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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政要眼中的鄧小平

作者:葉介甫    發布時間:2018-02-02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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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具有卓越的領導藝術和非凡的人格魅力,他的思想和行為,影響了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和世界格局的深刻變化。他的杰出才能和歷史功績不但得到了包括毛澤東、周恩來等國內領袖的高度評價,而且得到了各國政要的稱贊。

尼克松:他是20世紀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

理查德?尼克松是美國第37任總統,是國際政治舞臺上最著名的政治活動家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冷戰舞臺上,他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對世界政治格局產生過廣泛的影響。中國人民熟悉他的名字,主要是因為他和毛澤東、周恩來一起,打開了關閉23年之久的中美關系的大門,揭開了中美關系史上嶄新的一頁。

尼克松和鄧小平初次見面于1979年。這年1月,鄧小平應美國總統吉米?卡特的邀請訪問美國,卡特舉行正式宴會歡迎中國客人時,尼克松也應邀蒞臨。在宴會桌邊,他和鄧小平相見了。卡特這樣回憶當時的情景:“雖然他不認識中國的現領導人,但是他很高興在這本短暫的招待會上同他們談自己以前的訪問。從中國人私下的言論中可以明顯看出,他始終是他們敬重的朋友。”此后,尼克松訪華時,多次受到鄧小平的接見。

由于中國在全球的國際戰略地位被美國所倚重,又由于中國近年來的經濟和政治改革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尼克松出于美國自身的利益需要而不得不贊揚中國及其領導人。他敬重鄧小平,在《1999:不戰而勝》這本書中,稱贊鄧小平是“20世紀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并稱“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是在鄧小平的設計指導下實現的”。他高度評價中國執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所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認為這應歸功于鄧小平。尼克松在《1999:不戰而勝》和《角斗場上》兩本書中這樣稱贊鄧小平:

我見過鄧小平4次,1979年在華盛頓,1979年、1982年和1985年在北京。我每次離開北京時,他那勇往直前的堅強決心和絕對的自信都給我留下了一次比一次深刻的印象。而且每次我對他的印象都由于他領導的國家正在發生的巨大變化而進一步加強。然而,正如其他的偉大領袖們一樣,鄧小平對未來的看法高于專家們,他能看到專家們不可想象的東西。的確,他正在做的是任何共產主義國家從未做過的,但是,從未做過的事絕非做不成的事。假如最后結果表明上述關于鄧的改革的政治后果的推論錯了,那只能歸結為一條簡單的原因:鄧的改革途徑行得通。姑且撇開權力和意識形態問題不談,鄧正在打賭的是:中國不會背棄好東西。

尼克松高度評價了鄧小平的主動退休,他說:鄧小平認為,一位領袖逝世以后,如果有妥善準備好的接班人繼續執行他的政策,這就是最終的成功。今天,鄧小平仍然很健康,但是,隨著“人生自古誰無死”的感覺越來越明顯,鄧反而得以理解到領袖不朽的關鍵在于謙虛地承認其他人能夠也必須代替他。鄧小平以其一生中的許多輝煌業績而將被人們所記憶。歷史上,很少有堅強的領袖人物能正視自己的終將逝去,而不是被別人迫使他承認這一點。鄧說:“我要在還未老糊涂之前退下來。”這句簡單的話充分證明了他的偉大。

從1976年到1985年,尼克松對中國進行了四次訪問,驚嘆于這個國家“從世界上最教條主義的共產黨國家之一發展成為世界上最進步的共產黨國家之一”。1985年訪華時,尼克松同鄧小平進行了廣泛的交談,鄧小平既談到中國的國際地位,也談到國內的改革。在談到中國的經濟改革時,鄧小平同尼克松說:中國將對這種改革進行認真的試驗,如果這種改革行得通,就繼續進行下去;如果這種改革失敗,我們將放棄它。我們在三五年內可以決定我們未來的方針,改革的方向是不可逆轉的,但是策略是可以改變的。在會晤快要結束時,尼克松說:中國的改革由于得到成功,也許可以成為第三世界的許多國家的模式。

1989年10月31日,在鄧小平宣布退休前,最后一次會見了尼克松。在這次歷時3小時的毫無限制的會談結束后,尼克松評價鄧小平是“當代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

卡特說:同他談判是一種樂趣

吉米?卡特是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統之一,在他當政時期,由于毅然決然與中國實現關系正常化而轟動世界。他卸任之后.在其回憶錄《忠于信仰》中,描述了同鄧小平會晤的情況,披露了鄧小平當時對一些重大國際問題的看法。

