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莊，地處江西省贛州市會昌縣高排鄉西北（現為坪坑村歸莊小組），西與曉龍鄉毗鄰。兩鄉交界處有一山，名曰天門嶂。天門嶂海拔725.1米，直立高聳，宛如屏障。80余年前，在這座人跡罕至的天門嶂上，留守蘇區的紅軍將士進行過極為慘烈的戰斗，當年留下的戰壕縱橫交錯，至今清晰可辨。這場戰斗結束后，留守贛南的中央分局、中央政府辦事處、中央軍區及紅軍大部撤離了江西境內，因此它被認為是中央蘇區的最后一場血戰，史稱“天門嶂血戰”。黨的早期杰出的青年運動家、工人運動的先驅、中央紅軍政治部副主任賀昌在這場戰斗中壯烈犧牲。
　　賀昌1906年出生在“山陜通衢，晉西重鎮”的山西省離石縣柳林鎮。他天資聰穎，早在十幾歲就嶄露頭角，顯示出卓越的領導才能。早年參加學生運動、工人運動，曾被派到江西安源協助劉少奇開展工人運動，負責編輯《安源旬刊》。他是數次重要武裝起義的親歷者，曾參加南昌起義，隨軍南下廣東潮汕；在湖南工作時，與彭德懷、滕代遠等人發動平江起義；巡視兩廣期間，指導幫助發動百色起義。他是縣委書記的模范，曾任興國縣委書記，在整頓充實黨的基層組織、完成擴紅任務上樹立了標桿。他是紅軍政治工作的能手，協助王稼祥開展紅軍政治工作，積極籌備并開好有影響力的紅軍全國政治工作會議，會上明確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的口號。他一生短暫而偉大，有著過人的政治智慧和堅定的革命意志。1935年犧牲時，年僅29歲。
　　1934年的秋季，中央蘇區比往年顯得愈加蕭瑟冷清，因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主力紅軍被迫踏上向西戰略轉移的漫漫征程。根據中央指示，留守這里的紅軍將士迅速成立了以項英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分局、以陳毅為主任的中央政府辦事處和以項英為司令員兼政委的中央軍區，領導中央蘇區游擊戰爭。賀昌因腿傷未愈，不能遠征，留下擔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員、中央軍區政治部主任。
　　主力紅軍撤走后，蘇區的防守力量十分薄弱，僅剩下武裝力量1.6萬人，傷員3萬人。國民黨軍來勢洶洶，從北、東、西三面進攻，蘇區面積日減，最后僅僅剩下瑞金、會昌、于都、寧都四縣交界處的“三角地區”。面對四面合圍的嚴峻態勢，原定的死守根據地的方針，非但沒有扭轉局勢，反而讓留守紅軍陷入困境。物資和經費匱乏，武器彈藥和人員補給困難，紅軍力量損失嚴重。留守分局多次電報請示中央，因中央在長征途中而一直得不到中央的最新指示。更加糟糕的是，與湘贛、贛東北等地的聯系很快也徹底斷絕了。
　　1935年1月下旬，國民黨抽調重兵從于都、會昌兩頭挺進，企圖將留守紅軍一鼓聚殲。賀昌等人敏銳意識到只有突圍才能贏得一線生機。項英、陳毅、賀昌等迅速率領軍區機關和部隊由黃龍井塘村轉移到禾豐地區。2月5日，一封“萬萬火急”的電報由中央書記處發來，明確指示，“分局應在中央蘇區及其鄰近蘇區堅持游擊戰爭”。幾天后賀昌等人看到電報時萬分激動，感到中央的指示與自己的想法不謀而合，立即組織開會傳達。根據中央指示精神，會議決定將留守蘇區的人員和武裝力量兵分九路，分別向閩贛、閩西、東江、湘南、湘贛等地突圍。
　　各路突圍從2月底開始，因陳毅、賀昌等人是最后一路，突圍時間已延期至3月上旬。為便于行軍，賀昌等人將所率部隊編為4個大隊，準備向福建長汀地區突圍。出發前，賀昌扶著摔傷的右腿，向突圍的紅軍戰士作最后的動員。他語調低沉而不失激勵地說：“同志們，2月28日，我們收到中央的來電，英勇的中央紅軍已經攻占了貴州第二大城市遵義，并在那里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批評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錯誤，也為我們今后開展斗爭作出了指示。當前，我們陷入敵人的重重包圍，形勢相當嚴峻。考驗我們的時候到了，為了保衛蘇維埃，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我們要以百倍的決心和勇氣，同敵人戰斗到底，直到流盡我們的最后一滴血。”
　　3月9日下午3時，賀昌、周建屏等人將突圍部隊集合完畢。這時槍聲四起，形勢危急，賀昌決定帶兩個大隊先行突圍，率領部隊踏著泥濘的道路在山林間迅速行進。第二天早晨進入曉龍鄉境內。天剛剛亮，正在搶渡濂江（安遠河）的部隊，就被預伏在岸上的敵人發現，遭到包圍阻擊。賀昌強忍傷痛，率領隊伍且戰且走，突圍出去。突圍中部隊被打散，傷亡過半，賀昌重新聚攏隊伍，繼續前進。
　　賀昌率軍突圍至歸莊時，又重新陷入敵人的包圍之中。敵人如潮水般瘋狂撲來，身負重傷的他，一面組織部隊憑借地形向敵人反擊，一面咬著牙拼命射擊敵人。眼看子彈快要用光了，在敵人向他撲來之際，他寧死也不當俘虜，用盡全身力氣，高喊“紅軍萬歲”，舉起槍將最后的一顆子彈射入自己胸膛，壯烈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