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上海蘇州河口外白渡橋旁的百年老店——浦江飯店，曾是上海灘名副其實的“第一店”禮查飯店。隨著2017年12月31日的跨年鐘聲響起，它“閉門謝客”裝修轉型。曾經下榻的房客，有心的話會發現311室門口有塊木牌，上面用中英文寫著：1927年周恩來和鄧穎超，曾經住過禮查飯店311房間。這是周恩來當年在上海戰斗生活過的地方。

高級飯店特殊來客

1846年，一位名叫禮查（Richard）的外國人在外白渡橋拐角處建起一座飯店——禮查飯店。這是上海開埠以來第一家西商飯店，被譽為“上海著名的里程碑建筑”。中國第一盞電燈在此點亮；中國第一部電話在這里接通；西方半有聲露天電影在這里首次亮相。1927年4月，這里迎來的一對男女，影響了中國革命的未來。

1927年初，中國革命進入緊急階段。北伐戰爭順利地向長江下游節節推進，直接威脅南京、上海的軍閥統治，工人和農民運動在全國風起云涌，極大地動搖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然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右派篡奪革命領導權的陰謀活動日益猖獗，各種反革命力量重新集結組合。

4月12日凌晨，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及革命群眾。這就是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對于那段時間的周恩來行蹤，許多相關書籍上都沒有詳細的記載。

1973年9月，周恩來、鄧穎超陪同法國總統蓬皮杜訪問上海。那天，周恩來來到上海大廈18樓等候外賓，在貴賓室，他講起一段塵封40多年的往事：“1927年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勝利以后，蔣介石叛變革命，當時的形勢很緊急，根據黨組織的決定，我和鄧穎超住進了禮查飯店。”第二天，鄧穎超向陪同人員證實了此事。她說：“對!對!那可是一個高級的飯店吶，當時住的都是外國人和‘高等華人’。我們住進去以后也要充闊佬：恩來穿的是西裝革履，我呢，身上穿的是旗袍，腳上著的是高跟鞋，冒充闊太太。我們在禮查飯店足足住了兩個多月，不能出門，靠地下黨組織派人來聯系。真把我們給憋死了!”

黃浦江畔風云歲月

1927年5月下旬，周恩來離開禮查飯店，來到1000米外的公平路碼頭，登上西行武漢的英國輪船。這已不是周恩來第一次從黃浦江上離開上海。1920年11月，從日本歸國不久的周恩來在上海乘法國郵輪“波爾多”號踏上了去法國勤工儉學的旅途。在法國，他參加了巴黎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之一。

1927年秋，周恩來向中央建議成立中央特科，下設四個科：總務科負責后勤與善后；情報科負責刺探與反諜；行動科又稱紅隊，即紅色恐怖隊，負責營救同志清除叛徒；電訊科負責各種聯絡和培訓無線電專業人員。

1931年4月，顧順章被捕叛變。這一事件嚴重威脅黨在上海領導機關的安全。由于周恩來堅決果斷的處置，使我黨避免了一次滅頂之災。顧順章被捕前是黨中央委員，又做過特科具體工作的負責人，因此國民黨極為重視，陰謀用顧順章提供的線索將我黨地下組織一舉破獲。當時由于顧順章知道中央的機密特別多，知道許多中央負責同志的住址，他的叛變對中央機關的威脅特別大。

形勢險惡!時間緊迫!周恩來受黨重托，挑起全面負責處理這一危機的重擔，以驚人的機智果斷，搶在敵人前面，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對敵戰斗。他和陳云當機立斷，馬上召集有關人員舉行緊急會議，采取了一系列緊急措施，全力粉碎敵人破壞我黨的罪惡企圖。在命懸一線之危急關頭，周恩來連續工作幾天幾夜，幾乎沒有休息。

1931年9月，國民黨作出“懸賞通緝”周恩來的決定，同年11月又以顧順章的名義在上海各報連日登出懸賞緝拿周恩來的緊急啟事，但他們始終找不到周恩來的蹤跡。不得已又使出慣用伎倆造謠誣陷，用“伍豪”的名義在1932年2月中旬至下旬的上海各報登出所謂“伍豪等243人脫離共黨”的假啟事。

