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 年，王世英（后排左）和董維屏、吳成開在廣東虎門香港罷工委員會工人糾察隊工作時合影留念。

以明朝大槐樹下移民運動聲名遠播的山西洪洞，名人輩出，震古爍今。王世英就是其中一位。無論是在硝煙彌漫的戰火中還是白色恐怖的敵占區，無論是在險象環生的敵巢還是風云變幻的解放戰場，他始終赤膽忠心，執著革命，卓有貢獻，受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的肯定和贊譽。

白區斗爭

王世英出生在一個貧苦農民家庭，青年時代曾在山西國民師范讀書。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又考入黃埔軍校，畢業后奉命到省港罷工委員會工人糾察隊任三中隊二分隊隊長和黨支部委員。

1927年3月初，為擴大黨的影響，黨組織派他到粵北韶關國民革命軍第二軍陳嘉佑的新編第三教導師任第一團黨代表辦公室主任。不久又被派往衛戍武漢的葉挺師當連長。旋即再被調到河南新編第十九軍高桂滋部任第六師三團七營政治指導員，從事兵運工作。是年冬，隨部隊轉駐皖北，任中共皖北特委亳州特分委委員。1928 年春，參加皖北暴動失敗后，他身染瘧疾，無人照料又無錢醫治，貧病交加，只好暫回洪洞老家養病。

一心想著革命和干一番大事的王世英身體稍有好轉即告別親人，再次背井離鄉踏上征程。7 月，在北平閻錫山第三集團軍政治部任科長。根據黨組織的指示，了解閻軍的內部情報，聯絡各地失散的同志，并向閻軍和其他部隊派遣人員。同年秋因敵懷疑而被關入西交民巷的監獄 3 個月，后經營救出獄，但與黨失去了聯系。

在尋找黨組織期間，王世英先在閻軍中任副營長和山西衛生團政治處主任，參加反蔣作戰。他看到了閻軍的腐敗，對閻的反蔣戰爭感到失望，毅然離開。1931 年春，他東奔西走，饑寒交迫，艱難地尋找黨組織。他聽說南漢宸當了陜西省政府秘書長，當即趕往西安接頭，令人失望的是沒能接上關系。他由同學介紹到楊虎城西北軍任副營長。為人正直、同情共產黨的團長十分欣賞和愛惜他的才華和能力，有意提拔他為營長。但王世英一想起這幾年同黨失去聯系，像孤兒一樣在茫茫大海中漂泊的痛苦，他對團長說：“為了搞革命，我寧可舍棄一切”。然后，掛冠而去，踏上了去上海的列車。

10月，王世英抵達上海并順利同中共中央軍委接上了關系，匯報了西安的情況。黨組織于年底派他到南京以特派員身份開辟工作。主要任務是恢復建立地下黨組織網絡，收集情報，在隱蔽戰線開展秘密斗爭。離滬前，陳賡親自向王世英面授重任，鄭重地說：“世英同志，組織決定委派你為特科駐南京特派員，代號老余。現在敵我斗爭的形勢非常嚴峻，顧順章和向忠發叛變以后，我們在南京原建情報網已完全暴露，幸虧伍豪同志及時安排，我們打入敵人上層的幾個主要同志安全撤離了，可對他們下屬網線的同志敵人一天也未放松追查，最近又有幾個聯絡點被破壞，原來唯一的無線電臺最近也失去聯系。你要自己想辦法先立住腳，再開展工作。緊急聯絡暗號是‘伍豪之劍’。”

王世英肩負著黨的使命和陳賡的囑托，只身來到南京“虎穴”。此時南京黑云籠罩，軍警密布，敵特猖獗，一片恐怖。他秘密到幾個聯絡點接頭，但它們均被破壞未聯系上。后經仔細探察費盡周折才與地下黨的同志接上關系。恰在此時，黨的一個聯絡點被敵特嚴密監控，幾位同志難以脫身，危在旦夕。而南京地下黨經敵屢次破壞，力量極薄弱已無力組織大的活動。如何救助遇險的同志是個十分棘手的難題。王世英縝密思考，大膽決策，嚴密組織，從上海和其他地方抽調了一些同志配合行動，以出殯隊伍為掩護，使被監控的數位同志乘機脫險，機智巧妙取得與敵第一次交手的勝利。