中美兩國于1979年l月1日實現了關系正常化。1月29日至31日,時任副總理的鄧小平和夫人卓琳應卡特總統和夫人羅莎琳的邀請,對美國進行了正式訪問。鄧小平是新中國成立30年來第一個訪問美國的中國高級領導人。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政府對鄧小平這次訪問十分重視,破例以接待國家元首的禮儀規格接待他。當鄧小平和夫人一行29日上午10時乘車來到白宮時,受到了卡特總統和夫人,以及美國政府許多高級官員和群眾的熱烈歡迎。此時,有著179年歷史的白宮分外整潔,南草坪進行了節日的裝飾。約1000多名歡迎群眾揮舞小型的中美兩國國旗,向卡特總統和鄧小平歡呼、鼓掌。

國際輿論普遍認為,在鄧小平訪美之前,還沒有一個外國貴賓受到過美國政府如此隆重的接待。鄧小平對美國的這次訪問,對發展兩國關系有著重要意義,是中美兩大民族傳統友誼史上新的里程碑。《世界論壇報》稱“鄧小平是世界和平的杠桿”。卡特總統在他的回憶錄《忠于信仰》中這樣回顧鄧小平:

在幾次既愉快又富有成果的會談中,我們還討論了另外一些問題,有幾個是非常機密的問題。鄧小平在訪問國會時,談話生動幽默,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看來中國人懂得如何既表現出沉著的自信心和對自己國家的自豪感,又不顯得驕傲自大。

在我們最后一次會談時,我們簽署了領事館、貿易、科學技術、文化交流等等協議。當時,有人問他:“我們當初決定實現關系正常化時,你在國內有沒有遇到政治上的反對勢力?”當鄧回答“有”時,人人都側耳聽他怎么說。他停了一停之后說道:“在中國的一個省——臺灣——遇到了激烈的反對。”

后來,卡特在他的私人日記中這樣寫道:“鄧小平的來訪是我在總統任內最愉快的經歷之一。對我而言一切都很順利,中國領導人似乎也同樣愉快。”卡特還這樣描述鄧小平:“聰明、強硬、機智、坦率、勇敢、有風度、自信且友好。”

1987年6月29日,卡特應邀訪問中國,相隔6年再次與鄧小平見面。鄧小平在同卡特的交談中透露了中共十三大的準備情況。他說,黨代會在政治上將重申1978年以來的政策,主要是改革和開放。“我們不但要繼續實行改革和開放政策,還要搞得更勇敢一些。”鄧小平說:“黨代會將把政治體制改革提到議事日程上來。政治體制改革包括加強民主和法制兩個方面。至于民主,我們不能照搬貴國的民主。如果沒有安定團結的環境,我們什么也干不成。因此政治體制改革一方面講社會主義民主,另一方面還要講社會主義法制。”會見結束時,鄧小平高興地接受了卡特的一件禮物——他撰寫的回憶錄《恪守信念》。

基辛格:他真的太咄咄逼人了

亨利?阿爾弗雷德?基辛格是美國著名外交家、國際問題專家,美國前國務卿。1973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原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后擔任尼克松政府的國務卿,并在水門事件之后繼續在福特政府中擔任此職。作為一位現實政治的支持者,1969年到1977年之間,基辛格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發揮了中心作用,并在中美建交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975年10月19日,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訪問北京,與中國方面磋商福特總統訪華事宜。當時擔任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的布什也參加了這次預備性的會談。中國方面參加會議的主要是當時擔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的鄧小平。美國學者傅高義著的《鄧小平時代》中對此有這樣的描述:

在這期間,鄧小平正接受著批判,曾被批準暫時從受批判當中脫身,因為他要跟亨利?基辛格,后來又跟吉拉德?福特總統談判。為了給福特總統訪華做準備,10月20日至22日,鄧小平與基辛格舉行了3天漫長的會談,就國際局勢交換意見。鄧小平幾乎沒有讓基辛格說開場白,就逼著他在關鍵問題上表態:你們賣給蘇聯多少糧食?你們給了蘇聯多少美國現代設備和技術?你們如何評價赫爾辛基會議(美國在這次會議上力促西歐與共產黨陣營搞緩和)?鄧小平然后講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張伯倫和達拉第對希特勒采取綏靖政策的經驗教訓:由于英法兩國向希特勒最初的侵略示弱,導致了希特勒進攻西方。他奉勸說,為了阻止威脅,必須做出強硬反應,而現在美國卻在示弱。他說,蘇聯現要比美國和西歐加在一起更強大。蘇聯有兩個弱點:它缺少糧食和技術,而美國在這兩方面施以援手,幫它克服自己的弱點,這只會增加蘇聯攻擊的危險。周恩來曾被指責為對美國太過軟弱,而當這次會談被匯報給毛澤東時,他很難找到以同樣的眼光看待鄧小平的證據。

