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歐美同學會成立100周年慶祝大會上發表講話，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能夠真正認識到“尚賢者，政之本也”，為培養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急需的各類人才創造良好的環境。“尚賢者，政之本也”這句古語，出自《墨子·尚賢上》，意思是說：崇尚賢能、推崇賢才、任用賢才是治國理政的根本所在。

墨家思想的精華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代表。中國共產黨人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弘揚者和建設者，在尚未執政之前，毛澤東等領導人更是一再推崇墨子。

墨子是替下層人民說話的思想家，其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尚賢、尚同、非命等主張，曾經風靡一時，在中國歷史上影響深遠。墨學興盛時期足以與儒學相抗衡，由于漢代以后歷代統治者的打壓，墨學長期衰落，直到晚清西學東漸，國人才重新認識到墨學的價值，于是紛紛主張“墨學救國”。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后，墨學復興達到高潮。現代著名歷史學家王桐齡在1922年形容道：“就目下形勢而論，墨子學說之傳播力，乃正如日出東方，光焰萬丈，有普照全世界之觀矣。”胡適直到1925年還如此描述：“現在大家喜歡談《墨子》，墨學幾乎成了一種時髦風尚。”這種思潮無疑會影響到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人。事實上，馬列主義傳入中國后，很多中共早期領導人都將墨學與馬列主義融通，并且躬身踐行墨家精神。

毛澤東：墨子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

1939年2月，毛澤東給陳伯達寫了一封很有專業學術水準的信。當時，陳伯達剛剛寫出《墨子的哲學思想》一文，向毛澤東請教。毛澤東以極大興趣讀完這篇3.6萬字長文后，在信中對陳研究墨子稱贊有加：“《墨子的哲學思想》看了，這是你的一大功勞，在中國找出赫拉克利特來了。”他還覺得陳伯達的文章標題平常，不足以體現對墨子的高度評價，建議“似改為‘古代辯證唯物論大家——墨子的哲學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學’較好”。這足以表明毛澤東對墨子的態度。

4月，毛澤東在抗大生產運動初步總結大會上講話指出：歷史上的禹王，他是做官的，但也耕田。墨子是一個勞動者，他不做官，但他是一個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動手做桌子、椅子。歷史上幾千年來做官的不耕田，讀書人也不耕田，假使全國黨政軍學，辦黨的，做官的，大家干起來，那還不是一個新的中國嗎？他還進一步發揮說：“馬克思主義千條萬條，中心的一條就是不勞動者不得食。”“不勞動者不得食”等于是墨家的信條“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的現代表述，而推崇大禹也是推崇墨家思想的表現，因為大禹正是墨家理想中的圣人。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大力倡導墨子之道，是因為墨家許多觀點、做派與馬克思主義原理不謀而合，有助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其實，毛澤東對墨家思想的推崇并非延安時期才有，他在早年就已經不自覺地受到墨家思想的影響。他幼年起就愛看中國舊小說，特別是關于造反的故事，比如《水滸傳》等。直到1936年，他仍饒有興趣地告訴斯諾：

“我常常在學堂里讀這些書，老師走過來的時候就用一本正經書遮住。大多數同學也都是這樣做的。許多故事，我們幾乎背得出，而且反復討論了許多次。關于這些故事，我們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還要多些。他們也喜歡這些故事，常常和我們互相講述。我認為這些書大概對我影響很大，因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齡里讀的。”

歷史學家范文瀾曾說：“后世農民反抗，提出‘替天行道，劫富濟貧’一類的口號，成立宗教色彩的組織，很有當初墨家思想的痕跡。”因此，在反映濃厚墨家思想的《水滸傳》等小說影響下，毛澤東早年就已經不自覺地接受了墨家思想的熏陶。少年毛澤東除喜歡閱讀有關農民造反的小說外，還特別同情農民，甚至很同情因為饑荒而造反的農民，而且將哥老會中一個被官府處決的農民領袖彭鐵匠視為英雄，這表明他站在農民階級的立場上。這一點與講究維護大多數人利益的墨家思想也是一致的。從生活習性也可以窺見個人思想傾向之一斑，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仍始終保持農民的生活習慣，非常艱苦樸素，這也是墨家精神的體現。