緊接著，王世英召開黨的秘密會議，對下一步革命斗爭作了精心部署。他胸有成竹地說：“同志們戰斗在敵人的眼皮底下，出生入死，建立了許多功勛。現在南京的斗爭形勢十分復雜，我們需要繼續堅持地下斗爭，但又要保證大家的安全，所以，組織決定，已在敵特面前暴露身份的同志今晚就乘船東去，護送到上海另行安排工作。其余同志和我繼續留下開展工作。我們搞了這次行動，敵人必將千方百計尋找我們新的線索。這一段要格外謹慎，暫停組織一切群眾活動，要注意用合法身份保護自己，保持聯系，隨時準備投入新的戰斗。”

組織上考慮到王世英獨身一人工作不方便，單身租房容易引起敵特懷疑，便從湖南瀏陽調來女黨員李果毅給他當秘書和報務員，假扮夫妻配合工作。1931 年，王世英原配妻子在原籍病逝。他和李果毅經過一年多并肩戰斗心心相印，1932 年結為伉儷。并將兒子王敏清從老家接來一起生活戰斗。

王世英以商人為掩護，以“鴻昌南貨店”為招牌秘密開展地下工作。國民黨成立特務組織藍衣社后他及時提議派人打進去，中共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見。他先后派七八個同志打了進去，有的還到了重要崗位。有了深藏不露的“臥底”，對藍衣社的活動情況，黨組織都能了如指掌。這一階段，在王世英領導下，南京地下黨的力量得到保護且發展很快。他睿智運籌，精心布局，通過同學、熟人等多種渠道，派得力同志深入虎穴，一步步滲入和潛伏到敵人軍政“心臟”部門，對敵動向能夠礎潤知雨，及時了解，工作很有起色。敵人重兵進犯根據地時，他提前為上級提供了可靠情報，使黨和紅軍取得反“圍剿”勝利。

1933 年2月，王世英奉命調回上海。為了自己的信仰和夢想，他攜妻帶子投入了新的戰斗。而此時上海形勢十分復雜險惡。“左”傾路線使黨在白區的工作遭受嚴重損失，連臨時中央政治局也在上海難以立足，于 1933 年初被迫遷往中央革命根據地。成立上海臨時中央局作為黨中央的派出機構，

堅持領導白區工作。王世英被分配在軍委情報部門工作。1935 年 3 月，上海臨時中央局成立后曾代理軍委書記，主持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軍事、情報和聯絡等工作。在腥風血雨、刀光劍影中，他頑強地堅持開展秘密斗爭，保存和建立了一些重要的內線關系和情報網絡，為革命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黨中央雖已離滬遷往蘇區，但上海的敵特機關并不知情，仍瘋狂集中各系統特務數千人，廣布眼線，嚴密偵查，不擇手段地欲將上海中共地下組織一網打盡。面對日益嚴酷的形勢和血的教訓，臨危受命的王世英深感白區斗爭的艱辛險惡，一點也馬虎不得。為保存革命力量，更好開展地下斗爭，他

認真審視研究敵特組織的狡詐手段和活動規律，制定了一套嚴密的白區工作紀律。他嚴格要求同志們認真執行紀律，不能有一絲一毫的疏忽，以應對白區地下斗爭復雜多變的挑戰。這一防范措施，堵塞了漏洞，筑起了一道“防火墻”，使狡猾的敵人無隙可尋，上海黨的隊伍得到有效保護。

