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曾深刻地指出：“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中央蘇區時期，各級黨和蘇維埃政府領導廣大軍民進行反“圍剿”戰爭的同時，針對迷信鬼神、歧視婦女、不講衛生、嫖娼賭博和吸毒等現象，堅持不懈地開展移風易俗運動，從而在整個中央蘇區培育形成了積極向上的新風尚。

破除封建迷信

倡導科學文化

贛南閩西蘇區屬于偏遠落后的農村地區。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閉塞，當地群眾視野較狹窄，深受封建迷信的影響。封建習俗像一只無形的手，從吃穿住用行到婚喪嫁娶，從社會活動到精神信仰，滲透于群眾生活的方方面面，影響著他們的所言所行，主要表現為：信神信鬼、求神拜佛、占卜堪輿、燒香磕頭、還愿打蘸等現象在贛南閩西農村普遍存在；廟宇祠堂充斥鄉間，僧道、巫神、風水先生等肆意詐騙百姓錢財；有的農民迷信天命，甘于貧困，不敢反抗；土豪劣紳、地主以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則常常利用農民對迷信和神權的盲從進行反革命活動，對革命造成嚴重危害，影響蘇區社會穩定。這些現象的普遍存在，既不利于黨的方針政策宣傳，又極大地阻礙了群眾參與土地革命運動。

針對這些現象，黨和蘇維埃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嚴厲打擊傳播封建迷信和造謠傳謠的行為。1934年春，瑞金部分地方疫病流行，有些反革命分子以壬田有“觀音菩薩顯靈”能“醫治百病”（其實是壬田竹桐鄉草鞋坪從一塊崩裂巖石中流出的山泉水）為名，鼓動群眾燒香拜佛。甚至連博生（今屬寧都）、石城、會昌以及福建長汀等地群眾以及部分區鄉負責人，都紛紛前往進香祈福。為此，中央政府教育部派出專員到壬田指導開展破除封建迷信運動，國家政治保衛部同時開展調查，中央政府司法部準備“嚴厲打擊那些向封建迷信投降的蘇區鄉工作人員”。同年3月9日，瑞金縣裁判部對此案進行宣判，判處傳播封建迷信和謠言首犯李永昌等3人死刑。蘇區各地群眾“從這一事件中更深刻地認識到反動分子的陰謀和封建迷信的罪惡，熱烈開展了反封建迷信的斗爭”。4月8日中央執行委員會頒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規定：“以反革命為目的，利用宗教迷信，煽惑居民破壞蘇維埃及其法令者處死刑。”蘇維埃政府還出臺相關規定，勒令看相、算命、堪輿的人改換職業，教士的、氏族的、廟宇的土地必須無條件交給農民。

在蘇維埃政府的號召和組織下，廣大群眾的思想得到啟蒙和政治教育。他們紛紛推倒閻羅，燒掉菩薩，沒收寺廟房屋。廟宇祠堂變成蘇維埃政府的辦公場所或學校；舊時農家供奉的“天地君親師位”，換上了馬克思或革命先烈的畫像；以前逢年過節時張貼門上的“福壽財祿”“招財進寶”等對聯，改成了“工農團結鬧革命”“軍民攜手衛蘇區”等革命口號。

此外，各地兒童團、少先隊積極行動起來破除封建迷信，燒菩薩、禁敬神、砸祖牌、驅巫覡，還動員群眾“一致地來幫助政府……消滅一切反革命利用封建的迷信的組織與活動——大刀會、一心會、懶子會、童子軍、紅槍會等”。

通過開展轟轟烈烈的破除封建迷信活動，中央蘇區的社會風氣得到了顯著改善，廣大群眾對生活更加積極樂觀、更加自信自強，呈現出嶄新的精神面貌。

廢除封建婚姻

解放勞動婦女

中央蘇區時期，“實行婚姻自由”“反對包辦買賣婚姻”“反對帶童養媳”“反對蓄婢納妾”等口號，猛烈地沖擊了封建婚姻制度。

1931年11月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條例》（以下簡稱《婚姻條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實行男女婚姻自由的民主進步的婚姻法規。《婚姻條例》明確規定：“男女結婚須同到鄉蘇維埃或‘市區’蘇維埃舉行登記，領取結婚證，廢除聘金、聘禮及嫁妝；男女婚姻以自由為原則，廢除一切包辦強迫和買賣的婚姻制度。”1934年4月修訂頒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法》對這上述規定再次明確。毛澤東高度稱贊蘇區婚姻制度：“這種民主主義的婚姻制度，打碎了數千年來束縛人類尤其是束縛女子的封建鎖鏈，建立了適合人性的新規律，這也是人類歷史上偉大的勝利之一。”