當敵人在上海各報拋出這個偽造啟事的時候，周恩來已經離開了上海兩個多月。據史料記載，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擅自外出過夜后被捕。周恩來獲悉并查實消息后迅速隱蔽，基本上停止工作，同時開始準備撤離上海。1931年12月初，化裝成工人的周恩來從十六鋪碼頭搭船悄悄離開上海，于12月15日進入中央蘇區。周恩來雖然已遠離上海，但國民黨偽造的啟事見報以后，共產黨立即予以揭穿，進行有力回擊。

白區工作理論實踐

大革命失敗后，革命進入低潮。在國民黨統治區，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被迫轉入地下。在嚴重白色恐怖環境下，如何適應變化了的條件，整頓組織，恢復發展白區秘密工作，是黨面臨的一個新問題。在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主任徐建剛看來，周恩來在理論上、實踐上作了大量探索，為日后形成黨的白區工作方針提供了方向，這也是他對白區工作的重要貢獻。

土地革命戰爭初期，周恩來在上海的四年，是黨的歷史上異常艱難曲折的時期，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中途夭折，黑暗重新籠罩著中國。上海與各蘇區相隔千山萬水，中間還有敵人的層層封鎖。無論是各地情況和中央指示的上傳下達，還是人員的來往，物資的運輸，都離不開秘密交通網。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從上海經汕頭、大埔至中央蘇區的秘密交通線，就是在周恩來親自主持下建立的。

中國革命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是從創建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以后，在革命斗爭實踐中逐步認識的。初期，周恩來并沒有直接參加各個紅軍和根據地的創建工作，但作為分管軍事的中共中央常委，盡管他身在遠離根據地的上海，卻始終十分關心和重視紅軍和根據地的統一領導，這是他在上海四年中的一項重要工作內容。在這方面，周恩來做了大量工作，為中國革命作出了貢獻。

徐建剛表示，1929年9月，周恩來在上海聽取了陳毅關于江西革命根據地紅四軍的爭論，起草了著名的“九月來信”，明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促成了著名的古田會議召開，為解決中國革命如何思想建黨、政治建軍奠定了基礎。

在白色恐怖的歲月里，周恩來在上海黨中央機關還承擔著一項特殊而又極其重要的任務，即領導中央特科，開展情報、保衛工作，保證中共中央的安全。正如陳云同志所說，“特科是周恩來同志直接領導下的黨的戰斗堡壘。特科是一個有戰斗力的白區黨的地下組織。”

記者手記>>

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徐有威經研究發現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周恩來在以黃浦路15號的浦江飯店為圓心不超過3000米的街區中，神出鬼沒地開展中共地下工作。

今天，當我們研究上海的紅色基因的時候，除了時間因素，更應該注意空間變化。事實上，歷史人物在時空的變化，對于歷史本身的研究也是非常大的幫助。近年來，一些學者通過數理統計法、歷史文獻分析法，對歷史人物的時空特征進行詮釋，運用文獻和地理學的相關知識，分析歷史人物的時空分布特征和規律，這種研究方式無疑可以給出一些有意思的現象，并從一個全新的視角來研究歷史事件本身。

專家點評>>白色恐怖下堅定信心

從1927年11月至1931年12月離滬至蘇區，期間除了曾先后兩次去蘇聯以及赴廣東、天津短暫離開上海之外，在長達四年的時間中，周恩來一直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上海堅持地下斗爭。這是他一生中在上海居住時間最長的一段。

周恩來曾經說過，“經過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鍛煉，堅定了我對革命的信心和決心。我做工作沒有灰心過，在敵人公開壓迫下沒有膽怯過。”這段時間，在上海實際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經歷，對他到瑞金就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及以后長期擔任黨中央重要職務都具有很大的作用。

（作者：徐建剛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主任）

原載：新民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