在與基辛格就全球問題舉行的漫長會談中,鄧小平不斷重提美國從越南撤軍后蘇聯形成的威脅,一再向基辛格施壓,讓美國對蘇聯的威脅做出更強硬的反應。當時,無論基辛格還是他的任何助手都沒有覺察到鄧小平正承受著沉重的政治壓力。基辛格從會談的情況斷定,由于毛澤東當時病得不輕,無法過問具體的或持續性的工作,現在“鄧小平是關鍵人物”。

后來基辛格在他的《基辛格〈論中國〉》中講道:鄧小平這個人堅強自信,后來我知道他正在受到批斗。盡管那時他已經受到傷害,但沒有寫在臉上,仍然為中國的大事據理力爭,他真的太咄咄逼人了。

布什也在自傳體回憶錄《白宮:我的目標》一書中,在敘述基辛格這次先遣訪華的過程時,用較多的筆觸記述了他和基辛格等人與鄧小平會談的情況。布什特別注意到:“鄧在會見外國領導人時具有一種把握強硬和靈活間最佳比例的高超才能。但他在與基辛格的會談中卻明顯地咄咄逼人,措詞強硬。”

布什:他從一個氣勢洶洶教訓美國官員的鄧小平,又變成了一個幽默風趣的合作伙伴

喬治?布什是繼羅納德?里根之后的美國總統。70年代初,在杰拉爾德?福特擔任美國總統期間,曾擔任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在美國政壇顯要當中,恐怕沒有誰比布什更熟悉中國。在駐華期間,他和夫人一起經常騎自行車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上來來往往。他為促進兩國之間的交往,加強中美關系,發揮了重要作用,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1975年10月19日,布什隨基辛格一起訪問北京,與鄧小平進行了3次長時間的會談,這使他有機會直接了解鄧小平,領略他的風格與風采。雖然此前他已幾次見過鄧小平,但這次與鄧小平的長時間會談顯然給他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

喬治?布什曾多次訪問中國,與鄧小平有過多次會面。1979年4月10日,美國國會通過了《與臺灣關系法》,其中有條款是,美國將繼續向臺灣出售“足夠的防御性武器,使其能夠維持充分的自衛能力”。而是時競選總統的羅納德?里根發誓要給臺灣以“尊嚴”,包括謀求與臺灣建立正式關系。1979年8月22日,布什前往亞洲,會見了“憤怒的鄧小平”。布什在回憶錄中這樣提到這次會面:這是一次特別不愉快的訪問。我想讓中國放心里根不會實行“兩個中國”的政策,但是在會談中鄧小平的助手帶來了最新的新聞簡報,其中包括一次里根記者招待會的報道。里根在這次招待會上說,臺灣是一個國家,美國應當恢復與臺灣的外交關系,為臺灣的自我防御提供所需要的一切。鄧小平說:“他又在搞這一套。”他接著又說:“里根不止一次說過,他支持與臺灣建立官方關系……不管在其他國際問題上有何觀點和立場,假如里根的言論和共和黨的政綱得到貫徹,這必將損害中美關系。”鄧小平還宣布,如果共和黨繼續支持臺灣,他將被迫起來維護“十億中國人民的利益”。我盡量軟化美國的立場,但鄧小平仍然沒有消氣。

1981年6月,鄧小平邀請里根手下的國務卿黑格訪華。16日,鄧小平在會見黑格時重申:中國希望中美關系順利發展,但是假如不能正確處理對臺售武問題,則可能造成中美關系的停滯甚至倒退。

為了打破中美之間這種緊張關系,布什再次來到中國。他回憶說:

我在抵京后的最初幾天發現,北京對售武問題依然態度強硬。隨后鄧小平請我去談,會議中鄧提議和我去旁邊一個房間單獨交談一刻鐘,只允許恒安石和翻譯在場。一個小時后,我和鄧小平達成非正式諒解,后被納入美國限制對臺售武的文件。

鄧小平知道已經得到了他所期望的最佳結果:美國不會停止對臺售武,但對售武做了限制——而隨美國對臺售武的減少,鄧小平可以樂觀地認為,從長遠看臺灣終將回歸大陸。一個多年來像一位軍人那樣以強硬姿態氣勢洶洶教訓美國官員的鄧小平,又變成了一個幽默風趣的合作伙伴。

