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的一個重大理論創新，是鄧小平理論的基石。它準確地界定了中國社會主義所處的發展階段和歷史方位，保證了新時期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發展戰略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在黨的十九大召開的日子里，讓我們重溫這一理論的提出及其寫進中央文件的前前后后，科學地把握國情，不斷推進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

早在1979年9月，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就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制度還處在幼年時期……在我國實現現代化，必然要有一個由初級到高級的過程。”這是中央文獻中第一次使用“社會主義制度還處在幼年時期”的提法。

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中，第一次明確指出了“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于初級的階段”。

6年后，在1987年10月召開的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系統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昭示著一個社會主義建設嶄新時代的到來。

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最初提出，到最后成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依據，中間經歷了鮮為人知的波折。

提出“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一個發言激起千層浪

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階段問題，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權威的觀點都是：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后到進入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之前，都屬于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中間不再劃分階段，整個過渡時期都屬于無產階級專政時期。

隨著時代的發展及人們思想的不斷解放，這個權威的觀點在1978年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后便受到了挑戰。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不到半個月，中央召開了理論工作務虛會。會議共開了3個月，參會人員為各省市理論、宣傳工作者數百人。就在這次會議上，有兩名理論工作者對社會主義階段問題提出了與當時主流觀點不同的看法，他們一位是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馮蘭瑞，另一位是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研究所副所長的蘇紹智。他們以前曾有過合作，共同寫過一些文章，這次又同時參加了理論務虛會，二人商定在這次會上就社會主義階段問題作一個聯合發言。

這個發言對當時流行的觀點提出了不同看法，認為過去長時期把社會主義社會看做是“從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整個過渡時期”，看做是“無產階級專政時期，不再劃分階段”的觀點是片面的、不正確的，既不符合科學社會主義原理，也不符合社會主義實際。他們認為，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這個漫長的歷史時期應該劃分階段，即中國當時還處于“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這個階段還要向發達社會主義過渡，然后再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參加會議的《經濟研究》雜志負責人看到簡報上的這個發言后，認為其中的觀點很好，在征得同意后，將其發表在了《經濟研究》雜志上。要知道，在當時政治氛圍中，提出這種見解體現了一種難得的理論勇氣。有關社會主義的階段問題一經提出，便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立即引起了巨大反響。此后，在關于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劃分的問題上，還是因為這一不同觀點繼而引發了一場影響較大的理論爭論。

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表述寫進黨的決議

1980年4月21日，鄧小平在會見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代表團時說：“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現在我們正在總結建國30年的經驗。總起來說，第一，不要離開現實和超越階段采取一些‘左’的辦法，這樣是搞不成社會主義的。我們過去就是吃‘左’的虧。第二，不管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發展生產力。”

這里所提到的“正在總結建國30年的經驗”，就是指在鄧小平、胡耀邦指導下，由胡喬木主持起草的《決議》，當時于光遠也是起草小組成員。

于光遠認為，中國社會與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社會主義有著明顯差異，但他也不贊成我國正處于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階段的說法。他的結論是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他還認為，說我國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比說“不發達的社會主義”更好。所以，他主張黨中央應該肯定中國還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

當時，一些領導人認為，社會上出現了一種否認和反對社會主義的思潮，他們把理論上討論“不發達社會主義”、“農業社會主義”、“封建社會主義”的文章視為“大肆宣揚中國不是社會主義”的表現。所以他們要在《決議》里寫進針對馮蘭瑞、蘇紹智提出的階段問題進行批判的語言，于光遠堅決反對這種做法。

據《決議》起草小組成員、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龔育之后來回憶，1980年10月提交黨內4000人的《決議》討論稿，就已經出現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怎樣從初級向高級發展”，以及“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公有制還只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初級形態”這樣的提法。在1981年5月16日準備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的修改稿中，也出現了“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于初級的階段”的提法。龔育之認為：“從兩年多的思想發展的過程來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提法在歷史決議中的出現，就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由來已久的了。”

這樣，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明確指出：“盡管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于初級的階段，但是毫無疑問，我國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任何否認這個基本事實的觀點都是錯誤的。”決議對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所處的歷史階段作出了與以往完全不同的判斷，出現了“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于初級的階段”的提法。但這還不是完整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表述。

黨的十二大前后，對“什么是社會主義”的探索

黨的十二大報告起草工作是在鄧小平和胡耀邦同志的領導下進行的，具體由胡喬木主持，于光遠也參加了報告起草小組的工作。討論草稿時各方意見就出現了分歧，主要包括三方面：第一是強調改革，還是強調整頓；第二是發展商品經濟，還是堅持計劃經濟；第三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問題。

