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周恩來和陳毅、賀龍等陪同外賓參觀中國第一個綜合性原子核科學技術研究基地——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

1962年11月，為增強國防力量，成立了以周恩來為主任的專門委員會。圖為1963年4月，周恩來和專委會成員賀龍、聶榮臻、張愛萍等在中南海

“兩彈一星”的總指揮、“大管家”、中央專委會主任周恩來為“東方紅一號”的研制、發射而嘔心瀝血的許多秘事，由于是國家的特級機密，加之周恩來歷來反對宣傳自己，而被塵封多年。現在，根據已解密的史料和親歷親聞者的相關口述史料，擷取周恩來的歷史功勛與嚴實精神之要點，以饗讀者。

早在謀劃創建新中國的同時，周恩來就遠見卓識地著手籌劃“兩彈一星”范疇的高新科研項目

早在1949年3月18日，中共中央還在西柏坡的時候，周恩來在解放戰爭即將在全國取得勝利的前夕，致電彭真、葉劍英并轉李維漢，決定派一個代表團到法國巴黎參加保衛世界和平大會，郭沫若任團長，當時在北平研究院原子學研究所工作的清華大學教師、原子核科學家錢三強是成員之一。錢三強提出利用開會的機會，帶些外匯，托其老師約里奧-居里教授幫助購買用于原子核研究實驗的中型回旋加速器的電磁鐵和其他一些圖書、資料等。當時戰爭還在繼續，經濟十分困難，外匯更為緊張。但周恩來收到請示后，立即表示贊成，并詳細交代了外匯支付方法和儀器設備運回的辦法。當時因為冷戰形勢，這一計劃未能實現，但后來從英法回國的中國核科學家用這筆外匯購回了儀器和圖書。

面對美國的核威脅，1952年5月，周恩來主持研究國防建設五年計劃時，就醞釀研究試制原子彈、導彈等尖端武器裝備問題，征詢有關科學家的意見，從各方面進行準備。原航天部法規司司長焦勇在《周總理對中國航天事業發展的關懷與指導》一文中說：“同其他各部比較，周總理對航天部的關心更多，所花費的心血也大，講話、指示也最多。我們粗略統計了一下，在我們編寫的《當代中國的航天事業》一書中，共出現過200多個人的名字，周恩來的名字出現過數十次，是最多的。”

在狠抓“兩彈一星”研制的全部工作中，對于核能與火箭人才隊伍，周恩來特別重視，尤其突出的是千方百計地吸納海外核能與火箭專家回國。在他的號召與關懷下，李四光、鄧稼先、姜圣階、張沛霖、楊承宗等核能專家，于1950年和1951年先后回國，成為核工業領域挑大梁的人物。特別是中國“兩彈一星”領軍人物錢學森擺脫美國羈留得以回國，完全是周恩來外交努力的結果。受周恩來委派負責這項重要任務的王炳南大使曾回憶說：“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中、蘇、美、英、法五大國首腦參加的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日內瓦會議之后，中美大使級會談于1955年8月1日開始，周恩來一方面下令在7月提前釋放抗美援朝時被我方俘虜的美國阿諾德等11名間諜，一方面派人同美方交涉錢學森回國事宜。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政府也于8月1日允許錢學森回國。”經周恩來的精心安排，錢學森一家四口于9月17日，踏上了回國的歸途。同時，核科學家李正武、郭永懷、王承書等也于1955年9月、1956年11月先后從大洋彼岸回到祖國。20世紀50年代末的一次會議上，周恩來說：“中美大使級會談至今沒有取得實質性成果，但我們畢竟就兩國僑民問題進行了具體的建設性的接觸，我們要回了一個錢學森。單就這件事來說，會談也是值得的，有價值的。”

錢學森回國后不久，在葉劍英、陳賡陪同下拜訪周恩來。周恩來向錢學森交代了一項重要任務：“請你寫個意見———怎么組織發展航空、導彈這個研究機構？”1956年2月17日，錢學森寫出了《建立中國國防航空工業意見書》。第五天，即當月的21日，周恩來在日理萬機的情況下，逐字逐句地審閱《意見書》，對個別字、句、標點都做了修改，并在標題下寫上“錢學森”的名字，讓人打印6份送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審閱。

1956年4月11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提出在研制原子彈三人領導小組的基礎上，成立以陳云為主任，郭沫若、李富春、李四光、宋任窮為副主任的原子能委員會和以聶榮臻為主任，黃克誠、趙爾陸為副主任的航空工業委員會的方案，當年12月獲得中央政治局的批準。

