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一生讀了許多文史哲經書籍，寫了大量批語，提出精辟獨到的見解。這是他寫的部分批語。

1970年10月1日，毛澤東和斯諾及夫人在天安門城樓上。同年12月，在和斯諾的談話中，表示歡迎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中國，改善中美兩國關系。

作為改變中國人民命運的一代偉人，毛澤東如何評價自己和自己的著作，是一個有趣而耐人尋味的話題。這里，筆者挑選了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對自己和自己著作的評價四則，以饗讀者。

《毛選》四卷是“血的著作”，“是群眾教給我們的”

1964年3月24日，毛澤東同薄一波、李先念、譚震林等談話。在談到全國正在掀起一個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熱潮時，他說：“那都是以前的著作了。現在也很想寫一些東西，但是老了，精神不夠了。《毛選》，什么是我的？這是血的著作。《毛選》里的這些東西，是群眾教給我們的，是付出了流血犧牲的代價的。”

所謂“血的著作”，即是說，《毛澤東選集》是斗爭的產物，是被逼出來的。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同外賓談話時多次說，自己原來是個小學教員，只是因為形勢的變化和責任感使然，被逼上革命道路的。面對強大殘酷的敵人，要取得革命勝利，就逼迫著我們要制定正確的方針政策，形成正確的理論。在此過程中要流血犧牲，因而是“血的著作”。

所謂“是群眾教給我們的”，即是說，《毛澤東選集》不是憑空產生的，是人民革命戰爭實踐的經驗總結，是在不斷學習特別是不斷向群眾學習的過程中形成的。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多次說過，自己并沒有什么偉大，不過是從群眾那里學了點東西。

在其他談話中，毛澤東也多次表達過上述兩層意思。

1962年9月29日，毛澤東會見錫蘭（今斯里蘭卡）駐中國大使佩雷拉。當佩雷拉說，他學生時代就讀過毛主席的著作，并通讀了《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時，毛澤東在回顧了中國近代歷史的進程后說：“我們經過了28年的斗爭，其中22年是武裝斗爭。當中也經歷過好幾次失敗，幾起幾落。我寫的文章就是反映這幾十年斗爭的過程，是人民革命斗爭的產物，不是憑自己的腦子空想出來的。先要有人民的革命斗爭，然后反映在我們這些人的腦子里。既然有人民革命斗爭，就產生要采取什么政策、策略、理論、戰略戰術的問題，栽了跟頭，遭到失敗，受過壓迫，這才懂得并能夠寫出些東西來。”

1963年9月9日，毛澤東在會見新西蘭共產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威廉斯時說：“我認識中國經過很長的時間，走過很長的道路，有勝利，也有失敗。”“我向馬克思學習，向列寧、斯大林學習，向敵人學習，最重要的是向群眾學習。”

1964年5月17日，毛澤東會見意大利東方出版社代表團和奧地利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刊物《紅旗》代表團，談到打仗問題時說：“我打了25年仗。由于偶然性，我沒有被敵人打死。在1927年以前，我是沒有準備打仗的。在城市中工作的人，知識分子，留戀城市，舍不得離開城市跑到鄉村中去，包括我自己也是這樣。人們說我怎么英明，那是假的，是帝國主義和蔣介石使我在城市中存在不下去。他們用恐怖的殺人辦法，逼得我和許多同志向敵人學習，蔣介石可以拿槍殺傷我們，我們也可以拿槍殺傷他們。我講一點經驗。解決土地問題，調查農村階級情況和國家情況，提出完整的土地綱領，對我來說，前后經過10年時間，最后是在戰爭中、在農民中學會的。”

毛澤東說《毛選》不是“我的”，也包含著《毛澤東選集》是集體智慧結晶的意思，這其中當然也凝結著無數先烈“流血犧牲的代價”。1962年12月3日，毛澤東會見巴西客人拉格爾·柯索伊夫人和阿馬里利奧。當阿馬里利奧談到毛澤東的著作在巴西很受歡迎，毛澤東寫的詩也很受歡迎時，毛澤東說：《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這是1946年到1949年的革命的不完整的記錄，只是一個輪廓。要完全的記錄那就多了，我們的報上有許多文章，別的同志也發表了不少的言論”。當拉格爾談到相信巴西革命最后會勝利時，毛澤東說：“不是這些人勝利，就是那些人勝利。比如在我們中國，我們這些人留下來了，這只是偶然留下來沒有被打死的。總有人會取得勝利，這是必然的。至于什么人領導，是張三還是李四，是帶有偶然性的。”可見，革命勝利了，但毛澤東并沒有忘記已經犧牲的先烈們，他認為，《毛澤東選集》不只屬于他毛澤東自己，更屬于那些為革命流血犧牲的人們。