在蘇維埃政權之下，買賣婚姻、童養媳、重婚和蓄婢納妾等做法是絕對不允許的，必須對封建迷信和守舊觀念進行批判。這從根本上肅清了舊社會遺留下來的男尊女卑、婦女要三從四德、守節守貞等舊禮教觀念，廢除穿耳、纏足、裹胸、蓄發等封建習俗。長岡鄉群塘村共產黨員、婦女主任李玉英成為這場婦女解放運動的典型代表。她不僅成為中央蘇區著名的勞動模范，還受到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的嘉獎。為表彰和推動婦女參加生產，1934年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在瑞金葉坪召開了蘇區婦女勞動模范代表大會。當時參加會議的李堅真后來回憶：“獎品是一條圍裙和一頂竹笠，圍裙上繡了‘學犁耙能手’的字樣，竹笠上印有‘勞動模范婦產婦女’幾個大字。由于我當時也和婦女們一起學犁耙田，并做了示范表演，因此也得到獎狀和獎品。”

同年5月28日，《紅色中華》對婦女參加農業生產情況進行了專門報道：“在興國，今年一月全縣還只有三百三十六個婦女會犁耙，到四月就有一千零八十多人了。瑞金全縣學習犁耙與蒔田的婦女，共有一千四百八十八名，學會的已有三百四十八人。這里的比較也是驚人的，瑞金模范的武陽區，去冬時只有兩個婦女會犁耙，現在就有一百零四名會犁耙，還有一百九十四人在學習。”

蘇區廣大婦女沖破“婦娘學犁，要遭雷劈”等封建禮教的束縛，紛紛下田勞作，成為中央蘇區建設的一支生力軍。

嚴禁鋪張浪費

倡導節儉戒奢

為克服經濟困難，支援反“圍剿”戰爭，中央蘇區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浪費運動。針對一些封建習俗引發的鋪張浪費現象，蘇維埃政府倡導節儉戒奢，對大操大辦喬遷、婚禮等堅決予以曝光，并嚴肅處理參與其中的蘇維埃干部。《婚姻條例》也明確規定，男女結婚“廢除聘金、聘禮及嫁妝”。

1932年4月6日，《紅色中華》曝光了石城縣革命委員會主席大操大辦喬遷并收受群眾財物的行徑：“他家由縣城對河搬到城里來住，放了很多鞭炮，熱鬧得很，收了群眾的很多賀禮，有送幾個毫洋的，有送一二塊大洋的，據說收了不少的花邊。有人詰問他，為什么收群眾的賀禮和花邊？主席的回答‘這是他們自己愿意送我的，為什么不收？’”

1933年1月28日，《紅色中華》以《新式的吹鼓手》為題，對瑞金壬田“好闊氣”迎親進行批評：“這娶老婆的，好闊氣！首先有吹洋號筒的，又有提尿泡燈的，扛方扇的，挑子孫桶的，抬花轎的。花轎背后又有幾個蘇維埃政府組織的什么俱樂部的同志，跟著吹吹彈彈唱唱。”并諷刺道：“這樣呱呱叫叫的新式吹鼓手陪伴著封建時代的結婚儀式，真美！”同時還以《熱鬧！區主席的婚禮》為題，曝光了寧都縣安福區蘇維埃政府主席賴進“辦婚禮奢侈浪費，收取群眾禮物”的典型事件。文章抨擊指出：“他結婚的時期，為群眾知道了，以為區政府主席要結婚，應該要送禮物熱鬧熱鬧，于是就送了雞呀，鴨呀，果子呀等禮物，非常多，還送有花邊七十二塊呢。我們這位區政府賴主席，就大設筵席，款宴賓客，酒席二十多席，每次百數人，打了兩只大肥豬。”

被曝光的蘇維埃領導干部，或被撤職，或被開除，或被監禁。這不僅進一步增強了黨員群眾的節儉戒奢意識，而且讓他們深受教育和警示。正如項英在《反對浪費嚴懲貪污》一文中指出的：“對于這種隨意浪費，我們要堅決地反對，如若繼續不改的，就要用革命紀律來制裁。”“對于一切浪費經濟，特別是貪污分子，都要給以嚴重的懲辦。”