1956年10月8日，周恩來批準中國第一個導彈火箭研究機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即航天部前身）正式成立，并開始建設北京的“四大工程”，任命錢學森為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長。這標志著中國航天事業正式創建、史無前例的衛星與火箭研制工作正式開始！

國防部五院是在周恩來親自領導下，白手起家組建起來的。據“兩彈一星”的主要負責人聶榮臻回憶：為了解決組建導彈研究院的技術人才問題，“周總理對我說，‘凡是你要的人都給。你開出名單，然后按名單調人’”。在這一年的5月底6月初，聶榮臻“將需要商調的380名中高級技術人員的名單報送周恩來”，周恩來看后對聶榮臻說：“你們所需要的干部同各部門商調就可以了。”就這樣，任新民、屠守鍔、莊逢甘等30多名專家被選調到導彈研究院工作，與當年分配的100多名應屆大學畢業生一起組成了最初的導彈研究隊伍，加上隨后調入的蔡金濤、黃緯祿、吳朔平、姚桐斌等專家，形成了中國研制導彈的第一批骨干力量。

對于頂尖人才的思想、生活和科研工作，周恩來更是予以特別的關懷。他曾向聶榮臻交代說：“錢學森是愛國的，在政治上要關心他，在工作上要支持他，在生活上要照顧他。”不只是對錢學森，周恩來對所有從事“兩彈一星”研制的科學家和科技人員也都是這樣關懷、愛護和信任的。他經常對“兩彈一星”研制方面的各級領導干部說：“我們如果為科學家服務好了，他們就會為祖國服務得更好。”

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之后，周恩來按照毛澤東的提議切實擔當起領導研制人造衛星的重任

1958年5月17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做第二次講話，談到形勢問題時說：“蘇聯第三顆衛星上天，這是好事。”“蘇聯衛星上天，我們想不想搞個把兩個衛星？我們也要搞一點衛星。”當年，周恩來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以中國科學院為主，組建專門的研究、設計機構，撥出專款，研制人造地球衛星，代號為“581”任務。但因那個年代，國內到處都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創造人類新天地”“敢教日月換新天”“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等口號，違反科學規律的浮夸風盛行，加之國際上對中國封鎖與打壓的嚴峻形勢，中國的“兩彈一星”研制工作起步就異常艱難。1958年8月，解放軍炮擊金門，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叫囂，要對中國進行核打擊，以后又不斷把對中國的核戰爭威脅連續升溫，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照會中國政府，決定召回在中國工作的蘇聯專家，而且不等中國答復，于7月25日就通知說，在中國工作的蘇聯專家將在7月28日開始撤離，9月1日前全部撤完。當時，在中國核工業系統工作的200多名蘇聯專家撤走回國的同時，也把關鍵的圖紙資料全部帶走了。更為嚴重的是，蘇聯停止按合同向中國供應配套設備，使得中國正在建設的核工廠停工、中斷。就在美國對中國不斷進行核威脅和蘇聯背信棄義撤走專家、撕毀合同的同時，中國國內又出現了嚴重的經濟困難，形勢十分嚴峻。

面對困難重重的局面，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經過調查研究，反復討論，毅然做出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彈的重大決策。1962年9月11日，核工業部經過認真討論和研究，向中共中央提出爭取在1964年、最遲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兩年規劃。10月19日，國務院國防工辦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匯報了核工業部的兩年規劃。會上，劉少奇明確表示贊成這一建議，并說經過努力即使1965年搞出原子彈來也是好的；表示中央專委要請周總理出面抓總。10月30日，解放軍總參謀長、國防工辦主任羅瑞卿向中央呈送成立中央15人專門委員會的報告：“最近，核工業部在分析研究了各方面的條件以后，提出力爭在1964年爆炸第一顆原子彈，建議成立中央專門委員會，以加強對原子能工業的領導，根據少奇同志的指示，我們考慮，最好是總理抓總，賀龍、富春、先念、一波、定一、聶榮臻、瑞卿、趙爾陸、張愛萍、王鶴壽、劉杰、孫志遠、段君毅、高揚等同志參加，組成這個委員會，日常辦事機構設在國防工辦。”11月17日，劉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宣布，中央決定由15人組成中央專門委員會，周恩來任主任委員，全面領導原子彈和衛星的研制工作。

