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主要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周恩來在開展武裝斗爭、創建人民軍隊、建設現代化國防等方面，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長期艱苦的軍事斗爭生涯，使他對武器裝備建設、對人民軍隊和國防安全的極端重要性有著深刻的認識；作為第一代領導集體核心成員，如何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發展國防工業，他進行了艱辛和卓有成效的探索，做了大量深入細致的工作，并摸索出一條適合我軍實際情況的武器裝備和軍工建設道路。

1958年，周恩來（右二）在“八一”獻禮展覽會上觀看反坦克導彈

革命戰爭年代，親自推動武器裝備建設及軍工事業發展

建軍之初，人民軍隊的武器裝備極其簡陋，加之受到客觀環境條件制約，在較長時間里，我軍只是以步兵為主的單一陸軍，“小米加步槍”可以說是這支軍隊在紅軍時期的真實寫照。1931 年，周恩來從上海輾轉來到蘇區，就任中央局書記，第二年10月開始擔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他高度重視軍隊的武器裝備建設，除了注意在戰場上盡量繳獲外，他開始在蘇區原有基礎上著力發展軍事工業，而且指導得非常具體。1934年4月18日，時任中革軍委副主席的周恩來與朱德聯名簽署命令，指出“子彈殼及銅錫等是重要兵工材料”，要通過打土豪、清掃戰場、發動捐獻、估價購買等多種途徑收集子彈殼及銅錫，“迅速交兵站或經軍區送給總供給部應用”。到了第五次反“圍剿”最艱難最危急的時刻 , 周恩來仍然為武器生產謀篇布局。7月24日，他命令槍炮、彈藥兩廠合并，定名為兵工第一廠，雜械廠改名為兵工第二廠，其中一廠設機器、槍炮、彈藥三科，并責令將“辦理情形具報備查”。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被迫從蘇區突圍，周恩來將560多名兵工人員編入后勤縱隊，他們分3批踏上了長征之路，這些兵工人員出發時都帶著工具和零部件，有的還帶著機器設備，不過大部分笨重的機器由于不利于行軍，不久后被就地埋藏。長征途中，兵工人員宿營后，因陋就簡、第一時間抓緊維修槍械，保障戰場需要。有時候，因戰事緊迫，他們甚至參與作戰。周恩來作為“受黨內委托在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為這支部隊的前途命運殫精竭慮，盡管行軍頻繁、戰斗不斷，但他依然惦記著這些兵工人員的情況，特別是當他得知有部分專門人才離隊，就以中革軍委的名義發出了我軍歷史上第一份關于尊重知識分子的文件——《關于優待技術人員問題的指示》，要求部隊對技術人員加強福利待遇方面的保障，并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有效地緩解了兵工人才離隊的現象。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后，環境稍穩定，但天氣已近隆冬，指戰員沒有棉衣、彈藥更是緊缺，周恩來當時兼任西北軍委后方辦事處主任，負責后方供應、軍需工作。如何保障吃穿用、確保過冬，如何籌集彈藥物資、確保立足，是擺在紅軍面前需要馬上解決的問題。他一方面抓緊安排購買和生產冬裝鞋襪，一方面開始著手軍工廠建設。陜北的瓦窯堡有兵工廠、炸彈廠，清澗有修械廠，但技術力量十分薄弱，周恩來立即指示中央紅軍保存下來的技術干部和管理干部馬上分配到工廠中去，使生產能力大大提高。1936年6月1日，毛澤東、周恩來又電令彭德懷派人到白區設法購買在蘇區買不到的兵工原料硫黃，并著手自己設計生產槍支，為打擊國民黨進犯和即將到來的全民族抗戰做準備。