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求學期間所接受的知識和觀點對他后來的政治思想影響很大。青年毛澤東的人格理想，“除儒家及其心性之學外，還有兩個明顯的思想淵源。一個是墨家，一個是明末清初的經世之學”（陳晉語）。毛澤東出身農民，來自底層，“如果說他對大本大源和圣賢仁人的追求，是明顯接受了頗有士大夫氣的傳統儒家英雄主義人格理想的影響，那么，當他進一步摸索立志、修身做圣賢的具體途徑的時候，重勞動、講勤苦、求實效的下層社會的觀念、習俗，自自然然地成為他的人生信念，影響他的人格理想，從而帶有濃厚的墨家色彩”。對此，陳晉稱之為“引儒入墨”或者“以墨填儒”。

譚嗣同作為近代著名湘籍維新志士，對青年毛澤東影響巨大，而譚也非常崇拜墨子。其自述有謂：“吾自少至壯，遍遭綱倫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瀕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輕其生命，以為塊然軀殼，除利人之外，復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懷墨子摩頂放踵之志矣。”譚嗣同自愿為變法流血犧牲，真正踐行了墨家“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的宗旨。

青年毛澤東主張圣賢救世說，并且將墨子看成救世的圣賢。他在《倫理學原理》一書中批注道：“一切之生活動作所以成全個人，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個人，表同情于他人，為他人謀幸福，非以為人，乃以為己。吾有此種愛心，即須完成之，如不完成即是于具足生活有缺，即是未達正鵠。釋迦（牟尼）、墨翟皆所以達其個人之正鵠也。”在他的《講堂錄》中也有與墨家尚力主張類似的筆記：“人情多耽安逸而憚勞苦，懶惰為萬惡之淵藪。人而懶惰，農則廢其田疇，工則廢其規矩，商賈則廢其所鬻，士則廢其所學。業既廢矣，無以為生，而殺身亡家乃隨之。國而懶惰，始則不進，繼則衰弱，終則滅亡。可畏哉！故曰懶惰萬惡淵藪也。”

毛澤東這些思想與五四時期知識界出現的“尊勞主義”“勞作神圣”等思潮非常一致，而“勞作神圣”等思潮的出現，就中國傳統文化而言，則是學界推崇墨學的結果和表現。新文化運動的先鋒們為了反對當時被視為封建統治精神支柱的儒家思想，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找到了激烈反對儒學、曾經與儒學相抗衡的墨學作為批判儒學的武器，并且以西學視角重新詮釋墨學，極力加以推崇。梁啟超、胡適就是這方面的先驅和代表。

作為青年毛澤東偶像的梁啟超、胡適對墨學極為推崇。梁自稱是“極為崇拜墨子的人”，“論到人格，墨子真算千古的大實行家，不惟在中國無人能比，求諸全世界也是少見”。他醉心墨學，因《墨子》中有“任，士損己而益所為也”，“任，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故自號“任公”。胡適也說：“在我十幾歲的時候，我就已經深受老子和墨子的影響。”毛澤東在北大期間曾經聽過胡適演講墨子哲學。青年毛澤東以梁、胡為偶像，就不可能不受到他們推崇墨學的影響。

在湖南一師期間，毛澤東不論寒暑都堅持冷水浴，還與蕭子升故意不帶分文，進行一次斯巴達式的行走和農村調查，另外一次類似的農村調查則是與蔡和森同行。這種“以自苦為極”的實踐精神，正是墨家一貫提倡的。“顯然，青年毛澤東對墨家的階級出身、生活作風，行為方式，有著深深的共鳴。”毛澤東積極參與現實政治，他和蔡和森所組織的新民學會，從其對學會成員的各種規定看，更像是帶有墨家性質的學團。

毛、蔡二人自同在一師求學時即引為知己，同氣相求，“對于友輩和森最稱道者為毛主席”，而毛澤東對蔡和森也非常敬佩：“那時，毛主席很佩服和森，其思想受和森影響甚大。”1918年至1919年前后，“和森只云他本人信仰共產主義及信賴俄人，但尚未云毛主席也信共產及俄人，只云毛主席也崇拜墨子”。當然，毛澤東后來也成為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不過這并不妨礙他推崇墨子，直到延安時期他仍然認為墨子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

蔡和森：列寧與墨子理想相近

五四運動時期的一個文化特色是尊崇墨學、打壓儒學，由五四新文化哺育出來的新青年，往往尊墨非孔。蔡和森就是一個典型例子。當時楊昌濟訂閱了幾份《新青年》，分送毛澤東、蔡和森等人。蔡和森對每一期都反復閱讀，還經常和毛澤東、鄧中夏等討論《新青年》提出的各種問題。他贊同《新青年》對孔子思想的抨擊，而對墨子的學說產生了強烈興趣。

