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長期以來，對周恩來在南開學校讀書期間是“學校唯一免費生”說法，學界一直存在爭論。按照 1911年《天津公立南開中學簡章》的規定，長蘆商灶子弟可以免學費。但周恩來的伯父周貽賡一直是長蘆轉運使司的行政人員，周恩來并不是長蘆商灶子弟，是無法取得免費名額的。根據《天津公立南開中學堂簡章》《南開中學天津市免費學額章程》的規定，在周恩來之前和當時曾有過 50名免費生，在他之后從 1934年開始每年也有 6名免費生。但周恩來在南開學校求學期間，既不是南開學校少數的免費生，更不是唯一的免費生。從當事人和親歷者的回憶可以看出，周恩來的學費起初主要是由其伯父負擔，后來依靠在課余和假期中勤工儉學來支付。

一、問題的提出

“周恩來是南開學校唯一免費生”的提法最早始于上世紀 70年代末。有學者指出：“由于他（周恩來）家庭經濟困難而學習成績優異，經教師推薦，學校主動免去了他的學費、雜費。他從入學第二年起，是當時全學校唯一的免費生。”（胡華：《青年時期的周恩來同志》，中國青年出版社 1977年版，第 12頁。）之后這種說法廣為流傳。有學者沿用這一觀點，認為：“由于周恩來同志品學兼優，入學第二年，經教師推薦、學校破例免去了他的學雜費，成為當時南開學校唯一的免費生。”（王永祥、劉品青：《為中華之崛起——周恩來青年時期的生活與斗爭》，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第 23頁。）1989年版《周恩來傳》也采用了這一觀點：“第二年，由于他品學兼優，經教師推薦、學校破例免除他的學雜費，成為當時南開學校唯一的免費生。”（《周恩來傳（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 1989年版，第 19頁。）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一些國內外學者開始將“當時”二字去掉，直接提出“周恩來是南開學校唯一的免費生”。如：“因為他的一個老師推薦、鑒于他家庭經濟困難和他在學校的優異成績，他應該享受免費。第二年，他成為全校唯一免費生。”（〔英〕迪克·威爾遜：《周恩來傳》，封長虹譯，解放軍出版社 1990年版，第 15頁。）“入學第二年，因品學兼優，恩來成為南開學校唯一免費的學生。”（〔英〕韓素音：《周恩來與他的世紀（1898—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2年版，第 30頁。）“由于他家庭困難，而又品學兼優，后來學校同意他成為唯一的免費生。”（力平：《開國總理周恩來》，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 29頁。）

對于“周恩來是南開學校唯一免費生”的觀點，一些人也提出異議。周恩來在南開學校的同班同學吳玉如曾回憶：吳玉如本人在南開學校讀書期間，學習成績優秀，曾得到張伯苓校長的賞識，20世紀 30年代曾任張伯苓的秘書。當時由于家庭貧困交不起學費，吳玉如僅讀了兩年就中途退學。因此，吳玉如認為在南開學校僅憑學習成績優秀或品學兼優，是不會取得減免或免費的待遇的。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的研究人員李愛華在吳玉如懷疑的基礎上通過查閱相關史料，結合《南開學校一覽》中關于 1911年至 1914年有過 50名免費生的記載和周恩來的四伯父周貽賡在長蘆轉運使司就職的履歷檔案，提出：“周恩來只是南開學校的少數免費生中的一個，卻不是唯一的免費生；周恩來之所以能夠獲得獎學金，不僅因為他的家庭經濟困難、品學兼優，而是與其伯父在長蘆鹽運司任職有關。”（李愛華：《關于“周恩來是南開學校唯一免費生”問題的事實考證》，《黨的文獻》1997年第 2期。）此后，中央文獻研究室1998年修訂《周恩來傳》時將“唯一”改為“少有”，表述為：“成為當時南開學校少有的免費生。”

