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民晚報》刊登了“最原始的紅軍長征回憶錄稿本在上海”的新聞報道，說上海魯迅紀念館發(fā)現了一件非常珍貴的文物：由親歷長征的紅軍將士在長征勝利1年后撰寫的長征回憶錄《二萬五千里》（又名《紅軍長征記》）謄清稿本。《北京日報》也以“最早長征記，撥開塵封見真跡”為題，報道了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珍藏的《紅軍長征記》被發(fā)現的經過以及《二萬五千里》謄清稿本的來歷和故事。《紅軍長征記》再次引起關注，進入讀者的視線。

粗糙質樸地寫出偉大生活

《紅軍長征記》的編輯是在當時國內外特殊的歷史條件下進行的，一是為了國際宣傳，二是為了在國內外進行大規(guī)模的募捐運動。

1935年10月，紅一方面軍到達陜北后，由于國民黨軍隊的經濟和軍事封鎖，紅軍的生存極為艱難。毛澤東希望通過向國內外各界募捐，來緩解陜北的困難。1936年8月，美國記者斯諾進入陜北紅區(qū)采訪，毛澤東認為這是向全世界宣傳紅軍的好機會。8月5日，毛澤東與楊尚昆聯(lián)名，向參加過長征的同志“為《長征記》征稿”，點燃了紅軍將士創(chuàng)作的熱情。

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徐夢秋、丁玲、徐特立、成仿吾等人分頭編輯，丁玲任主編。經過加工修訂，編委會選定110篇、30多萬字，裝訂成上下兩冊，取名《二萬五千里》，1937年2月底在延安編完，由朱德題寫書名，并謄寫了幾部書稿。

但因國共合作局面的形成、抗日形勢的發(fā)展和編輯人員的離開等原因，《紅軍長征記》推遲到1942年11月，始在延安排版印刷，作為“黨內參考資料”內部發(fā)行，這個內部版《二萬五千里》遂改名為《紅軍長征記》，分上下兩冊，32開，412頁。其中文章100篇、詩歌10首、戰(zhàn)斗英雄名錄2份、附表3份。

《紅軍長征記》“關于編輯經過的說明”中這樣寫道：“所有執(zhí)筆者多半是向來不懂得所謂寫文章，以及在槍林彈雨中學會作文章的人們，他們能粗糙質樸地寫出他們的偉大生活、偉大現實和世界之謎的神話，這里粗糙質樸不但是可愛、而且必然是可貴。”這說明，這部書的作者大都是戰(zhàn)斗在前線的紅軍將士，丁玲贊揚他們是“文藝戰(zhàn)線上的‘無名英雄’”，他們的所見所聞所寫，皆來源于他們親身經歷的戰(zhàn)爭生活，鮮活、生動、質樸、原生態(tài)，是這部書主要的內容特色。

線性布局立體反映長征

翻閱《紅軍長征記》，首先看到的是“出版前言”“原出版者的說明”“原編者關于編輯經過的說明”“為出版《長征記》征稿”，都是關于此書的歷史文獻資料，從中可以看到該書的成因及復雜曲折的編輯出版經過，讓人窺見到當時的歷史風貌。書中雖收錄了毛澤東關于長征的著名詩篇《七律·長征》《清平樂·六盤山》以及其他紅軍將士創(chuàng)作的革命詩篇，但還是以敘事紀實體裁為主。

因為是群眾性的文藝創(chuàng)作，寫作者的觀察聚焦的視角不同，反映出的長征生活是多側面、立體全方位的。因此，此書的編輯體例和框架，非常注意歷史時間、歷史事件發(fā)生的線索特點，呈現的是一種線性結構和布局，能夠給閱讀者提供一種先后有序的閱讀感知，有利于讀者感知歷史進程。

比如，書中收錄的前幾篇《出發(fā)前》《暫別了，江西根據地的弟兄！》《離開老家的一天》，讓讀者看到了紅軍長征之初的情形，中部是《緊急渡湘水》《在重圍中》《渡烏江》《婁山關前后》《遵義日記》等文。《南渡烏江》《從金沙江到大渡河》《飛奪瀘定橋》《吳起鎮(zhèn)打騎兵》，書寫的都是紅軍長征途中的著名歷史事件、著名戰(zhàn)役，構成了一個關于長征的完整的閱讀體系。在這個系統(tǒng)中，各歷史資料既有相關性和連貫性，也注意了獨立成篇。全書所有的文章，擔負起了書寫歷史、記錄歷史的任務。

呈現長征原生態(tài)

《紅軍長征記》是集體創(chuàng)作結出的碩果。這場由毛澤東親自發(fā)起的征文活動，可說是中共黨內和軍內第一次大規(guī)模的集體文化創(chuàng)作活動，作者均為參加過長征的紅軍將士，許多剛經歷過長征的高級將領百忙之中也參與了寫作，有的還寫了多篇。

翻開書中的目錄，我們會看到董必武、李富春、張云逸、譚政、陸定一、劉亞樓、彭雪楓、謝覺哉、徐特立、蕭華、楊成武、舒同、陳士榘、莫文驊、鄧華、黃鎮(zhèn)、耿飆……他們后來大多成為黨和國家、軍隊的重要領導人，足見該書的價值。

《紅軍長征記》的誕生，證明了紅軍是一支能文能武的軍隊，不僅在戰(zhàn)場上英勇善戰(zhàn)，在文藝創(chuàng)作上也留下了輝煌篇章。完成這本書的編輯工作后，丁玲非常感慨：“現在這部破世界紀錄的偉大史詩，終于由數十個十年來玩著槍桿子的人們寫出來了，這是要使帝國主義的代言人失驚的，同時也是給了他們一個刻骨的嘲弄。”

《紅軍長征記》為斯諾關于長征的寫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斯諾說，他1936年10月離開陜北時，“帶著一打日記和筆記本，30卷照片，還有好幾磅重的紅軍雜志、報紙和文件。”其中就有《紅軍長征記》的部分原稿。斯諾后來寫成《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其中許多素材便采自《紅軍長征記》中的稿件和圖片，由此，紅軍長征的故事和英雄事跡被廣泛介紹到世界各地。

《紅軍長征記》具有極為珍貴的價值。說它珍貴，是因為這本書是我黨我軍歷史上最早、最真實、最具文化特色的紅軍長征回憶錄，最真實、最質樸、最直接地呈現了長征的最初的原始形態(tài)，字里行間閃耀著徹底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和革命理想主義的光芒。這些樸素、真實、原始的文字，在長征回憶文本中具有無可替代的歷史地位，其文獻價值也是最高的。

《紅軍長征記》在文化史、軍事史上的價值，它的文獻學價值和文藝史學價值，已得到研究者的廣泛認同和高度重視。值此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之際，重讀《紅軍長征記》，給我們提供了溫故知新的歷史啟迪。