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蘇聯為什么解體？蘇共為什么垮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十分激烈，全面否定了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各級黨組織幾乎沒任何作用了，軍隊都不在黨的領導之下了。最后，蘇聯共產黨偌大一個黨就作鳥獸散了，蘇聯偌大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就分崩離析了。這是前車之鑒啊！”蘇共垮臺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歷史虛無主義的泛濫，蘇共一步步地失去對意識形態的控制，最后取消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取消黨的領導。

蘇共黨內的歷史虛無主義可以追溯到赫魯曉夫時期。斯大林去世后，赫魯曉夫上臺，他試圖對斯大林時期的一些問題和錯誤進行糾偏和改革，但是勇氣和魯莽有余，政治理性、戰略思維和統籌不足。在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錯誤進行了“揭蓋”，打破了斯大林的神話，在客觀上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但是由于斯大林在蘇聯蘇共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巨大影響和特殊地位，對斯大林的功過是非一定要采取慎重穩妥的辦法，特別是要從黨和國家大局和長遠發展的高度和影響通盤考慮。在斯大林剛去世不久就急于對這位歷史人物做出評價，況且還是有失全面和公允的評價，表現了赫魯曉夫政治上的不成熟。這次大膽而欠缺策略的“揭蓋”過于糾結斯大林的品質問題，造成了人們思想的混亂，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負面影響也是非常深遠的，加劇了社會主義陣營的離心傾向。以蘇共二十大為契機，蘇聯社會特別是思想文化理論界出現了要求打破思想禁錮和進行改革的“解凍”思潮，這是對斯大林晚年一些錯誤的消除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解凍”思潮愈演愈烈，長期蓄積的不滿和積怨需要正確對待和引導，需要赫魯曉夫等領導人有駕馭復雜局面的高超本領和戰略眼光以及膽識。遺憾的是，赫魯曉夫搞得虎頭蛇尾、思路混亂，忽而采取大開閘門行動，忽而緊急制動和剎車，產生不少后遺癥。不能忽視的是，這種“解凍”思潮逐漸失去控制，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揭露和批判缺乏歷史的分析，缺乏全面的、公正的評價，而把錯誤的根源歸咎于斯大林的個人品質，對其大加丑化，這種劇烈的大轉變極易造成人們思想上的茫然和混亂，而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則乘虛而入。更為重要的是，它對于一大批正處于成長期的青年人的思想所產生的巨大影響是不容低估的，整整一代青年人的心靈受到了巨大的沖擊，一些人對共產主義的信念從此開始動搖，產生信仰信心信任危機，關于這一點，可以從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等人后來的表現中找到一些痕跡。1961年的蘇共二十二大突然對斯大林展開新的批判，甚至將斯大林的遺體從紅場的陵墓中移出，原來以斯大林命名的城市、街道、廣場和設施都更換了名稱，一些人進而對整個社會主義建設提出質疑，在意識形態領域內引起了新的混亂，從而在較大范圍內產生了信仰危機，一些在此期間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如戈爾巴喬夫等后來成為“20大產兒”。

戈爾巴喬夫上臺后，就以“改革家”的姿態出現，引來人們的熱切期待和關注。但是，“不夠謹慎、容易被誘導、極其愛好虛榮” [1]的戈爾巴喬夫的整體改革措施脫離實際，急躁冒進，既缺乏審慎的深邃洞察，也沒有周密系統的可行方略，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即從以往過度的集中跳到過度的失控的變味的民主, 實施沒有界線和底線的絕對化的“公開性”和“民主化”，造成了黨內思想的混亂，導致無政府主義、歷史虛無主義泛濫，黨內反對派的蜂擁而起導致黨的分裂，最后蘇共在“民主化”和“公開化”的洪流中被裹挾到一敗涂地的地步。