1962年11月17日，在中央專門委員會宣布成立的當天，周恩來主持召開了中央專委第一次會議。會議決定，設立中央專委辦事機構———中央專委辦公室，羅瑞卿兼任辦公室主任，趙爾陸兼任常務副主任，張愛萍、劉杰、鄭漢濤為副主任。

1965年3月2日，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領導國防尖端事業的最高決策機構———中央專委會，不僅要管原子彈，而且要管導彈，中央15人專門委員會增加成員。中央專委會增加的委員有石油工業部部長余秋里、電子工業部部長王諍、兵器工業部部長邱創成、造船工業部部長方強、導彈工業部部長王秉璋、物資管理部部長袁寶華、冶金工業部部長呂東。

在“兩彈”研制取得重大成功的同時，在周恩來的領導和指揮下，中國科學院研制人造衛星的工作在各方面都有了突破和進展。1965年8月2日，周恩來主持中央專門委員會認真審議，原則批準中國科學院上報的《關于發展中國人造衛星工作規劃方案建議》，該報告計劃在1970年至1971年發射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命名為“東方紅一號”。人造衛星進入工程研制階段，代號為“651”任務。在這次會議上，他對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提出的具體要求是：“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必須考慮政治影響，要比美國、蘇聯的第一顆衛星先進，技術要新，重量要重，發射機的功率大，工作壽命長，能聽得見聲音。”討論確定的中國發展人造衛星的方針是：“由簡到繁，由易到難，從低級到高級，循序漸進，逐步發展。”會議最后對人造衛星工程進行了明確分工：整個衛星工程由國防科委組織協調，衛星主體與地面控制系統由中國科學院負責，運載火箭由導彈工業部負責，衛星發射場由國防科委試驗基地負責建設。從此，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工程，正式開始進入研制建設階段。據原航天工業部的一位司長回憶：“關于航天事業的建設方針，周總理的思想是非常明確的，就是要少花錢多辦事，避免浪費，強調協作，不要搞大而全。他曾經批評國防科委和七機部，不要搞很多廠子，什么都自己搞，搞起來又沒事干，只相信自己，搞獨善其身。航天事業是綜合技術，不能搞一家獨辦。如果什么都拿過來，就會沒事干。周總理還強調要從我們的實際出發，必須注重投資的效果。”

頂住“文化大革命”的干擾破壞，周恩來采取特殊措施保障人造衛星研制的系統工程得以有序進行

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研制起步之時，“文化大革命”爆發。這就給周恩來領導中國航天事業造成了極大的困難。

1966年9月25日，在第十六次專委會上，周恩來十分遺憾地說，“上次專委會后，就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了，五、六、七、八月想開專委會均沒有開成”，以致延誤了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研制的具體部署。因此，周恩來重點向專委會成員說：“中央已決定工廠企業、研究機關、農村、黨政機關、群眾團體一律不組織紅衛兵。已經組織了的，要協商取消。把勁頭用到科研生產上去。原子彈爆炸，有專家的功勞。這些人不是資本家，不是右派，只要他們積極工作，即便思想上有毛病，工作上還要團結。我們有最大限度的民主，又要有最高限度的集中。集中的權力不能放。”“不應毀的制度要恢復。”周恩來特別要求專委會的成員加強對承擔火箭與衛星研制任務的重點單位的領導，說：“你們要說服二機部等科研、生產機關取消紅衛兵，取消派別，使這些部門正常工作。”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不久，就把七機部搞火箭、科學院搞衛星的分工和部署搞亂了。周恩來和聶榮臻非常著急，立即研究對策。聶榮臻提出了一個特殊的解決方案：“從七機部抽出一部分人，再把科學院搞衛星的人拉出來，組成新的研究機構，叫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新五院）。”周恩來表示同意，并果斷決定把新五院劃入軍隊序列，不搞“四大”，同時指示七機部軍管會，把所有搞運載火箭、人造衛星的專家、科技人員列個名單，登記造冊，報總理辦公室，要求這些人員服從指揮，堅守崗位。不僅如此，周恩來還下令：“任何人都不準沖擊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保證搞運載火箭、人造衛星的專家、科技人員的科研、生產和工作時間，以確保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的研制工作正常進行。”