開展衛生防疫

改善居住環境

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各級黨和蘇維埃政府廣泛動員和組織群眾，深入持久地開展了衛生防疫運動，積極預防各種疾病，改變群眾不講衛生的習慣。

由于文化落后、交通閉塞等原因，長期以來，贛南閩西廣大農村普遍存在“不注意衛生，喝生水、生病叫魂、停尸不埋、亂扔死家禽”等舊俗惡習，導致傳染病時有發生。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后不久，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項英就在《紅色中華》發表社論，號召大家起來做防疫的衛生運動，并對如何開展運動提出了具體辦法：“（一）每地規定每月舉行一次衛生運動，發動男女大小，有組織的分組，來打掃和清洗房屋及其周圍；（二）凡是一些不潔凈骯臟東西，將它焚毀干凈，一切臭水溝泔汁，要將它清洗干凈；（三）用石灰水灑在污穢的地方；（四）一切腐爛的東西不要吃；（五）至于經過戰爭區域將過去掩埋死尸的地方，用土加蓋厚些，未掩埋的腐尸，趕快的掩埋，放過死尸的地方，都用石灰水清洗過；（六）發現瘟疫的地方，病人吃的東西和用的物件，不要共吃共用，將病人很快的送到附近的醫院（現在的紅軍醫院）內去。”

1932年5月，中央內務部頒布了《蘇維埃區域暫行防疫條例》。7月，中革軍委發布了開展衛生工作的訓令，將防治痢疾、瘧疾、下肢潰瘍和疥瘡等4種常見病，作為衛生防疫保健工作的重點。針對瘟疫等病流行的嚴重情況，1933年3月，中央內務部頒布《蘇區衛生運動綱要》，“號召全蘇區各處地方政府，各地群眾團體，領導全體群眾，一齊起來，向著污穢和疾病，向著對于污穢和疾病的頑固守舊迷信邋遢的思想習慣做頑強的堅決的斗爭，……這衛生運動完全是廣大群眾的，不花錢而能醫病的，要天天做，月月做，年年做，家家做，村村做，鄉鄉做，個個圩場個個城市做。這衛生運動是群眾生活與生命的保障”，同時提出了“七要”的行為規范，即：要通光、要通氣、要通水、要煮熟飲食、要除去污穢、要勤滅蒼蠅、要隔離病人。群眾性的衛生防疫活動由此深入開展起來。

1933年12月，毛澤東在《長岡鄉調查》中寫道：“（一）掃除：廳堂、睡房不要放灰糞，前后水溝去掉污泥，坪場打掃光潔，公共的水溝、坪場則輪流疏掃。（二）飲食：還只說到禁吃死東西。（三）衣服：要洗潔。以上各項，不做的，發動童團恥笑他，特別那些衣服不潔的。文明戲中也唱了衛生運動。”

正如長岡鄉一樣，廣大群眾熱烈響應黨和蘇維埃政府的號召，掀起了一個轟轟烈烈的衛生防疫運動。城市、鄉村、機關、部隊都建立了各級衛生運動委員會，委員會之下設立衛生小組，負責檢查督促本小組衛生工作。家與家、組與組、村與村、鄉與鄉、區與區，以至縣與縣，機關與機關，部隊與部隊之間，開展了熱烈的衛生競賽，優勝者獎旗登報上紅榜，并給予物質獎品；落后者批評，限期改正。

1934年3月，中央防疫委員會決定在疫區舉行防疫運動周活動，活動內容涵蓋疫區隔離、將疫病患者送隔離所等，強調活動的開展“要注意與防疫聯系的幾項工作：1、防范反革命分子利用落后群眾的迷信觀念，大造謠言，說什么‘天災人渦’的流行，只有‘誠心拜佛’才得免卻，以此破壞防疫工作……2、要廣泛深入衛生運動與打破迷信的宣傳，把衛生運動變成群眾運動之一，并建立最低限度的經常衛生工作。”其中，活動中提出的“掩埋死尸，不要存樞”“吃井水，不吃塘水”等具體要求，就屬于破舊俗立新風的舉措。1933年秋，毛澤東親自帶領紅軍戰士挖了一口井，解決了沙洲壩村群眾的吃水問題，從而改變了村民長期飲用臟塘水的舊習慣。