我“對已發表過的東西，完全滿意的很少”，“只有一篇好的”

毛澤東不僅是一位政治大家，也是文章大家。那么，對于自己的作品，毛澤東究竟是怎樣看待的呢？

1965年1月23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聽取余秋里匯報計劃工作革命問題和長期計劃的一些設想。當余秋里匯報到要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時，毛澤東說：“我的那些東西還有用？那些是歷史資料了，只能參考參考。”“我只有一篇好的——《實踐論》，還有點用。”1968年8月13日，他在會見由中央政治局委員貝契和迪尼組成的意大利共產黨（馬列）代表團時還說道：“我沒有什么著作，只是些歷史事實的記錄。”

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之前的著作，反映了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從這個角度看，“歷史資料”“歷史事實的記錄”的說法，倒也實事求是。但這里，毛澤東主要是想說明自己的著作在現在看來是沒多大用了，這當然是自謙之詞。

那么在之前的這些著作中，有沒有毛澤東現在還能看上眼的呢？有，那就是《實踐論》“還有點用”。1956年3月14日，毛澤東在會見越南勞動黨中央總書記長征、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中央總書記艾地時還說過：“對已發表過的東西，完全滿意的很少。如《實踐論》就是比較滿意的，《矛盾論》就并不很滿意。”可見他對這兩篇著作的重視。

1959年5月15日，毛澤東會見智利政界人士。當客人談到他們當中有教哲學的大學教授時，他說：“我也喜歡哲學，但我是學哲學的學生。”1961年12月5日，他在杭州會見委內瑞拉加拉加斯市議會代表團。當代表團團長、加拉加斯市議會副議長談到他家里掛了馬克思、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等人的畫像時，毛澤東說：“我的畫像不值得掛。馬克思寫過《資本論》，恩格斯寫過《反杜林論》，列寧寫過《談談辯證法問題》，他們的畫像是應該掛的。像《資本論》《反杜林論》這樣的作品我沒有寫出來，理論研究很差。人老了，也不知道是否還能寫出些什么東西來。”

恩格斯的《反杜林論》是哲學著作，《資本論》雖不是哲學著作，但其中蘊含的哲學思想和邏輯結構，令人嘆為觀止。毛澤東對這兩部著作的欣賞，很明顯反映出他對哲學的偏愛，這也就能夠理解，在《毛選》四卷中，他為何獨獨偏愛《實踐論》和《矛盾論》了。

毛澤東是一個從“此岸”思考“彼岸”的人，他不僅是一個政治家和革命家，也是一個思想者和哲人。在這樣的人眼中，一般性的、應用性的研究和著作都是等而下之的，真正的創造性體現在根本的哲學理論上。

順著這樣的思路，新中國成立后的著作，就更不會入毛澤東的法眼了。

1964年6月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當康生提到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二版時，毛澤東說：“現在學這些東西，我很慚愧，那些都是古董了，應當把現在新的東西寫進去。”當陶鑄、李雪峰提出要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時，毛澤東說：“那沒有東西嘛！”一句“沒有東西”，鮮明地反映出他對自己新中國成立后著作的態度。

1966年3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當談到編輯《毛選》第五卷、第六卷時，毛澤東說：“我也沒有寫什么，不如第四卷。”1969年5月26日，他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聽取中央軍委辦事組的工作匯報。談到編輯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六卷時，他說：“我興趣不大，我也不看。”這些倒也不完全是自謙之說，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毛澤東的真實想法。對于他這樣的思想者來說，一般性的東西確實引起不了他在思想上的興奮。

然而，毛澤東畢竟是一位政治家，如果事涉政治，那就另當別論了。1965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停靠蚌埠的專列上同安徽省委負責同志談話，當安徽省委負責同志匯報到“四清”運動中，運用主席著作很能解決問題，思想就通了時，毛澤東讓人拿出一本《毛主席語錄》給大家看，并說：“這本書共有33章，夠了，比孔夫子的著作還多，老子的文章也只有5000字，還沒有這個本子這么多。這個本子不錯。”李葆華等說：群眾很歡迎這本書，最好一個生產隊發一本，我們已向中央辦公廳提出這個要求，這次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也提了。毛澤東說：“好嘛，向中央辦公廳要，提不通，到下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再提。”《毛主席語錄》雖然是摘錄式，但都是毛澤東的原話原著。這一次，毛澤東對自己的著作發行持肯定態度了。

“我算賢人，是圣人的學生”

1971年11月20日，毛澤東接見來京參加武漢地區座談會的武漢軍區和湖北省黨、政負責人曾思玉、王六生、劉建勛等。在談到個人崇拜問題時，毛澤東說：“我勸同志們看看魯迅的雜文。魯迅是中國的第一個圣人。中國第一個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賢人，是圣人的學生。”