盧溝橋事變爆發后，八路軍、新四軍開赴抗日前線，革命隊伍迅速擴大，由于戰斗頻繁，急需補充武器彈藥，而國民政府答應提供的軍火補給，卻經常扣發乃至斷絕供應。鑒于這種情況，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央領導決定自力更生，大力發展兵器工業。經過艱辛努力，到抗戰勝利前夕的1945年初，各抗日根據地兵工廠數量多達130個，職工近2萬人。據不完全統計，在全面抗戰時期，根據地軍工部門共生產子彈約 800 萬發，手榴彈近 450 萬枚，地雷約20萬個，槍支1.1萬余支，迫擊炮近千門，有力地支援了持久抗戰。到了解放戰爭時期，隨著工業城市相繼解放、兵工生產逐漸擴大、戰場繳獲迅速增加，我軍的武器裝備水平得到提升，并為新中國成立后的國防軍事工業建設奠定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和技術基礎。

新中國成立后，我軍建設發展進入到新的歷史時期，周恩來開始擔任政府總理并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盡管黨的八大后不再擔任軍委副主席，但依然是黨和國家重要的軍事領導人之一，參與制定建設國防工業、發展國防科技、提升我軍武器裝備水平的所有戰略決策，并大力組織協調國防科技、國防工業部門和全國、全軍各方面的力量，確保了我軍武器裝備發展戰略目標的實現。

新中國成立初期，推動我軍武器裝備從購買、仿制向自主化生產發展

敏銳抓住有利時機，周恩來考慮通過購買直接快速提升解放軍裝備水平。1949年9月，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強調指出“我們將不但有一個強大的陸軍，而且有一個強大的空軍和一個強大的海軍”，明確提出了解放軍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奮斗目標，而制約我軍發展的最棘手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武器裝備水平低下。當時，我軍的武器主要是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繳獲的，共有槍支200多萬支（挺）、火炮2.9萬門，分110種類型，82種口徑，產自20多個國家，其他重型武器裝備，只有 410 輛坦克、367 輛裝甲車、159 架飛機、127 艘中小型艦艇（主要是快艇和炮艇），而且多數是美、日等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及大戰期間生產的，性能較差、品種繁雜。周恩來敏銳地觀察到，在世界兩大陣營對抗的態勢下，應該能夠爭取蘇聯將二戰結束后剩余的軍火裝備移交給我軍，而這是短期內提升我軍裝備水平的最佳捷徑。

1950年，周恩來兩次同斯大林商談接收和購買武器裝備事宜，并取得一系列成果。朝鮮戰爭爆發后，周恩來指示軍隊、外交、商貿戰線的同志加快進口蘇聯武器裝備的進度，增加接收和購買武器裝備的合同和訂單。從他在全軍參謀會議上的講話中我們也能感到他對把握時機提升我軍武器裝備水平的緊迫感：“我們的裝備對付國內敵人是夠了，但對付美帝國主義是不夠的……這次我們去莫斯科就是這樣，一個訂貨單不夠，再增加一個，回來后感到仍不夠，又再增加一個 ；我們的財政預算也就增加了一批后，又再增加一批。”1952年10月，他又當面向斯大林說明蘇聯武器對我軍陸軍武器規范化、整一化、現代化的重要意義，斯大林認為用“新式武器改裝自己”“很明智、很有遠見”。事實證明，正是采用這個辦法，使我軍武器裝備的水平在較短的時間內得到了明顯的提高。到1955年底，我軍共換裝和新裝備了 106個步兵師 ,9個騎兵、守備、內衛師 ,17個地面炮兵師 ,17個高射炮兵師 ,4個坦克機械化師 ,33個航空兵師 ,9個艦艇支隊，全軍武器裝備建設基本完成了標準化、系列化的任務。發展國防工業，周恩來強調掌握武器裝備建設的主動權。國防工業對武器裝備具有極端重要的意義，周恩來對此看得非常透徹，1950年他在全軍參謀會議上講道 ：“因為要建設近代化的國防，就必須要有近代化的軍工生產為基礎。沒有工業化的基礎，那談什么近代化國防呢？所以從遠處著想……必須加強和擴大。”1951年1月，周恩來親自擔任中央軍委兵工委員會主任，指示總參組織力量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各主要國家軍隊的編制、武器裝備數量和彈藥消耗情況，以及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武器彈藥的投入消耗情況進行分析研究，初步擬定了未來反侵略戰爭所需的武器裝備與彈藥的基本數量，為制定兵器工業的建設計劃提供了依據。