為配合蘇區粉碎敵人的“圍剿”，王世英加緊了對江西蘇區周圍國民黨軍隊的情報工作，向各地派遣了大批人員，遍及南方各省。每次都是王世英一對一和有關人員秘密談話，布置任務，面授機宜。據張慶炎回憶：“受王世英指示，幾乎每天都要接待和護送地下工作者。”王世英還利用各種關系和渠道與國民黨軍隊中的一些高級將領建立關系并保持聯系，精心領導組織地下工作者秘密戰斗在敵巢心臟，及時獲取并向中央提供了敵軍的進攻計劃、部隊番號、行進路線、兵力部署、武器裝備、主官姓名、電臺呼號、波長密碼、聯絡方式等詳細而極有價值的可靠情報。此外，上海臨時中央局加緊破壞國民黨后方，決定炸毀一些橋梁、機場、油庫等重要目標，他奉命組織實施，攻其不備，使敵首尾難顧，部署錯亂。為加強上海同江西各地的通訊聯系，他在南昌、九江和南京秘密建立了活動據點和聯絡機關，在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安插了特情人員并建立了秘密交通聯絡渠道，努力支持黨中央連續取得反“圍剿”的勝利。

為配合支援方志敏領導的北上抗日先遣紅軍，王世英組織發動沿長江南岸幾個縣的地方武裝，一面發動武裝起義協助紅軍作戰，一面控制一些船只以配合紅軍渡江。方志敏不幸被捕后，他立即組織力量積極營救，速派人員去鄱陽湖同地下黨聯系，計劃采用木船前往劫獄，但還未來得及采取行動方志敏就被害了。他悲痛至極，自責說：“還是我們工作沒做好，讓敵人搶先了。”

在上海期間，王世英曾介紹許多著名人士參加和恢復黨的組織，著名愛國將領吉鴻昌就是其中之一。1934 年春，他介紹吉鴻昌恢復了黨的關系，并代表中央局給其布置任務返回天津組織反帝同盟。

特科下屬的紅隊也稱“打狗隊”。全由意志堅定武藝高強的地下黨員組成，槍法頗準經驗豐富，是黨的一支強有力的便衣別動隊和突擊隊。地下工作情況復雜，瞬息萬變險象叢生，王世英領導紅隊專門懲處叛徒和特務，多次完成急、難、險的任務。一次中央特科負責人武胡景去參加秘密會議，被叛徒告密，大批軍警憲特包圍了會場，由叛徒一一辨認。危急時刻，王世英帶領紅隊火速趕往援救。他對隊長朱軍說：“只有叛徒一個人認識武胡景，只要干掉叛徒，敵人就抓不到武胡景了。你們先大搖大擺進到里面，然后瞧準時機下手，事完后設法脫離此地。”瞬間，紅隊槍響，叛徒倒地。一連幾個急射，照明燈剎時滅了，場內一片黑暗，人們亂作一團。武胡景順利脫險，紅隊神速撤離。翌日，報紙報道此戰斗，驚呼紅隊神槍手大鬧劇場，軍警死傷慘重。更有甚者，把紅隊說得個個飛檐走壁、百步穿楊、來去無蹤、神秘莫測，叛徒特務一聽說紅隊就心驚膽顫。

統戰抗日

1935 年 9 月起，王世英奉命組織上海中央局機關和數百名黨員開始向天津轉移。之后，他出任中共北方局華北聯絡局 （情報部）負責人，開展軍事統戰工作。他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想方設法，同各方面加強聯系，為抗日統一戰線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拓寬視野，積極活動，穩妥地發展共產黨的力量，在較短時間先后吸收了40 多名新黨員，團結了許多著名學者教授，如楊秀峰、張申府、張友漁、阮慕韓、董松、齊燕銘、吳晗等。他經常到他們家里促膝談心，坦誠交流，討論抗日戰爭的形勢，講解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和統一戰線政策。這些學者后來為黨的統一戰線做了大量工作。