為了進一步檢查落實保護從事火箭與衛星研制的專家和科技人員的情況，1969年8月9日，在聶榮臻等一大批具體負責航天事業的領導干部“靠邊站”的非常時期，周恩來主持召開有國防工辦、國防科委和二機部負責人參加的國防尖端科研會議，針對一些承擔突破航天工程技術關的專家和工程技術人員不能正常進行研制工作的嚴重問題，鄭重宣布：“由錢學森掛帥，楊國宇（時為七機部分管軍工科研生產的負責人）為政委，你們兩個負責；你（指楊國宇）是政治保證，他（指錢學森）和其他專家要是被人抓走了，不能正常工作，我拿你是問！”與此同時，周恩來批準了一份需重點保護的幾百名工程技術人員名單，鄭重地指出：“這些同志都是搞國防科研的尖子，即使不是直接參加某工程的，也要保護，主要是從政治上保護他們；如果有人要武斗、抓人，可以用武力保護。總之，要想盡一切辦法，使他們不受干擾，不被沖擊。”為了保證衛星與火箭科研生產通行無阻不卡殼，周恩來指示為“長征一號”火箭和“東方紅一號”衛星開具了國務院印的特別公函，有關研制生產單位把這一公函稱為“紅色路條”，憑此“路條”到全國各地各有關單位求援，全部暢通無阻，有力地保證了在動亂中的火箭與衛星研制生產的順利進行。

在保護從事火箭與衛星研制的專家和科技人員的同時，周恩來又想方設法保護航天事業的領導干部。宋健受到沖擊無法工作，周恩來下令對他進行保護，并派人把他送到新疆，使他脫離了混亂的環境。任新民等航天部門的領導干部被造反派揪斗，周恩來知道后指示，“不管哪派群眾都不準沖擊他們”，以使他們負責抓好航天事業各部門和各單位的研制工作。

在領導航天事業隊伍建設的過程中，周恩來特別注意言傳身教地教育、關懷一批由外行變懂行的會做思想政治工作、會抓科學技術工作的航天事業黨政干部，有力地保證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關于火箭和衛星研制、發射的部署與指示的貫徹落實。有一天，在“651”司令部開會，李福澤司令員以十分關切的心情問：“發射臺與火箭對接后，火箭的垂直度調整與方位瞄準時，這一復雜的基礎對準系統的問題解決了沒有？”他又用手比畫著繪聲繪色地說：“火箭的調平瞄準常影響我們預定的發射時間。”錢學森和任新民等專家聽后頓時感到軍隊的老革命司令員，真正都像周恩來一樣，是航天事業的好領導啊！最后，由第一設計部的米克勤對李福澤提出的這個航天科學技術性很強的問題做了回答。

在決勝階段的關鍵時刻，周恩來以超常的精力與智慧指揮“東方紅一號”衛星的研制與發射

航天科學是當今世界的高新尖科學，當時中國經濟與科學水平同先進國家相比，有相當大的差距，加之航天大國對技術進行壟斷和封鎖，因而中國發展航天事業困難既多又大。然而周恩來始終以超常的精力、智慧與嚴、細、實的作風和科學工作方法，以身教重于言教的嚴肅認真、周到細致的楷模風范，精心指揮和要求承擔研制和發射衛星任務的各部門各單位的領導、專家與科技人員都必須確保“東方紅一號”衛星做到“安全可靠、萬無一失、準確入軌、及時預報”的十六字原則。這在火箭與衛星研制的實踐中，不僅成為我全體航天人的座右銘，而且鑄就了中國特色的航天精神。

1966年6月30日，周恩來出國訪問回國途中視察某導彈發射基地，專門觀看由上海機電二局在“紅旗一號”導彈基礎上改進生產的“紅旗二號”導彈的實彈發射。發射取得了圓滿成功，周恩來高興地向全體參加研制、生產和發射的人員表示熱烈的祝賀。12月11日，周恩來主持召開第十七次中央專委會會議，研究人造衛星研制的時間部署問題，說：“1968年把東風三號搞出來，東風四號可以試，洲際導彈也可能搞出來，全部在這四年內解決。”

