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的藏品中，有一個草黃色的書包，上面的一針一線，飽含著一個身為革命者的母親對兒子難以割舍的愛。

“‘三八’，是我不可忘記的一天，也是我最悲痛的一天”。這是陳賡在1939年3月8日日記中的一段話，雖寥寥數字卻透出了將軍萬分悲傷的心情，也表達了他對壯烈犧牲的妻子王根英的無限懷念之情。

王根英，原名王庶心，1906年出生于上海浦東。1914年，8歲的她瞞著父母，跟著一位親戚悄悄來到上海華商恒豐紗廠練習接紗，次年，王根英正式進入該廠當童工。1923年，她轉入英商怡和紗廠做工，進入中共上海地方黨組織開辦的工人夜校——“楊樹浦平民學校”學習，受到了革命的啟蒙教育。1924年，經張秋琴老師的介紹，王根英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并擔任了該廠的第一任團支部書記，不久，該廠工會建立，她當選為工會主席。同年6月，她帶領全廠工人在反對資方克扣工資的罷工斗爭中取得了勝利。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1925年5月，上海人民掀起了著名的五卅反帝愛國運動，王根英在斗爭中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夕，她不顧哥哥的反對，冒著生命危險，將周恩來送來的槍支秘密藏在家中。起義當天，她將武器分發給工人，隨著隊伍向閘北前進。23日，上海市區激烈的槍聲完全停止了，北站大樓頂上升起了革命的旗幟。王根英作為女工代表，當選為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委員。同年4月下旬，她作為上海地方黨組織派出的代表，先后參加了在武漢召開的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和全國第四次勞動大會。在此期間，王根英與陳賡相識，并由周恩來介紹，兩人結為夫妻。8月，她奉命回到上海，在黨中央機關擔任地下交通工作。不久，陳賡也輾轉來到上海，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負責特科工作。在異常艱險的環境中，在特殊的秘密戰線上，王根英全力掩護和協助陳賡的工作，為黨中央提供了許多重要情報。

1931年底，陳賡前往鄂豫皖根據地后，王根英帶著孩子仍然留在上海進行革命活動，負責上海反帝大同盟滬東區分盟的工作。淞滬抗戰爆發后，她組織滬東工人救護隊奔赴前線搶救傷病員，全力支持十九路軍的對日抗戰。為了宣傳黨的抗日主張，時任全國總工會女工部部長的王根英日夜在工人中活動，時常忙得連孩子也照顧不上，兒子整天在家哭著叫媽媽，可就是看不見媽媽的影子。

1933年12月，由于被叛徒出賣，王根英被關進了上海提籃橋監獄，后被押解到南京“江蘇第一模范監獄”。在獄中，她與錢瑛、帥孟奇、夏之栩等女共產黨員一起堅持斗爭，并刻苦學習文化。期間，她還學會了刺繡、挑花手藝，給兒子繡了一對老虎枕套，制作了一只布書包，以此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像老虎那樣勇敢，同時也要認真學好文化，長大了能不怕犧牲去干革命。這個激勵其子展翅而飛的書包解放后由烈士后人陳知非捐贈給上海革命歷史博物館籌備處（今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并作為國家珍貴文物一直保存至今。

1937年8月，以國共兩黨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蔣介石答應了中共提出的“釋放政治犯”等四項條件。19日上午，王根英、夏之栩、張琴秋等由周恩來、葉劍英保釋出獄。26日，王根英經西安至云陽八路軍總政治部與陳賡團聚。當陳賡見到王根英時，驚喜萬分。他在8月27日的日記中寫道：“昨日根英由西安到云陽總政治部，小平同志加菜為我們慶賀，并另辟一室，使我們做竟夜之談。是晚彼此互訴離情，直達深夜，尚無倦意，其快樂有勝于1927年武漢新婚之夕。根英在獄達4年，艱苦備嘗，在敵威迫利誘下，始終堅持共產黨員的立場，不為動搖，使我對她更加敬佩。”9月15日，陳賡被任命為一二九師三八六旅旅長，率部奔赴山西前線抗日。王根英則前往延安，進入陜甘寧邊區黨校學習，12月下旬，她到《新中華報》社工作。

1939年1月，日軍調動重兵向我冀南抗日根據地發動大掃蕩。3月8日，王根英隨所部進駐冀南根據地南宮地區，部隊遭日軍突襲包圍。“傷員同志們，趕快撤退！”王根英一邊高喊著，一邊把師部分配給自己的騾子牽給傷員騎，自己則徒步隨警衛部隊突出重圍。她沖到村外剛喘了口氣，驀然間，一摸身邊，冷汗直冒，連聲道：“不好，還有裝文件和公款的挎包沒有帶出來！”隨即，她便毅然獨自向村中奔去，大家想攔也沒攔住。她在駐地將挎包取出，不幸在出村時與日軍遭遇，等大家組織好隊伍沖到村邊來接應她時，卻剛好看見她在敵人的機槍掃射中倒下了！她的身上，有彈洞也有多處敵人的刺刀洞痕，汩汩的鮮血，染紅了身下的泥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