蔡和森極為推崇墨子。墨家團體所具有的顯著特點，諸如刻苦生活、自我犧牲、紀律嚴格、言行一致、分財互助等，幾乎都在他身上體現出來。他是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但從傳統文化角度看，也極像一位言必信、行必果、苦行救世的墨者。

1918年8月，蔡和森在給毛澤東的一封談論手段與目的的信件中提出：“果為君子，無善不可為，即無惡不可為，只計大體之功利，不計小己之利害。墨翟倡之，近來俄之列寧頗能行之，弟愿則而效之。”此時蔡和森的思想已經在向馬克思主義靠攏，但他本能地把墨家思想和列寧學說相提并論。1918年底和1919年初，他在留法勤工儉學預備班上仍然大講墨學。唐鐸的回憶讓今人得以窺見蔡和森講解墨學的許多細節：

蔡和森帶了許多有關墨子的書，滔滔不絕地給預備班同學講解，還教他們怎么閱讀。他很尊重墨子而不尊重孔子。起初，這種態度讓同學們很驚奇，因為他們過去上學都是讀孔夫子的書，還要拜孔子牌位，給孔子燒香磕頭，很多人是非常尊重孔子的。后來，他講得多了，同學們這才明白為什么要敬重墨子，于是就連那些尊重孔子的同學對墨子也肅然起敬了。

蔡和森經常給預備班同學講墨子的故事。他說墨子為了阻止楚國進攻宋國，曾經一連奔跑十個晝夜，腳都磨破了，就把上衣撕破了包在腳上，繼續趕路，終于跑到楚國，說服了公輸班，說服了楚王，使楚宋兩國老百姓避免了一場互相殘殺。他還說，墨子不僅是科學家、工程家，而且還是一位肯于苦身勞神而又求實的思想家，總是布衣粗食，生活得十分儉樸，并能自動自愿地為天下之人做好事。他認為墨子的一生苦行儉樸，以苦為榮，值得效法。

蔡和森向同學介紹說，墨子主張替天下人興利除害。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墨子認為必須堅持“擇務而從事”的精神，做什么事都要選擇最要緊的先做，要講求實際，不要死守舊規矩，不要專講形式。墨子不贊成孔子那套麻煩的禮節和繁瑣的埋葬儀式，而主張一切都要從簡。

蔡和森還給預備班同學講解說，墨子的中心思想是“義”，并要大家記住墨子說過的“萬事莫貴于義”這句話，待人處世都要拿“義”去做衡量是非的標準。墨子說過，如果有人到人家果園去盜竊桃李，到人家欄廄偷牽牛馬，或殺害無辜而奪取人家的衣裘，那都是不勞而獲，都是不道德行為。在墨子看來，諸侯國之間發動戰爭互相殘殺，總是平民老百姓吃苦，所以他堅決反對這種不義行為，而主張人們之間講究兼愛、非攻，而且極力主張眾生平等，不要有貧賤富貴之分，也不要有男尊女卑之別。

蔡和森很討厭孔子那一套“學而優則仕”、升官發財、光宗耀祖的說教。他有時也講老子、莊子，但最信仰墨子的學說，極為欣賞墨子講平等友愛、替平民百姓辦事的思想，似乎天下的人們都像墨子那樣，就很理想了。所以他不僅反復宣揚，還要求同學們背誦墨子的文章，而且要大家向墨子學習。

后來，蔡和森接受了馬克思、列寧的學說，就更尊重馬克思和列寧了。在河北蠡縣布里村學習期間，特別是后期，他就比較少談論墨子了，更多的是談論十月革命、布爾什維克、勞農專政等最新鮮最生動的東西。那時他說過列寧在蘇俄實行的政策與墨子的理想近似，但比墨子的學說更徹底、更深刻、更偉大。

對墨家思想的推崇，有助于蔡和森在接觸馬克思主義之后盡早轉變成為一名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因為墨家思想的人民性與馬克思主義服務于勞動人民、服務于無產階級的宗旨是一致的。到達法國后，蔡和森在很短時間內，對馬克思主義就有了很深刻的理解，這同他認真研究墨子思想，吸收中國古代的優秀文化遺產，特別是其中的平等互助、同情勞動人民、講求實際、憂國憂民等精神，是有很大關系的。