1952年5月，兵工委員會出臺《關于兵工建設問題的決定》，確定了對原有工廠進行調整和改組管理機構的方案，將原有43個生產任務雜亂的企業合并調整為39個，使軍工企業的生產設備、廠房得到比較合理的使用，為下一步國防工業的建設和發展打下了基礎。1952年7月，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批準了中央軍委報送的國防建設五年計劃。依據該計劃，新中國迅速建立起自制陸軍武器、彈藥及空軍、海軍彈藥的基礎工業。同年，周恩來還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與蘇聯政府談判，簽訂了蘇聯援助中國國防工業建設的一系列協議，其中兵器工業15個，航空工業13個，無線電工業8個，船舶工業5個。到1959年底，兵工系統共建成了大中型企業100個，國防工業布局也相應得到改善，國防工業初具規模。 

從仿制到研制，周恩來重視縮小與世界軍事強國的技術差距。以仿制為起點，縮短武器研制時間，是一條投資少、見效快的路子，周恩來對此非常重視，做了大量實質性的工作。1950年10月，周恩來在與斯大林會晤的過程中，請蘇聯提供“陸軍輕武器的制造藍圖供中國仿造”；1952 年夏天，他再次提請蘇聯“提供制造下列武器的資料:122毫米榴彈炮、37毫米炮和 67.2 毫米野戰炮”。從 1954年開始，依據《中蘇科學技術合作協定》，我國開始從仿制蘇式淘汰的舊裝備轉向仿制蘇式現役裝備。經過不懈努力，在 1954 年仿制成功初教5 初級教練機，1956 年仿制成功殲5型飛機，20世紀60年代仿制定型殲6、殲7型戰斗機和輕型、中型轟炸機。各類艦艇也在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仿制成功。空空、地空、岸艦、艦艦等導彈也先后于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仿制成功。到 1962 年底，軍隊常規武器所需品種和數量基本上可由國內生產解決。

正是在周恩來的具體運籌下，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大量仿制的武器裝備相繼裝備我軍部隊，從而大大縮短了我軍與外軍常規武器裝備的距離。盡管仿制武器裝備取得很大成績，但周恩來清醒地看到，我們必須要在引進、消化、吸收的基礎上走自力更生的路子、搞出我們自己的武器譜系。20 世紀 50 年代，我們先后試制成功近百種武器，包括各種口徑的迫擊炮、大口徑的榴彈炮、小口徑的高射炮、野戰炮及配套的彈藥、多型號的雷達、裝甲輸送車 ,走出了一條從仿制入手 , 逐步過渡到自行研制的發展道路。我軍的常規武器裝備 , 也完成了從購買、仿制到自主化的歷史性跨越。

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推動我軍武器裝備及其領導體制、工業向較高水平發展

周恩來鼓勵向尖端技術進軍，向“兩彈一星”進軍。盡管新中國工業基礎薄弱，裝備技術落后，但周恩來同志高瞻遠矚，認為“只有掌握了最先進的科學，我們才能有鞏固的國防”，把高技術特別是以“兩彈一星”為代表的尖端技術作為搶占軍事科技制高點的突破口。1952年，周恩來與朱德、彭德懷等人研究國防建設五年計劃時，就醞釀發展原子武器、火箭等特種武器問題，征詢了有關科學家的意見。1955年，他召集錢三強、李四光等人，聽取發展核科學技術的可能性匯報，判斷條件和時機已經成熟，他當天即給毛澤東寫信，建議中央發展原子能事業、研制原子彈。同年10月，在周恩來親自過問和中國政府的外交努力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突破美國當局的重重阻撓回到祖國。第二年初，周恩來即請錢學森寫一份怎樣組織航空、導彈研制機構的意見。2月28日，周恩來逐字逐句審閱錢學森的《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的意見書》后，報送毛澤東等人，從而揭開了“兩彈一星”工程序幕。