民主化和公開性是無產階級政黨的必然要求，但是不存在絕對的民主化和公開性。在改革過程中，戈爾巴喬夫越來越把民主化和公開性當成了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和萬能鑰匙，民主化和公開性被賦予和承載了太多的意義和作用。這種盲目相信群眾的自發性和片面夸大、絕對化、極端化的民主化和公開性造成了嚴重后果。首先是導致了各種極端思潮和錯誤理論噴薄而出、泛濫成災和惡性膨脹。特別是早就對馬克思主義持懷疑和否定態度的雅科夫列夫掌管蘇聯意識形態大權后（早在1985年12月，雅科夫列夫就向戈爾巴喬夫進言：“馬克思主義不是別的，而是一種新的宗教，它屈從于專制政權的利益和它任性的要求。”[2]）將主要的新聞媒體負責人都換成自由派的代表人物。而且，與之相呼應，社會上各種非正式出版物迅速冒出，成為揭露蘇聯社會主義和蘇共“錯誤”和歷史“罪過”的輿論急先鋒。這樣，失去理性的蘇共黨內和蘇聯社會輿論急速轉向狂熱和喧囂，顛覆傳統、嘲笑英雄、解構主流、消解崇高和理想、炒作歷史秘聞和挖掘陰暗面成為時尚。一時間，國內的各大黨報黨刊上的一些所謂“反思”文章，在“不留歷史空白點”的旗號下，對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進行了鋪天蓋地的批判和攻擊。斯大林被描繪成反復無常、殘酷暴虐、具有迫害狂和殺害狂傾向的“專制君主”；斯大林主義成了法西斯主義和專制集權的代名詞；蘇聯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制度被稱為一部專司屠殺無辜、民族清洗的恐怖政治機器。1988年6月，《消息報》公開指責蘇聯歷史教科書是“一代代流傳下來的謊言”。1988年夏天，《新世界》雜志載文宣稱，“斯大林的壓迫早就有方法論的先聲”，“始作俑者正是列寧”，十月革命使蘇聯脫離了資本主義的“常態文明”，使俄國的發展走向了錯誤路徑。對于大量的攻擊蘇共、蘇聯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思潮，戈爾巴喬夫采取了默許、縱容和支持態度，甚至說：“讓我們的言論多樣一些吧！讓全社會都參加。”雅科夫列夫在后來也承認，他當時擔當起了保護“公開性”文章急先鋒的責任，“保護了一些人，縱容了一些人。”在改革實踐中，戈爾巴喬夫由逐步否定斯大林體制再逐步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實踐。在蘇共二十七大報告中稱斯大林確立的社會主義模式是“變形的社會主義”，是“專橫的官僚行政體制”。由于戈爾巴喬夫帶頭主張毫無限制的黨內民主和社會民主，戈爾巴喬夫把自己的改革嚴重失誤造成的社會危機全推到前人身上。他宣稱：蘇聯人民今日的苦難就是過去蘇聯實行“斯大林專制社會主義”所造成的惡果，聲稱“同過去的一切歷史決裂”，“應當炸毀斯大林主義的意識形態及其有關的一切東西”。戈爾巴喬夫的言論使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思想處于非常混亂的狀態。

與此相呼應，一些人完全置黨的紀律于不顧，“毫無限制”地傳播西方資產階級思潮和對斯大林體制進行抨擊的言論與行動，不加辯證分析地否定斯大林及社會主義制度，蘇共被視為“歷史罪人”，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成為“萬惡之源”，嚴重丑化了社會主義的形象，敗壞了社會主義制度的聲譽，對廣大黨員和群眾的思想起到了很大的瓦解作用。反共勢力乘機假借各種歷史問題，號召清算蘇共的“歷史罪行”，把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年代稱之為“黑暗年代”。蘇共對此不能進行有力的反擊，在廣大人民群眾中，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形象暗淡了，蘇聯走向全面的政治文化和信仰危機。正如美國政論家米克爾達維多也評價道：“由于片面地、完全否定地把黨和國家的百年歷史說成極權政治，從而為反共提供了和繼續提供肥沃的土壤。為數不多的黨和國家的歷史才被這一顏色涂染。美國的歷史過去和現在都有黑暗的章節——奴隸制、消滅土著的印第安人。但它從未收到過如此片面的否定……如果說以前對事實的歪曲來自國外的反蘇勢力，那么現在則是由蘇聯的主要報刊雜志和往往知名的黨員通過蘇聯電視臺向蘇聯人民提供的……所有的極端分子——從民族主義分子到反共分子——都充分利用了公開性及沒有限度這一點。在美國，無論報刊還是電視都不像蘇聯那樣自由（和不負責任）。擺錘從以前對輿論工具的嚴格監督擺向另一個極端。目前許多主要的蘇聯報紙和雜志上的反蘇內容比美國多，某些電視也是如此。此外，這種反共要巧妙得多，因為它建立在對黨和蘇維埃的歷史內部了解的基礎上。” 1989年10月3日，蘇共中央組織召開歷史學家座談會，針對由一些媒體、作家、政論家和少數歷史學者發起的一陣陣“反思歷史”運動導致的社會輿論混亂現象，著名歷史學家，科學院院士庫庫什金提出，缺乏對馬克思主義的尊重，改革缺乏理論準備，很難指望取得成效；改革不能打著歷史虛無主義和非意識形態的旗號，大眾傳媒和一些極端勢力不能強迫歷史科學非意識形態化；蘇共中央應該有自己的原則立場。[3]但是，這些歷史學家的批評和建議沒有被采納。

總之，蘇共在歷史虛無主義問題上的深刻教訓是，弱化和放棄了黨對意識形態的領導權，對西方國家“分化”“西化”“丑化”的圖謀以及各種錯誤思潮的泛濫乏力和無力，對媒體和輿論放任和失控，搞政治多元化，放棄黨的領導和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導致失去正確發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