1969年8月14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上海來京人員，聽取上海機電二局關于航天任務和隸屬關系等問題的匯報，詳細了解上海機電二局的生產情況和今后發展方向的設想后，首先針對領導體制指示說：“上海應加強對二機局的領導，上海機電二局的領導可實行雙重領導，以上海為主。”其次，針對上海機電二局接下來的發展方向還沒有明確的目標、對航天方面的一些新的科研項目要不要上和如何上還有不同意見的問題，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下達新的重要任務：“上海要建航天基地。”接著，他語重心長地說：“科學技術的發展已不允許我們再拖下去了，你們知道，國際上已進入了太空時代，美國已宣布要登上月球了，我們也應該跟上，許多項目不是要不要，而是如何搞的問題。上海不僅要搞好導彈科研生產，而且要研制衛星和運載火箭。北京已經開始在搞了，但上海還是不能放松，上海也要抓緊搞，由國家科委做出安排。科研力量不夠，可以再加強一些，中央的一些在上海的科研單位可以抽調幾個歸航天基地。”最后，周恩來對上海研制衛星和運載火箭的任務做了部署后說：“美國已宣布要向全世界實況轉播‘阿波羅’登月，我們能不能首先把衛星接收設備搞起來，使中國也能看到人類登月球的實況？”在這一指示下達后，上海成立了專門領導研制運載火箭和衛星任務的領導小組，將周恩來交辦的任務命名為“701”工程，在全市開展300多家協作單位的大會戰，這不僅翻開了航天事業歷史新篇章，而且對全國的航天事業和整個國防尖端技術的發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從1969年5月開始，火箭發動機按計劃進行一、二級，二級，二、三級和三級全推力狀態下的四級試車。后因造反派的干擾，二、三級和三級試車遲遲不能按照計劃進行，時間一拖再拖。這一嚴重而又緊急的問題，被時刻關心著“東方紅一號”衛星研制與發射的周恩來知道后，他先后于7月17日、18日、19日和25日四次召開七機部等有關人員參加的會議，親自協調，落實試車計劃，嚴肅地要求兩派的頭頭及群眾代表要顧全大局，服從領導，不準干擾，從而保證了當年8月22日的二、三級發動機試車和9月6日的三級發動機試車獲得成功。

1970年3月26日，“長征一號”火箭出廠前，周恩來在聽取出廠匯報時，告誡大家千萬不要認為工作已經做好了，要繼續仔細地做工作，搞好故障預想。經過廣大科技人員的埋頭苦干，奮發圖強，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和運載火箭研制成功，并安全保密地運到酒泉導彈發射基地。

4月2日，周恩來為了準確掌握衛星的準備情況，將正在發射基地的專家們召到北京，并于當晚7時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他們。周恩來認真聽取了錢學森關于運載火箭和衛星總體情況的匯報。接著，由另外一位專家匯報運載火箭“長征一號”的具體情況。周恩來聽得特別仔細，當聽到彈道參數時，他對幾個參數在筆記本上做了計算，然后提出一個問題：“為什么計算結果與設計指標差了幾毫秒？”這位專家一聽，大為驚嘆，忙解釋說：“對不起，總理，是我把小數點后面的數字四舍五入了。”由此可見，周恩來工作仔細非同一般。接著，周恩來問：“這次衛星發射，預計要飛經哪些國家城市的上空？”錢學森回答說：“要經過也門、烏干達、贊比亞、坦桑尼亞……”周恩來在筆記本上記下這些國家的名字后說：“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飛經以上各國的首都，要事先預報出時間，這件事要做好，做準確。”周恩來最后又特別關切地說：“各項工作一定要做到嚴肅認真，周到細致，穩妥可靠，萬無一失。”

4月14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中央專委會會議，再一次聽取衛星發射各個系統工作準備的情況。有位專家匯報時先念了一段毛主席語錄，再要念第二段時，周恩來說：“直接講衛星的情況吧，我看毛主席語錄就不用念了。”當匯報到衛星會飛經蒙古上空時，將蒙古說成“蒙修”，周恩來插話說：“蒙古就是蒙古嘛，蒙古修了，難道領土也修了？不要什么都講修呀修的。”周恩來一邊仔細聽著匯報，一邊提出問題，問道：“衛星能不能準確入軌，能不能清晰地播放出《東方紅》樂曲……還能測量哪些空間物理參數？”這次會議從晚上7時一直開到深夜零時，整整5個小時，中間沒有休息。周恩來自始至終精神飽滿，邊聽，邊問，邊記錄，一絲不茍，令人欽佩。

4月24日15時50分，周恩來給在導彈發射基地的國防科委副主任羅舜初打去電話：“毛主席已批準了今天晚上的發射！”這一消息立刻傳遍整個基地，試驗場人聲鼎沸，人人臉上都洋溢著激動的笑容，同時人人心里又都有點忐忑不安。全體工作人員在欣喜若狂過后，隨即投入到緊張的最后檢查各道工序的工作中。

