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西革命根據地，亦稱湘鄂西蘇區，是大革命失敗后，由周逸群、賀龍、萬濤、段德昌為代表的湘鄂西黨組織帶領廣大軍民，通過武裝斗爭建立起來的。湘鄂西革命根據地是以湖北的洪湖地區為中心，由散開的幾塊根據地組建而成。這些地域之間，有的雖然未完全連成一片，但都在湘鄂西特委及以后成立的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蘇維埃政府的統一領導下開展革命斗爭，構成了一個整體的湘鄂西根據地。

1931年，由于敵人連續“圍剿”，湘鄂西蘇區不少地方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黨員從2萬余人，減少到1.4萬人左右。

同年3月，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后，王明“左”傾路線開始在湘鄂西蘇區得到貫徹與執行，湘鄂西黨組織面臨著更加嚴峻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我從上海前往湘鄂西蘇區參加革命斗爭。

賀龍和他領導的紅三軍戰士們

初到洪湖

1931年4月下旬，在交通員的帶領下我來到洪湖蘇區。第一個見到的是中央分局組織部長萬濤。

不久，萬濤就通知我在中央分局任巡視員，負責到各地檢查支部工作。我初到蘇區，一切都很新鮮，工作勁頭很大。每天提著一個馬燈，不分日夜地奔走在各個支部之間。這段時間里，我結識了許多地方上的同志，也學到了許多工作方法。那時候，大家的革命熱情都很高，同志之間的關系都很好。物資也不太缺乏，我們最需要的紙張、藥品，也可以通過搞外貿的同志從白區買回來。

6月下旬的一天，我見到了湘鄂西中央分局書記夏曦，他是1月由中共中央派到洪湖蘇區接替鄧中夏工作的。夏曦是湖南益陽人，毛澤東的同學，他們曾一起參加湖南革命運動，是湖南群眾運動的重要骨干，湖南早期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之一。

夏曦一見我，就問：“你是上海來的吧？”

“是，上海來的。”

“叫什么名字？”

“鄭永銘。”

他把我打量了一會兒，又問 ：“ 你原來不叫這個名字吧？”

“我原來叫鄭巖平，是這次來改的名字。”

“你在江蘇省委宣傳部工作過嗎？”

“沒有，但中央曾經要調我去那里工作。”

“你知道那里的宣傳部長是誰嗎？”

“不知道。”

夏曦笑道：“就是我呀！”

接著，我們交談了一些上海當時的情況。最后，他叫我不要搞巡視員了，就在中央分局宣傳部搞兵運總書記，負責訓練俘虜。后來，又叫我擔任軍委秘書長，主要任務還是接待俘虜和訓練俘虜。

夏季，長江中下游發生特大洪澇災害，幾尺高的浪頭排山倒海而來。洪湖蘇區村莊的房屋成片倒塌，淹死的群眾不計其數。許多地方成為一片汪洋澤國，露出水面的高地上，到處都是難民。逃到高地上的野兔，用手都可以捉到。

當時，中央分局召開了一個救災會議，商討救災措施，對軍民的生活進行了安排。當時的洪湖黨組織是團結的，意見是一致的。

7月，我在洪湖瞿家灣又見到了夏曦。夏曦很高興，稱我是“鄭大炮”，意思是我說話很隨便，沒有顧忌。他說：“9師去迎接主力了，現在蘇區惟一的武裝是25團，你到那里去做政治部主任吧。一定要好好工作，守住潛江。”

第二天，我便背起背包，帶著一支駁殼槍，單身一人去了潛江。

親歷“肅反”

1931年中秋節前夕，賀龍帶領紅三軍的主力三四千人回到洪湖。可是，這個時候華容、石首已經被敵人占領了，國民黨的報紙大肆宣傳收復華容、石首的勝利。不久，中央來信詢問，為什么華容、石首這么快失守？要分局查明原因報告中央。