另據當時同在留法預備班學習且與蔡和森關系甚近的沈宜甲回憶：“和森受古人影響最大的為墨子，我也是如此。我二人談到墨子，滔滔不絕，因為他不僅為先秦諸子之唯一科學家、工程家、實行家，而且是一哲學思想家。他的兼愛即眾生平等，無富貴貧賤及男尊女卑之別；他的非攻即反對武力欺侮弱小；他又主張摩頂放踵以利天下，即為全人類服務，不是學而優則仕，升官發財，光宗耀祖；他一生苦行儉樸，正為我二人之模范。只有他信鬼不合科學精神，非樂又不合人類天性。那時，和森不信鬼而非樂，為百分之九十九墨子之徒；我不信鬼又喜樂，為百分之九十八墨子之徒。”

沈宜甲的回憶足以與唐鐸的回憶相印證。沈感嘆道：“我與和森細談幾個月，他的確也有些重復口號。對本國人只有墨子、譚嗣同、毛主席三人，對外則每每提及列寧，甚少提及馬克思，因那時中國尚無此資料。”凡此種種，都足以充分說明蔡和森對墨家思想的推崇。

1931年，蔡和森在香港被捕，隨即被引渡到廣州。在獄中，他堅貞不屈。敵人殘忍地殺害了他。蔡和森為中國革命獻出了自己的一切，真正為天下人而粉身碎骨。

蕭楚女：我們需要墨翟

蕭楚女是中國共產黨內靠自學成才的早期卓越領導人，曾經擔任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專任教員，直到1964年毛澤東還稱贊說：“我是很喜歡他的，農民運動講習所教書主要靠他。”蕭楚女是黨內早期研究土地問題、推動農民運動的先驅者之一。

1920年初，蕭楚女參加惲代英在武漢創辦的利群書社，隨后又到安徽宣城第四師范學校任教，與惲代英一起開展青年運動，號召青年“到民間去”，“改革社會”。

蕭楚女認為人生有兩種生活方式。一種是“詩的生活”：回避現實，閉起雙眼，不看社會上一切罪惡，而在想象中構造些適意的幻象，自娛自樂。另一種則是“逼視現實，不問現實是如何丑惡，一點兒也不畏怯，直從罪惡叢中通過——而猛勇奮斗，誓作一番澄清的工作，為人類開辟一條坦平大道，以度眾生”。他覺得前一種是一般怯懦可恥的自私者的生活，后一種才是一般勇敢可敬的愛他者的生活。因此，他對墨子非常推崇：“凡是在宇宙生之大流里多少有些意義，在人間社會多少留下一點功業的，也就沒有一個是過那種詩的生活的。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哪一個古今中外的偉人、哲士、賢者、英雄，不是逼視現實，直從罪惡叢中通過的？哪一個不是把自身做成一支蠟燭，點起‘為他’的愛之火，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地讓他蠟盡成灰而完事？”

蕭楚女提醒青年們必須知道：“這種勇敢奮斗的生活，乃是要有相當的素養的——他并不能像詩的生活那樣容易。倘若我們平素沒有些堅忍、剛毅、耐勞、茹苦的鍛煉，不能很嚴格地過一種極有條理，極有預算的自律生活——則我們便一定不能在臨事時實行，在實行時持久，在持久中感著甜適，試看從前的墨翟是過的什么生活？試看現在的列寧又曾經過些什么修養？是嚴格的自律——論理（邏輯之意）的‘人生方程式’的價值，便可以看見了！我們若要成為一個‘人’，若要在我們的一生中表現些人的意義，我們是應當時時刻刻把我們的生活，帶入那極艱苦的方程式里的！”蕭楚女將墨子與列寧并列，極其推崇他們那種偉大的利他主義與嚴格自律。

蕭楚女對孔子的評價不如墨子那么高，主要是因為孔子想做官，便不得不和現實“妥協”：“一個人無論是君子也好，小人也好，居心純潔也好，蓄念卑鄙也好，只要一有了個人生活的貪戀，他便不能不和‘現實社會’相妥協。所以孔子雖圣卻也不能不如民國國會議員，奔走于七十二君之前，而不能如墨翟之斷然決絕以為反抗。”蕭楚女甚至認為能像墨子那樣斷然決絕反抗黑暗勢力，才算得上具備革命黨人的基本素質。

蕭楚女非常推崇墨子那種裂裳裹足、摩頂放踵的犧牲精神：“你若時時想著‘社會’，時時多思‘社會’的事而少想到你自己的事，那便是一個良好的督責，那便什么偉大的事業都可做出——何患缺乏魄力？裂裳裹足，以急宋難；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無非是由于他時時刻刻只記得他人，不記得自己而已！在我們現在這個時代，我們需要墨翟，不需要陶潛、李白。”