圣人，賢人，都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概念。所謂圣人，大抵是才德兼備、止于至善之人。圣人的意義不僅在當下，更在于千秋萬代，是有限空間中的無限存在。中國古代有立功、立德、立言之說，被稱之為圣人的，可能現實中并沒有建立多大的功業。但是，他們必定有立德、立言之舉，而且不是一般的立德立言，必定是開風氣之先的，或只開風氣不為先的。因為圣人追求的是終極的東西，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的人。

毛澤東崇拜圣人，這更加驗證了上面所說的，毛澤東是一個從“此岸”思考“彼岸”的人。作為政治家，毛澤東建立了名垂青史的卓越功勛；但是作為思想者，毛澤東更看重超越當前的長遠精神存在。

青年時代的毛澤東，曾經在《講堂錄》中將人分為辦事之人、傳教之人、辦事而兼傳教之人3種，并認同“帝王一代帝王，圣賢百代帝王”的說法。在他看來，圣賢是傳教之人；帝王、王侯將相則是辦事之人，說得不好聽一點，是在思想上為圣賢“打工”的。而他自己的人格追求和榜樣，則是辦事而兼傳教之人，就是不僅有當下的功業，也有長遠的精神思想。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會見斯諾。在談到個人崇拜問題，談到“文革”后對他本人“四個偉大”（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的稱謂時，毛澤東說：“什么‘四個偉大’，‘GreatTeacher，GreatLeader，GreatSupremeCommander，GreatHelmsman’，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一概辭去。”對“教員”“導師”稱謂的看重，再次表明了他超越塵世功名、縱橫歷史長河的精神追求。

毛澤東崇拜圣人，但他并不認為自己是圣人，而只認為自己是賢人。所謂賢人，就是圣人的學生，孔子作為圣人，其門下有七十二賢人。

值得說道說道的是，毛澤東認為，中國的第一圣人并不是孔子，而是魯迅。在千年的封建社會，孔子一直被尊稱為第一等的圣人，為什么毛澤東偏偏認為魯迅是第一圣人呢？這就涉及到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和看法。

延安時期，毛澤東就將魯迅視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視為“空前的民族英雄”，視為無產階級文藝隊伍的“總司令”，給予其很高的評價。1949年12月，在蘇聯訪問的毛澤東在同工作人員談話時說：“我就是愛讀魯迅的書，魯迅的心和我們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晚讀魯迅的書，常常忘記了睡覺。”

一句“息息相通”點明了毛澤東推崇魯迅的緣由。孔子是圣人，但那是封建文化的圣人。而魯迅，則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旗幟，是無產階級文化的圣人，對于我們共產黨人來說，“魯迅的心和我們是息息相通的”，自然被毛澤東視為超越孔子的第一等圣人了。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多次提倡領導干部讀點魯迅，特別是讀魯迅的雜文。他認為，魯迅的文章對中國國民性的把握和刻畫，很具深刻性和革命性，同時魯迅既解剖別人，又無情地解剖自己，并且解剖自己嚴過解剖別人，這一精神也是值得共產黨員學習的。

還值得一提的是，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在寫給江青的那封令后人反復揣摩研究的信中，也提到了魯迅。他說：“晉朝人阮籍反對劉邦，他從洛陽走到成皋，嘆道：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魯迅也曾對于他的雜文說過同樣的話。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歡他那樣坦率。他說，解剖自己，往往嚴于解剖別人。在跌了幾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

此時，“文化大革命”剛剛發動，毛澤東的內心一定不平靜。“文化大革命”發動了，但是，自己的這一決策正確嗎？他內心似乎并不十分肯定。此時的他想起魯迅，想起那個他心目中的圣人，想起那個與他“心是相通”的人，該有怎樣跨越時空的精神對話呢？

“‘萬壽無疆’，天大的唯心主義”

1956年9月13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談到中央領導機構的設立問題時說：“我說我們這些人，包括我一個，總司令一個，少奇同志半個(不包括恩來同志、陳云同志跟小平同志，他們是少壯派)，就是做跑龍套工作的。我們不能登臺演主角，沒有那個資格了，只能維持維持，幫助幫助，起這么一個作用。你們不要以為我現在在打退堂鼓，不干事了，的確是身體、年齡、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別人了。”