作為“大管家”，周恩來還把不多的外匯家底拿出一部分，委托海外歸來的科學家及出國開會的人員，進一些核研制設備和圖書資料，同時親自主持與蘇聯在核技術援助方面的談判工作，積極爭取蘇聯給予援助。1958 年 10 月，以中國人民志愿軍第二十兵團機關為基礎，組建了酒泉綜合型導彈航天發射試驗中心，中心位于戈壁腹地。周恩來深知這個試驗中心對于國防尖端武器裝備建設的重要意義，曾在出國回國途中前后 6 次抵達中心，親切看望慰問中心干部戰士、職工家屬，視察中心建設，指導試驗任務。對于“兩彈一星”工程的一些重要試驗，身為中央專門委員會主任的周恩來不但親自聽取匯報、仔細詢問有關情況，還多次具體組織協調全國各方面力量。有重大試驗任務時，他日夜守候在電話機旁，運籌指揮。他提出的“嚴肅認真、周到細致、穩妥可靠、萬無一失”的十六字科研試驗方針，至今依然是指導我國國防科研試驗的重要方針。

周恩來重視發揮制度優勢，建立靈活有效的武器裝備建設領導體制。1950 年 5 月，周恩來決定在政務院下屬的重工業部成立兵工辦公室，主抓武器裝備的科研生產；1951年1月，周恩來又親自擔任中央軍委兵工委員會主任。之后短短幾年，為適應快速發展的軍事工業，黨中央、毛澤東、周恩來對領導體制和部門進行了多次調整。1958年10月，成立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標志我軍武器裝備有了一個集中統一的管理機構，為全軍裝備管理有序化、科學化提供了制度保證。1961年，周恩來又提出“為加強國防工業的統一領導，成立一個國防工業辦公室，作為國務院的一個口，在黨內向中央書記處和軍委負責”。1962年11月，為了確保原子彈研制更為順暢，一個最高層次的協調領導機構——中央十五人專門委員會成立，周恩來掛帥。該機構從成立到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成功，共組織召開會議 13 次，極富成效地組織了全國性大協作，為“兩彈一星”工程的成功奠定了領導基礎。周恩來等老一輩領導人摸索出的體制機制方面的歷史經驗無疑是實現重大專項取得快速突破的重要法寶。

周恩來堅持軍民融合，制定國防工業發展方針。軍事工業與民用工業堅持平戰結合、軍民結合、軍民兩用原則，是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共同探索形成的戰略思想，周恩來對這個問題也進行了深入思考。1954年，他批示“將軍需工廠精簡到適合國防需要和保留一定比例儲備的生產力的程度，其過剩者應移交給政府有關部門經營管理”。兩年后，他又指導第二機械工業部于 1956年制定了“平戰結合、軍民結合、以軍為主、寓軍于民”的國防工業發展方針。他要求軍工企業學會兩套本領，而且民用工業也要有兩套本領，“在平時要有戰時的準備，以便在一旦爆發的情況下就能夠迅速地轉到戰爭的軌道上來”， “民用工業沒有為軍事服務的觀點，軍事工業沒有為民用服務的觀點……都是不利的”。而且，周恩來還對軍民結合有更深層次的思考。據錢學森回憶：在一次研究“兩彈”工作的專委會上，周恩來說，我們這套東西將來也可以民用嘛！三峽工程就可以用這個。顯然這種認識已經突破了簡單意義上的軍民結合，進入到建設經驗及模式相互借鑒、相互交融的更高境界。

周恩來作為我黨最早的軍事領導人，從1924年任兩廣區委軍事部長到 1976 年逝世，在長達半個世紀的軍事生涯中，為人民軍隊發展、為國防建設貢獻了畢生心血和全部智慧，特別是為我軍武器裝備建設和國防軍事工業作出了歷史性貢獻，為新中國國防構筑起一道偉岸的長城。他與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其他成員一道，摸索出的適合國情軍情的武器裝備建設發展道路必將繼續發揮其歷史和現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