當天21時15分，周恩來向導彈發射場發去關切的指示：“不要慌張，不要性急，要沉著，要謹慎，一定要把工作做好，爭取一次成功！”

21時35分，“東方紅一號”衛星在轟鳴聲中被火箭托舉著升上太空。18秒后，火箭按程序轉彎，朝東偏南方向飛去，瞬間消失在浩瀚的蒼穹之中。15分鐘以后，指揮所接到衛星傳來的信號，衛星與火箭分離，衛星進入軌道。

21時50分，國家廣播事業局報告，已經收到“東方紅一號”衛星播放出來的《東方紅》樂曲，聲音清晰洪亮。從這一刻開始，拉開了中華民族進軍太空的序幕。

22時，周恩來接到羅舜初從現場打來的電話報告：“衛星入軌，并已收到播放出的《東方紅》樂曲。”周恩來激動地從椅子上站了起來，連聲說：“好！很好！”當即向毛澤東報告了這一特大喜訊。

4月25日，周恩來飛抵廣州。當晚，他在主持招待出席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級會議的柬埔寨、老撾、越南南方共和、越南民主共和國“三國四方”領導人所率代表團的盛大宴會上，以洪亮的聲音宣布：中國成功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話音一落，與會者備受鼓舞，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表示熱烈祝賀！新華社在這天晚上，受權向全世界宣布：中國“成功地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用20.009兆周的頻率，播送《東方紅》樂曲”。更為可喜的是“東方紅一號”衛星至今仍在宇宙遨游，播送的《東方紅》樂曲地面仍可接收到，完全達到了當年周恩來具有科學預見性的高標準要求，實現了周恩來的具有中國豪邁氣概的航天夢想：“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必須考慮政治影響，要比美國、蘇聯的第一顆衛星先進，技術要新，重量要重，發射機的功率大，工作壽命長，能聽得見聲音。”

在共和國的偉大航天事業的史冊上，周恩來與“東方紅一號”衛星占據了開創性的光輝的一頁

據中共中央檔案館保存的中央專門委員會的記錄所載，周恩來一共主持召開了40多次中央專委會議，還有若干次中央專委小會。這些會議記錄上留下了他為中國“兩彈一星”研制、發射成功所付出的心血和非凡的膽略與才華。他對中國“兩彈一星”和其他尖端事業各個領域的發展，發表了許多精辟而具科學性的見解，無論在當時還是今天以及今后，都具有指導意義。

《周恩來年譜》記載：1972年11月21日，周恩來再次召集有關部門人員開會，聽取關于葛洲壩工程問題匯報。他在會上說：“解放后二十年我關心兩件事，一個水利，一個上天（指導彈、衛星）。這是關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雖是外行，也要抓。”周恩來關心的“上天”，是以“兩彈一星”為代表的航天尖端科技事業，是國家科學技術、工業、國防現代化水平的主要標志，直接關系到國家的強盛、民族的安危、世界的和平。

1974年4月12日，周恩來抱病最后一次主持中央專委會會議。他在會議快結束時，用滿懷深情和希望的眼神看著與會人員，叮嚀大家說：“中國的尖端事業，現在還處在初級階段，一定要爭取時間，盡快搞上去。”這是他對中國尖端事業留下的最后的聲音。不久，他病重住進了醫院，中國的航天人再也聽不到他們無比熟悉、無限崇敬的周總理親切關懷的聲音了。

1988年10月24日，鄧小平視察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時，高度評價了以周恩來為主任的中央專委會領導“兩彈一星”的成就：“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興旺發達的標志。”

中央專委會重要成員聶榮臻對英國作家———《周恩來和他的世紀》的作者韓素音女士說：“中國從事原子彈和導彈技術都應歸功于周恩來。”被周恩來親切地稱為“小鄧”的“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鄧稼先深情地說：“周總理作為中央專委的負責人，給中國的核事業與航天事業注入了說不盡道不完的智慧、勇氣、忠誠與力量，使得在封鎖、禁運和孤立的國際環境下，完全靠自己的拼搏取得一次又一次的成功，都凝聚著周總理的心血！”著名氣象學家、地球物理學家趙九章和著名科學家錢學森說：在“兩彈一星”方面，“總理是有偉大功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