王世英

王世英還加強了對國民黨軍隊的工作。早在 1934 年秋根據時局主動派從川陜來到上海的武志平返回陜西，繼續做國民黨十七路軍的工作。南漢宸對楊虎城的工作也很順利。這時，南漢宸已從陜西調到北方局，在王世英領導下工作。南漢宸通過關系讓楊虎城看了共產黨的 《八一宣言》，楊將軍完全贊同我黨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并轉達具體商討的愿望。王世英正好要去陜北向黨中央匯報白區工作，于 1935 年 12 月抵達西安。經晤談協商，王世英代表共產黨與楊虎城達成共同抗日的四項協定。楊虎城高興地對王世英說：“你和南漢宸一樣是位很了不起的人，希望我們今后加強合作。請代我向貴黨的領袖們致意！”王世英說：“但愿國共兩黨早日實現合作。”王世英經瓦窯堡趕到山西，向東征中的毛澤東和周恩來匯報了上海中央局和北方局的工作及同楊虎城談判的情況。毛澤東很滿意，黨中央也同意了所談協定。紅軍與楊虎城部加強了溝通和聯絡。此后，王世英在西北軍和一些地方勢力中廣交愛國進步人士，不斷擴大黨的影響，并搜集了大量重要機密情報，如《國民黨抗日戰爭戰時戰地組織條例》《國民黨戰時反共滅共辦法》 等秘密反共文件，受到中共中央的書面表揚。

1936年6月，廣東、廣西發生事變。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和廣東的陳濟棠等聯合搞“反蔣抗日”活動并發出通電。為恢復兩廣的黨組織關系，做好統戰工作，北方局書記劉少奇派王世英經香港到兩廣聯系。在香港一條游艇上他會見葉挺并暢談。葉挺敘說了幾年來隱居澳門的苦悶生活，王世英講了華北抗日形勢和延安的情況。葉挺高興地說：“南昌起義至今才 8 年，想不到紅軍的勢力發展如此之快，這正說明共產黨是得民心者啊！”他立刻向中央匯報了見到葉挺的情況。他還會晤了李宗仁并坦率交流，各自發表了對全國抗日的見解，他重點談了團結抗日的重要性。

1937年春夏，為了鼓勵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的抗日決心，王世英受劉少奇指示向其轉達中共中央的抗日主張。他還派張友漁和溫建公以大學教授的名義到軍官學校執教政治課，講授國際時事和抗日救國的道理，啟發激勵基層軍官的抗日熱情。又負責起草了給宋哲元的抗日建議，經劉少奇修改后呈送，建議實行積極防御的戰略方針促其為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提前做準備。

1938年8月至1943年，王世英任八路軍駐晉辦事處處長，負責對閻錫山第二戰區抗日統戰工作。臨行前朱德說：“世英，我是代表黨中央和你談話，你肩上的擔子不輕”，“你去辦事處，是在閻錫山的老窩里扎下的一顆釘子”，“一是要拖住他，不讓他投降日寇；二是要支持他，不讓蔣介石把他吞掉，不然，我們陜甘寧邊區同中央軍之間的緩沖地帶就沒有了，將會給我們造成更大的困難；三是要警惕他，隨時準備應付他的反共活動；四是及時掌握閻錫山的動態，隨時向中央報告”。在與老謀深算的閻打交道五六年中，他堅持中共中央提出的“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方針，大智大勇鍥而不舍地做好統戰工作。抓住各種機會多種渠道諸多方式向閻及其高、中、下層干部官兵做抗日工作，硬是把閻

緊緊拖拽住堅持“守土抗戰”。與此同時，八路軍駐晉辦事處加強了與第二戰區的經濟往來，一方面有力地支持和穩住了閻，緩解了蔣給他造成的經濟困難；另一方面也為邊區引進了大量物資，為打破蔣和日軍對邊區的經濟封鎖做出重要貢獻。1944 年，毛澤東和朱德在接見王世英時說：“你們辦事處工作做得很好，閻錫山做什么，我們隨時都可以知道。”

解放戰爭時期，王世英先后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副參謀長兼中央軍委敵工部長、晉冀魯豫軍區副參謀長兼敵工部長、天津警備區副司令員等。他參加了與國民黨的談判和停戰監督工作。在開展“高樹勛運動”分化瓦解敵軍方面卓有成效，在太原戰役中積極參與了策動黃樵松軍長起義的工作，解放天津中派特工進城里應外合配合攻城戰斗，為人民解放事業做了大量工作。

來源：《黨史文匯》2017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