一次討論時，胡耀邦也在場，于光遠提出，應該在報告中明確指出，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發展階段，胡耀邦連說：“很好，應該寫。”但十二大報告只是把胡耀邦肯定的這句話孤立地寫了進去，而對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將給全面實施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及其方針政策帶來哪些特殊問題，并沒有展開論述；相反，卻用了很多的篇幅講了“共產主義思想體系”，并用了相當多的“共產主義”詞句。例如：“共產主義作為社會制度，在我國得到完全的實現，還需要經過若干代人的長期的努力奮斗。但是，共產主義首先是一種運動”、“現在這個運動在我國已經發展到建立起作為共產主義社會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我們每天的生活都包含著共產主義，都離不了共產主義”等等。這就把“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現在還處在初級發展階段”，說成已經“建立起作為共產主義社會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了。而“共產主義初級階段”和“社會主義初級發展階段”，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

這樣，報告一方面講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另一方面又特別強調共產主義思想，兩者顯得很不協調。這種不協調尤其表現在后來的傳達貫徹中。在十二大報告起草時，起草小組的另一名重要成員就反復向宣傳系統的干部說，十二大報告的精神是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精神貫穿整個報告。在十二大閉會后布置如何宣傳時，他也特別強調十二大精神是“共產主義”、“黨的十二次代表大會，貫穿著實踐共產主義這條紅線，學習宣傳十二大文件，一定要突出共產主義思想的教育”。十二大結束后，宣傳部門以此為“綱”組織全黨展開十二大文件的學習，要求全國宣傳、教育、思想戰線都要貫徹遵循這個主題。這些解釋在黨內和社會上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誤解。

毫無疑問，十二大的主題當然是鄧小平提出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報告中提出的“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而宣傳部門卻說十二大精神是共產主義，這不但不能使十二大的精神很好地貫徹下去，而且使得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停留在“共產主義”的口號上，難以形成群眾性的自覺行動。

客觀地分析，在黨的十二大召開前后的一個時期內，“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提法之所以沒有產生廣泛的影響，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們黨對“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問題仍然處于探索之中。直到1984年6月，鄧小平才做出了“社會主義階段的最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更不是共產主義”等經典論斷，逐漸形成了對“什么是社會主義”的界定，這成為了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邏輯前提。

鄧小平：要把我們拉向“左”，這個不行

1986年8月，中央書記處開會討論準備提交十二屆六中全會的《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的第三次修改稿。會后，有關方面又邀集了一些人對此《決議》修改稿提出了一個新的修改稿，稿中增加了很多“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仍將長期存在”、“要對資本主義思想進行堅決的抵制和斗爭”以及“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等方面的詞句，還引用了十二大政治報告中有關“共產主義”方面的段落，并且還加上了諸如“在我國有過資本主義剝削的歷史，如果搞得不好還會有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這樣的話。

胡耀邦看過新的修改稿后認為，分歧的焦點在于要不要援引十二大報告中“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這句話，而在這個根本點上如果不加以澄清，文件就無法通過，更嚴重的是在實際工作中間還會發生“左”的問題。胡耀邦親手執筆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專門闡述了不再引用“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這一提法的理由。

在此之前，鄧小平同志對那個新的修改稿并不滿意，尤其是看到那句“有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的話便一筆刪去了。胡耀邦的信當晚送給了鄧小平，第二天上午9點鄧小平辦公室即傳達了小平的批示：“同意。”第三天上午，鄧小平辦公室又傳來消息：小平同志又看了一遍信，仍然同意胡耀邦他們的意見。第四天，也就是在政治局擴大會議即將討論并通過《決議》（草案），提請十二屆六中全會審議之前，胡耀邦特地去向鄧小平匯報請示。胡耀邦回來后，即向起草組同志談到他同鄧小平談話的情況。鄧小平說：打的是我的牌子，總的傾向是要把我們拉向“左”，這個不行。那么一改，會使人感到我們的政策又變了。現行的路線不能動搖，我最近講過多次，我們的政策還要放。鄧小平同志還說：我們要注意，保持我們的政治穩定，不要由于粗心大意，使整個局勢再發生新的動亂。“左”的右的干擾都不去理他，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該怎么干就怎么干。

1986年9月，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決議重申并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經濟特征，指出：“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不但必須實行按勞分配，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和競爭，而且在相當長歷史時期內，還要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發展多種經濟成分，在共同富裕的目標下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這些論述，不僅接續了《決議》和十二大報告關于“我國社會主義還處在初級階段”的提法，而且還在此基礎上又進了一步。

值得一提的是，從中國發展目標的全面調整，到對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探索，再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確立，鄧小平作為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始終發揮著第一位的作用。正是在他實事求是、不斷思考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才作為嶄新的理論成果登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舞臺。1987年8月，鄧小平明確做出了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闡述：“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定規劃。”在黨的十三大正式闡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之前，這是最為完整、最為精辟的理論概括。

在隨后召開的黨的十三大上，又系統詳盡地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兩層含義：第一，我國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我們必須堅持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第二，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不發達階段，我們必須從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而不能超越這個階段。前者回答了我國處于什么樣的社會發展階段，界定了我國社會制度的基本性質和發展方向；后者則回答了我們要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說明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歷史方位和發展方略。在此基礎上，我們黨開創性地制定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鄧小平提出，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正是在這個理論指導下，我們黨正確地把握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方位和發展階段，并從中國具體國情出發，成功描繪出了中國經濟社會偉大復興的改革藍圖，成就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