公司拍攝的影片《風云兒女》的主題曲，其誕生與我們黨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
　　電通影片公司是在黨的影響下建立的
　　九一八事變后，民族危機日益深重，民眾抗日救亡呼聲日趨強烈。1932年秋，夏衍等人受黨的指派進入上海電影界，1933年3月，成立黨的電影小組，夏衍任組長。在此之前，在黨的建議和籌劃下，上海先后成立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社會科學家聯盟、戲劇家聯盟、美術家聯盟、教育家聯盟，這些都是黨在文化領域宣傳抗日救亡的陣地。電影小組的建立，也是黨領導的左翼文化運動的一部分。
　　負責拍攝《風云兒女》的電通影片公司，它的成立與黨的電影小組直接相關。電影小組成員司徒慧敏的堂兄司徒逸民在上海開設了一家電影器材公司，名為“電通電影器材制造公司”，該公司成功研制了“三友式”錄音機，打破了外國在電影錄音方面的壟斷地位。此后，司徒慧敏根據夏衍的指示，和司徒逸民等人集資成立了“電通股份有限公司”。1934年春，在電影小組的支持下，公司改組為“電通影片公司”，司徒慧敏擔任制片主任，夏衍等人負責影片選題。隨著左翼電影界人士的加入，該公司成為上海左翼電影的陣地。
　　電通影片公司成立后，拍攝的第一部影片是《桃李劫》，這是中國第一部有聲電影，主題曲《畢業歌》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影片號召廣大青年擔負起天下興亡的重任，上映后大受歡迎，《畢業歌》也成為當時著名的抗日救亡歌曲，許多青年高唱《畢業歌》投筆從戎，奔赴抗戰前線。
　　《風云兒女》是電通影片公司的第二部影片，主要講述了知識分子由象牙塔斷然走向抗日戰場的故事，電影劇本和主題曲由田漢負責。后來公司還拍攝了《自由神》《都市風光》等影片。1935年底，電通影片公司因經濟困難和國民黨當局迫害而停業，公司舊址于1937年毀于日軍炮火。
　　《義勇軍進行曲》的詞曲作者均為中共黨員
　　田漢與聶耳在創作《義勇軍進行曲》時，兩人均為中共黨員。
　　田漢，原名田壽昌，1898年出生于湖南長沙，著名劇作家。1926年，田漢創辦南國電影劇社，從事進步戲劇的創作。1927年冬，南國電影劇社改組為南國社，該社宗旨為“團結能與時代共痛癢之有為青年，作藝術上之革命運動”。南國社的進步活動很快引起了當局的注意，1930年3月，社團被查封。此后，田漢率社團全體成員毅然加入了左翼戲劇家聯盟。1932年，田漢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并擔任左翼劇聯黨團書記。
　　聶耳，原名聶守信，1912年出生于云南昆明，著名音樂家。聶耳小時候就表現出很高的音樂天賦，白天在外面聽到曲子，晚上就能唱給家人聽。1930年夏，聶耳來到上海，1932年在明月歌舞團擔任小提琴手。當時，田漢常去該團，兩人由此相識。接觸后，田漢發現聶耳思想進步且很有才華，就積極引導他走上革命道路。1933年初，經田漢介紹，聶耳加入中國共產黨，并成為劇聯下屬音樂小組的成員。
　　對于文藝及音樂，兩人志同道合，均認為在中華民族的危亡時刻，文藝工作必須面向社會現實，喚起與鼓舞民眾的愛國熱情。為宣傳抗日，田漢與聶耳并肩戰斗，在《義勇軍進行曲》之前，兩人合作創作了諸多抗日歌曲，包括《開礦歌》《大路歌》《畢業歌》《碼頭工人》《前進歌》等，均是田漢作詞、聶耳作曲。
　　田漢、聶耳創作《義勇軍進行曲》
　　1935年2月，《風云兒女》劇本交稿不久，田漢就被國民黨政府以“抗日反政府”罪名逮捕。聶耳對此義憤填膺。對于聶耳來說，田漢既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指路人，也是他音樂道路上的合作伙伴，既是良師，亦是益友。他主動向夏衍請纓，要求承擔主題曲的作曲任務，他說：“作曲交給我，我干！”未等夏衍開口，他便伸出手與之握手，再次表示：“我干！交給我。”“田先生一定會同意的。”夏衍后來風趣地說，譜曲的工作是聶耳“搶”來的。
　　為了譜好曲子，聶耳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他曾向《風云兒女》導演許幸之提及，“我幾乎廢寢忘食，夜以繼日，一會兒在桌子上打拍子，一會兒坐在鋼琴面前彈琴，一會兒在樓板上不停走動，一會兒又高聲地唱起來。房東老太太可不答應了，以為我發了瘋，跑到樓上來大罵我一頓。末了，我只有向她道歉了事”。當時聶耳經常去司徒慧敏家做客，每次譜完曲，他都會充滿激情地唱給眾人聽，司徒的母親親切地稱之為“起來”先生。
　　根據夏衍的回憶，為了避免遭到國民黨當局的迫害，聶耳未來得及譜完曲就去了日本。出國前夕，他趕出了曲子的第二稿。1935年4月15日，聶耳帶著樂譜離開上海，下旬，歌曲在東京定稿，并郵寄給了電通公司。
　　在譜曲過程中，聶耳對歌詞作了細微修改。田漢的原稿如下：“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一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飛機大炮前進，前進，前進，前進！”聶耳的修改主要有以下幾處：一是“每一個人”改為“每個人”；二是在“我們萬眾一心”前加了三個“起來”；三是將“冒著敵人的飛機大炮”改為“冒著敵人的炮火”；四是在最后一個“前進”后再加了一個“進”。對于聶耳的修改和譜曲，田漢給予了充分肯定。他說，聶耳把“這短短的幾句話，處理得非常豪壯明快和堅決有力”，“在全國人民忍無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的時候，恰恰表達了千萬人的心聲”。
　　不過，無論是田漢還是聶耳，都未能在第一時間聽到這首《義勇軍進行曲》。1935年7月17日，聶耳在日本不幸溺亡，享年23歲。當月，田漢出獄，隨即得知聶耳遇難的消息，不禁失聲痛哭。
　　在聶耳短暫的一生中，共創作了35首歌曲，其中與田漢的合作最多，共有14首，其創作的第一首歌曲《開礦歌》和最后一首歌曲《義勇軍進行曲》，均是與田漢的合作，兩人可謂是近代中國音樂史上當之無愧的“黃金搭檔”。因為失去了聶耳這樣的好搭檔，田漢此后再也沒有寫過歌詞。
　　田漢曾這樣評價他的搭檔聶耳，他說：“一個人的死常常容易考驗他生前給人印象的深刻程度。但凡你心中為人民服務，人民就是那樣忘不了你，始終記憶猶新地紀念你”，“聶耳的作曲之所以如此迅速受到人民的歡迎，首先是他有飽滿的政治熱情，他不是為作曲而作曲，他是自己真正站在痛苦人民的中間，喊出了他們的憤怒和要求”。這既是對聶耳的評價，也是對《義勇軍進行曲》的最好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