蕭楚女還認為墨子的偉大人格與列寧相同，學習墨子有助于革命者祛除自身潛藏的種種個人主義：“我們要祛盡我們意識中所潛伏的這些個人主義的質素與傾向；我們便應當學墨翟，學孫中山，學列寧。他們都是‘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數十年如一日。他們都有極偉大的人格，但他們從沒有向別人夸示過一句。他們一生專向黑暗中做工作，專向困難污濁中求生活。他們絕沒有和群眾離開過。他們絕沒有在言論、文字中鼓吹過自己的領袖才識——沒有替自己做過一次廣告。他們真是尼采所說的超人，他們不但是負重的駱駝（獨任艱巨勞怨工作），他們還是猛勇的獅子，無畏的嬰孩（他們一生不知計生死利害，永遠站在革命的最前線）。”

1927年，蕭楚女在廣州“四一五”反革命政變中被捕犧牲，年僅34歲。

惲代英：“現代的墨子”

惲代英身上帶有鮮明的墨家色彩，對他知之甚深的蕭楚女直接稱他為“現代的墨子”。

據1916年就與惲代英成為好友、1917年就加入互助社的鄭南宣回憶：“凡是代英所主張所提倡的事情，他總是以身作則。他對我談到墨子，說墨子主張摩頂放踵以利天下。他就是以這種精神宣傳馬列主義，傳播革命種子。他沒有絲毫自私的想法，舉凡在互助社時所創辦的啟智圖書室、《新聲》刊物、利群書社、利群毛巾廠等所需的經費，大多是由他節衣縮食拿出來的。因為那時的社員都是學生，只有他有收入。他主張廢除私產，首先就從自己實行了。”他的一個學生也回憶說：“我自與他日漸接近以后，就聯想到墨子。墨子被他的門徒尊為圣人，我深覺惲先生就是我們眼前的墨子。”

在生活上，惲代英克己自律，作風樸素。其堂弟惲耀蒼回憶道：“他吃飯從不挑菜，未穿過華麗的衣服，不抽煙，不喝酒，不打牌。……他在同學中組織了一個以敦品勵學、自助助人、誠實不欺為宗旨的互助社，規定了嚴格的紀律，自我約束。”他的學生說“他生活儉樸，常穿那一套舊制服”。易禮容也回憶了兩件生活方面的小事，感嘆惲代英的節約儉樸：“一、在利群書社時，我見代英每頓吃飯，總是用一只粗碗，加一點素菜，蹲在僻處吃完了事，從無例外吃一點好的。代英是中華大學高材生，是校長陳時器重的人，畢業后任中華附中主任，教薪不低。他還投稿、譯書（當時我曾看到他譯的《階級爭斗》一書），有稿費收入。聽說他為開辦利群書社即曾付出數百元。但自俸極薄。二、一九二○年我回湖南后，他和我通信，總是用明信片密密麻麻寫一整面，不肯多費信紙信封，此事也從無例外。”

曾經有人開玩笑說：灰布大衫就是惲代英的商標。茅盾對此由衷敬佩：“代英刻苦寬厚，無絲毫嗜好，未嘗見其疾言厲色，友朋呼之為‘圣人’。終年御一灰布長袍，不戴帽。”這件樸素的衣服已經成為惲代英整個人格的一部分。柳亞子在《哭惲代英五首》第一首中有言：“苦行嗟誰及，雄文自此休。”“苦行”二字可以說是惲代英的準確寫照。而蕭楚女對惲代英的評價最為中肯：“像代英這樣的人，我在古往今來的圣賢中沒有聽說過，古人云：‘墨子（翟）之徒，世謂熱腹。’只有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墨子倒有點像，代英就是現代的墨子。”

1931年，惲代英在南京英勇就義，年僅36歲。

陳獨秀：吾愿青年為墨子

中共早期最高領導人陳獨秀并非僅僅推崇墨子一家，但墨家思想對他的影響還是很明顯的。他認為：“舊教九流，儒居其一耳。陰陽家明歷象，法家非人治，名家辨名實，墨家有兼愛、節葬、非命諸說，制器敢戰之風，農家之并耕食力，此皆國粹之優于儒家孔子者。”并且大膽假設：“設若中國自秦漢以來，或墨教不廢，或百家并立而競進，則晚周即當歐洲之希臘，吾國歷史必與已成者不同。”