中央蘇區的衛生防疫運動取得了顯著成效，不僅向廣大軍民普及衛生健康知識，保障了他們的身體健康，而且極大地改善了居住環境，密切了黨群軍民關系。

查禁“黃賭毒”

樹立社會新風

早在蘇區創建之前，“黃賭毒”現象在贛南閩西盛行。贛南“各縣民眾性質特別剛強，最喜爭斗，好吸鴉片”。“種鴉片都極多，即就興國一縣而言遍地都是罌粟花，每年為政府稅收之大宗”。尋烏縣城有妓院三四十家，色情和賭博從業人員多達400多人。瑞金壬田圩和日東圩也各有十多家妓院、賭場和煙館，每圩吸引周邊嫖客、賭徒和“癮君子”成千上萬。日東圩曾有“過了沿江橋，不賭即是嫖”的說法，嫖賭業盛極一時。蘇維埃政權建立后，各級黨和蘇維埃政府頒布法令，查禁吸食、栽種、販運鴉片，禁止賭博、嫖娼和偷盜等等，領導軍民開展了一場以禁絕“黃賭毒”為主要內容的社會改造運動。

蘇維埃政府和紅軍制定出臺了一系列針對“黃賭毒”的法規條令。1929年12月，古田會議決議案規定：“舊的基礎厲行洗除。如政治觀念錯誤，吃食鴉片，發洋財及賭博等，屢戒不改的，無論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黨。”“不吃鴉片，不賭博”還被列為入黨的5個必備條件之一。1930年2月，贛西南頒布的《土地法》規定：“雇農及農業游民愿意分田的，應該分與田地。但游民分田的，須戒絕鴉片、賭博等惡嗜好，否則蘇維埃收回他的田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員部第二號訓令《春耕計劃》中強調：“要鏟盡煙苗……一定要宣傳發動群眾立刻鏟除干凈。”“對于煽動群眾種鴉片，有意破壞革命的富農，應當嚴密偵查，予以嚴厲之處罰。”

在尊重科學和人性化的基礎上，中央蘇區一方面積極探索嚴禁與疏導同步推進、預防與根治并軌的綜合治理方式，另一方面采取形式多樣的宣傳教育手段。各地普遍設立專門的戒煙機構和過渡性的工農煙館，使不少“煙民”折斷已使用多年的煙槍，獲得新生。比如，紅四軍采取“偷梁換柱”法在鴉片中摻入黃煙葉，逐漸取而代之。登賢縣畚嶺鄉有一個吸食鴉片近十年的“煙民”謝克昌，在蘇維埃政府的幫助下，不僅成功戒煙，而且成為禁煙運動的積極分子，通過自己現身說法，鼓勵其他“煙民”重新做人。

蘇區的各種報刊紛紛開辟專欄，揭露“黃賭毒”行為。如，1932年3月25日，《青年實話》發表的《“特別區”的“特別”》，諷刺“于都梓山區團區委以前的書記，對一切工作非常消極，但好像又很忙的樣子。后來調查出來，原來他與區政府、區黨委的一部分人，每天忙于一件特別的工作——賭博”。1933年8月13日，《紅色中華》發表的《樣樣來得的貪污分子》，揭露永豐縣七都工委書記劉彥才的日常生活是“嫖婦女、賭錢”。1934年2月18日，《紅色中華》發表的《加緊開展反貪污浪費的斗爭》，揭露中央總務廳事物股長管永才“生活腐化，嫖老婆至八個之多”。兒童團也被組織起來，充當查禁“黃賭毒”的急先鋒。瑞金縣兒童團自備竹刀下農田，見煙苗就劈鏟。興國縣永豐區“童團查煙賭，打菩薩很厲害，完全不講人情，真正公事公辦”。可以說，中央蘇區基本上杜絕了“黃賭毒”現象。連國民黨當局也不得不承認：“赤化時，煙賭兩項，可謂全被禁絕。蓋一經捉獲，認為流氓，立即處死，無稍容情，其誰不懼？”

總之，黨在中央蘇區領導開展的移風易俗運動，得到了廣大群眾的熱烈擁護和傾力支持，社會風氣、精神面貌為之一新。正如毛澤東所說：“誰要是跑到我們蘇區來看一看，那立刻看見是一個自由光明的新天地。”（陳安 劉前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