赫魯曉夫:鄧小平這個人很厲害

尼基塔?謝米蓋耶維奇?赫魯曉夫是國際政治舞臺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1918年加入布爾什維克黨。1929年到莫斯科工業學院學習。1934年起任蘇共中央委員會委員。1939年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52年任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斯大林逝世后,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

赫魯曉夫當政期間,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曾先后訪問蘇聯,赫魯曉夫也曾3次訪問北京。在此期間,赫魯曉夫與鄧小平曾有過多次接觸。隨著中蘇兩黨論戰全面展開,沖突日益升級,赫魯曉夫與鄧小平之間有著多次正面的交鋒。

1974年,美國利特爾&布朗出版公司和英國安德烈?多伊奇出版公司分別出版了《赫魯曉夫回憶錄》。這部回憶錄的內容包括1954年至1964年赫魯曉夫執政年代的蘇聯政治、經濟、外交等情況,特別是涉及國內外政策的演變。在該書的第三卷“毛澤東”“人民革命勝利后與中國的友誼”“對華關系風云突變”和“對華關系進一步惡化”4個章節中,赫魯曉夫詳細談到了中蘇兩黨分裂的由來,談到了毛澤東的莫斯科之行,談到了他的3次訪華,也談到了他對鄧小平的印象。當然,他的回憶錄當中不乏對中國內外政策、對毛澤東的攻擊。值得提出的是,在毛澤東和赫魯曉夫的交往當中,毛澤東曾多次提到鄧小平。

赫魯曉夫的回憶錄中說:“1956年10月英國、法國、以色列對埃及發動戰爭。他們的侵略正巧碰上了悲慘的匈牙利事件和波蘭的摩擦。在如此復雜的國際局勢下,我們感到必須與中國保持更加密切的接觸。于是我們向北京提出請求,請哪一位中國領導者前往莫斯科進行磋商,制定一個對波蘭和匈牙利兩國關系的共同方針。于是劉少奇同志來到我們這里,好像中國代表團里還有鄧小平和康生。現在鄧小平被打入冷宮,我對他的遭遇一無所知。”這是赫魯曉夫對鄧小平的第一個印象。

1957年11月2日,毛澤東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訪蘇,出席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40周年慶祝大會。11月14至16日,參加慶祝活動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在莫斯科召開代表會議。會議討論了當前國際局勢和爭取和平與社會主義斗爭中的迫切問題、與會各國之間的關系問題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共同問題。但在這次會議上出現了爭論。

一天晚上,毛澤東把翻譯李越然叫到他的房間里。毛澤東側身臥在床上,拿起一個蘇聯信封,他口述要李越然寫。寫完一看說:“不是要你寫中文,是寫俄文。”接著,毛澤東又重新給了李越然一個信封,這回,李越然寫成了俄文,內容是:“赫魯曉夫同志:我已經睡了。關于這類問題,由鄧小平同志和你們說,我們倆不談了,好嗎?”李越然寫完,毛澤東在這個信封上簽了名。

原來,赫魯曉夫和毛澤東第一次共同進餐時,毛澤東將手一劃,像分清職責一般,說:“那些具體事情讓鄧小平和蘇斯洛夫他們搞去。”毛澤東考慮,他和赫魯曉夫這兩位最高領導人之間不能談崩了,必須留有余地。讓鄧小平和蘇斯洛夫先談,這樣回旋余地大。

赫魯曉夫在回憶錄中這樣表述:在代表會議開會期間,我們與許多代表團舉行過會晤。我同毛及其隨行同志談了很多。這些會談看上去極其友好而又令人愉快。順便提一下,在私下會晤中毛曾給出了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的評語。毛指著鄧小平說:“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他非常有前途。”在那次會晤之前我幾乎不認識鄧。中國革命勝利以前,我國報紙上沒有見過他的名字。

通過這次會談,在赫魯曉夫看來,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在他的同事中“獨樹一幟”,將頭發剪得很短,這種發型在中國恰恰又是被稱為“小平頭”。長期主持意識形態工作的蘇共領導人蘇斯洛夫和波斯別洛夫,面對他們的談判對手鄧小平,親身感受到了鄧咄咄逼人的才氣和勃勃向前的進取精神,不得不報告說:“這個人很厲害,不好談,他話不多,專抓你要害和漏洞。”

赫魯曉夫也不得不當面對毛澤東苦笑說:“是啊,我也感覺到這個人很厲害,不好打交道。他觀察問題很敏銳。”