此時，毛澤東年逾花甲，已感覺自己在“身體、年齡、經歷各方面都不如別人了”，所以他提出在適當的時候要辭去主席之職。

進入60年代后，古稀之年的毛澤東，談衰老、死亡之類的話題就更多了。

1963年11月2日，他在會見尼泊爾王國全國評議會代表團全體成員時，談到我國工業發展面貌幾十年后會起變化后說：“那時我已去見上帝了，我只有一個五年計劃，再多就沒有意思了，干不了什么工作。”12月12日他在會見秘魯共產黨左派代表何塞·索托馬約一行時，又說：“我年紀大了，能做點工作，看看同志們，就是幸福。雷聲大，雨點小，有名無實不好，我不喜歡做一個這樣的人。”

人生七十古來稀，1963年恰逢毛澤東的古稀之年。他上述這些話，反映了他對生命和人生價值的看法。他認為，人活著如果干不了什么工作，就“沒有意思”，人生就沒多大價值了。

1966年，毛澤東73歲。這年1月29日，他在給周世釗的復信中說：“數接惠書及所附大作詩詞數十首，均已收讀，極為高興。”“看來你的興趣尚濃，我已衰落得多了，如之何，如之何？”周世釗比毛澤東小4歲，看到年近古稀的老朋友仍然“興趣尚濃”，創作不斷，毛澤東很是高興。而一句“我已衰落得多了”，感嘆之情溢于言表。連續兩個“如之何”，是嘆自己，還是嘆國家，還是兼而有之？

如果說，在1956年毛澤東說自己精力衰落，要預備接班人之事，還是一種未雨綢繆的長遠打算；那么到了20世紀60年代后，隨著自己的衰老，特別是隨著他對國內修正主義擔憂的加劇，他的這種政治上安排接班人的心情就更加迫切了。

1966年6月10日，他在杭州會見胡志明時說：“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為我們中國常說七十三、八十四。我明年七十三了，這關難過，閻王爺不請我自己去。杜甫有首詩說：‘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一切事物都是一分為二，對立統一，事物總是有兩個對立面。如果只有完全的團結，沒有對立面，就不符合實際。全世界的黨都分裂嘛！馬克思、恩格斯沒有料到他們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為反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創立和領導的黨——德國社會民主黨、法國社會黨等，在他們死后就成為資產階級的黨。這條不注意，要吃虧的。只要理解了，我們有準備，全黨大多數人有準備，不怕。我們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究竟是誰，是伯恩斯坦、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不得而知。要準備，還來得及。總之，是一分為二，不要看現在都是喊‘萬歲’的。”

說自己“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當然是夸張的說法。但毛澤東的上述這段話，確實鮮明反映出已逾古稀之年的他，對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擔憂之情，也反映出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復雜心態。

毛澤東的初衷是要反對修正主義，但結果怎樣，他還不確定，無非好的、壞的，黨分裂或團結，兩種結果，總之“一分為二”。開展“文化大革命”，他要用那些喊“萬歲”的人，但這些人靠得住嗎？是否只是為了打鬼，而將他當作“鐘馗”呢？聯系一個月后他給江青的那封著名的信，毛澤東對他古稀之年發動的這場革命的“自信而又不自信”的復雜心態，盡情流露。

進入20世紀70年代，特別是九一三事件后，耄耋之年的毛澤東進入壯士暮年。

1975年，因患眼疾不能讀書的毛澤東，多次聽讀南北朝文學家庾信的《枯樹賦》。當聽到其中“此樹婆娑，生意盡矣”“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凄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等句時，不禁失聲慟哭。他自己十分看重的“文化大革命”已進行近10年，可結果好像并不如他最初想象的那么如意，淚水中反映了他“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的無奈之感。

1975年10月1日上午，毛澤東既沒有看書，也沒有睡覺，他靠在床頭沉思時自言自語地說：“這也許是我過的最后一個國慶節了，最后一個‘十一’了。”隨即轉向身邊的工作人員，問：“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個‘十一’了吧？”工作人員說：“怎么會呢？主席，您可別這么想。”毛澤東認真地說：“怎么不會呢？哪有不死的人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澤東豈能例外？‘萬壽無疆’，天大的唯心主義。”

毛澤東是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盡管在“文革”期間被高唱“萬壽無疆”，可是他自己知道，自己在生理上是不可能萬歲的。晚年的他還曾多次對身邊人員戲稱，將來我死后你們要開慶祝會，慶祝辯證法的勝利。

晚年的毛澤東對自己的生死是看得很開的，但仍難免一種壯士暮年的孤獨蒼涼之感，而對于國家的命運，他則存有更多的擔憂和無力感、無奈感，甚至有些許的失望。但是，失望并不代表絕望。作為一位哲人，他相信，有些事當下不一定就要苦苦追尋答案，千秋功過，自有后人評說。“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作為一位辯證法大師，他相信，物極必反，一切矛盾終會在歷史的長河中得到合理的解決。“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他相信，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住這個偉大國家和偉大人民繼續前進的步伐。

本文原載于《湘潮》201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