陳獨秀為探索人生真義，曾探討過數種人生類型，他將墨子歸入哲學家類：“第二是哲學家……象那墨翟主張犧牲自己，利益他人為人生義務。……吾人若是專門犧牲自己，利益他人，乃是為他人而生，不是為自己而生，決非個人生存的根本理由；墨子的思想，也未免太偏了。”他從一般人的生存角度出發，覺得墨家利他主義“未免太偏了”。

但是，面對國家式微、列強欺凌，陳獨秀意識到救亡圖存最需要墨子那種苦行救世的偉大精神，因此在相當于《新青年》雜志“發刊詞”的《敬告青年》一文中，號召廣大青年要學習墨子的榜樣：“吾愿青年之為孔、墨，而不愿其為巢（父）、（許）由。”

雖然陳獨秀常將孔、墨并列，但他對于孔、墨之別辨若黑白。比如吳稚暉認為孝就是博愛，陳獨秀明白指出：“儒教之言孝，與墨教之言愛，有親疏等差之不同，此儒、墨之鴻溝，孟氏所以斥墨為無父也。吳先生之言，必為墨家所歡迎，而為孔孟所不許。父母死三年，尚無改其道，何論生存時家庭服從之組織？儒教莫要于禮，禮莫重于祭，祭則推本于孝。”

陳獨秀贊同墨家薄葬的主張，并且認為儒家虛偽：“西洋喪葬之儀甚簡，略類中國墨子之道。儒家主張厚葬。喪禮之繁，尤害時廢業，不可為訓。例如‘寢苫枕塊，非喪事不言’之禮，試問今之尊孔諸公居喪時，除以‘苫塊昏迷’妄語欺人外，曾有一實行者乎？”他還批評儒家說空話：“高論倘能救世，孔、孟之稱仁說義早把世界治好了。”而多數人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墨家是最講實干的。

陳獨秀雖然崇尚西方文明，但也主張互助。他說：“鄙意以為人生之進化，競爭與互助，二者不可缺一，猶車之兩輪，鳥之兩翼，其目的仍不外自我之生存與進步，特其間境地有差別，界限有廣狹耳。”又說：“墨子兼愛，莊子在宥，許行并耕，此三者誠人類最高之理想，而吾國之國粹也。奈均為孔孟所不容何？”中國傳統文化中最講互助的是墨家。中國在巴黎和會失敗后，陳獨秀從強調競爭轉而強調互助，提倡“愛世主義與互助主義”。“這種泛愛互助的思想，使陳氏的目光轉向對民眾疾苦的關注，陳氏的社會主義傾向逐漸明顯，這是陳轉向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環節。”

1921年5月，建黨前夕，陳獨秀主張中國需要“干涉主義”：“我敢大膽宣言：非從政治上、教育上施行嚴格的干涉主義，我中華民族底腐敗墮落將永無救治之一日。因此我們唯一的希望，只有希望全國中有良心、有知識、有能力的人合攏起來，早日造成一個名稱其實的‘開明專制’之局面，好將我們從人類普遍資格之水平線以下救到水平線以上。施行這嚴格的干涉主義之最大障礙，就是我們國民性中所含的懶惰、放縱、不法的自由思想。鑄成這腐敗墮落的國民性之最大原因，就是老、莊以來之虛無思想及放任主義。”陳獨秀將他所理解的馬列主義中央集權等同于他所講的“干涉主義”，他所主張的“開明專制”固然是指當時蘇俄實行的“勞農專政”，但是內中“干涉主義”一詞似更值得注意。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道家主張放任，墨家和法家主張干涉。因此陳獨秀所主張的“干涉主義”正是墨家和法家思想的體現。以上足見墨家思想對其影響之深。

中共黨內還有不少早期領導人也是推崇墨家思想的。比如鄧中夏也帶有明顯的墨家學風，在學風與思想、學術淵源上，與蔡和森最相近。李大釗在北京大學任教期間曾經專門講授墨子的經濟思想，贊同墨子節用、反對奢侈的經濟主張。

張聞天對墨子極為推崇。1938年7月，他在給抗大第三期畢業同學所做的演講中指出：“我們在群眾中，要能‘以身作則’，要善于體貼群眾，顧慮群眾的利益，顧慮群眾的困難。所謂‘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同“猶”，下同）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要用這種急切和誠懇的態度，這種言行一致的精神，去對待群眾的問題和困難，才能使群眾了解我們對于他們的忠心。中國古代勞苦大眾偉大的代表者——墨子，他生平以自苦為樂，所謂‘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這種精神正是我們應該繼承而不斷學習的。”

來源：《黨史博覽》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