那么，周恩來到底是不是“南開學校唯一的免費學生”或“南開學校少有的免費生”？筆者將通過梳理南開學校當時的章程、學費減免和資助規定進行探究。

二、南開學校概念的厘清

由于歷史沿革和多方面因素的作用，南開學校有廣義和狹義之分。一般說來，狹義的南開學校指的是南開中學；廣義的南開學校是指自 1904年成立以來，包括中學部、大學部、小學部、南開女中、重慶南開中學在內的，分布于天津、重慶等地的南開系列學校。從縱向時間軸來說，南開學校校名曾幾度變更。1904年成立時稱為私立中學堂，1904年底改稱私立敬業中學堂，1905年秋改稱天津私立第一中學堂，1907年 2月改稱私立南開中學堂，1911年初至1912年 4月改稱公立南開中學堂，1912年 4月改稱私立南開學校。1932年形成“四部一所”格局，即中學部（1904年成立）、大學部（1919年設立）、女中部（1923年 7月開設）和小學部（1928年 8月成立），外加一個研究所。抗戰爆發后，學校西遷，于 1936年 9月又開設南渝中學（1938年后改稱重慶南開中學）。而周恩來就讀于南開學校時，學校只有中學部和專門部兩部。（參見《天津南開中學志》，天津出版傳媒集團、天津教育出版社 2014年版，第 261頁。）因此，南開學校無論從廣義和狹義，橫向和縱向來說，都是一個大而復雜的概念，在探討周恩來到底是不是“南開學校唯一的免費學生”或“南開學校少有的免費生”問題上，一定要加以考慮。

三、周恩來獲得了長蘆商灶子弟免費名額了嗎

按有的學者的說法，從 1914年起周恩來成為當時全學校唯一的免費生。但查閱所有南開學校的簡章和章程，正如李愛華研究的結果一樣，在 1911至 1914年南開學校確實有過 50名免費生。1911年初《天津公立南開中學堂簡章》在“名稱”條言明：“本堂原名私立第一中學堂，嗣因長蘆、客籍兩中學并歸本堂辦理，得公款補助，更名為公立南開中學堂。”“免費”條規定：“本堂每年得有長蘆公款補助，奉學憲諭，特設商灶子弟免費額五十名，不收學費，并于五十名之中擇成績優美者十名，并免膳費。凡欲補此額者，須有蘆商保薦證書方準投考補入。”（《私立南開中學規章制度（1904—1937）》，天津出版傳媒集團、天津教育出版社 2015年版，第 5頁。）在這之后，1934年春，南開學校又制定了《南開中學天津市免費學額章程》，規定“本校為天津市立各小學畢業生成績優良而家貧寒無力升學者設免費學額，每年六名”（《私立南開中學規章制度（1904—1937）》，第 333頁。）。可見，無論是在廣義還是在狹義的南開學校范圍內，無論是當時還是在整個南開歷史上，周恩來都不可能是南開學校歷史上唯一的免費生，按照前述規定，在他之前和當時曾有過 50名免費生，在他之后從 1934年開始每年也有 6名免費生。

按照 1911年《天津公立南開中學簡章》的規定，取得此種“免費”名額必須滿足以下幾個條件：必須為長蘆商灶子弟；必須有蘆商的保薦證書；必須投考補入。周恩來的伯父周貽賡確實與長蘆鹽業有深厚的淵源。此時，周恩來的四伯父周貽賡“蒙長蘆鹽運司使楊調充榷運科科員，十二月蒙長蘆鹽運司使李委充運銷科一等科員。三年（1914年）七月委派兼充管理票照處主任” （1921年《周貽賡履歷表》，黑龍江檔案館藏。）。但是，以上周貽賡的任職情況都是長蘆轉運使司的行政人員。