本來這個問題很好答復，只需向中央說明：由于9師26團迎接主力遠離蘇區，敵人趁虛入侵，我軍救應不及所致。但是，夏曦卻到潛江召開了一個會議，要追查責任。前敵委員會的同志又不愿意承擔責任，他們說：“我們奉中央的指示到鄂西北接主力去了，怎么又能夠同時保住華容、石首呢？”為此，雙方就爭吵起來。最后的結果，夏曦撤銷了萬濤的軍政治委員，由自己兼任。

潛江會議后，萬濤向夏曦提出，要我回后方當巡視員，夏曦同意了。不久，萬濤又叫我在機關當秘書長。

10月，省委在周老嘴召開了一次擴大會議，按照會議的決議寫成了一個文件，題目是《當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決議中指出：“今后洪湖蘇區的發展要采取波浪式前進的方式。”這是一個很好的文件。

省委擴大會議結束后，我聽到一些人對夏曦的非議，如9師師長曾說：“我看夏曦搞軍政委還不如鄧中夏。”這說明洪湖蘇區的領導同志已經有分裂的傾向了。

省委擴大會議的情況傳到前方后，夏曦很不滿意，公開說省委的決議是機會主義的決議。他認為，洪湖蘇區的發展要采取跳躍式，而不是波浪式。不久，夏曦撤銷了紅三軍師的建制，只保留軍部。夏曦又從前方趕到后方，親自抓政權工作。可是，他一個人顧不了兩頭，分裂的形勢日見明顯。

1932年1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召開第四次代表大會，我作為漢陽縣委書記也參加了會議。這次會議中，省委與夏曦的分歧公開地表現出來了。在會上，許多參會者對夏曦為代表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以來，執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對蘇區工作產生嚴重錯誤，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記得某個領導在會上發言時說：“夏曦把萬濤趕走，自任軍政治委員。一個白面書生居然成了紅色戰士……。”由于我是上海中央調來的干部，同時又與地方上的干部相處得很好，所以始終沒有卷入這場紛爭。

2月間，洪湖軍校改組，成立了新班子，我調任組織科長兼政治總教員。軍校的全稱是：中國工農紅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二分校。

5月，洪湖蘇區的“肅反”運動開始了。起先，只是聽說部隊里抓了一些“改組派”。后來，連8師的參謀長也被抓去了。當時，洪湖軍校3個大隊的隊長都先后被抓。

7月的一天早上，夏曦的秘書打電話給我，要我當天晚上趕到軍部。我心里一驚，不知出了什么事。晚上9點，我趕到軍部，見到這位秘書，他告訴我，不要驚慌。他對我說：“你現在正走運，夏曦還沒有罵你，還是信任你的。”

第二天，我見到夏曦時，他給我看了一個文件，是關于“肅反”問題向上海黨中央的報告。報告中說已經抓了縣團級干部40多人，其中有很多是我的熟人。當時，夏曦問我有什么看法，我說：“這些人是創建紅軍、開辟蘇區的有功者，怎么會是改組派呢？”

夏曦把我手中的文件一把抓了過去，板著臉說：“小孩子！你懂什么？他們是為了破壞紅軍才創建紅軍，為了破壞蘇區才開辟蘇區。”他叫我回去以后不要亂講，還要我管一管地方上“肅反”的事情。

沒過幾天，第7師師長被捕了。又過了幾天，原紅三軍軍政委萬濤也被捕了。后來，他們都被殺了。

夏曦為什么沒有殺我呢？我想，我與夏曦以前在上海工作時就有一些淵源，夏曦比較了解我。到了蘇區以后，我并沒有卷入地方上的紛爭，夏曦就沒有把我當成“改組派”肅掉，使我在蘇區的“肅反”運動中未遭不幸。