撒切爾:他非常直率但并不粗魯

瑪格麗特?撒切爾是戰后英國第一位女首相,也是擔任首相職務時間最長的政治家,是國際政壇上影響深遠的人物之一。

1982年9月,秋高氣爽、景色宜人的北京迎來了撒切爾夫人。她此行的目的是為了加強中英關系,擴大雙邊貿易。此外,還為了一件舉世矚目的大事,即就香港前途問題與中國領導人進行會談。

22日下午,撒切爾夫人乘英國皇家空軍專機來到北京,西方報紙報道說:“說來也巧,這個日子正值主張‘和為貴’的中國古代偉大思想家孔子誕辰2463年紀念之時,她在丈夫丹尼斯及一大批政府官員和16名記者陪同下,來到這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禮儀之邦——中國。”

撒切爾夫人的訪華在1982年6月份的福克蘭群島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后不久。這次勝利使她變得過于自信,這讓她的顧問愛德華?尤德等人感到擔心。他們并沒有強有力地向撒切爾夫人解釋清楚:想讓鄧小平允許英國在1997年后繼續保留對香港的主權是多么不可能。英國外交部的兩位中國問題專家拍西?柯利達和艾倫?唐納德為了避免對抗,試圖向撒切爾夫人解釋清楚鄧小平的決心。然而自信的“鐵娘子”撒切爾夫人錯誤地以為,中國拒絕考慮英國在1997年后繼續保留主權只不過是一個“可以談判的條件”。

9月24日上午,鄧小平和“鐵娘子”撒切爾見面了,兩人進行了兩個半小時的會談。撒切爾夫人后來把這次會談描述為“生硬粗暴”。不過參加會談的英國官員證實,撒切爾夫人過于夸張了與鄧小平之間的對抗,事實上對抗的感覺僅僅來自會談后撒切爾夫人對媒體的講話以及中方的反應。據英方參加會談的人說:撒切爾夫人的講話既雄辯又富有魅力,盡管如此,鄧小平所擁有的幾乎不受限制的權力也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鄧小平在開場白中宣布,中國將在1997年收回主權,將支持香港的繁榮,并希望能夠得到英國政府的合作。但撒切爾夫人回應說,在英方看來,根據三個條約,香港是屬于英國的,這些條約在國際法上都是有效的,只有經雙方協議才能做出變動。她說,英國在過去150年里學會了如何管理香港,成效很不錯。她又說,只有在做出保證香港繁榮穩定的安排后,才能談到主權問題;只有英國的統治才能夠為香港的繁榮穩定提供保障;沒有英國的這種保障,商人不會再愿意投資。不過撒切爾夫人確實做出一個讓步:假如能就香港的管理權做出令人滿意的安排,她可以考慮向議會提出有關主權問題的建議。因此雙方應當通過外交渠道開始談判,尋求達成令人滿意的協議。

鄧小平斷然拒絕了她的建議。他說,有三個主要問題:主權;中國在1997年后如何治理以維護香港繁榮;中英兩國政府如何共同避免在1997年之前發生大的混亂。他說:“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回旋的余地。”他說他不會做當年簽訂不平等條約的李鴻章,主權就意味著完全的主權。為了維護香港1997年后的繁榮,香港目前的政治制度和大多數法律將繼續有效。中國會和香港人民進行廣泛協商,制定出對投資者(包括英國投資者)有利的政策。但是,讓英國政府或商業界滿意也是有限度的。鄧小平警告說:“如果港英政府在1997年之前挑起嚴重對抗或從香港撤走大批資金,中國將被迫不得不對收回(香港)的時間和方式另做考慮。”鄧小平確實表示,他要與英國合作,他同意雙方應當立刻通過外交渠道進行磋商。但是他又補充說,如果雙方在兩年內無法就主權移交達成滿意的協議,中國將單方面宣布自己的政策。

撒切爾夫人與鄧小平結束會談走下外面的臺階時,被一名記者的提問分神,腳下一滑導致膝蓋著地。這一插曲被電視鏡頭捕捉到并在香港的晚間新聞播出,后又在香港電視上反復播出。這個畫面給人的印象是:撒切爾夫人受到鄧小平強硬姿態的震懾,差點磕了個頭,幸虧有身邊的柯利達攙扶才沒有跪下。

后來,在撒切爾夫人的回憶錄《唐寧街的歲月》中,她以一種失敗者的無奈和依依不舍,追憶了中英談判的全過程,表達了她對鄧小平等中國決策人物的欽佩,并給了鄧小平正面的評價,認為他非常直率但并不粗魯。

來源:《世紀風采》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