長蘆鹽區經營鹽業運銷的商人，歷史上分為引商、租商和包商三種。引商（也稱專商、業商）是有專銷引岸權利的商人；租商（也稱貸商）是由引商手中租用一部分或全部專銷引岸權利的商人；包商是由引商或租商手中取得包辦運銷權利的商人。這三種鹽商都由蘆綱公所領導。鹽商取得引票后才可以到指定的鹽場向灶戶購鹽。灶戶是指進行鹽業生產的人家，被編入灶籍，不準逃亡荒灶，受官府制定的鹽法制約。周恩來曾說過自己的家世：“我的家庭近幾代祖先也是紹興師爺，我的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師爺。到了祖代，兩家搬到江蘇淮陰、淮安當縣官，因此結了姻親。我便生在淮安，那是一八九八年。”（《周恩來自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2002年版，第 1頁。）可見，周恩來家既不是長蘆鹽商，又不是制鹽的灶戶。他更不能算長蘆商灶子弟，按照規定是無法取得這一免費資格的。更何況 1914年免費生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巡按使朱先生核準，將商灶子弟優待額停止”(《天津南開學校一覽》，1917年版，第 13頁。），50個商灶子弟免費額在這年已經被取消。

四、依靠勤工儉學的周恩來

按照南開學校的通常做法，假如有免費生名額，一定會在學校章程中注明。1911年的《天津公立南開中學簡章》、1919年春的《南開學校學生費用之規定》都有免費政策的相關表述。但 1915年夏的《天津南開學校章程》中卻并沒有專門的免費條款來說明當時南開學校有免費生名額。1917年南開學校畢業同學錄中對周恩來的介紹也只是：“君家貧，處境最艱，學費時不濟。”（《周恩來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年版，第 23頁。）明確說明周恩來是交納學費的，并不是免費生，只是由于他家庭貧困，學費總是捉襟見肘。1946年，周恩來與美國《紐約時報》記者李勃曼的談話中也提到：“15歲我入南開中學，是一個私立學校。學費起初由伯父供給，后來靠學校的獎學金。”（《周恩來自述》，第 3頁。）可見，周恩來的學費起初主要還是由其伯父負擔，而他說“后來靠學校的獎學金”，應該指的是類似于我們現在的勤工助學獎學金，即通過為學校打些零工，做些雜務取得報酬。當時南開學校也確實曾設有針對優秀貧困生的勤工助學崗位。張伯苓的兒子張希陸曾回憶道：“在中學期間，總理（周恩來）家境困難，南開學費膳費都很貴，學校讓他刻蠟板，繕寫文件來補貼生活。這類事一般是給好學生干的。我小的時候，還見過校長在經濟上補貼過周恩來同志。”（張希陸：《周恩來——南開最好的學生》，《周恩來青年時代》第 1期，1980年 5月。） 周恩來在南開學校的同學張鴻誥也曾說道：“周恩來同志常利用業余時間給學校抄寫教材資料或刻蠟板掙些錢，幾乎每年暑假期間他都留在學校協助做些教務準備工作，籌集下學期費用。 ”（張鴻誥：《回憶周恩來在南開學校和留日時期的學習與生活》，《周恩來青年時代》第 7期，1986年 12月。）鄧穎超 1983年 9月 6日在南開中學講話時，也說：“他（周恩來）在學校讀書的時候很困難，沒有學費，出不起學費，他半工半讀，他抄寫，他刻蠟板，可以得到一點錢，來維持學校的生活。”（《鄧穎超 1983年 9月 6日在南開中學講話》，《周恩來青年時代》第 6期，1985年 11月。）所以，從以上當事人和親歷者的回憶可以看到，無論是周恩來自己，還是他的同學和親友都在強調周恩來是在課余和假期中勤工儉學繼續學業。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周恩來在南開學校求學期間，并沒有獲得免費生名額。他既不是南開學校少數的免費生，更不是唯一的免費生。他的學費起初主要還是依靠其伯父供給，后來由于學習優秀、品學兼優，通過勤工儉學支持著自己繼續求學。

〔作者郭輝，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館員，天津 300074〕

原載：《黨的文獻》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