首戰告捷

1932年1月中下旬，紅三軍在皂市、龍王集戰斗中全殲敵4師12旅和48師特務團，活捉旅長，生俘4000余人。

3月初，紅三軍在文家墩戰斗中，全殲敵48師144旅，活捉旅長及官兵2000余人。

4月，敵48師組織反撲，在龍尾山和瓦廟集一帶打了7天7夜。這一仗打得很激烈，我方傷亡很大。

當紅三軍主力在瓦集廟作戰時，川軍范紹增部一個團向陳陀子口發起進攻。洪湖軍校4個中隊立即開赴陳陀子口迎擊敵人，在那里固守了9天9夜，損失很大。這時，我留在周老嘴當聯絡員，沒有參加戰斗。

一天，夏曦趕到周老嘴，要我到警衛團去當政委。夏曦說：“你明天就到警衛團去，要堅決守住新溝。如果新溝失守，你就提頭來見我！”

第二天，我和團長就把部隊帶到了陣地，利用原有的工事，正面放了一個營，其余兵力布置在側翼，騎兵隱藏在蘆葦叢中。

我這是第一次指揮打仗，根本不知道怎樣配置火力。當機槍連長問我：“機槍擺在哪里？”我說：“你看哪里好，就擺哪里。”后來，連長把機槍布置好了，我問他機槍為什么擺在這里？他說這里射界很寬，可以發揮火力。這時，我才懂得了使用機槍的要領。

戰斗打響了，敵人大約派了一個營的兵力，端著刺刀向我方陣地撲來。敵人迫近蘆葦叢，我方的機槍一齊開火，敵人像割草般地成排倒下。接著，我們的騎兵也從蘆葦里沖了出來。原先埋伏在河岸附近的一個連，也向敵人進行側擊。敵人頓時亂成一團，紛紛向后潰退。我們乘勝發起追擊，一直把敵人趕到了老新口。

追擊到老新口，我才發現自己手里拿著一把旗幟，身后只跟了八九個人，其他的隊伍不知到哪里去了。我們幾個人還堅持向老新口的敵人打了一陣，直到9師的主力趕到。

這次戰斗消滅了敵人正規軍2000多人，非正規軍1000多人，繳獲了大量武器彈藥和其他物品。敵師長范紹增的腿也被打了個洞。當天晚上，戰士們興高采烈，把繳獲的槍支紛紛交往團部。

第二天，賀龍帶領的紅三軍主力到達老新口，全殲范紹增的3個團，范紹增負傷逃走。據資料記載，當時范紹增受了重傷，手下用門板抬著他逃跑，后來坐水上飛機去漢口養傷。

當天下午，我見到賀龍，匯報了作戰經過。賀龍笑得前仰后合，連連說：“不錯，不錯，基本條件夠了。”

我問：“什么基本條件？”

賀龍說：“就是不怕死嘛！”

最后轉移

1932年7月，為了對付敵人的第四次“圍剿”，軍委決定警衛團和襄北獨立團合編為警衛師，我任政治部主任。后來，師政委以不懂軍事為由辭職了，軍委又任命我代理師政委。

洪湖蘇區開始“肅反”后，許多同志都被殺害了，干部戰士人人自危，部隊戰斗力大大削弱。8月初，在江陵靈芝嘴戰斗中，紅軍洪湖軍校總隊長陣亡。8月下旬，夏曦親自指揮的周老嘴戰斗中，紅7師新任政委被俘。

8月的洪湖，天氣炎熱，許多戰士中暑，我也患上瘧疾和痢疾，人瘦得很厲害，但還得帶病指揮部隊，轉移到周家集去接替9師的防務。

我們進駐周家集后沒有幾天，敵人就向我們進攻了。敵人利用高粱地作掩護向我方移動，我們根本沒有發現敵人。戰士們直到看見敵人的刺刀和帽徽時，才知道敵人上來了。幸好有一個班長及時下令開槍，敵人才停止了前進。這次戰斗中，我差點被俘。因為生病跑不動，戰士們用擔架抬著我撤退。這時，我才發現自己是近視眼。

部隊撤到柳關集合時，夏曦看見我病得很重，就讓我去軍醫院治病。到軍醫院剛兩天，敵人追上來了，我只好跟著軍醫院轉移。就在轉移的當天晚上，夏曦下令把關押的幾十名“改組派”都槍殺了。

第二天，敵人又追上來了，只記得當時四面都是水，情況緊急不容選擇道路，我便打馬涉水而走。沒走多遠，前面橫著一條大溝。我狠狠一抽鞭子，想催馬躍過溝去。不料，馬落到溝里，怎么也爬不起來，眼看敵人就要追上來了。恰巧，一顆流彈擊中馬嘴，馬兒受驚一躍而起，我趁勢一提，居然上岸了。

后來，又碰到一條河，河上的橋斷了。戰士們有的泅渡，有的找船。我以為騎著馬可以過去，便徑直朝河中走去。誰知河水很深，剛下水走了幾步，就翻落在河里。幸好我還學過游泳，連忙掙扎著向對岸游去。不知是過于緊張，還是褲帶斷了，游到河心時竟把褲子也掙脫了。當戰士們用船把我救起后，敵人又追上來了，我裸奔了好幾里路。

9月間，部隊只剩下八九個人了，我和省委書記李家芬一起，帶著四五支駁殼槍就在湖區打游擊。搞了幾天，連吃飯都成了問題。這時，李家芬叫我去上海，他是本地人，可就地隱蔽。

事情商定好后，李家芬給我5塊光洋作路費。

10月中旬的一天，李家芬催我和交通員啟程。他陪著我走了一里多路，叮囑我一路上小心謹慎，到了上海一定要把洪湖的情況向中央作匯報。

經驗教訓

1932年9月上旬，湘鄂西中央分局所在地瞿家灣失守。在楊林關、新溝咀等決定性戰斗中，紅軍也損失慘重，整個洪湖蘇區中心區已被敵人占領和包圍。

夏曦感到在此狹小地區難以立足，于是決定突圍。夏曦等率紅7師突圍后，于10月上旬在襄北大洪山區與紅三軍主力會合。

留在洪湖蘇區堅持斗爭的地方武裝，不久也被迫轉移，洪湖蘇區完全喪失。

在此前后，湘鄂邊、巴興歸、裹棗宜、鄂西北等蘇區也相繼喪失。湘鄂西蘇區第四次反“圍剿”失敗。

后來反思洪湖蘇區喪失的教訓，我認為有這樣幾點：

第一，洪湖靠近九省通衢的武漢，水陸交通四通八達，是古荊州的戰略要地。在當時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敵人是決不允許我們在那里盤踞的，所謂“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

第二，洪湖是個水網地帶，湖泊河汊縱橫交錯，小股游擊隊是可以生存的，但不宜大兵團活動。敵人一旦守住幾條堤道，我軍就會困死在湖里。所以，抗戰時期新四軍5師在襄南活動時，也只在漢陽打了一仗，不敢深入湖區。1947年，我軍南下時，李先念也一再交代，不要把主力放在江南。

第三，洪湖遭遇大水災后，經濟基礎被破壞，人民生活困難，軍隊給養也成了大問題。

第四，由于指揮錯誤，紅三軍與徐源泉的48師在龍尾山打了一場硬仗，我軍主力受到很大損失。

第五，部隊進行“肅反”，殺了許多優秀黨員，部隊的骨干力量基本搞光，軍心渙散，戰斗力大大削弱。這次“肅反”，實際上是一次人為的浩劫。

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在延安召開，這次全會形成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指出：

更多地區，更由于錯誤的肅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義糾纏在一起，使大批優秀的同志受到了錯誤的處理而被誣害，造成了黨內極可痛心的損失。這種宗派主義的錯誤，使黨內發生了上下脫節和其他許多不正常現象，極大地削弱了黨。

……

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在此宣布：對于一切被錯誤路線所錯誤地懲罰了的同志，應該根據情形，撤銷這種處分或其錯誤部分。一切經過調查確系因錯誤處理而被誣害的同志，應該得以昭雪，恢復黨籍，受到同志們的紀念。(鄭紹文口述 郜虹記錄整理)

來源：《紅巖春秋》2017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